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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凤凰古城，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走出了不少为国为民作出了奉献的才俊，田家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之一。田家，原名田景祥，中共党员，是我国一位著名的从军从政又从文的战地记者和文艺活动家、教育家、作家。长期以来，他为我国文艺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有诗赞道：“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走出著名大师沈从文，田家踏着沈老足迹行；从军从政从文作奉献，千秋万代永远扬美名！”
少年好学刻苦读书
1917年，田家出生在湘西凤凰县城沱江镇江家巷一个贫民家庭。田家从小就聪明好学。不满5岁，他就再三要求上学读书。为了上学，他天天抓住父母不放手。不久，父母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送进了县城文昌阁小学。该校是沈从文、黄永玉、刘祖春、李振军等文武俊杰的母校。田家入校后，勤奋学习，努力攻读，受到老师夸奖。在小学期间，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
1933年，田家考入湖南常德私立沅澧初级中学。之后，他又考入私立湖光高级中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无论在哪个学校，他一直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双优生。同时，他还下定决心，向熊希龄和沈从文学习，培养文学爱好，习文练字。在常德沅澧中学就读时，他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忧国忧民的诗文。他的处女作《看地图》，深沉悲壮，情倾祖国母亲，被叶圣陶看中，在他主编的《新少年》杂志上以显要位置刊登发表，显示了少年田家的文学才华。在初中、高中求学期间，他的文章被多家刊物发表，当时的《西湖文苑》、《芒种》、《救中国》等杂志都发表过他抨击黑暗社会的诗文。
1936年，19岁的田家回到故乡凤凰县沱江镇，担任母校文昌阁小学教师。任教期间，他在全县学校中率先号召组织读书会，以增长知识、了解国情、研究写作。为此，他带头写作，继续在《西湖文苑》、《新少年》、《救中国》等刊物上发表诗文。抗战爆发后，田家以诗文为枪痛斥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可耻行径，同时积极与进步青少年聚会联络，鼓励大家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战争最前线。为了唤起进步青少年投身抗日决心，他通过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少年学习鲁迅、蒋光慈、丁玲等进步作家的抗日文章和《抗战日报》上的报道。在读书会的鼓动下，凤凰县有200多名青年参军抗日。
1937年10日，田家跟随凤凰同乡、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祖春，赴当年的湘西首府沅陵县，编辑出版《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他们在副刊中积极宣传“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全民动员，抗击日寇，并再三动员各地进步青年投笔从戎、当兵抗日。
抗日烽火中赴延安
1938年初，21岁的田家冒着春寒，跋山涉水，赶赴长沙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很快，他就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8月的一天，在左联负责人杨潮的介绍下，田家离开长沙闯过了层层封锁线，顺利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至1939年，田家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抗日战场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战地记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田家冒着枪林弹雨，多次现场采访报道了一二o师官兵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士气，大振了人心。
有几次，一二o师连排官兵攻击日寇占领的山头和城楼时，充当人梯的战士人手不够，田家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让指战员们踏着肩膀勇攀山头和城墙围歼日寇。当山头和城楼上升起我军军旗时，田家万分高兴，泪湿衣襟。贺龙师长闻知他的事迹后，高度赞扬“田家是以笔墨当投枪抗日的湘西小老乡”。
甘做革命砖块任党搬
全国解放后，上级党组织多次决定把田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但他一次又一次地谢绝说：“为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英烈，我有今天是幸运人，我要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上级党组织理解、尊重田家，为发挥他的文学特长，便一直安排他在文艺战线上工作。从1951年到1960年，他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务处副主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兼《北京文艺》主编等职。在新的岗位上，田家除认真负责抓好文艺战线各项事务工作外，更是甘当人梯，积极扶持文学新人。
田家亲自扶持培养了许多文坛精英，如唐达成、邓友梅、陈登科、林斤澜、从维熙、刘绍棠等。在北京市文联5年间，田家培养扶持了不少精英。为鼓励、扶持培养文学人才，他将马烽的小说《结婚》、陈登科的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董晓华的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谷岩的小说《枫》等，先后推荐发表在自己兼任主编的《北京文艺》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1962年3月至1963年10月，田家调任辽宁省作协秘书长兼《鸭绿江》杂志社主编。在抓好行政工作、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的同时，田家开始触“电”，写出了电影剧本《车轮飞转》。没多久，田家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在抓好工作的同时，又于1965年10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改天换地》。后来，田家又调任陕西省出版局和陕西省文化厅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田家工作变更多次，在抓好本职工作、扶持文学新人的同时，仍坚持抽时间执笔从文，除电影文学剧本外，他的主要著作有：散文《卖青苗》、《下庄佃客》、《母亲的心》，小说《我终于见着了他》、《童话老人》，报告文学《区警》、《在贺龙将军故乡》，文艺评论《鲁迅与民间文学》、《向英雄战士高玉宝学习》，民间故事《胎怀三个》，诗评《论诗的共产主义风格》、《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诗歌《蔚汾河在呼唤着》、《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制服蛟龙把田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
“文革”中，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军委不少老革命被打倒，中宣部被污蔑为“阎王殿”，文化部被指责为“牛鬼蛇神窝”。田家这位从延安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文坛先驱，也被造反派打成了中宣部和文化部下面的“黑干将”和“牛鬼蛇神”，多次受到批斗和围攻。由于忧虑过度，田家于1975年2月21日在西安去世，终年57岁。
少年好学刻苦读书
1917年，田家出生在湘西凤凰县城沱江镇江家巷一个贫民家庭。田家从小就聪明好学。不满5岁，他就再三要求上学读书。为了上学，他天天抓住父母不放手。不久，父母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送进了县城文昌阁小学。该校是沈从文、黄永玉、刘祖春、李振军等文武俊杰的母校。田家入校后，勤奋学习，努力攻读，受到老师夸奖。在小学期间，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
1933年，田家考入湖南常德私立沅澧初级中学。之后，他又考入私立湖光高级中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无论在哪个学校，他一直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双优生。同时，他还下定决心，向熊希龄和沈从文学习，培养文学爱好，习文练字。在常德沅澧中学就读时，他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忧国忧民的诗文。他的处女作《看地图》，深沉悲壮，情倾祖国母亲，被叶圣陶看中，在他主编的《新少年》杂志上以显要位置刊登发表，显示了少年田家的文学才华。在初中、高中求学期间，他的文章被多家刊物发表，当时的《西湖文苑》、《芒种》、《救中国》等杂志都发表过他抨击黑暗社会的诗文。
1936年，19岁的田家回到故乡凤凰县沱江镇，担任母校文昌阁小学教师。任教期间，他在全县学校中率先号召组织读书会，以增长知识、了解国情、研究写作。为此，他带头写作，继续在《西湖文苑》、《新少年》、《救中国》等刊物上发表诗文。抗战爆发后，田家以诗文为枪痛斥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可耻行径，同时积极与进步青少年聚会联络，鼓励大家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战争最前线。为了唤起进步青少年投身抗日决心，他通过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少年学习鲁迅、蒋光慈、丁玲等进步作家的抗日文章和《抗战日报》上的报道。在读书会的鼓动下，凤凰县有200多名青年参军抗日。
1937年10日，田家跟随凤凰同乡、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祖春，赴当年的湘西首府沅陵县，编辑出版《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他们在副刊中积极宣传“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全民动员，抗击日寇，并再三动员各地进步青年投笔从戎、当兵抗日。
抗日烽火中赴延安
1938年初，21岁的田家冒着春寒，跋山涉水，赶赴长沙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很快，他就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8月的一天，在左联负责人杨潮的介绍下，田家离开长沙闯过了层层封锁线，顺利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至1939年，田家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山西抗日战场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战地记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田家冒着枪林弹雨，多次现场采访报道了一二o师官兵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士气，大振了人心。
有几次，一二o师连排官兵攻击日寇占领的山头和城楼时，充当人梯的战士人手不够，田家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让指战员们踏着肩膀勇攀山头和城墙围歼日寇。当山头和城楼上升起我军军旗时，田家万分高兴，泪湿衣襟。贺龙师长闻知他的事迹后，高度赞扬“田家是以笔墨当投枪抗日的湘西小老乡”。
甘做革命砖块任党搬
全国解放后，上级党组织多次决定把田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但他一次又一次地谢绝说：“为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英烈，我有今天是幸运人，我要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上级党组织理解、尊重田家，为发挥他的文学特长，便一直安排他在文艺战线上工作。从1951年到1960年，他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务处副主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兼《北京文艺》主编等职。在新的岗位上，田家除认真负责抓好文艺战线各项事务工作外，更是甘当人梯，积极扶持文学新人。
田家亲自扶持培养了许多文坛精英，如唐达成、邓友梅、陈登科、林斤澜、从维熙、刘绍棠等。在北京市文联5年间，田家培养扶持了不少精英。为鼓励、扶持培养文学人才，他将马烽的小说《结婚》、陈登科的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董晓华的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谷岩的小说《枫》等，先后推荐发表在自己兼任主编的《北京文艺》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1962年3月至1963年10月，田家调任辽宁省作协秘书长兼《鸭绿江》杂志社主编。在抓好行政工作、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的同时，田家开始触“电”，写出了电影剧本《车轮飞转》。没多久，田家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他在抓好工作的同时，又于1965年10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改天换地》。后来，田家又调任陕西省出版局和陕西省文化厅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田家工作变更多次，在抓好本职工作、扶持文学新人的同时，仍坚持抽时间执笔从文，除电影文学剧本外，他的主要著作有：散文《卖青苗》、《下庄佃客》、《母亲的心》，小说《我终于见着了他》、《童话老人》，报告文学《区警》、《在贺龙将军故乡》，文艺评论《鲁迅与民间文学》、《向英雄战士高玉宝学习》，民间故事《胎怀三个》，诗评《论诗的共产主义风格》、《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诗歌《蔚汾河在呼唤着》、《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制服蛟龙把田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
“文革”中，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军委不少老革命被打倒，中宣部被污蔑为“阎王殿”，文化部被指责为“牛鬼蛇神窝”。田家这位从延安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文坛先驱，也被造反派打成了中宣部和文化部下面的“黑干将”和“牛鬼蛇神”，多次受到批斗和围攻。由于忧虑过度，田家于1975年2月21日在西安去世，终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