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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照例在咖啡馆吃早餐的市民都会看到当天《帝国邮报》头版上那个巨大的标题：“公正的判决。”
前不久，布尔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宣告杀人者无罪。无罪释放的判决在维也纳引起轩然大波。执政党的机关报仍然告诉市民，这件事不容置疑地公正。维也纳的工人素来遵守秩序。一直以来，他们很满意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管理。但在这一天，他们决定抛开领导，单独行动。各区工人自发集结，涌向司法大厦。维也纳市长站在消防车上，高举右手，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市长的手势毫无效果。司法大厦着火了。警方奉命开枪，90人死亡。
这天早上，22岁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就是在圣法伊特的一家咖啡馆读到那份晨报。他扔下报纸，骑上自行车，飞速驶向城里，加入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不知道这支队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何主张。他只是想要融入愤怒的人群。所有动作都是自发的。或许，不是自发，而是自动。
司法大厦燃烧着。离它不远的岔路上，一个男人双手举过头，猛烈拍击，不停地重复一个句子：“燒掉档案！所有的档案！”卡内蒂安慰他：“总比烧掉人要好！”男人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只是重复自己的句子。卡内蒂很生气，因为警察正在那边杀人，愤怒的火也在烧死人，眼前的男人却只想着档案。男人看了看卡内蒂，继续为档案哀号。他好像忘了，自己也在警察的射程之内（《耳中火炬》，陈良梅、王莹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247页）。
正在维也纳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卡内蒂，不是第一次见到群众运动、加入群众运动。这个生于保加利亚的犹太青年清楚记得儿时跟着父母、邻人观看彗星。那一刻，他看不见父亲，看不见母亲，看不见任何特别的人，只看见大家在一起。从那时起，他就喜欢用“在一起”这个词。每当说出“在一起”，他总想起一个“惊愕地期待着的群体”（《获救之舌》，陈恕林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30页）。
16岁到19岁，卡内蒂生活在法兰克福，也见识过不少游行。他发现，游行的队伍可能在意见上针锋相对，却在愤怒中汇成同一条激流。印象最深刻的，是 17 岁那年一次。游行的队伍填满了街道，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很想加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种渴望，远比头脑里的斟酌、考虑、怀疑更有力。有一股力量把他攫住了，那种力，类似于物理上的万有引力。
1927年7月15日，卡内蒂再次感受到那股力，再次体会到融合的渴望。他很清楚，这种渴望决不仅仅出于道德思考、阶级同情。它比这些可以用语言分析的动机深刻得多，神秘得多。后来，卡内蒂把这种体验称为“群众欲望”：一个孤立的人，有一种打破人格边界，成为“群众”的欲望;这种欲望，跟食欲、性欲一样，是人的基本欲望。每个体验过它的人，都知道它是何等强烈，可以转瞬间把一个人转化为全然不同的生物。可是，即便亲身体验过它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解释它。更多的人，选择忽略它，否认它。卡内蒂做不到。1927年7月15日这个日子，成了他的背上芒刺。终其一生，他都背负这根芒刺，想要理解这根芒刺。不能理解它，他也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这一天，是他生命里无比真实的日子，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谜。他称之为“谜中谜”。
“谜中谜”改变了卡内蒂的生活轨迹。他出生在殷实的犹太人家。父亲早逝，母亲来自西班牙望族，酷爱阅读。受母亲影响，卡内蒂早早成了多语阅读的“书迷”。他爱读歌德、狄更斯、司汤达、果戈理。但他似乎未曾想过要以文学为志业。原本，他打算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在文学之外找一份踏实的工作。7月15日那天早上，他也打算像往常那样，在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实验室。可是，他再次遇见了自己的“谜中谜”，再也躲不开它。从那天开始，他仍旧攻读学位，却已觉得化学索然无味。他仍旧读书，却无法再被果戈理们打动。他发现，他所知的全部西方文学传统，都无法解释他的“谜中谜”。他必须试着自己解开这个谜。
既然是个心灵谜题，卡内蒂也曾求助于当时最显赫的心理学家，比如弗洛伊德和勒庞。弗洛伊德以那些关于个体心理的概念而知名，尤其在维也纳，他的理论几乎成了精英圈子的新信仰。见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体亢奋，弗洛伊德开始对群体心理感兴趣。《大众心理学和本我分析》（1921）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名作。卡内蒂1925年就读了这本书。弗洛伊德的解释，他不满意。他从弗洛伊德的书里读不到任何关于“群众欲望”的鲜活体验。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基本上只是个体心理学的变体。他把“群众欲望”解释成性欲的某种变形，其实是把“群众欲望”一笔勾销了。卡内蒂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弗洛伊德抹掉的，正是卡内蒂最刻骨的生命体验。或者倒过来说：卡内蒂最刻骨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弗洛伊德的盲点。
弗洛伊德大师是典型的维也纳精英，漫长的一生就在诊室和书斋里度过。军旅生活、教会生活、街头生活，他所知甚少。他对群体心理的描写，大多取自勒庞的《乌合之众》（1895）。勒庞的取材，则来自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工人运动。可不管弗洛伊德还是勒庞，都是用诊断者的姿态打量群众。对他们来说，群体是陌生的，或许他们还害怕群体。当他们开始研究群体时，他们的姿态是：保持离我身体十步远的距离！对这些作家而言，群体就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他们是一种病，作家要做的是找到症状并描述出来（《耳中火炬》第150页）。他们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群众欲望”，从来不屑于承认自己身上的“群众基因”。卡内蒂相信，忽略了这一点，所有解释都是无力的，因为这样的解释把“谜中谜”稀释成粗鄙之人的幼稚病。
卡内蒂知道，并非如此。他在1922年、1927年反复体验到的那种融入群体的欲望，绝非个体病态。整个时代，正在被同一种欲望裹挟。法兰克福、维也纳街头的愤怒人群，只是这种欲望的微型象征。1921年、1922年，希特勒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信仰。到了1928年，已有太多人愿意做希勒特要他们做的一切。卡内蒂在化学实验室里遇到一个温和有礼的小伙子。他可以用平静优雅的语言论证希特勒是时代的希望。小伙子说，时代正在走向疯狂，唯有希特勒才能止住疯狂。为了止住疯狂，必须跟从那个人。说这话时，小伙子脸上发着光（《耳中火炬》第259 页）。这个温和有礼的小伙子，随时准备加入朝圣者的洪流。 这个教养良好的温和青年，很快就会让自己融入亢奋的人群，在某个地方杀人、被杀，点燃可燃的世界。他真的只是幼稚，或受到煽動吗？7月15日的体验告诉卡内蒂，相较于融入群体的欲望，具体的观念、领袖反倒是次要的。是那种必须得到满足的欲望附着于某种观念、领袖之上，而不是观念、领袖制造出欲望。观念、领袖善于利用、操弄欲望，但他们同样不理解它，或许还会被它反噬。它是一个人的“谜中谜”，也是时代的“谜中谜”。
卡内蒂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实验室工作，一边思索“谜中谜”。他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各种谜一样的人物形象，有“说真话的人”，有“爱幻想的人”，有“宗教狂”，有“收藏家”，有“挥霍者”，有“演员”，有“死亡的敌人”，还有一个“书迷”。他想一个一个地写，一个一个地探索，最后写出一部《疯子的人间喜剧》。1931年，他把“书迷”发展成一部书稿，取名《康德着火了》。这是8个形象中唯一幸存的一个。
这部书稿在他身边躺了5年。他的女朋友认为这是一部阴森恐怖的小说，甚至为此担心他的精神状况。1935年10月，《康德着火了》出版，书名换成了《迷惘》。书中那位书迷的名字，从康德变成了基恩。从成稿到出版，卡内蒂请他最看重的人提意见，其中包括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似乎只有布洛赫读得认真，表达了认真的反对。
布洛赫把卡内蒂叫到家里，连番发问：“你想借此说明什么呢？……你不至于为了写疯人的故事而写该书吧？……你令人感到害怕。您想让人害怕吗？……你没有以下地狱相威胁，而是将地狱展现在人的眼前，并且地狱就在此生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恐惧，难道这是作家的任务？……”（《眼睛游戏》，陈良梅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39页）。
卡内蒂回答：“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害怕。”
二
手头这本《迷惘》很旧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前些天清理书架，发现扉页上盖着母亲单位图书室的章。这才想起来，中学时常去母亲单位的图书室借书看。母亲在一所小学教书。那里的图书室好像不对学生开放，老师也不怎么光顾。里面有不少蒙灰的好书。仗着私人关系，我从那里借了好几年，读了好几年。向来有借必还的。不知怎么，唯独漏了一本《迷惘》（章国锋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当年一定是读完了，否则我不会一直记得那个“书迷”。
彼得·基恩可能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他精熟中文、日文古典文献，深谙孔夫子、佛陀的义理。一幢公寓楼房的顶层，他有一个藏书室，人类思想史上的典范著作应有尽有。就在这间书房里，他写出一篇又一篇让全世界读者欢喜赞叹的论文。他不教书，也不开会，除了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散步，他几乎从不与人接触。他觉得活着的人都不重要。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只有书。他刚刚赶走了一个女管家，因为她对他的书不尊重。
一个叫苔莱泽的乡下女人成了基恩的新管家。基恩不在乎谁来给自己做饭，他只需要有人带着敬畏服侍书。苔莱泽做得不错。有一次，基恩发现她戴着手套翻开一本不怎么要紧的书。基恩决定跟这个知道心疼书的粗鄙女人结婚，好让这个比自己大16岁的女人继续照顾书。
结婚之后，苔莱泽把书房的一半划归己有。她相信基恩有很多钱，她想让基恩立下遗嘱，把全部存款留给她。基恩答应了，在遗嘱上写下存款金额。这个数字让苔莱泽大失所望。她不信。她断定基恩骗她。她本来想象着可以拿到一大笔钱，用那些钱开一个家具店，再追求一个漂亮的男伙计。现在希望落空，她觉得基恩抢走了本属于她的钱。她毒打基恩，在书房做地毯式搜查，想要找到被基恩侵吞的财产。最后，她把基恩赶出了家。
基恩流浪街头，遇到驼背侏儒菲舍尔勒。菲舍尔勒混迹于一间下等酒馆，相信自己是象棋天才，想着有朝一日飞到美国，打败世界象棋冠军，成为全人类的偶像。菲舍尔勒成了基恩的跟班，伙同酒馆里的人骗走了基恩身上大部分现金。菲舍尔勒拿着这些钱订制了礼服，买了假护照。就在快要实现“美国梦”的时候，一个骗钱的同伙杀死了他。
再回到公寓，基恩的书房已被苔莱泽和公寓看门人霸占。他被看门人普法夫诓骗到门房，在那里神志不清地过了几天，切掉了自己一根手指，杀死了五只鸟。他在巴黎做精神科医生的弟弟恰好在这时赶来。乔治·基恩替彼得·基恩赶走了书房的霸占者。伟大的汉学家又可以回到从前的学术生活了。乔治知道哥哥精神有问题，但也相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哥哥的头脑太冷静、太精确、太乏味，因而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只要有书可读有论文可写，一切都会恢复如初。精神科医生乔治·基恩放心地离开，返回巴黎。汉学家彼得·基恩锁紧书房的门，放火烧掉了书和自己。
这么一个故事，实在一点都不有趣。世上偏偏有一种书，越是不好看，越是让人忘不掉。当年读《迷惘》，一定是一边读，一边恼火。一个中学生，不可能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讲这样让人压抑的故事。一个学者，先让女管家骗，再让侏儒骗，再让门房欺侮，最后引火自焚。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当年的中学生肯定想不通。可他还是忍不住把书读完，而且记住了那个书迷和他的迫害者们。或许是因为，中学生自己也是个书迷。
多年以后，读了卡内蒂那三本比《迷惘》好看多了的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我才知道，《迷惘》是他破解“谜中谜”的第一次尝试。
卡内蒂困惑终生的“谜中谜”，是曾经俘虏了他的“群众欲望”。20世纪20年代起，他花了50多年时间琢磨这件事。围绕这个主题，他发展出三个关键词：疯狂、群众、权力。不是权力创造群众，而是权力从群众中产生;要想理解群众的发生，则须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处——探索疯狂。所谓“群众”，首要标记不是数量，而是内心的解放感、解放欲：“群众必须在内心解放自己”，“属于群众的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有一个想吃、喝、爱和休息的小叛逆者”（《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迷惘》就是探索“疯狂”的精神现象学。 表面上，《迷惘》讲了几个市井小民对知识分子的行骗、施暴。但这个乏味的故事与时代的政治局势、经济结构、阶级斗争关系不大。卡内蒂从知识分子和小市民身上，看到了惊人相似的精神状态。
粗读一遍，读者很容易在书中人物身上看到自私、虚荣。女管家苔莱泽先是骗取男主人信任，继而想把丈夫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56岁的老处女幻想着用夺来的财产开家具店，幻想着有很多漂亮小伙子爱上自己。侏儒菲舍尔勒靠女友卖淫为生。他的全部热情都在象棋上面，他的幻想，是让全世界都崇拜自己。公寓看门人普法夫是退休警察。在那间门房小屋里，他把妻子、女儿折磨致死。他趴在门孔后监视一切，他想让所有人都怕自己。他和苔莱泽通奸，立刻把苔莱泽骗来的财产视为自己的私产。哪怕只是依据普通的市民道德，读者也能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到“坏”。
问题在于，看似受害者的基恩，未必完全无辜。读者在苔莱泽、普法夫、菲舍尔勒身上发现的自私、虚荣，同样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他憎恶女人，蔑视人类。他娶苔莱泽，只是想用她照顾高贵的书。苔莱泽敲诈他遗产的同时，他也幻想着从苔莱泽那里得到一笔钱，买更多的书。他被苔莱泽骗，被菲舍尔勒骗，被普法夫骗。但他并非那种被人糟蹋了善意的老好人。他从来都看不起这些骗他的人，只把他们当成服侍自己高贵的头脑和书的工具。他甚至不承认自己被骗了。相反，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
如果只是揭露无处不在的自私和虚荣，《迷惘》就只是一部低俗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卡内蒂要做的，不是戳穿人们的自私、虚荣，而是展示自私、虚荣的不可戳穿。因为它们植根于某种深不可测的心灵土壤之中。这才是小说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读小说的人很容易看出小说人物的自私、虚荣，也很容易看出他们是用何等疯狂的行为展示自私、虚荣。但卡内蒂不是为了讽刺自私、虚荣才赋予他们疯狂的行动。疯狂远比自私、虚荣更本质。
卡内蒂笔下的疯狂的第一个标记，是清醒、自洽。每一个疯狂的人物，都无比清醒、自洽。
基恩疯狂地挥霍，疯狂地诅咒女人、邻居，整个人类，疯狂地切掉手指，疯狂地自焚。苔莱泽疯狂地自恋，疯狂地敲诈，疯狂地追逐年轻男人。菲舍尔勒疯狂地行骗，疯狂地制造骚乱，疯狂地利用女人，疯狂地做白日梦。普法夫疯狂地虐待妻女，疯狂地恐吓邻人，疯狂地热爱權力。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头脑里，没有一件事是疯狂的。他们各自行着合情合理的事。
基恩把世界一分为二：爱书的、不爱书的。不爱书的人，都是贱民，死有余辜。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不爱书的人，但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人不爱书，有很多人想要毁掉书。从秦始皇到当铺掌柜，他都知道。所有想要毁掉书的人，都是魔鬼。他就活在一个魔鬼纵横的世界里。他的责任就是与魔鬼斗争。这个世界，可能只剩下他一个与魔鬼斗争的人了。所以，他几乎等于救世主。至于其他人，都该心甘情愿成为救世计划的一部分才对。
苔莱泽把男人一分为二：爱她的、不爱她的。男人怎么可能不爱她这么正派的女人？不爱她的男人，一定是不正派的男人，无能的男人。基恩就是无能的男人。这个无能的男人，不仅欠她爱，还欠她钱。欠了她那么多钱，就妨碍了她得到男人的爱，所以，基恩是可耻的小偷、骗子。所以，她要把失去的全都夺回来。
菲舍尔勒把酒馆里的人一分为二：与“美国梦”有关的、与“美国梦”无关的。原则上说，所有人都欠他一个“美国梦”。被他选中的人，都是实现梦想的工具。他不觉得自己骗了基恩，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不是骗子。越是装作纯良、高尚的人，越是本领高级的骗子。基恩这个看似纯良、高尚的傻瓜，一定是个大骗子。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骗。不能从骗子那里得到钱，就等于被骗子骗去了钱。所有的损失，都会妨碍梦想的实现。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可以忍受此等失败。
普法夫把公寓里的人一分为二：受控于他的、妄想摆脱他的控制的。他不能容忍有人不怕他。让妻、女怕他，就是他爱她们的方式。让公寓住户怕他，就是他尽职尽责的方式。他必须得驯服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妻子、女儿死了，他就驯服鸟和自己送上门的苔莱泽。鸟被基恩杀掉了，他就驯服基恩。他从来不会狂妄到想要驯服全世界。他知道害怕。遇到警察、上等人，他立刻卑躬屈膝，低声下气。他只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享受权力。他只是聪明、机敏地拓展着势力范围。
每个人的整体形象都是疯狂。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逻辑里清醒、自洽地行着疯狂之事。不只清醒、自洽，而且睿智、精明、高效，充满现实感。在学术世界里，基恩是独一无二的智者。他的论文，从来都以渊博、清晰、雄辩著称。在现实世界，基恩也是运筹帷幄的智者。他深信每个人都在自己掌控之中。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也都是如此。每个人都顺着自己的逻辑思考、感受、判断、制订计划、实施计划。每个人都欣赏自己的计划，亲眼见证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成功。在《迷惘》的世界里，没人认为自己是疯子。人人都是熟练的生活艺术家。
卡内蒂笔下的疯狂的第二个标记，是饱含了浪漫、崇高的无辜感。没人从自己身上发现自私、虚荣。人人都安稳地活在无辜感里，并在无辜之中品咂着自己的浪漫乃至崇高。
普法夫常常被自己感动，因为自己如此热爱妻、女，如此辛勤养家，如此恪尽职守。菲舍尔勒时刻沉浸在怀才不遇、天涯飘零的惆怅之中，也常常对自己实现梦想的智慧、勇气感佩不已。苔莱泽一边虐待丈夫，一边盼望即将降临的浪漫爱情。单是那个盼望，就足够浪漫。在私人自传里，普法夫是良善公民，苔莱泽是纯情女子，菲舍尔勒是理想主义者。
基恩憎恶女人，从无性欲。即便是他，也享受着自己的浪漫。他经过百般考察，确信苔莱泽、菲舍尔勒是爱书之人，竟忽然之间生出对他们的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当然，他的感情只是屈尊俯就。但正是这种屈尊俯就，让他更加欣赏自己的真诚，乃至伟大。几个人里，正是博学强识的基恩最常感到自己的伟大。他的学识，足以和孔夫子平等交谈，足以纠正世人对耶稣的误解。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宝贵的知识，都在他的书房里、头脑中。只要书房和头脑还在，他就确信自己是所有这些宝贵知识的伟大统帅。他的人生故事，就是统帅书、保护书，领导针对恶魔的圣战。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个人都清醒地围绕目标筹划生活。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讲成一个浪漫乃至崇高的故事。因此，人人都清白无辜。人人都在清白无辜中为所欲为，彼此伤害，自我毁灭。
粗心的读者先是从故事里读出自私、虚荣、疯狂。再读、三读，他猛然发现：《迷惘》的世界里，根本无处安放这些道德诊断。《迷惘》里的人不需要它们，不承认它们，或者，只需要用它们诊断别人。至于自己，早就获得了从灵魂深处颁发的豁免权。《迷惘》的世界是荡漾着自豪自恋、全然无辜的世界。
三
彼得的弟弟乔治是个特殊的人物。卡内蒂告诉读者，他是当世最有声望的精神病医生。他的医院关着八百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把他视为亲密朋友。而他，则从每个人那里学到关于人性的隐秘知识。这个人，似乎是理解《迷惘》的入口。
乔治的前任，是那种传统的精神病医生，断言“精神错乱是对利己主义的一种惩罚”（《迷惘》第491页）。换言之，疯狂不仅是病，还是罪。那个顽固的老头死掉了，死于自己妻子的毒药。毒死丈夫的妻子，让乔治成为新任丈夫，以及医院的新任主人。乔治不像前任那样居高临下地蔑视疯子。相反，他痴迷于向疯子学习。在病人身上，“他发现了多少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比任何诗人都更加才气横溢的讽刺家”（《迷惘》第494—495页）。在他看来，疯子不是误入了错误的世界，而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只有他们，才有勇气创造世界，享受世界。犹如上帝，“用六天的时间进行创造，在第七天去适应它们”（《迷惘》第501頁）。
乔治的兴趣不是治愈病人，而是欣赏病人。自从学会了欣赏病人的世界，“他对文学不再感兴趣了”（《迷惘》第502页）。和病人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太贫瘠，现实世界的人太单调、太平庸。每个被他治愈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他却同情那些康复者，甚至有些鄙视他们。每个康复者，都重新被简化，成为庸人。本来，他们活在迷人的谜里，怡然自得。治愈的意思是，他们身上的谜消失了。他们又成了现实世界的囚徒，把贫瘠的现实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把一切陈词滥调视为金科玉律。有些康复了的病人还会复发。他们一次次地复发，一次次地求乔治帮他们重获清醒。乔治说，这些人天性软弱，没勇气承担那谜样的丰盈的生活。
关于疯狂，乔治用了和前任截然不同的隐喻。疯狂不再是病，更不再是罪，而是真实、恩典、解放，是真正的精神生活，是对永生的无限趋近。
乔治常说，只有疯子才敢于创造、踏入感觉的洪流。只有无穷无尽的感觉洪流才是真实的生活，而健康人的所谓“理智”，“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迷惘》第505页）。
乔治还说，只有疯子才是走出了奴役之地的以色列人。套用《圣经》的譬喻，疯子才是出了埃及的幸运选民。他们几乎抵达了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他不理解，怎么竟有人“哭着喊着要回到埃及煮肉的锅边去”？（《迷惘》第502页）
他这个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只不过是把获得解放的人重新带回奴役的埃及。
乔治崇拜那些出埃及的选民，当然有他的理由。他太了解自己，因此也太鄙视自己。他知道，支撑自己生活的，只有女人和荣誉。他的同事们也好不到哪儿去。病房外面的一切，都被官僚体系、实用道德统治着。到处都是驯良、有用的公民。人人都复制着别人的生活，所有人都复制着官方颁布的模板。“他们在窗口谈生意，办事情，最多只是操纵一台机器”（《迷惘》第503页）。这个机器般的世界容不下幻想、激情、爱和盼望。他却在病人身上发现了这些。所以他说：“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纯粹的精神生命的话，那么，这些疯子便当之无愧。”（《迷惘》511页）
跟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一样，乔治也把世界一分为二：绝望的清醒、至福的疯狂。在他这里，健康与病态、正常与犯罪之类的区分早已过时。他自己享受着“健康”世界里的一切，但他从这个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是一种迟早贫瘠至死的“健康”。这个世界的“健康”人，都是死亡的囚徒：因贪生怕死而唯唯诺诺。唯有疯狂，才能挣脱死亡的威胁。疯子在自己的世界驱逐了死亡的恐惧，因此接近永生（《迷惘》第503页）。
稍有神学常识的读者都读得出来，往昔圣徒们向天上求索的事物，乔治只能向疯人院求索。
乔治太“健康”了，故而太了解“健康”世界的贫瘠、绝望。疯人院的疯子需要治疗疯狂，乔治则需要治疗绝望。如何治疗绝望呢？乔治觉得，除了疯狂，别无希望。疯狂一旦成了世界的希望，乔治就觉得自己不只是医生，而是政治家。他构想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共和国。共和国的种子，就是疯人院里的八百个病人。他的病人从八百增加到两千，再到一万……三十年后，“这里将出现一个世界共和国，人们会任命我为疯子的人民委员，我将到世界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旅行，视察和检阅一支由精神病人组成的百万大军”。他要像耶稣在最后审判时要做的那样，拣选子民，“让那些意志薄弱者站在左边，意志坚强的人站在右边”（《迷惘》第516页）。乔治跟哥哥一样，不喜欢上帝，喜欢自己出任救世主。在乔治的政治想象里，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是带领贫瘠绝望的现代人出埃及的人。而现代版的出埃及，是疯狂。勇于疯狂的人，是现代选民。
读了三本回忆录，我才知道，卡内蒂借着乔治之口说了不少要说的话。
比如，疯狂意味着投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全新世界。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都是在自己制造的全新世界里全情投入、怡然自得的人。
比如，疯狂意味着解放。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的新世界里都不再有罪感，他们全都享受着解放之后的无辜快感。他们把审判和诊断关到了世界之外。
比如，疯狂意味着精神狂喜。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都成功地把自私、虚荣转换成浪漫、奉献、理想主义、救世慈悲。他们的世界如此连贯、自洽，排除了任何疑虑不安，剩下的，唯有自我感动。
比如，疯狂意味着个体的消失，群众的登场。这涉及疯狂的辩证法。乔治提到唯有疯狂可以战胜死亡。但战胜死亡的前提，是忘掉生命。乔治还提到疯子们的迷人个性。但疯子的迷人个性，也可以视为个性的消亡。疯子把“自我”从所有枷锁里解放出来，通过砸碎枷锁杀掉了“自我”。这不难理解。砸碎了枷锁，也就丧失了形状和边界;丧失了形状和边界，“自我”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他失去的只不过是“自我”，却赢得一个无辜的狂喜的世界。当然，他赢得的那个世界里，“我”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显微镜下，每个疯子都被独一无二的欲念苦恼着。在望远镜下，所有具体的欲念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无辜狂喜的疯子汇成的忘我大军。乔治知道，疯人院里每个疯子都将是未来世界的种子和盐。一个无辜狂喜的疯子必将点燃一群无辜狂喜的疯子。多年以后，卡内蒂把这样的人称为“群众结晶”（《群众与权力》第46页）。一粒结晶，会长成一座山，填满一片海。在《迷惘》里，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在一座商业大厦相遇。四个人各怀心事地扭打、号叫。由此引发了一场骚乱。半个城的人都疯了，各怀心事地扭打、号叫，渴望杀人。那情景，很像卡内蒂永志不忘的7月15日（《迷惘》第355-364页）。几个出埃及的选民点燃了世界。 读了三本回忆录，我才知道，乔治不等于卡内蒂。
似乎，卡内蒂想要借助乔治把全书的恐怖氛围推向高潮。乔治是全书最理解疯狂的人。恰恰是他，放弃了治愈的责任。在《迷惘》的世界里，所有疯子都活在某个盼望里，唯有乔治，健康地绝望着。唯有他才知道，如此贫瘠的世界，根本配不上称之为健康、治愈。于是，他或者像个唯美主义者那样，欣赏疯狂，或者像个救赎主那样，统帅疯狂，想象一个臣服于疯狂的新世界。乔治眼中的世界图景是：非绝望，即疯狂。这个选项本身，就比所有绝望者更绝望，比所有疯狂者更疯狂。卡内蒂不是这样的人，但他决心研究这样的人。
四
赫尔曼·布洛赫对卡内蒂说：“你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恐惧，你把地狱展现在人的眼前。”卡内蒂回答：“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害怕。共同的语言已经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他人。”（《眼睛游戏》第37 页）这句话，正好说出了《迷惘》的恐怖之处。“共同的语言已经没有了”，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批准的疯狂世界里。而世界的真正疯狂恰恰在于，每个人的疯狂都清醒、自洽、崇高、无辜。因此没人怀疑自己，没人听得见别人，没人愿意听见别人。也正是这些清醒自洽地疯狂着的人，将要汇成没有语言只剩号叫的群众大军，砸碎世界，烧毁世界。
布洛赫和卡内蒂遵循着不同的诗学。布洛赫的小说，往往把善与恶、绝望与希望并陈。并陈本身，就为读者提供一条自省和治愈之路。卡内蒂则坚信：尽管喜欢谈论地狱，人们其实对地狱所知甚少;没人能够抵御所知甚少的大敌。比如，人们就对地狱的诱惑力所知甚少。《迷惘》要说的是，地狱也能为人提供解放感、喜乐感、纯洁感、永恒感。和天上的日子比起来，地狱里的日子不是相反，而是很像，并且远比天上的日子便捷易得。如果天上的日子不再成为选项，地狱的日子或许就成为摆脱绝望的唯一希望。这种“希望”，对布洛赫、卡内蒂而言或许虚假，对于《迷惘》里的人物，却绝对真实。
作为小说家，布洛赫和卡内蒂或许不属于同一量级。布洛赫那些鸿篇巨制抵达的广度和深度，卡内蒂从来不曾达到。但是关于“群众欲望”，卡内蒂的发现却独一无二。布洛赫也对“群众心理学”抱有持久兴趣。他进过纳粹的监狱，写过《群众性癫狂理论大纲》，直至晚年，还在关注群众心理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在他的解释里，“群众”基本等于放弃了责任的人，等于某种“思想的朦胧状态”或“心智水平的降低”。由于“放弃”“朦胧”“降低”，它就进入了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依照卡内蒂的看法，这实际上是轻视了“群众”。轻视的意思是说，仅仅把它视为某种幼稚病，相信它可以通过启蒙、教化得到治愈。卡内蒂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他从群众身上发现的，不是平庸、蒙昧，而是喜乐、渴欲，乃至崇高、圣洁之感。谁不想便捷地获得这些呢？谁愿意从便捷的喜乐中醒来呢？
1927年7月15日，卡内蒂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群众欲望”。30岁时，他用《迷惘》描述了这种欲望。此后的五十年，他想研究并解释这种欲望。于是就有了《群众与权力》（1960），他称为平生最重要的书。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本过分博学的书跟作者的雄心不相匹配。想要走进现象背后、解释现象的卡内蒂，没有打磨出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由他发现的“群众欲望”。雄心勃勃且炉火纯青的《群众与权力》，还是无法替代青年时代的《迷惘》。《迷惘》的伟大，恰恰在于那种铁石心肠的描述，不加解释的描述。正是这种描述让人们知道，地狱的恐怖，就在于地狱的喜乐。把人引向疯狂和群众的，是同一种喜乐。
反倒是卡内蒂的两位伟大前辈，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卡内蒂现象的工具：赫尔曼·布洛赫在《梦游者》（1931）和《维吉尔之死》（1945）里区分了“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
里描述了“次级实在”。他们想要理解和解释的，是卡内蒂为之迷惘的同一个时代。
依照布洛赫，其实并无所谓“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系统”。真正重要的，是辨别一个思维系统把终极目标安置在哪里。任何一个思维系统，如若把某种不配成为终极目标的事情规定为终极目标，它就成了所谓的“封闭系统”。比如，有些思维系统劝说信徒把时间之内的某个点当成永恒去期待，一个“封闭系统”就形成了。再如，有些思维系统劝说信徒把欲望、安全或财富当成终极幸福去求取，一个“封闭系统”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该不该满足欲望、寻求安全、赚取财富、盼望某个时刻。问题的关键在于，该不该崇拜它们，仅仅崇拜它们。“封闭系统”的特征，就是那种“仅仅崇拜”。“仅仅崇拜”一旦发生，人就成了在轮子里跑动、永不停歇的仓鼠（叔本华的譬喻）。他的盼望、努力、失败、挣扎，成了一个跑不出去停不下来的“尘世闭环”。
在这个“尘世闭环”里，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清醒的，一切都是自洽的。为了不从轮子上掉下去，必须努力跑好每一步。这何等清醒？现在的每一步都来自先前的一步，现在的每一步都导致稍后的一步。这何等自洽？既然每个动作都是清醒的选择，遵循自洽的逻辑，这永不停歇的跑动又是何等真实？的确真实。唯一的不真实是，仓鼠看不見轮子之外的世界。它选择的真实，太贫瘠。它只是在一个贫瘠的人造真实里跑着，兴奋着，疲惫着。
布洛赫描述的“封闭系统”“尘世闭环”，在穆齐尔那里就表述为“次级实在”。两位伟大作家的文学恩怨，需要另外的笔墨。这两个术语，至少说明他们在根本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剥掉术语迷障，“次级实在”其实不难理解。一个自小在草原上撒野的孩子，认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是这世界的真相。这是他体认到的“实在”。一个自小拘禁在地下室的孩子，坚信“天空”就是天花板，“太阳”就是日光灯，“大地”就是水泥砖。他就生活在天花板、日光灯、水泥砖之间。对他而言，天花板、日光灯、水泥地便是全世界，唯一真实的世界。他体认到的是不是世界的真相，或曰“实在”？当然是，无可否认。但他体认到的那个“实在”是否是全部的“实在”？当然不是，无可否认。他体认到的“实在”，只是一个人造的、次生的“次级实在”。只要见识过天空的人就不会否认。但是，那个仅仅见过天花板的孩子，必定否认。在这个天花板笼罩的“次级实在”里，他也会清醒、自洽地生活，也会吃喝拉撒，也会喜怒哀乐，一切都健康，一切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他不能看见也不愿看见天花板外面的世界。要是外面的世界危及他的清醒和自洽，他会恨，会诅咒，会反抗（参见沃格林《何谓政治实在》，《记忆》，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494 页）。
在《迷惘》里的人，都活在“次级实在”里。彼得·基恩的天花板，是他的书。苔莱泽的天花板，是她的招人怜爱的屁股和乳房。菲舍尔勒的天花板，是“美国梦”。普法夫的天花板，是他的拳头和威风。天花板之外的事，他们不关心，不理解，不承认。天花板底下的事，他们无比精明、干练，甚至无比浪漫、崇高。他们是不是疯子呢？依照各自的天花板逻辑，他们非但不疯，简直是天才和圣徒。至于天花板外面的逻辑，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所以，他们可以聚在一处、交谈、撕打，却从未见到彼此、听到彼此。他们只关心和崇拜自己的天花板。他们独自清醒，一同疯狂。
卡内蒂笔下的精神病医生乔治崇拜疯子。乔治认为疯子的生命体验无比丰盈。疯子的体验的确无比丰盈。但那个丰盈的前提，却是极度贫瘠。一个在天花板下把蚊鸣当作雷声的人，听觉不可谓不丰盈。丰盈的代价却是，听不到真正的雷声。听得见蚊鸣，是他们的清醒和丰盈。听不见雷声，是他们的疯狂和贫瘠。早在1908 年，切斯特顿就用英语写过三位德语作家关心的事情。他在《回到正统》里说：“事事讲求理性的人往往是疯狂的;疯狂的人常常事事讲求理性。……快乐的人才会做这些无用的事;有病的人腾不出无所事事的能耐。疯子永不明白的，正是这些无心的、无原因的行为。”（《回到正统》第13页）卡内蒂在《迷惘》里描述的疯子，正是这种连犹疑不决、无所事事都不会的清醒之人，贫瘠到只剩天花板底下的理性。
我觉得，卡内蒂或许意识到了理性和疯狂的微妙转换。《迷惘》里，他让最清醒、最博学、最冷静，冷静得乏味的彼得·基恩点燃了烧毁一切的火。憎恨人、只爱书的彼得·基恩，是最孤独的个体，同时也是最疯狂的群众。多年以后，卡内蒂才写出那个警句：“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极度的孤立，那么我永远也不会理解群体。”（《耳中火炬》第256 页）中和切斯特顿和卡内蒂，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极度的理性，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疯狂。”极度理性的基恩舍不得每一本书，却舍得烧掉世界，以及所有的书。
读《迷惘》时，我总是想起这个时代的学术天才和救世主基恩、浪漫主义者苔莱泽、理想主义者菲舍尔勒、好公民普法夫，非绝望即疯狂的智者乔治，在贫瘠世界绝望着的人们，不知怎样出埃及的人们。这依然是那个让卡内蒂迷惘的，可燃的世界。
责编：梁红
1927年7月15日，维也纳。照例在咖啡馆吃早餐的市民都会看到当天《帝国邮报》头版上那个巨大的标题：“公正的判决。”
前不久，布尔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宣告杀人者无罪。无罪释放的判决在维也纳引起轩然大波。执政党的机关报仍然告诉市民，这件事不容置疑地公正。维也纳的工人素来遵守秩序。一直以来，他们很满意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管理。但在这一天，他们决定抛开领导，单独行动。各区工人自发集结，涌向司法大厦。维也纳市长站在消防车上，高举右手，试图安抚民众的情绪。市长的手势毫无效果。司法大厦着火了。警方奉命开枪，90人死亡。
这天早上，22岁的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就是在圣法伊特的一家咖啡馆读到那份晨报。他扔下报纸，骑上自行车，飞速驶向城里，加入了一支游行队伍。他不知道这支队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何主张。他只是想要融入愤怒的人群。所有动作都是自发的。或许，不是自发，而是自动。
司法大厦燃烧着。离它不远的岔路上，一个男人双手举过头，猛烈拍击，不停地重复一个句子：“燒掉档案！所有的档案！”卡内蒂安慰他：“总比烧掉人要好！”男人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只是重复自己的句子。卡内蒂很生气，因为警察正在那边杀人，愤怒的火也在烧死人，眼前的男人却只想着档案。男人看了看卡内蒂，继续为档案哀号。他好像忘了，自己也在警察的射程之内（《耳中火炬》，陈良梅、王莹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247页）。
正在维也纳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卡内蒂，不是第一次见到群众运动、加入群众运动。这个生于保加利亚的犹太青年清楚记得儿时跟着父母、邻人观看彗星。那一刻，他看不见父亲，看不见母亲，看不见任何特别的人，只看见大家在一起。从那时起，他就喜欢用“在一起”这个词。每当说出“在一起”，他总想起一个“惊愕地期待着的群体”（《获救之舌》，陈恕林等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30页）。
16岁到19岁，卡内蒂生活在法兰克福，也见识过不少游行。他发现，游行的队伍可能在意见上针锋相对，却在愤怒中汇成同一条激流。印象最深刻的，是 17 岁那年一次。游行的队伍填满了街道，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很想加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种渴望，远比头脑里的斟酌、考虑、怀疑更有力。有一股力量把他攫住了，那种力，类似于物理上的万有引力。
1927年7月15日，卡内蒂再次感受到那股力，再次体会到融合的渴望。他很清楚，这种渴望决不仅仅出于道德思考、阶级同情。它比这些可以用语言分析的动机深刻得多，神秘得多。后来，卡内蒂把这种体验称为“群众欲望”：一个孤立的人，有一种打破人格边界，成为“群众”的欲望;这种欲望，跟食欲、性欲一样，是人的基本欲望。每个体验过它的人，都知道它是何等强烈，可以转瞬间把一个人转化为全然不同的生物。可是，即便亲身体验过它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解释它。更多的人，选择忽略它，否认它。卡内蒂做不到。1927年7月15日这个日子，成了他的背上芒刺。终其一生，他都背负这根芒刺，想要理解这根芒刺。不能理解它，他也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这一天，是他生命里无比真实的日子，也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谜。他称之为“谜中谜”。
“谜中谜”改变了卡内蒂的生活轨迹。他出生在殷实的犹太人家。父亲早逝，母亲来自西班牙望族，酷爱阅读。受母亲影响，卡内蒂早早成了多语阅读的“书迷”。他爱读歌德、狄更斯、司汤达、果戈理。但他似乎未曾想过要以文学为志业。原本，他打算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在文学之外找一份踏实的工作。7月15日那天早上，他也打算像往常那样，在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实验室。可是，他再次遇见了自己的“谜中谜”，再也躲不开它。从那天开始，他仍旧攻读学位，却已觉得化学索然无味。他仍旧读书，却无法再被果戈理们打动。他发现，他所知的全部西方文学传统，都无法解释他的“谜中谜”。他必须试着自己解开这个谜。
既然是个心灵谜题，卡内蒂也曾求助于当时最显赫的心理学家，比如弗洛伊德和勒庞。弗洛伊德以那些关于个体心理的概念而知名，尤其在维也纳，他的理论几乎成了精英圈子的新信仰。见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体亢奋，弗洛伊德开始对群体心理感兴趣。《大众心理学和本我分析》（1921）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名作。卡内蒂1925年就读了这本书。弗洛伊德的解释，他不满意。他从弗洛伊德的书里读不到任何关于“群众欲望”的鲜活体验。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基本上只是个体心理学的变体。他把“群众欲望”解释成性欲的某种变形，其实是把“群众欲望”一笔勾销了。卡内蒂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弗洛伊德抹掉的，正是卡内蒂最刻骨的生命体验。或者倒过来说：卡内蒂最刻骨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弗洛伊德的盲点。
弗洛伊德大师是典型的维也纳精英，漫长的一生就在诊室和书斋里度过。军旅生活、教会生活、街头生活，他所知甚少。他对群体心理的描写，大多取自勒庞的《乌合之众》（1895）。勒庞的取材，则来自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工人运动。可不管弗洛伊德还是勒庞，都是用诊断者的姿态打量群众。对他们来说，群体是陌生的，或许他们还害怕群体。当他们开始研究群体时，他们的姿态是：保持离我身体十步远的距离！对这些作家而言，群体就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他们是一种病，作家要做的是找到症状并描述出来（《耳中火炬》第150页）。他们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群众欲望”，从来不屑于承认自己身上的“群众基因”。卡内蒂相信，忽略了这一点，所有解释都是无力的，因为这样的解释把“谜中谜”稀释成粗鄙之人的幼稚病。
卡内蒂知道，并非如此。他在1922年、1927年反复体验到的那种融入群体的欲望，绝非个体病态。整个时代，正在被同一种欲望裹挟。法兰克福、维也纳街头的愤怒人群，只是这种欲望的微型象征。1921年、1922年，希特勒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信仰。到了1928年，已有太多人愿意做希勒特要他们做的一切。卡内蒂在化学实验室里遇到一个温和有礼的小伙子。他可以用平静优雅的语言论证希特勒是时代的希望。小伙子说，时代正在走向疯狂，唯有希特勒才能止住疯狂。为了止住疯狂，必须跟从那个人。说这话时，小伙子脸上发着光（《耳中火炬》第259 页）。这个温和有礼的小伙子，随时准备加入朝圣者的洪流。 这个教养良好的温和青年，很快就会让自己融入亢奋的人群，在某个地方杀人、被杀，点燃可燃的世界。他真的只是幼稚，或受到煽動吗？7月15日的体验告诉卡内蒂，相较于融入群体的欲望，具体的观念、领袖反倒是次要的。是那种必须得到满足的欲望附着于某种观念、领袖之上，而不是观念、领袖制造出欲望。观念、领袖善于利用、操弄欲望，但他们同样不理解它，或许还会被它反噬。它是一个人的“谜中谜”，也是时代的“谜中谜”。
卡内蒂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实验室工作，一边思索“谜中谜”。他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各种谜一样的人物形象，有“说真话的人”，有“爱幻想的人”，有“宗教狂”，有“收藏家”，有“挥霍者”，有“演员”，有“死亡的敌人”，还有一个“书迷”。他想一个一个地写，一个一个地探索，最后写出一部《疯子的人间喜剧》。1931年，他把“书迷”发展成一部书稿，取名《康德着火了》。这是8个形象中唯一幸存的一个。
这部书稿在他身边躺了5年。他的女朋友认为这是一部阴森恐怖的小说，甚至为此担心他的精神状况。1935年10月，《康德着火了》出版，书名换成了《迷惘》。书中那位书迷的名字，从康德变成了基恩。从成稿到出版，卡内蒂请他最看重的人提意见，其中包括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似乎只有布洛赫读得认真，表达了认真的反对。
布洛赫把卡内蒂叫到家里，连番发问：“你想借此说明什么呢？……你不至于为了写疯人的故事而写该书吧？……你令人感到害怕。您想让人害怕吗？……你没有以下地狱相威胁，而是将地狱展现在人的眼前，并且地狱就在此生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恐惧，难道这是作家的任务？……”（《眼睛游戏》，陈良梅译，新星出版社 2006年，第39页）。
卡内蒂回答：“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害怕。”
二
手头这本《迷惘》很旧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是从旧书摊淘来的。前些天清理书架，发现扉页上盖着母亲单位图书室的章。这才想起来，中学时常去母亲单位的图书室借书看。母亲在一所小学教书。那里的图书室好像不对学生开放，老师也不怎么光顾。里面有不少蒙灰的好书。仗着私人关系，我从那里借了好几年，读了好几年。向来有借必还的。不知怎么，唯独漏了一本《迷惘》（章国锋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6年）。
当年一定是读完了，否则我不会一直记得那个“书迷”。
彼得·基恩可能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他精熟中文、日文古典文献，深谙孔夫子、佛陀的义理。一幢公寓楼房的顶层，他有一个藏书室，人类思想史上的典范著作应有尽有。就在这间书房里，他写出一篇又一篇让全世界读者欢喜赞叹的论文。他不教书，也不开会，除了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散步，他几乎从不与人接触。他觉得活着的人都不重要。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只有书。他刚刚赶走了一个女管家，因为她对他的书不尊重。
一个叫苔莱泽的乡下女人成了基恩的新管家。基恩不在乎谁来给自己做饭，他只需要有人带着敬畏服侍书。苔莱泽做得不错。有一次，基恩发现她戴着手套翻开一本不怎么要紧的书。基恩决定跟这个知道心疼书的粗鄙女人结婚，好让这个比自己大16岁的女人继续照顾书。
结婚之后，苔莱泽把书房的一半划归己有。她相信基恩有很多钱，她想让基恩立下遗嘱，把全部存款留给她。基恩答应了，在遗嘱上写下存款金额。这个数字让苔莱泽大失所望。她不信。她断定基恩骗她。她本来想象着可以拿到一大笔钱，用那些钱开一个家具店，再追求一个漂亮的男伙计。现在希望落空，她觉得基恩抢走了本属于她的钱。她毒打基恩，在书房做地毯式搜查，想要找到被基恩侵吞的财产。最后，她把基恩赶出了家。
基恩流浪街头，遇到驼背侏儒菲舍尔勒。菲舍尔勒混迹于一间下等酒馆，相信自己是象棋天才，想着有朝一日飞到美国，打败世界象棋冠军，成为全人类的偶像。菲舍尔勒成了基恩的跟班，伙同酒馆里的人骗走了基恩身上大部分现金。菲舍尔勒拿着这些钱订制了礼服，买了假护照。就在快要实现“美国梦”的时候，一个骗钱的同伙杀死了他。
再回到公寓，基恩的书房已被苔莱泽和公寓看门人霸占。他被看门人普法夫诓骗到门房，在那里神志不清地过了几天，切掉了自己一根手指，杀死了五只鸟。他在巴黎做精神科医生的弟弟恰好在这时赶来。乔治·基恩替彼得·基恩赶走了书房的霸占者。伟大的汉学家又可以回到从前的学术生活了。乔治知道哥哥精神有问题，但也相信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哥哥的头脑太冷静、太精确、太乏味，因而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只要有书可读有论文可写，一切都会恢复如初。精神科医生乔治·基恩放心地离开，返回巴黎。汉学家彼得·基恩锁紧书房的门，放火烧掉了书和自己。
这么一个故事，实在一点都不有趣。世上偏偏有一种书，越是不好看，越是让人忘不掉。当年读《迷惘》，一定是一边读，一边恼火。一个中学生，不可能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讲这样让人压抑的故事。一个学者，先让女管家骗，再让侏儒骗，再让门房欺侮，最后引火自焚。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当年的中学生肯定想不通。可他还是忍不住把书读完，而且记住了那个书迷和他的迫害者们。或许是因为，中学生自己也是个书迷。
多年以后，读了卡内蒂那三本比《迷惘》好看多了的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眼睛游戏》），我才知道，《迷惘》是他破解“谜中谜”的第一次尝试。
卡内蒂困惑终生的“谜中谜”，是曾经俘虏了他的“群众欲望”。20世纪20年代起，他花了50多年时间琢磨这件事。围绕这个主题，他发展出三个关键词：疯狂、群众、权力。不是权力创造群众，而是权力从群众中产生;要想理解群众的发生，则须深入到人的意识深处——探索疯狂。所谓“群众”，首要标记不是数量，而是内心的解放感、解放欲：“群众必须在内心解放自己”，“属于群众的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有一个想吃、喝、爱和休息的小叛逆者”（《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迷惘》就是探索“疯狂”的精神现象学。 表面上，《迷惘》讲了几个市井小民对知识分子的行骗、施暴。但这个乏味的故事与时代的政治局势、经济结构、阶级斗争关系不大。卡内蒂从知识分子和小市民身上，看到了惊人相似的精神状态。
粗读一遍，读者很容易在书中人物身上看到自私、虚荣。女管家苔莱泽先是骗取男主人信任，继而想把丈夫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56岁的老处女幻想着用夺来的财产开家具店，幻想着有很多漂亮小伙子爱上自己。侏儒菲舍尔勒靠女友卖淫为生。他的全部热情都在象棋上面，他的幻想，是让全世界都崇拜自己。公寓看门人普法夫是退休警察。在那间门房小屋里，他把妻子、女儿折磨致死。他趴在门孔后监视一切，他想让所有人都怕自己。他和苔莱泽通奸，立刻把苔莱泽骗来的财产视为自己的私产。哪怕只是依据普通的市民道德，读者也能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到“坏”。
问题在于，看似受害者的基恩，未必完全无辜。读者在苔莱泽、普法夫、菲舍尔勒身上发现的自私、虚荣，同样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他憎恶女人，蔑视人类。他娶苔莱泽，只是想用她照顾高贵的书。苔莱泽敲诈他遗产的同时，他也幻想着从苔莱泽那里得到一笔钱，买更多的书。他被苔莱泽骗，被菲舍尔勒骗，被普法夫骗。但他并非那种被人糟蹋了善意的老好人。他从来都看不起这些骗他的人，只把他们当成服侍自己高贵的头脑和书的工具。他甚至不承认自己被骗了。相反，大部分时间里，他觉得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
如果只是揭露无处不在的自私和虚荣，《迷惘》就只是一部低俗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卡内蒂要做的，不是戳穿人们的自私、虚荣，而是展示自私、虚荣的不可戳穿。因为它们植根于某种深不可测的心灵土壤之中。这才是小说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读小说的人很容易看出小说人物的自私、虚荣，也很容易看出他们是用何等疯狂的行为展示自私、虚荣。但卡内蒂不是为了讽刺自私、虚荣才赋予他们疯狂的行动。疯狂远比自私、虚荣更本质。
卡内蒂笔下的疯狂的第一个标记，是清醒、自洽。每一个疯狂的人物，都无比清醒、自洽。
基恩疯狂地挥霍，疯狂地诅咒女人、邻居，整个人类，疯狂地切掉手指，疯狂地自焚。苔莱泽疯狂地自恋，疯狂地敲诈，疯狂地追逐年轻男人。菲舍尔勒疯狂地行骗，疯狂地制造骚乱，疯狂地利用女人，疯狂地做白日梦。普法夫疯狂地虐待妻女，疯狂地恐吓邻人，疯狂地热爱權力。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头脑里，没有一件事是疯狂的。他们各自行着合情合理的事。
基恩把世界一分为二：爱书的、不爱书的。不爱书的人，都是贱民，死有余辜。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不爱书的人，但他清楚地知道有很多人不爱书，有很多人想要毁掉书。从秦始皇到当铺掌柜，他都知道。所有想要毁掉书的人，都是魔鬼。他就活在一个魔鬼纵横的世界里。他的责任就是与魔鬼斗争。这个世界，可能只剩下他一个与魔鬼斗争的人了。所以，他几乎等于救世主。至于其他人，都该心甘情愿成为救世计划的一部分才对。
苔莱泽把男人一分为二：爱她的、不爱她的。男人怎么可能不爱她这么正派的女人？不爱她的男人，一定是不正派的男人，无能的男人。基恩就是无能的男人。这个无能的男人，不仅欠她爱，还欠她钱。欠了她那么多钱，就妨碍了她得到男人的爱，所以，基恩是可耻的小偷、骗子。所以，她要把失去的全都夺回来。
菲舍尔勒把酒馆里的人一分为二：与“美国梦”有关的、与“美国梦”无关的。原则上说，所有人都欠他一个“美国梦”。被他选中的人，都是实现梦想的工具。他不觉得自己骗了基恩，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不是骗子。越是装作纯良、高尚的人，越是本领高级的骗子。基恩这个看似纯良、高尚的傻瓜，一定是个大骗子。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骗。不能从骗子那里得到钱，就等于被骗子骗去了钱。所有的损失，都会妨碍梦想的实现。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可以忍受此等失败。
普法夫把公寓里的人一分为二：受控于他的、妄想摆脱他的控制的。他不能容忍有人不怕他。让妻、女怕他，就是他爱她们的方式。让公寓住户怕他，就是他尽职尽责的方式。他必须得驯服身边的每一样东西。妻子、女儿死了，他就驯服鸟和自己送上门的苔莱泽。鸟被基恩杀掉了，他就驯服基恩。他从来不会狂妄到想要驯服全世界。他知道害怕。遇到警察、上等人，他立刻卑躬屈膝，低声下气。他只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享受权力。他只是聪明、机敏地拓展着势力范围。
每个人的整体形象都是疯狂。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逻辑里清醒、自洽地行着疯狂之事。不只清醒、自洽，而且睿智、精明、高效，充满现实感。在学术世界里，基恩是独一无二的智者。他的论文，从来都以渊博、清晰、雄辩著称。在现实世界，基恩也是运筹帷幄的智者。他深信每个人都在自己掌控之中。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也都是如此。每个人都顺着自己的逻辑思考、感受、判断、制订计划、实施计划。每个人都欣赏自己的计划，亲眼见证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成功。在《迷惘》的世界里，没人认为自己是疯子。人人都是熟练的生活艺术家。
卡内蒂笔下的疯狂的第二个标记，是饱含了浪漫、崇高的无辜感。没人从自己身上发现自私、虚荣。人人都安稳地活在无辜感里，并在无辜之中品咂着自己的浪漫乃至崇高。
普法夫常常被自己感动，因为自己如此热爱妻、女，如此辛勤养家，如此恪尽职守。菲舍尔勒时刻沉浸在怀才不遇、天涯飘零的惆怅之中，也常常对自己实现梦想的智慧、勇气感佩不已。苔莱泽一边虐待丈夫，一边盼望即将降临的浪漫爱情。单是那个盼望，就足够浪漫。在私人自传里，普法夫是良善公民，苔莱泽是纯情女子，菲舍尔勒是理想主义者。
基恩憎恶女人，从无性欲。即便是他，也享受着自己的浪漫。他经过百般考察，确信苔莱泽、菲舍尔勒是爱书之人，竟忽然之间生出对他们的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当然，他的感情只是屈尊俯就。但正是这种屈尊俯就，让他更加欣赏自己的真诚，乃至伟大。几个人里，正是博学强识的基恩最常感到自己的伟大。他的学识，足以和孔夫子平等交谈，足以纠正世人对耶稣的误解。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宝贵的知识，都在他的书房里、头脑中。只要书房和头脑还在，他就确信自己是所有这些宝贵知识的伟大统帅。他的人生故事，就是统帅书、保护书，领导针对恶魔的圣战。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个人都清醒地围绕目标筹划生活。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讲成一个浪漫乃至崇高的故事。因此，人人都清白无辜。人人都在清白无辜中为所欲为，彼此伤害，自我毁灭。
粗心的读者先是从故事里读出自私、虚荣、疯狂。再读、三读，他猛然发现：《迷惘》的世界里，根本无处安放这些道德诊断。《迷惘》里的人不需要它们，不承认它们，或者，只需要用它们诊断别人。至于自己，早就获得了从灵魂深处颁发的豁免权。《迷惘》的世界是荡漾着自豪自恋、全然无辜的世界。
三
彼得的弟弟乔治是个特殊的人物。卡内蒂告诉读者，他是当世最有声望的精神病医生。他的医院关着八百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把他视为亲密朋友。而他，则从每个人那里学到关于人性的隐秘知识。这个人，似乎是理解《迷惘》的入口。
乔治的前任，是那种传统的精神病医生，断言“精神错乱是对利己主义的一种惩罚”（《迷惘》第491页）。换言之，疯狂不仅是病，还是罪。那个顽固的老头死掉了，死于自己妻子的毒药。毒死丈夫的妻子，让乔治成为新任丈夫，以及医院的新任主人。乔治不像前任那样居高临下地蔑视疯子。相反，他痴迷于向疯子学习。在病人身上，“他发现了多少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比任何诗人都更加才气横溢的讽刺家”（《迷惘》第494—495页）。在他看来，疯子不是误入了错误的世界，而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只有他们，才有勇气创造世界，享受世界。犹如上帝，“用六天的时间进行创造，在第七天去适应它们”（《迷惘》第501頁）。
乔治的兴趣不是治愈病人，而是欣赏病人。自从学会了欣赏病人的世界，“他对文学不再感兴趣了”（《迷惘》第502页）。和病人的世界相比，现实世界太贫瘠，现实世界的人太单调、太平庸。每个被他治愈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他却同情那些康复者，甚至有些鄙视他们。每个康复者，都重新被简化，成为庸人。本来，他们活在迷人的谜里，怡然自得。治愈的意思是，他们身上的谜消失了。他们又成了现实世界的囚徒，把贫瘠的现实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把一切陈词滥调视为金科玉律。有些康复了的病人还会复发。他们一次次地复发，一次次地求乔治帮他们重获清醒。乔治说，这些人天性软弱，没勇气承担那谜样的丰盈的生活。
关于疯狂，乔治用了和前任截然不同的隐喻。疯狂不再是病，更不再是罪，而是真实、恩典、解放，是真正的精神生活，是对永生的无限趋近。
乔治常说，只有疯子才敢于创造、踏入感觉的洪流。只有无穷无尽的感觉洪流才是真实的生活，而健康人的所谓“理智”，“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迷惘》第505页）。
乔治还说，只有疯子才是走出了奴役之地的以色列人。套用《圣经》的譬喻，疯子才是出了埃及的幸运选民。他们几乎抵达了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他不理解，怎么竟有人“哭着喊着要回到埃及煮肉的锅边去”？（《迷惘》第502页）
他这个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只不过是把获得解放的人重新带回奴役的埃及。
乔治崇拜那些出埃及的选民，当然有他的理由。他太了解自己，因此也太鄙视自己。他知道，支撑自己生活的，只有女人和荣誉。他的同事们也好不到哪儿去。病房外面的一切，都被官僚体系、实用道德统治着。到处都是驯良、有用的公民。人人都复制着别人的生活，所有人都复制着官方颁布的模板。“他们在窗口谈生意，办事情，最多只是操纵一台机器”（《迷惘》第503页）。这个机器般的世界容不下幻想、激情、爱和盼望。他却在病人身上发现了这些。所以他说：“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纯粹的精神生命的话，那么，这些疯子便当之无愧。”（《迷惘》511页）
跟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一样，乔治也把世界一分为二：绝望的清醒、至福的疯狂。在他这里，健康与病态、正常与犯罪之类的区分早已过时。他自己享受着“健康”世界里的一切，但他从这个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是一种迟早贫瘠至死的“健康”。这个世界的“健康”人，都是死亡的囚徒：因贪生怕死而唯唯诺诺。唯有疯狂，才能挣脱死亡的威胁。疯子在自己的世界驱逐了死亡的恐惧，因此接近永生（《迷惘》第503页）。
稍有神学常识的读者都读得出来，往昔圣徒们向天上求索的事物，乔治只能向疯人院求索。
乔治太“健康”了，故而太了解“健康”世界的贫瘠、绝望。疯人院的疯子需要治疗疯狂，乔治则需要治疗绝望。如何治疗绝望呢？乔治觉得，除了疯狂，别无希望。疯狂一旦成了世界的希望，乔治就觉得自己不只是医生，而是政治家。他构想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共和国。共和国的种子，就是疯人院里的八百个病人。他的病人从八百增加到两千，再到一万……三十年后，“这里将出现一个世界共和国，人们会任命我为疯子的人民委员，我将到世界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旅行，视察和检阅一支由精神病人组成的百万大军”。他要像耶稣在最后审判时要做的那样，拣选子民，“让那些意志薄弱者站在左边，意志坚强的人站在右边”（《迷惘》第516页）。乔治跟哥哥一样，不喜欢上帝，喜欢自己出任救世主。在乔治的政治想象里，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是带领贫瘠绝望的现代人出埃及的人。而现代版的出埃及，是疯狂。勇于疯狂的人，是现代选民。
读了三本回忆录，我才知道，卡内蒂借着乔治之口说了不少要说的话。
比如，疯狂意味着投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全新世界。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都是在自己制造的全新世界里全情投入、怡然自得的人。
比如，疯狂意味着解放。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的新世界里都不再有罪感，他们全都享受着解放之后的无辜快感。他们把审判和诊断关到了世界之外。
比如，疯狂意味着精神狂喜。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都成功地把自私、虚荣转换成浪漫、奉献、理想主义、救世慈悲。他们的世界如此连贯、自洽，排除了任何疑虑不安，剩下的，唯有自我感动。
比如，疯狂意味着个体的消失，群众的登场。这涉及疯狂的辩证法。乔治提到唯有疯狂可以战胜死亡。但战胜死亡的前提，是忘掉生命。乔治还提到疯子们的迷人个性。但疯子的迷人个性，也可以视为个性的消亡。疯子把“自我”从所有枷锁里解放出来，通过砸碎枷锁杀掉了“自我”。这不难理解。砸碎了枷锁，也就丧失了形状和边界;丧失了形状和边界，“自我”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他失去的只不过是“自我”，却赢得一个无辜的狂喜的世界。当然，他赢得的那个世界里，“我”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显微镜下，每个疯子都被独一无二的欲念苦恼着。在望远镜下，所有具体的欲念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无辜狂喜的疯子汇成的忘我大军。乔治知道，疯人院里每个疯子都将是未来世界的种子和盐。一个无辜狂喜的疯子必将点燃一群无辜狂喜的疯子。多年以后，卡内蒂把这样的人称为“群众结晶”（《群众与权力》第46页）。一粒结晶，会长成一座山，填满一片海。在《迷惘》里，彼得·基恩、苔莱泽、菲舍尔勒、普法夫在一座商业大厦相遇。四个人各怀心事地扭打、号叫。由此引发了一场骚乱。半个城的人都疯了，各怀心事地扭打、号叫，渴望杀人。那情景，很像卡内蒂永志不忘的7月15日（《迷惘》第355-364页）。几个出埃及的选民点燃了世界。 读了三本回忆录，我才知道，乔治不等于卡内蒂。
似乎，卡内蒂想要借助乔治把全书的恐怖氛围推向高潮。乔治是全书最理解疯狂的人。恰恰是他，放弃了治愈的责任。在《迷惘》的世界里，所有疯子都活在某个盼望里，唯有乔治，健康地绝望着。唯有他才知道，如此贫瘠的世界，根本配不上称之为健康、治愈。于是，他或者像个唯美主义者那样，欣赏疯狂，或者像个救赎主那样，统帅疯狂，想象一个臣服于疯狂的新世界。乔治眼中的世界图景是：非绝望，即疯狂。这个选项本身，就比所有绝望者更绝望，比所有疯狂者更疯狂。卡内蒂不是这样的人，但他决心研究这样的人。
四
赫尔曼·布洛赫对卡内蒂说：“你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恐惧，你把地狱展现在人的眼前。”卡内蒂回答：“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害怕。共同的语言已经没有了。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愿意理解他人。”（《眼睛游戏》第37 页）这句话，正好说出了《迷惘》的恐怖之处。“共同的语言已经没有了”，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批准的疯狂世界里。而世界的真正疯狂恰恰在于，每个人的疯狂都清醒、自洽、崇高、无辜。因此没人怀疑自己，没人听得见别人，没人愿意听见别人。也正是这些清醒自洽地疯狂着的人，将要汇成没有语言只剩号叫的群众大军，砸碎世界，烧毁世界。
布洛赫和卡内蒂遵循着不同的诗学。布洛赫的小说，往往把善与恶、绝望与希望并陈。并陈本身，就为读者提供一条自省和治愈之路。卡内蒂则坚信：尽管喜欢谈论地狱，人们其实对地狱所知甚少;没人能够抵御所知甚少的大敌。比如，人们就对地狱的诱惑力所知甚少。《迷惘》要说的是，地狱也能为人提供解放感、喜乐感、纯洁感、永恒感。和天上的日子比起来，地狱里的日子不是相反，而是很像，并且远比天上的日子便捷易得。如果天上的日子不再成为选项，地狱的日子或许就成为摆脱绝望的唯一希望。这种“希望”，对布洛赫、卡内蒂而言或许虚假，对于《迷惘》里的人物，却绝对真实。
作为小说家，布洛赫和卡内蒂或许不属于同一量级。布洛赫那些鸿篇巨制抵达的广度和深度，卡内蒂从来不曾达到。但是关于“群众欲望”，卡内蒂的发现却独一无二。布洛赫也对“群众心理学”抱有持久兴趣。他进过纳粹的监狱，写过《群众性癫狂理论大纲》，直至晚年，还在关注群众心理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在他的解释里，“群众”基本等于放弃了责任的人，等于某种“思想的朦胧状态”或“心智水平的降低”。由于“放弃”“朦胧”“降低”，它就进入了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依照卡内蒂的看法，这实际上是轻视了“群众”。轻视的意思是说，仅仅把它视为某种幼稚病，相信它可以通过启蒙、教化得到治愈。卡内蒂没有这么乐观，因为他从群众身上发现的，不是平庸、蒙昧，而是喜乐、渴欲，乃至崇高、圣洁之感。谁不想便捷地获得这些呢？谁愿意从便捷的喜乐中醒来呢？
1927年7月15日，卡内蒂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群众欲望”。30岁时，他用《迷惘》描述了这种欲望。此后的五十年，他想研究并解释这种欲望。于是就有了《群众与权力》（1960），他称为平生最重要的书。作为读者，我觉得这本过分博学的书跟作者的雄心不相匹配。想要走进现象背后、解释现象的卡内蒂，没有打磨出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帮助人们理解由他发现的“群众欲望”。雄心勃勃且炉火纯青的《群众与权力》，还是无法替代青年时代的《迷惘》。《迷惘》的伟大，恰恰在于那种铁石心肠的描述，不加解释的描述。正是这种描述让人们知道，地狱的恐怖，就在于地狱的喜乐。把人引向疯狂和群众的，是同一种喜乐。
反倒是卡内蒂的两位伟大前辈，为后人提供了理解卡内蒂现象的工具：赫尔曼·布洛赫在《梦游者》（1931）和《维吉尔之死》（1945）里区分了“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
里描述了“次级实在”。他们想要理解和解释的，是卡内蒂为之迷惘的同一个时代。
依照布洛赫，其实并无所谓“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系统”。真正重要的，是辨别一个思维系统把终极目标安置在哪里。任何一个思维系统，如若把某种不配成为终极目标的事情规定为终极目标，它就成了所谓的“封闭系统”。比如，有些思维系统劝说信徒把时间之内的某个点当成永恒去期待，一个“封闭系统”就形成了。再如，有些思维系统劝说信徒把欲望、安全或财富当成终极幸福去求取，一个“封闭系统”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该不该满足欲望、寻求安全、赚取财富、盼望某个时刻。问题的关键在于，该不该崇拜它们，仅仅崇拜它们。“封闭系统”的特征，就是那种“仅仅崇拜”。“仅仅崇拜”一旦发生，人就成了在轮子里跑动、永不停歇的仓鼠（叔本华的譬喻）。他的盼望、努力、失败、挣扎，成了一个跑不出去停不下来的“尘世闭环”。
在这个“尘世闭环”里，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清醒的，一切都是自洽的。为了不从轮子上掉下去，必须努力跑好每一步。这何等清醒？现在的每一步都来自先前的一步，现在的每一步都导致稍后的一步。这何等自洽？既然每个动作都是清醒的选择，遵循自洽的逻辑，这永不停歇的跑动又是何等真实？的确真实。唯一的不真实是，仓鼠看不見轮子之外的世界。它选择的真实，太贫瘠。它只是在一个贫瘠的人造真实里跑着，兴奋着，疲惫着。
布洛赫描述的“封闭系统”“尘世闭环”，在穆齐尔那里就表述为“次级实在”。两位伟大作家的文学恩怨，需要另外的笔墨。这两个术语，至少说明他们在根本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剥掉术语迷障，“次级实在”其实不难理解。一个自小在草原上撒野的孩子，认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是这世界的真相。这是他体认到的“实在”。一个自小拘禁在地下室的孩子，坚信“天空”就是天花板，“太阳”就是日光灯，“大地”就是水泥砖。他就生活在天花板、日光灯、水泥砖之间。对他而言，天花板、日光灯、水泥地便是全世界，唯一真实的世界。他体认到的是不是世界的真相，或曰“实在”？当然是，无可否认。但他体认到的那个“实在”是否是全部的“实在”？当然不是，无可否认。他体认到的“实在”，只是一个人造的、次生的“次级实在”。只要见识过天空的人就不会否认。但是，那个仅仅见过天花板的孩子，必定否认。在这个天花板笼罩的“次级实在”里，他也会清醒、自洽地生活，也会吃喝拉撒，也会喜怒哀乐，一切都健康，一切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他不能看见也不愿看见天花板外面的世界。要是外面的世界危及他的清醒和自洽，他会恨，会诅咒，会反抗（参见沃格林《何谓政治实在》，《记忆》，朱成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494 页）。
在《迷惘》里的人，都活在“次级实在”里。彼得·基恩的天花板，是他的书。苔莱泽的天花板，是她的招人怜爱的屁股和乳房。菲舍尔勒的天花板，是“美国梦”。普法夫的天花板，是他的拳头和威风。天花板之外的事，他们不关心，不理解，不承认。天花板底下的事，他们无比精明、干练，甚至无比浪漫、崇高。他们是不是疯子呢？依照各自的天花板逻辑，他们非但不疯，简直是天才和圣徒。至于天花板外面的逻辑，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所以，他们可以聚在一处、交谈、撕打，却从未见到彼此、听到彼此。他们只关心和崇拜自己的天花板。他们独自清醒，一同疯狂。
卡内蒂笔下的精神病医生乔治崇拜疯子。乔治认为疯子的生命体验无比丰盈。疯子的体验的确无比丰盈。但那个丰盈的前提，却是极度贫瘠。一个在天花板下把蚊鸣当作雷声的人，听觉不可谓不丰盈。丰盈的代价却是，听不到真正的雷声。听得见蚊鸣，是他们的清醒和丰盈。听不见雷声，是他们的疯狂和贫瘠。早在1908 年，切斯特顿就用英语写过三位德语作家关心的事情。他在《回到正统》里说：“事事讲求理性的人往往是疯狂的;疯狂的人常常事事讲求理性。……快乐的人才会做这些无用的事;有病的人腾不出无所事事的能耐。疯子永不明白的，正是这些无心的、无原因的行为。”（《回到正统》第13页）卡内蒂在《迷惘》里描述的疯子，正是这种连犹疑不决、无所事事都不会的清醒之人，贫瘠到只剩天花板底下的理性。
我觉得，卡内蒂或许意识到了理性和疯狂的微妙转换。《迷惘》里，他让最清醒、最博学、最冷静，冷静得乏味的彼得·基恩点燃了烧毁一切的火。憎恨人、只爱书的彼得·基恩，是最孤独的个体，同时也是最疯狂的群众。多年以后，卡内蒂才写出那个警句：“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极度的孤立，那么我永远也不会理解群体。”（《耳中火炬》第256 页）中和切斯特顿和卡内蒂，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极度的理性，那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疯狂。”极度理性的基恩舍不得每一本书，却舍得烧掉世界，以及所有的书。
读《迷惘》时，我总是想起这个时代的学术天才和救世主基恩、浪漫主义者苔莱泽、理想主义者菲舍尔勒、好公民普法夫，非绝望即疯狂的智者乔治，在贫瘠世界绝望着的人们，不知怎样出埃及的人们。这依然是那个让卡内蒂迷惘的，可燃的世界。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