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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我的亡妻徐爱春出生在绍兴上虞县,1958年支援内地来到贵州。和她一起来贵州的5位女伴,除了一位嫁给地化所研究人员外,其余4位全跟了一同来的“阿拉”。只有她跟了我这个大山里的乡巴佬,而且是在“文革”中我几乎“自绝于人民”的时候来到身边的。
那时工作紧张,收入少,两个孩子的出生虽然隔了5年多,但我们还是被贫困和忙碌压得喘不过气来。结婚多年,竟然没能闲下来好好谈谈,问问积在心里已久的问题:她究竟喜欢我什么?
也许爱本身就是不愿公开的秘密,也许把“我爱你”挂在嘴上的人并没有真爱,没有深沉的爱。
刚50岁那年,她病了。原因是重感冒了还坚持工作、管孩子、料理家务,拖了几天,患心肌炎了。一住进医院我即被告知:最好不要随便离开病房,这种病随时会出危险。吓得我魂不附体。
康复没多久,癌魔又影子似地跟上她。同院落的一位邻居见她病得不轻,背着她对我说:“你爱人是累病的,晓得啵?”我当然知道,遗憾的是她太顾家,太要强,而我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不让她这么劳累;也没能给她多少安慰,解除郁闷。
从她患病到生命终结,两年有余,却像过了一个世纪,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她见我心情沉重,安慰说:“怕啥,大不了一死,我不在了,你们也要好好地过下去。”这话让我撕心裂肺,真想大哭一场。1992年6月4日凌晨两点过,这位坚强的女人,全心全意为家为孩子的母亲,永远离开我和两个孩子。
我们一直在穷困中过日子,直到她离开人世,债务都没有还清。她在我们的生活刚刚好转的时候离去,而且走得很痛苦,这是留给我的永远伤痛。
后缘降临
两年多时间,我由满怀希望到拼命支撑,到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我全垮了。我必须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再婚的方针很明确,就是要找个心心相印的伴侣,走完后半生。
我至今还可以准确地描述第一次见到王敢凤时的感觉。我们是在介绍人家里见面的。她很准时,穿一件枣红风衣,一道红光一闪,跟着就是爽朗的说话声。我觉得这人很面熟,仿佛见到过,不拘束。很快,我们就“接上了火”。她说她父母都老了,做儿女的不能不照顾;有一个脑筋不管事的弟弟,也不能不管;还说自己不能干等等,问题一大堆。初次见面,一般人都把缺点隐藏得极深,到不得不坦白,也会“犹抱琵琶半遮面”。她却竹筒倒豆子,来了个痛快。我被她的坦诚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她又坦白了向谁谁谁调查过我的情况,毫不隐瞒。我当然也毫不保留地谈了对她的看法。后来她说,当时也觉得我很面熟。她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到我,那同学也说认识,其实,我们根本没见过面。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存在着的一种缘分,只可遇,不可求。
子女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结合,希望我们过得好。敢凤丈夫过世不久,大女儿向涛见母亲年仅42岁,就老得上公共汽车也有人让座,劝母亲说:“妈,你还是再找一个吧,看你都老成这样了。”还说:“你不要比照着爸爸找,和爸爸不一样,说不定还能互补呢。”和我见面之前,向涛还这样劝说敢凤:“听说这个伯伯不错,你还是去见个面吧。”再婚老人,是否有圆满结局,子女是否支持、理解非常重要。
我们结婚,向涛、向竣为我们准备床上用品。电脚踏板刚走上市场,向涛见我冬天改作业、创作作品脚冷,给买来一块,还买来电热毯。儿子袁武为我们买媒气炉、牦牛壮骨粉,给我买高档皮鞋;多次给敢凤买衣服、布料;儿媳刘颐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敢凤买了一件高档衬衣;女儿袁艺给敢凤买过毛衣、皮鞋;孩子们年年都没忘记给我们买生日礼物……
天长地久
评上正高职称以后,单位补贴买了十几套新房,也分一套给我,但是,考虑到如果能有一小套给还没住房的女儿住似乎更好些。我们便请求学校另分一小套,最后过户给女儿,我们却依然住在住了20年的旧房子里。面对陈旧而狭窄的居室,敢凤却不以为寒碜。只要我一提起“贫民窟”之类的话题,她准说:“什么不能比,何必跟人家比这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互相依恋,越来越珍惜能共同拥有的时光。我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在一起。她喜欢走动,我们几乎走遍贵阳附近景点,包括附近县市一些地方。我们常常走上小街小巷,登上公共汽车,看看它们究竟通向哪里?我们一起去修文、黔西、息烽、重庆采访,一起到天柱、黎平、怀化等地参加笔会、艺术节。一起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活动,采访、写文章、编书;她又是作品的第一个苛刻的读者,意见往往很尖锐。我们进进出出,有说有笑,熟悉的人只要见我或她打单外出,准会问:“还有一个呢?”或说:“不是还有个拖斗吗,脱钩啦?”
我们说,下辈子还做夫妻。这无疑是穷作乐,谁也不会有来世,也无法让时光倒流,但可以把握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我们珍惜每一天,为对方,也为自己。
我的亡妻徐爱春出生在绍兴上虞县,1958年支援内地来到贵州。和她一起来贵州的5位女伴,除了一位嫁给地化所研究人员外,其余4位全跟了一同来的“阿拉”。只有她跟了我这个大山里的乡巴佬,而且是在“文革”中我几乎“自绝于人民”的时候来到身边的。
那时工作紧张,收入少,两个孩子的出生虽然隔了5年多,但我们还是被贫困和忙碌压得喘不过气来。结婚多年,竟然没能闲下来好好谈谈,问问积在心里已久的问题:她究竟喜欢我什么?
也许爱本身就是不愿公开的秘密,也许把“我爱你”挂在嘴上的人并没有真爱,没有深沉的爱。
刚50岁那年,她病了。原因是重感冒了还坚持工作、管孩子、料理家务,拖了几天,患心肌炎了。一住进医院我即被告知:最好不要随便离开病房,这种病随时会出危险。吓得我魂不附体。
康复没多久,癌魔又影子似地跟上她。同院落的一位邻居见她病得不轻,背着她对我说:“你爱人是累病的,晓得啵?”我当然知道,遗憾的是她太顾家,太要强,而我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不让她这么劳累;也没能给她多少安慰,解除郁闷。
从她患病到生命终结,两年有余,却像过了一个世纪,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她见我心情沉重,安慰说:“怕啥,大不了一死,我不在了,你们也要好好地过下去。”这话让我撕心裂肺,真想大哭一场。1992年6月4日凌晨两点过,这位坚强的女人,全心全意为家为孩子的母亲,永远离开我和两个孩子。
我们一直在穷困中过日子,直到她离开人世,债务都没有还清。她在我们的生活刚刚好转的时候离去,而且走得很痛苦,这是留给我的永远伤痛。
后缘降临
两年多时间,我由满怀希望到拼命支撑,到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我全垮了。我必须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再婚的方针很明确,就是要找个心心相印的伴侣,走完后半生。
我至今还可以准确地描述第一次见到王敢凤时的感觉。我们是在介绍人家里见面的。她很准时,穿一件枣红风衣,一道红光一闪,跟着就是爽朗的说话声。我觉得这人很面熟,仿佛见到过,不拘束。很快,我们就“接上了火”。她说她父母都老了,做儿女的不能不照顾;有一个脑筋不管事的弟弟,也不能不管;还说自己不能干等等,问题一大堆。初次见面,一般人都把缺点隐藏得极深,到不得不坦白,也会“犹抱琵琶半遮面”。她却竹筒倒豆子,来了个痛快。我被她的坦诚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她又坦白了向谁谁谁调查过我的情况,毫不隐瞒。我当然也毫不保留地谈了对她的看法。后来她说,当时也觉得我很面熟。她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到我,那同学也说认识,其实,我们根本没见过面。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存在着的一种缘分,只可遇,不可求。
子女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结合,希望我们过得好。敢凤丈夫过世不久,大女儿向涛见母亲年仅42岁,就老得上公共汽车也有人让座,劝母亲说:“妈,你还是再找一个吧,看你都老成这样了。”还说:“你不要比照着爸爸找,和爸爸不一样,说不定还能互补呢。”和我见面之前,向涛还这样劝说敢凤:“听说这个伯伯不错,你还是去见个面吧。”再婚老人,是否有圆满结局,子女是否支持、理解非常重要。
我们结婚,向涛、向竣为我们准备床上用品。电脚踏板刚走上市场,向涛见我冬天改作业、创作作品脚冷,给买来一块,还买来电热毯。儿子袁武为我们买媒气炉、牦牛壮骨粉,给我买高档皮鞋;多次给敢凤买衣服、布料;儿媳刘颐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敢凤买了一件高档衬衣;女儿袁艺给敢凤买过毛衣、皮鞋;孩子们年年都没忘记给我们买生日礼物……
天长地久
评上正高职称以后,单位补贴买了十几套新房,也分一套给我,但是,考虑到如果能有一小套给还没住房的女儿住似乎更好些。我们便请求学校另分一小套,最后过户给女儿,我们却依然住在住了20年的旧房子里。面对陈旧而狭窄的居室,敢凤却不以为寒碜。只要我一提起“贫民窟”之类的话题,她准说:“什么不能比,何必跟人家比这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互相依恋,越来越珍惜能共同拥有的时光。我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在一起。她喜欢走动,我们几乎走遍贵阳附近景点,包括附近县市一些地方。我们常常走上小街小巷,登上公共汽车,看看它们究竟通向哪里?我们一起去修文、黔西、息烽、重庆采访,一起到天柱、黎平、怀化等地参加笔会、艺术节。一起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活动,采访、写文章、编书;她又是作品的第一个苛刻的读者,意见往往很尖锐。我们进进出出,有说有笑,熟悉的人只要见我或她打单外出,准会问:“还有一个呢?”或说:“不是还有个拖斗吗,脱钩啦?”
我们说,下辈子还做夫妻。这无疑是穷作乐,谁也不会有来世,也无法让时光倒流,但可以把握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我们珍惜每一天,为对方,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