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全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全面推进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就是规范权力运行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化解风险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运用现代的风险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方法，深入排查每位从业人员在其业务流程的每个业务环节上存在的风险点，亮出其岗位的权力，使岗位风险暴露无遗。对国有企业的从业者，要从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风险辩识和评估，制定防范措施、进行有效的过程管控。
　　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常态化后，就会使业务流程中每个业务环节上的每个人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能够让自上而下的监督、同级之间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相匹配，形成监督合力。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前提是在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考核评估纠错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础上，只有政令畅通、有令必行、有错必纠、有过必惩，才能真正构建起国有企业的廉洁风险防控管理体系。
　　有一句说得好，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再好的政策只有执行好，才能称之为好。但在国有企业，作为该项工作执行者的纪检监察部门却无力独自担负。因其在企业中的职能被弱化、边缘化，基本保障被忽视，给实际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是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不健全。少数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将企业党群部门进行精简压缩，而纪检监察部门是被“精简合并”的首选对象；试问，一个政治地位低，还要听命于行政领导的纪检监察人员如何能做好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如何实现下对上的监督呢。二是是办案经费不足。少数企业没有对纪检监察工作列支专项经费，导致工作受到限制；三办公装备不齐。有的企业没有给予纪检监察工作必需的支持。甚至开通互联网已成为一种奢望。四是纪检监察人员待遇低下。纪检监察人员政治地位低，成长进步速度过慢，工资福利待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致无人愿意从事此项工作……
　　以目前的这种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只能由纪检监察人员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的兼职纪检监察员进行。但这种工作方式的成果只能停留在企业的基层，似乎对中层以上领导无实际意义。因为规章制度都是领导要求编制的，而违反规定、制度的往往都是领导。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风险点：如应招标而不招标，或以将项目化整为零方式规避招标；未经上级或有关部门核准或批准而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或不招标；虚假招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指使他人先采购后补计划；私下与供应商的业务员进行接触或接受其宴请、馈赠等等。诸如这类风险点，可以说各大企业均存在。但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有效管控吗？存在这些风险点的岗位应该是企业各领导班子岗位，可一个身处基层的纪检监察人员又如何去实现下对上的风险防控呢？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发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后续的处理、防范机制却是蜻蜓点水。要么是责任人受不到应有的处分，要么是防控措施修订不到位，要么是涉及到某某领导而被和谐掉……
　　面对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常态化运行，我们思考：
　　（1）有益尝试改进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方式：目前这种纪检监察人员牵头、以部门自查为主的模式是否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2）是否该给予纪检监察人员相应的政治地位？
　　（3）是否应该恢复纪检监察人员执纪问责的权限？
　　（4）工作性质的定位：此项工作归党委领导还是归行政领导？为防止出现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的情况，是否该将此项工作独立于行政之外？
　　面对以上的思考，答案已经不言自明：要充分发挥廉洁风险防控机制的“防范”和“管控”腐败的功能，首先就要解决当前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健全纪检监察机构，增加纪检人员编制。其次，要给予纪检监察机构与行政机构同级别配置，使其具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同时，恢复纪检监察人员执纪问责的权限，也就是在工作中必须给予纪检人员考核权限。再次，要解决纪检监察人员人事关系不独立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人员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行政“一把手”手中，纪检监察人员对其不能监督也不敢管控。这也直接给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扣上了只对群众不对领导、走过场、流于形式的帽子。
　　而时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1）将纪检监察机构从挂靠的二级部门中分离出来，独立行使职能。使防控工作能够更进一步，防控范围扩大至中层领导一级。
　　（2）增加纪检监察编制，完全由纪检监察人员来进行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3）重新审订无法管控的风险点，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防范措施。
　　综上所述，改变现有的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是真正开展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离开这一基础，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将无法有效进行。面对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不正当竞争下的商业贿赂，国有企业的腐败现象已呈现高发态势。在国家的纪律检查体制大改革的东风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体制的变革也应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