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铜鼓县因城郊有巨石状如铜鼓而得名。只是千百年来，人们听不到石状铜鼓的咚咚鼓声，倒是听得见这个县的山水之间，曾一直震响着农民起义的呐喊声。
　　长期以来，铜鼓一直是修水县的一部分，境内两条大河金沙河和定江河流出铜鼓进入修水县境后，便改名为东津水和武宁水，汇入修河流向鄱阳湖。建县之前，铜鼓曾设铜鼓营，后又设铜鼓厅，1913年，铜鼓脱离修水独立成县。铜鼓行政区划和名称的屡次变更，都与这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有关。
　　铜鼓大山纵横，林海苍茫，全县87%以上面积为山地。它北连修水，东临宜丰，南接万载，西邻湖南的浏阳、平江，故史志上称铜鼓为：“山川交错，森林郁蔽，地控荆湘，水通彭蠡，合为天下胜处。”
　　只是，历史上没有什么名人来这“天下胜处”览胜，其原因有二：一是铜鼓地僻山深，交通极为不便，1953年才有了第一条公路。这以前，对外交通水路唯有竹筏与小船，陆路则是崎岖的山道，“悬崖断处云桥架，飞瀑喧时鸟道弯”。春夏山洪爆发，水路、陆路都难通行。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暴雨，山洪四起，淤塞定江河道60里，铜鼓城至修水原有小船可通，此后仅能通竹筏。原因之二是铜鼓治安不稳，官家称它为“盗匪之渊薮”。铜鼓山水险峻，土瘠民贫，县人以砍伐、垦山、种植、狩猎、造纸、放排为业，民风强悍，勇于抗争。一些史书如此评介铜鼓县情：“民情强悍，地当要冲，夙称难治。”“洞深林密，匪徒出没靡常，巡缉最为要紧……”
　　有了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情，每逢灾年乱世，铜鼓便成了造反者的天堂，农民起义的摇篮，山水间刀光血影，县域内杀声震天。
　　万历三年（1574年），纸工李大銮、杨青山在铜鼓起兵反明，“屡败官兵”，前锋直指省城南昌。江西巡抚潘季驯、兵巡佥事周思敬急调鄱阳守备邓子龙（1527—1598年）率兵镇压。邓子龙虽为名将，但征讨也非易事。“山气侵征骨，岚烟入将脾”，“短甲轻兵入武乡，西风吹骨铁衣凉”。铜鼓山高水冷，瘴气弥漫，军士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底，邓子龙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明朝廷害怕起义再起，于是在此设军事据点——铜鼓营，邓子龙为第一任守备，他率军在定江河畔筑城屯兵，还在城外巨石上刻下“潘周过化”几个大字（其实，在铜鼓营设立之前，铜鼓东北和西南就设有专门负责治安的八叠巡检司和排埠巡检司）。只是，军事要塞铜鼓营的设立和“潘周过化”的政治安抚依然无法平息动乱：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扬白巾聚党占领铜鼓三年；尔后，太平天国石达开和李秀成的队伍在这一带转战，很多铜鼓人加入了太平军；同治四年，有霆勇者带人攻陷铜鼓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洪福会首领率众起义，攻城掠地，火烧衙门……
　　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地处边陲的铜鼓成为朝廷棘手、官府头痛的地方，以至于历代官吏都视去铜鼓为畏途。
　　1906年，洪福会起义那一年，江西提督学政吴士鉴有感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上书清廷，请求将铜鼓与修水“析疆分治”。他称铜鼓为吴楚咽喉，关系一省安危，而义宁州（修水）幅员辽阔，铜鼓城距州城修水150里，山重水复，有鞭长莫及之难。所以希望将铜鼓“改营为县，藉此绥靖边陲”。
　　此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处处告急。吴的奏章上去后三年，清廷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宣布改铜鼓营为铜鼓抚民厅，厅治仍设铜鼓城所在的永宁镇。厅为清代新开发地区的政区建置，铜鼓厅虽然属县级行政区，有判案诉讼权，但钱粮税收仍旧归义宁州管辖。
　　铜鼓厅设立后，厅长官忙着添兵丁、修监狱，强化治安。谁料铜鼓厅的牌子才挂起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企图“绥靖边陲”的清政府连江山也丢了。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地方士绅与厅、省官员的要求下，义宁州撤消，铜鼓由厅变县，成了与修水县同等的行政区，也是当时江西最年轻的县。
　　
　　


　　二
　　
　　铜鼓建营、设厅、立县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起义，“绥靖边陲”。然而，社会矛盾不能缓解，这些都属徒劳。
　　朔风吹空林，叶脱不闻声。
　　鸟雀无所依，啾啾向人鸣。
　　岁晏警税急，丁壮俱入城。
　　荒村八九家，生计何凋零。
　　明日是除夕，雨雪犹夜行。
　　老翁有心人，此愿何时成。
　　 ——《岁暮》
　　首雪征前债，有无嘱早归，
　　到门不敢语，赤膊卧牛衣。
　　 ——《宽债》
　　清末诗人李 这两首五言诗，写尽了铜鼓乡村的凋蔽与贫穷。
　　当生存难以为继时，任何微小的震荡都会引发冲天大火。
　　铜鼓多客家人，学者界定的江西18个“纯客家县”中，有17个在赣南，唯有铜鼓在赣西北。铜鼓的客家人大都是清康熙、雍正年间从广东、福建、赣南迁徒而来，陈宝箴的先人也是那个时代迁往义宁州的。“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的迁居地往往是条件恶劣的山区，所以新迁来的客家人多在义宁州山高林密的南部，义宁州分为修水铜鼓两县后，南部铜鼓客家人人口比例便远远高于修水。
　　客家先民的流浪、拼搏经历，造就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勇于冒险的品格。他们“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筚路蓝缕，在深山开荒种地，搭棚栖身，被人称作“棚民”。恶劣的自然条件，荒山野岭中虫蛇猛兽和迁徒途中遭遇的欺凌与屈辱，锻炼了客家人的体魄与毅力。为了与严酷的生存条件抗争，客家人有习武的风尚。铜鼓历史上几次大的农民起义，领导者都是以传武授徒的形式来联络和发动的。
　　铜鼓客家人尚武，也崇文，注重耕读传家，兴学育人。他们在新地方站稳脚跟，便开始想办法让孩子读书识字。铜鼓第一所书院奎光书院，就是客家人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捐资创办的。奎光书院不仅是铜鼓营第一所书院，也是整个义宁州第一座客家书院。二十多年后，铜鼓土籍人才在城西创办了至诚书院。
　　可惜铜鼓的交通太艰难了，“苦雨多于三日霖，周道泥涂三尺深”，以至于义宁州的知州、学政要来铜鼓巡视指导也很不便。据说，每逢统一考试，州府只能将试卷封好，再派人爬山涉水送往150里外的铜鼓，这自然会影响铜鼓士子的学业。所以，在历代科举考试中铜鼓的文科举子远比武科举子少。从宋至清，铜鼓文科进士8人、举人28人；武科进士11人、举人88人，且这些科举考试及第者大多是清代及第的（从宋至清铜鼓籍文科进士、举人加起来不过11人）。
　　崇武的风尚让铜鼓出了这么多的武科进士、举人，使这里的山水也充满了阳刚之气，自然也为历次农民起义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优质兵源。
　　


　　1906年农历春夏，铜鼓大旱，初冬便爆发了洪福会领导的大起义，起义者高举“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大旗，与孙中山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相呼应。很多铜鼓土、客籍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领导者有秀才、僧人、青年学生，还有士绅子弟。最有名是大豪绅之子袁丽六，他挥动左轮手枪冲锋在前。据说，他举着乡人从未见过的洋枪“盒子炮”连发三枪，清脆的枪声震撼山野，“远近闻之，无不惊骇”。
　　洪福会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首领多壮烈牺牲，袁丽六逃脱出走，家产散尽，最后客死异乡。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们阶层、职业不一，文化素养各异，却能同仇敌忾共举义旗，证明他们决不是一般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和草莽之徒。
　　数年后，清朝灭亡，铜鼓县为洪福会起义的烈士们建烈士祠，题悬金匾，四时祭祀。这是铜鼓历史上第一次为造反者正名，铜鼓先烈们的义慨英风使家乡的山水多了一分悲壮的英雄之气。
　　


　　三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爆发了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进击浏阳，后转辗走上井冈山。不久，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又来到这里，转战于修水、铜鼓之间。1929年至1933年，全县86%以上的土地上建有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也一度屯驻铜鼓。那几年，铜鼓可谓“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还为秋收起义填写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红军，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地因人胜。铜鼓因秋收起义而引人注目，毛泽东、彭德怀等名人的留迹和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更增大了铜鼓的名声。
　　1927年9月5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化装成商人，从萍乡经浏阳前往铜鼓，9日在铜、浏边界附近被国民党民团扣留，押解途中，毛泽东机警逃脱，藏身于铜鼓县境一处叫月形弯的吴姓祠堂旁水沟中，躲过了一劫。后来又在一位叫陈惟德的打柴人帮助下，前往铜鼓县城起义指挥部肖家祠堂。
　　在肖家祠堂，毛泽东传达上级指示，召开排以上干部会，培训干部，筹划起义事宜。11日清晨，部队在城外河边大沙洲上阅兵，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旗帜，宣布起义。队伍向浏阳进发，起义军旗开得胜，很快攻占了浏阳东门，只是由于团长苏先骏为胜利所麻痹，遭敌军偷袭，因而兵败。15日毛泽东带领突围人马原路返回铜鼓排埠，稍事休整，于21日率部经文家市进军井冈山。
　　毛泽东是民间传说中的有福之人，建国后健在的他的同辈战友们，大多或在枪林弹雨中、或在敌人监狱里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唯有毛泽东一生中仅有一次危急的经历，且有惊无险，毫发未损。铜鼓月形弯见证了毛泽东这唯一一次历险，因而也被蒙上了传奇色彩。
　　
　　四
　　
　　杀声远去，硝烟散尽，1949年后的铜鼓恢复了山区原有的宁静。建国后，铜鼓虽然先后修筑了铜宜、铜修、铜浏、铜奉公路和县境内的乡间公路，但比起其它县市来，多山的铜鼓仍然交通不便，经济滞后。铜鼓却因这一点有幸保存了许多先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包括大量土地革命时期的遗迹。它们没有被疯狂的“造城运动”和房地产热所毁掉。这些弥足珍贵的遗址和原汁原味的山水，是铜鼓人足以傲世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铜鼓城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团部肖家祠堂依然完好，从明月弯脱险归来的毛泽东曾居住于此。这是清光绪初年留下的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院落外有围墙，进院先是精致的门楼，门楼上方是“萧永翁祠”题匾。院内祠堂前后两进，梁高柱粗，中为天井，前后厅两旁为耳房，毛泽东当年住在后厅左侧耳房中。祠堂外庭院不大，但绿草如茵，花木扶疏。
　　城北三团三连连部蓝家祠堂也在，只是显得有些破旧。城南客家人创办的奎光书院，大革命时期曾是秋收起义三团一营营部，后又为彭德怀红五军的政治部驻地。岁月磨锉，奎光书院前院已不存，但后院尚在，大小房舍与厅堂的墙上留下了大量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一间屋子的一面墙上，满壁都是墨写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纲》……
　　经历了政权易主和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铜鼓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竟保留了如此多的红色遗迹，真可谓奇迹！
　　排埠万寿宫也在，虽经修葺，但保留了原貌。宫为砖木结构，门临大溪，溪边巨石上系排木桩的桩孔依然清晰可见。当年，毛泽东率军在浏阳失利，回师排埠屯驻在万寿宫一带，据说毛泽东住过的房间内，桌椅板凳都是当年的原物，还有毛泽东办公用的那张八仙桌。和铜鼓县城中的秋收起义纪念馆一样，万寿宫里也陈列着不少苏区遗物，有苏区货币和标有“红色初级小学儿童课本”的《红孩儿读本》等。最让人惊奇的是一本纸业工会的会员证，封面上印着一只昂首引吭高歌的红色大公鸡，画面简练，充满生气，显示了设计者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功力。秋收起义的参加者有农民、纸工、排工，还有文化人。毛泽东脱险时遇见的打柴人陈惟德，就是铜鼓纸业工会的会员。
　　月形弯离万寿宫不多十多里，距浏阳边界200米左右。如今这里立起了一座毛泽东的高大铜像，修复了一度坍塌的吴姓祠堂。大凡来铜鼓的游人与官员，都会来这里一游。只是建造者们将此地地名改名为“护龙湾”，让人又走进了“真龙天子”的世俗神话。
　　山高水岭、瘴疠之气弥漫的铜鼓，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如诗的山水：“修水绕田知野阔，白云笼岫觉天低。”更出人意外的是：历来被称为“匪徒出没靡常”、夙称难治”的铜鼓，如今没有了军事要塞和巡检司，人们的安全感竟排名全省第一！
　　铜鼓的交通也已不再艰难，2008年武吉高速公路从铜鼓穿过，无论从省城南昌还是武汉南下，来此欣赏这“天下胜处”都非常便捷。铜鼓县内绿意葱茏，县中部竟兀起一片丹霞地貌，定江河贴着红色的断崖蜿蜒北去，丹崖、碧水、绿林交织，令人赏心悦目。
　　定江河畔屹立的那块状若铜鼓、高数丈的紫红色巨石，就是丹霞地貌的产物，人称它为铜鼓石，县名即因此而来。石上面留有不少古人题刻，邓子龙的“潘周过化”四个大字尤为显眼。“大幽山下无情水，笑问金鸡旧战场。”刀光剑影已经远去，石上古人留题与诗文也随着年代久远其政治意蕴早已淡化，转而化为珍贵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符号。
　　当年邓子龙修筑的铜鼓城只是一座周长735米、仅有三座城门的小城，宛若一处封闭的大院落。今天的铜鼓城群山环绕，大河逶迤，青山叠翠，红崖点染，高路入云端，如一幅气势宏大的画卷。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集合队伍的大沙滩，如今已改名为起义广场，定江河水悠悠从不远处流过。漫步在起义广场，看铜鼓石上“潘周过化”几个大字，不禁无限感慨。频繁的起义和统治者残酷的镇压杀戳，尤其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围剿”和反“围剿”，铜鼓城乡凋蔽、一片萧疏，人烟稀少。到1949年，全县仅有5万人，至今也不过15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数。
　　大革命时期，铜鼓牺牲了2万多烈士，与著名的“将军县”兴国的烈士数相当，然而在《铜鼓县志》中留下英名的却只有2千多人。铜鼓人修建了好几座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那些有名与无名的烈士。“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七八十年前烈士们揭竿而起，绝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当年纪念洪福会的烈士祠不知是否还在？它和这些烈士纪念碑一样，都是铜鼓先人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不朽丰碑！
　　站在高耸的湘鄂赣烈士纪念碑旁眺望，眼前明媚的山水显得是那样雄浑大气，让人感受到铜鼓厚重的历史份量。○
　　题图 铜鼓石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