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
　　
　　我的亡妻徐爱春出生在绍兴上虞县，1958年支援内地来到贵州。和她一起来贵州的5位女伴，除了一位嫁给地化所研究人员外，其余4位全跟了一同来的“阿拉”。只有她跟了我这个大山里的乡巴佬，而且是在“文革”中我几乎“自绝于人民”的时候来到身边的。
　　那时工作紧张，收入少，两个孩子的出生虽然隔了5年多，但我们还是被贫困和忙碌压得喘不过气来。结婚多年，竟然没能闲下来好好谈谈，问问积在心里已久的问题：她究竟喜欢我什么？
　　也许爱本身就是不愿公开的秘密，也许把“我爱你”挂在嘴上的人并没有真爱，没有深沉的爱。
　　刚50岁那年，她病了。原因是重感冒了还坚持工作、管孩子、料理家务，拖了几天，患心肌炎了。一住进医院我即被告知：最好不要随便离开病房，这种病随时会出危险。吓得我魂不附体。
　　康复没多久，癌魔又影子似地跟上她。同院落的一位邻居见她病得不轻，背着她对我说：“你爱人是累病的，晓得啵？”我当然知道，遗憾的是她太顾家，太要强，而我没有采取强硬措施，不让她这么劳累；也没能给她多少安慰，解除郁闷。
　　从她患病到生命终结，两年有余，却像过了一个世纪，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她见我心情沉重，安慰说：“怕啥，大不了一死，我不在了，你们也要好好地过下去。”这话让我撕心裂肺，真想大哭一场。1992年6月4日凌晨两点过，这位坚强的女人，全心全意为家为孩子的母亲，永远离开我和两个孩子。
　　我们一直在穷困中过日子，直到她离开人世，债务都没有还清。她在我们的生活刚刚好转的时候离去，而且走得很痛苦，这是留给我的永远伤痛。
　　
　　后缘降临
　　
　　两年多时间，我由满怀希望到拼命支撑，到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我全垮了。我必须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我再婚的方针很明确，就是要找个心心相印的伴侣，走完后半生。
　　我至今还可以准确地描述第一次见到王敢凤时的感觉。我们是在介绍人家里见面的。她很准时，穿一件枣红风衣，一道红光一闪，跟着就是爽朗的说话声。我觉得这人很面熟，仿佛见到过，不拘束。很快，我们就“接上了火”。她说她父母都老了，做儿女的不能不照顾；有一个脑筋不管事的弟弟，也不能不管；还说自己不能干等等，问题一大堆。初次见面，一般人都把缺点隐藏得极深，到不得不坦白，也会“犹抱琵琶半遮面”。她却竹筒倒豆子，来了个痛快。我被她的坦诚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她又坦白了向谁谁谁调查过我的情况，毫不隐瞒。我当然也毫不保留地谈了对她的看法。后来她说，当时也觉得我很面熟。她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到我，那同学也说认识，其实，我们根本没见过面。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存在着的一种缘分，只可遇，不可求。
　　子女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结合，希望我们过得好。敢凤丈夫过世不久，大女儿向涛见母亲年仅42岁，就老得上公共汽车也有人让座，劝母亲说：“妈，你还是再找一个吧，看你都老成这样了。”还说：“你不要比照着爸爸找，和爸爸不一样，说不定还能互补呢。”和我见面之前，向涛还这样劝说敢凤：“听说这个伯伯不错，你还是去见个面吧。”再婚老人，是否有圆满结局，子女是否支持、理解非常重要。
　　我们结婚，向涛、向竣为我们准备床上用品。电脚踏板刚走上市场，向涛见我冬天改作业、创作作品脚冷，给买来一块，还买来电热毯。儿子袁武为我们买媒气炉、牦牛壮骨粉，给我买高档皮鞋；多次给敢凤买衣服、布料；儿媳刘颐参加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敢凤买了一件高档衬衣；女儿袁艺给敢凤买过毛衣、皮鞋；孩子们年年都没忘记给我们买生日礼物……
　　
　　天长地久
　　
　　评上正高职称以后，单位补贴买了十几套新房，也分一套给我，但是，考虑到如果能有一小套给还没住房的女儿住似乎更好些。我们便请求学校另分一小套，最后过户给女儿，我们却依然住在住了20年的旧房子里。面对陈旧而狭窄的居室，敢凤却不以为寒碜。只要我一提起“贫民窟”之类的话题，她准说：“什么不能比，何必跟人家比这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互相依恋，越来越珍惜能共同拥有的时光。我们只要有可能，就会在一起。她喜欢走动，我们几乎走遍贵阳附近景点，包括附近县市一些地方。我们常常走上小街小巷，登上公共汽车，看看它们究竟通向哪里？我们一起去修文、黔西、息烽、重庆采访，一起到天柱、黎平、怀化等地参加笔会、艺术节。一起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活动，采访、写文章、编书；她又是作品的第一个苛刻的读者，意见往往很尖锐。我们进进出出，有说有笑，熟悉的人只要见我或她打单外出，准会问：“还有一个呢？”或说：“不是还有个拖斗吗，脱钩啦？”
　　我们说，下辈子还做夫妻。这无疑是穷作乐，谁也不会有来世，也无法让时光倒流，但可以把握实实在在的每一天。我们珍惜每一天，为对方，也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