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里的父亲

　　 小时候大家饿肚子，我家就不同，大自然养着我，碗里都有好吃的。我妈去世前，都还常常说，你爹那个老鬼啊，星期天一休息，就去大沟里捉鱼挖黄鳝，回来用油煎好，让你一直吃到星期三。
　　 早早地，太阳还没出来，父亲就把那个破旧的小鱼篓麻利地系在腰上，扛起锄头，拿上瓷脸盆、撮箕，出发了。那时候，小孩子没有玩具玩，我妈说我吃鱼吃黄鳝到四五岁时，就不甘心在家里坐等父亲，吵着要跟父亲出去了。
　　 父亲带着我欢快地走着。遇到凸凹不平难走处、跨沟处，父亲就把我抱起来，背到背上。他手里有好多东西，背我有些困难。他用右手扶着肩上的锄头，左手拿着瓷盆别到身后，搂住我，跨过沟，才放下来。我蹦蹦跳跳，踩着沟埂，一摇一晃穿过栽满稻谷的绿茵茵的田野，不时伸手去捉捉蜻蜓、蝴蝶，惊叫几声。来到大沟边，父亲伸出宽大的手掌，一下一下压平杂草，抱来一个扁平的石头，叫我坐上去，不要大声讲话，父亲说，“你一讲话，鱼被吓跑你就吃不到了哦。”
　　 父亲叮嘱完毕，脱掉上衣，光着身子，彎腰卷起裤腿开干。他举起锄头，一锄头一锄头挖沟边的土，一大块一大块放在沟里堵断水流。我现在写作此文时，已到了父亲当时的年纪，仍能清楚看见父亲挖土的动作，他那时候正当年啊，有使不完的力气，浑圆的胳膊用力挥动，挖土的姿势轻巧优美。他双手把锄头高高举起，使劲挖下去，一块裹着草的泥土，就牢牢贴在了锄头上，父亲再用一只手拎起锄头，轻松地把这块挖起的土填进水沟，等把沟里的水流截断，形成一个小水塘，父亲就把撮箕放在土埂外边，拿起盆，一下一下往撮箕里泼水。有调皮的鱼不知父亲的脸盆是陷阱，欢快地跑进去，被父亲倒进撮箕里，鱼才感到死期来临，拼命挣扎，跳起很高，想再蹦进水里去，父亲赶紧伸手捉鱼，放进腰上背着的小鱼篓。等水全部泼干，小水塘变成干涸的烂泥潭，大大小小的鱼跳来跳去，我也像鱼一样，叫着跳着要下去拿鱼，父亲哈哈大笑，抱起我，小心地放进泥潭。
　　 我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烂泥，到处捡鱼，裤脚全湿，衣服上沾满泥巴，快活地不断惊叫和尖笑。等泥潭里的鱼全部捡完，父亲佝下身子，仔细查看沟坎上有没有黄鳝洞。有的话，父亲就又甩开膀子，一锄头一锄头挖下去。一条条安睡在洞里的黄鳝受到惊吓，慌不择路，蹿溜出来，父亲伸手去捉，黄鳝扭动着灵巧的身子，滑腻腻地从父亲手里溜脱，父亲又一次一次把它们捉起。父亲与黄鳝斗智斗勇的滑稽动作，逗得我咯咯咯笑，烂泥潭萦绕着父女二人欢快的笑声。
　　 读者们不要以为到处是鱼和黄鳝，谁都可以去捕捞，吃得欢乐和幸福。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很多人饿肚子找不到食物，只有我的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一条水沟里，发现了大自然的秘密，于是开动脑筋，找来了美食。
　　 不久，父亲捉鱼挖黄鳝的秘密泄露，全农场医院（我家住在农场医院）的人，都说我父亲这个老四川耗子（父亲是四川人）办法多，我家的锅里总比别人家的锅要多些油水，他们纷纷效仿父亲，去沟里捉鱼挖黄鳝。人一多，鱼和黄鳝就少了，尽管父亲起得更早，摸着夜色，凌晨四五点钟就出发。走得更远，去找更偏僻的水沟，更卖力地挖土堵沟，那些鱼和黄鳝，却像蒸发了一样，再不见踪影。
　　 父亲每次回来，我都满心欢喜地跑去翻看小鱼篓，小鱼篓却空空的、干干的，让我流口水的好吃的煎鱼煎黄鳝没有了，世界翻倒了，这还了得！我把父亲取下来的小鱼篓狠狠砸在地上，一屁股跌坐下去，蹬着两条腿大哭。父亲抱起我，哄我，胡子拉碴的脸往我脸上贴，我一巴掌一巴掌地推开他的脸，在他怀里使劲挣扎，他身上没来得及换下的脏衣服上，干硬的泥巴被我蹭得一块一块往下掉。我妈说，我当时的哭声，就像山黄牛在叫，大得很，整个医院都听见了。
　　 沟里的鱼捞不到，还有大河。父亲把眼睛瞄向了离家三四公里外的大河。那里，河面比大沟宽广，清水悠悠，水流时急时缓，水位时深时浅，有更多的鱼和虾。
　　 父亲开始攒钱，等攒到三十五元钱时，他去街上买来白生生的渔网，要去河里撒鱼给我们吃。可是，父亲不会撒网，从来没有撒过网，他就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学习撒网。我现在清楚记得父亲练习撒网时的样子，那是头号大新闻，是多么新鲜的大事啊！整个医院，没有一个人去河里撒网捕过鱼，更没有人在陆地上一次又一次地练习撒网。所以，父亲的撒网练习场，成了全医院老老少少取笑他的场地。
　　 父亲从家里背出渔网，身子一歪，渔网叮叮咚咚掉在地上。父亲再躬下身子，一点一点捋好散乱的网，把长长的网拖起来，费力地搭到左肩上，左手捏住网头，右手把网一点一点细细分开，前倾身子，猛地奋力撒出去。
　　 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
　　 我也笑。
　　 我的父亲母亲结婚较晚，生我和弟弟，都已经四十多岁了。到父亲被饥饿逼得苦练撒网捕鱼的本事时，他已经五十多岁，尽管依然健康，却很难像年轻人一样，轻松地向前撒出十几公斤重的渔网了。相反，每次撒出渔网，他都会被重重的渔网拖着冲上前，趔趄几步，摇来晃去。围观人群笑的就是这个，他们指着我父亲说，这个四川耗子，老都老了，还不安分，还要不知好歹学习什么撒网？母亲心疼父亲，不准他去河里撒鱼，骂他找死，一次又一次去抢父亲手里的渔网，但抢不过来。
　　 我那时年纪小，不理解母亲的担心，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我的父亲不会游泳！他要是摔倒在河里，要出大事，会被河水冲走，母亲将失去丈夫，我将失去父亲。我只觉得好玩，只想吃鱼虾，跟其他小孩一起，在空地上蹦啊跳啊，笑啊闹啊，看父亲奋力撒网，捧着肚子，笑他吃力挣扎的狼狈样。
　　 父亲认为自己学会了撒网，可以去河里实战了，就扛着沉重的渔网，去大河边，开始撒鱼。我跟着去过几次，河水浅的地方，父亲牵着我一起蹚过河。河水深时，父亲扛我过河。
　　 他把渔网搭在肩上，再把我放在渔网上，扛着渔网和我，低着头，艰难而有力地抬起脚，踩着河底溜滑的石头，一步一步向前走，直到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叫我坐好，不要乱动，才开始撒鱼。 　　 我手里常常会有一把鲜花。鲜花长在河边，俯下身子，蜻蜓点水一样，一点一点地亲近河流，我指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说：“爸爸，我要。”父亲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去，采来鲜花。时不时，父亲还飞舞着灵巧的十指，把野花编成小花环，套到我的脖子上，或者戴在我头上。
　　 我盯着父亲撒鱼，总不见他捕到一条鱼，好失望。河里的鱼太狡猾，河面也太宽敞，不像沟里，鱼没有地方逃窜，容易捉到。河里的鱼，只要感受到父亲脚步划动的波浪，就逃窜得无影无踪。倒是不时出现的一群群鸭子和大鹅，牵引住我的目光。它们悠闲地在水面上玩，不时高翘起屁股，把头伸进水里去啄食。突然间，为争一条小鱼小虾，打闹起来，呱呱呱叫，大张起翅膀，你追我，我啄你。
　　 这种吵闹对父亲撒网捕鱼非常不利，鱼会被吓跑的。父亲拾起石头，冲向它们，边冲边骂，叫它们快滚开，再不滚开，就一条鱼儿也捕不到了，他心爱的一双儿女的碗里，就不会有好吃的鱼虾了。他骂过，再撒网，还是没有收获。父亲撒网老捕不到鱼，我有些无聊，就把目光投向天空，天空蔚蓝，几只鸟儿盘旋着、鸣叫著，忽然俯冲，一下子扎入水里，叼起一条鱼，敏捷地冲向天空。
　　 忽然扑通一声，父亲笨拙地摔倒在河水里了。
　　 河底石头很多，凸凹不平，滑腻，站不稳，很容易摔倒，父亲挣扎着爬起来，又再次摔倒在水里。庆幸的是，他每次摔倒，都爬了起来，重新站好，继续撒网。但有一次，父亲摔倒，被湍急的河水卷走了，河水翻卷着，把他推向下游深处。我在河边吓得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几个在附近游泳的年轻人奋力游过来，救起了父亲。父亲浑身湿淋淋地坐在岸边，涨红着脸，不停地咳嗽，稍稍平息下来，他扭头望着我，严厉警告，不准我告诉母亲。
　　 回到家，我还是把父亲的遭遇告诉了母亲，母亲收缴了渔网，坚决地不许父亲再下河撒鱼。
　　 母亲阻挡了父亲下河撒鱼的脚步，却阻挡不住一位父亲在艰难环境下，为儿为女向大自然索要美食的决心。他放下渔网，又拿起手电筒，向离家更远的一个废弃瓦窑前进了。
　　 瓦窑里有个很大很深的水塘。现在想来，大约百十米宽，二三十米深。由于废弃时间久远，塘底聚了些水，四周长出了碧绿青草。夜幕降临，无数的青蛙在水塘里呱呱呱叫，大声赞美夜风送来的微弱月光。
　　 不知道父亲何时发现了这个“粮仓”。每天吃过晚饭，父亲就带上母亲、弟弟和我，前往粮仓取粮。母亲背着弟弟，父亲腰间系着小鱼篓，手拿电筒，我也手拿电筒。一家四口人，在夜幕下，借着手电筒光亮，欢喜前行。
　　 到了瓦窑，父亲嘱咐母亲看好弟弟，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下塘底，去捉肥美的青蛙。
　　 青蛙不知危险已至，趴在草丛中，继续高兴地你唱我和呢！我跟着父亲，循声搜寻，把手电的光亮，准确投向蛙声。父亲伸出手，扒开草丛，又绿、又大、又油亮的青蛙出现在眼前。我屏住呼吸，看到父亲把双手举到胸前，渐渐向下、合拢，“嘭”的一声，连人一起趴下去，罩在青蛙身上。
　　 看到父亲的滑稽样，我想起《地雷战》里偷地雷的坏人，笑出声来。青蛙发现险情，一只接一只逃走，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在水面上弹奏出清脆声响。父亲在我头上轻轻一敲，警告我不准再出声。他手心里的青蛙伸出一只腿，扑腾扑腾蹬我的脸。
　　 我接过父亲手里的青蛙，举起来，向坐在塘顶往下张望的母亲和弟弟炫耀。他们肯定看不清楚我手里的青蛙，但看得见我高高举起的右手，知道碗里又会多出一份美食。弟弟拍着小手哇哇叫，母亲赶紧抱住他。
　　 母亲和弟弟的头顶，是一轮圆圆的月亮，月亮悄无声息，在夜空里游走，低头望着我们一家四口，也在笑。

一只鸡消失在中午

　　 我出生前，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场医院当清洁工。几年后，母亲暗夜的花，如期绽放，生下我和弟弟，我们俩姐弟相继来到这个家，做了他们的儿女。
　　 父亲母亲白天上班，打扫医院的旮旮旯旯。下午六点下班，匆匆吃完饭，洗好脸脚后，拿着小板凳，就去中药房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天天如此。
　　 不能自己做饭，肚子问题，统一由公家的食堂解决，到钟点，有人当当当敲响铁钟，各家各户就拿着锅碗出门，去食堂打饭回来吃。顿顿莲花白和丰产瓜，见不到油腥，更别说吃一顿肉了。
　　 我十来岁那年，一天中午，母亲带着我，正坐在我家的大草房里吃饭，阳光普照的大门口，突然走进一坨黑乎乎的东西，等那东西走近，我们吃惊地微微张开了嘴，看清楚是一只小公鸡。
　　 母亲停住了咀嚼。
　　 那年月，我们这种坏分子家庭不能养鸡，养了就是改造不彻底，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的低级享受，是要被重点批斗，甚至加刑的。只有紧邻我们医院的村民们，可以养鸡。这只大摇大摆走进我家的小公鸡，就是村子里某一户人家的鸡。
　　 我不明白母亲在想什么。四十年后，当我到了当年母亲的年龄，膝下有儿时，才知道母亲的心思。当时她脑子转开了，在想吃的，想着吃鸡。她看见的不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公鸡，是煮在锅里香喷喷的肉，是我们姐弟俩饭碗里长久见不到的肉腥，是我们身体成长需要的骨骼和血肉。
　　 “关门，”母亲坚决地说，“抓了这只鸡。”
　　 母亲轻轻放下手里的饭碗。
　　 我吓一大跳，那不是偷鸡吗？不是做贼吗？不是要我去做《半夜鸡叫》里的偷鸡贼吗？我还是班长呢，胸前还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呢。
　　 但鸡肉的念头马上把我打垮，我也放下饭碗，在小公鸡慢慢走近饭桌时，谨慎地贴着墙绕过去，把草房的门轻轻关上了。
　　 光线被房门突然挡住，屋里黑下来，小公鸡不知怎么回事，惊恐地望着我们。
　　 等它明白自己已是瓮中之鸡时，迅速反抗，上蹿下跳。我家的大草房，瞬间成了撵鸡场，我们追，小鸡跑，小鸡跑，我们追。小公鸡平时咯咯咯好听的嘀咕，此刻叫得尖利响亮。它跳上饭桌，踩得锅碗瓢盆叮当响，惊叫声更加绝望。 　　 现在回想起来，我背脊发凉，当时，只觉得好玩，不理解小公鸡的绝境，更不知道我母亲也处于绝境。
　　 我家的大草房并非绝世独处，躲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热闹得很，医院有很多住房，我家的草房就在那些住房中间，草房的左边右边前边都是房子，都有人家，都有眼睛和耳朵。
　　 时间是中午，大家都在吃午饭。我家草房的后面，就住着小公鸡的主人，他家跟我家，仅隔着七八米宽的一片芭蕉芋林。村子里的人平时不跟我们来往，他们是本地农民，是好人;我们是管制在国家单位里的坏分子，人民的敌人。
　　 假如有人知道母亲偷鸡，等待她的将是什么结局？母亲是贼，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人家会把母亲逮起来，用绳子把双手反捆在背后，再在她胸前掛块大牌子，上书“偷鸡贼”三个黑体大字，不断揪斗她，让她游街示众，接受万人的辱骂、唾沫，和砸在她身上的小石子。也许会扣她几个月工资，用来还小公鸡的钱。也许会把她从医院发配出去，押送到遥远的农业队种甘蔗。也许，她已经破碎的人生，将从此崩塌。
　　 但母亲不管那些，不想那么多，只盯住眼前的这只鸡。或者她想到了，知道自己跟小公鸡一样身处危险，却义无反顾。或者她记忆短路，大脑空白，眼前只有一双吃了鸡肉快乐欢笑的儿女。
　　 我真的吃到了鸡肉，真的幸福无比。
　　 事后，有人找上门来。说他家的小公鸡进我家后不见了，母亲当然不承认。母亲捉到鸡后，迅速地把它杀了，烧了开水烫小公鸡，拔了鸡毛，把鸡毛装在一个大包里，提到很远的地方，埋了。然后，母亲熬到晚上，等众人都进入了梦乡，在寒冷的深夜，才敢关门煮鸡。她守着炉子，用蒲扇一下一下扇火，小心地煮着。我陪在母亲身边，母亲轻轻哼着小曲，是云南著名的民歌《小河淌水》，那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唱歌，第一次听《小河淌水》，我觉得歌好听极了，母亲美极了，鸡肉香极了。我们都忘记了我家透风的墙会泄露秘密，它确实把我们出卖了。有人找上门来了。
　　 那个年代，诱人的鸡肉香味，能把一个村子或一座城市唤醒。
　　 来人说，有人闻见你家煮鸡肉了。
　　 母亲不承认，争辩着。
　　 她的争辩声我至今记得，柔弱而坚定。我不知道平时温婉可亲的母亲，从来不与父亲吵架、不与邻居红脸的母亲，哪来的镇定和勇气？来人问不出所以然，气势汹汹地搜查我家，把锅碗瓢盆丢得乱七八糟，到处弄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我很害怕，怕得发抖。母亲紧紧抱住我，不断用手抹我的后背。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的后背，还能感觉到母亲手掌的重量和温暖。
　　 来人终于没有找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
　　 1980年2月，母亲平反，回到原单位工作。她办公室里有一种东西，很平常又很稀奇，我最想要，那就是公家的信笺纸。我们同学间，谁有信笺纸，就是公主和王子，就是有身份的人，表明父母有权。只要从书包里拿出公家的信笺纸，露出红彤彤的“某某单位信笺”一行字，在上面打草稿，演算数学题，做对做错，都很骄傲，都能赚尽全班同学羡慕的目光。
　　 我跟母亲要信笺纸。
　　 只是几张纸。
　　 母亲坚决不给。
　　 我气得几天不理母亲。
　　 母亲绝不让步。
　　 她说：“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不能拿。”
　　 我想起了那只鸡。
　　 那只中午消失在阳光里的小公鸡，那个被时光掩盖的秘密。
　　 一只别人家的鸡可以偷吃，几张办公桌上的信笺纸，就不能拿来用吗？
　　 “不行！”母亲坚决地说。
　　 几番交涉，毫无收获。后来，在同学的鼓动下，有一天我跑进母亲的办公室，趁她不在，拿了一本信笺纸，装进自己的书包。没想到，很快就被母亲发现。她严厉呵斥，要我交出信笺纸，我不干，母亲就翻我的书包，我摁住书包，母亲就抠我的手，在我的手上打了几巴掌。
　　 最后，我失败了，信笺纸被母亲收缴。
　　 若干年过去，我也没有想明白，信笺纸跟那只鸡，有没有关系？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