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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0日，南方天空下暖阳普照。这天是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毕业典礼，大家从世界各地赶来领取学位证书。会后，五位同一项目的毕业生相约在范克廉楼旁的游泳池畔，享受在学校最后的下午茶时光。
一张玻璃餐桌，五把不锈钢椅子，方羚来自上海，欣榕来自南京，Daniel来自美国佛罗里达，Joey来自俄勒冈，Melanie来自比利时。他们前半年并不熟悉，但寒假时曾组成同一个课题组，一起去台北的四四南村考察，一起吃过亲亲五花肉，一起去基隆和九份逛老街，一起去听报告……回到香港下飞机后互相加了脸书，这顿下午茶是这五位同学在中文大学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因为Joey当晚就要离港回美国了。
誓读常青藤
几个人里面最忙的要数方羚。两年前，她拿到了美国一所排名100开外的学校的金融硕士录取。可是还没开学就不想去了。因为身边出国的同学似乎个个都拿到美国前30、前50，或者英国、澳洲、加拿大前3前5的学校的offer，虽然她以英语系的背景申请到金融专业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儿，但学校牌子实在拿不出手。“不过，既然offer来了，那就去念吧！”方羚这样对自己说。4万美金在不到10分钟内通过花旗银行的网络围着地球转了半圈最后落入美国学校的账户，这位至少是第10次踏出国门的22岁女孩，也在不到24小时内从家中瞬移到美国东北部某个寒冷的“大农村”。
开学了，整个金融硕士项目有240位学生，其中203位来自中国和韩国，其余大多来自印度和巴西，另有12位美国东道主，基本上家住距离学校100公里半径的圈子内。“我说了吧，来了还不如不来。不过既然学费已经交了，还是把课上完吧，反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结果当年12月，方羚就忍不住了：脸书上整天看到同学要么在伦敦、纽约、巴黎、香港各种社交、聚会；学术党宅在大农村，那是因为他们村里有常青藤，藤校出来很好找工作，在大城市的暑假就能开始实习，我这烂学校简直是在混文凭！方羚不甘心自己的留学经历只是在某家100名开外的学校读个水学位，于是就琢磨着转学。一年制硕士无法中途转学，只能退学，不过学费不退。她用美国在读硕士生的身份洗刷掉了她国内不太好的二本学校，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新硕士项目。
在香港，方羚终于能够像那些“脸书”上面的好友一样秀美食、秀活动，可她不满足，还是想要个美国文凭，并且最好是排名前15 的学校，最好是常青藤。她以此为动力，拼命考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托福刷了7次，终于刷到了109分。她至今还在等宾大或哥大的offer，为了再去读这第三个硕士学位，不惜在香港过一年间隔年。“我快被我妈唠叨死了，她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孩子托福和GMAT分数都没有我高，结果去了宾大，我要是最后不读个常青藤文凭，就这样回去，我妈总觉得自己家孩子不如别人。”方羚的微信签名变成了：保持冷静，宾大在等你！
致力改变印度女童早婚
方羚的故事把Joey听得目瞪口呆。“好吧！你父母这么关心你，真的很幸福……你们中国人真有钱。”Joey不能理解，为什么眼前这位中国女孩要读三个硕士学位：本科读英语，第一个硕士在美国读金融，第二个硕士在香港读公共政策，第三个硕士又要到美国去读，而且不管什么专业，只要是常青藤就行。“中国孩子疯了吗？”她在心里这样想，“中国父母更疯狂！就这样把20万美元让孩子拿去读书。如果我爸爸可以给我这么多钱，我现在一定可以在湾区拥有自己的公司了。”
Joey的本科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就读，因为是本州居民，每年只需要9000美元的学费。毕业后在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市场部工作，两年时间攒够了继续读书的费用，之后来到香港读MPP（公共政策硕士）。现在，她回到原来的公司，主要从事和亚太区市场研究相关的工作。在Joey眼里，中国留学生多是沉默寡言的理工科男生。“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生每周末要去打工一整天，一个月赚600美元，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费。”
欣榕坐在方羚身旁，默默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奶油猪仔包，认真地做一位聆听者。读书时，欣榕一直是方羚忠诚的“小跟班”，逛街时为她拍照，分享她的朋友圈并点赞，在方羚被各种最后期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用某某教授如何如何过分之类的话安慰她。欣榕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但她没有方羚的那种“美国梦”，同样是一年，她不认为多花几倍的学费去美国读常青藤盟校就一定能比在香港读书得到更多收获，更不会像方羚这样不惜重金只为一张常青藤文凭。
欣榕对“上进”这个词的理解与方羚有几分不同，她信奉一句格言：少即是多。欣榕专注于读书与写作，留学对于她而言是一场人生阅历。欣榕不认为留学是所谓的镀金，也不认为方羚拿到了心仪的常青藤盟校学位之后能够有脱胎换骨般的改变。欣榕回到南京后，加入了2014年应届生求职大军。编辑记者是欣榕多年来的理想职业，她希望踏踏实实做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
外人眼中，欣榕和方羚形影不离，但欣榕心中真正欣赏的是身边这位比利时女孩Melanie。Melanie从比利时卢汶大学毕业后曾在欧盟委员会实习，之后加入了一家公益组织，在南亚地区工作时间参与一项名为Merry Me Later的行动，致力于改变印度女童早婚的现状。她熟练掌握弗拉芒语、英语和法语，对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等社会事业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
Melanie和方羚同属于希望毕业后继续深造的一类，她正在中文大学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性别研究。不同的是，Melanie对于自己的未来有较明确且实际的规划，而方羚仅仅是希望获得一纸常青藤盟校的文凭而已。Melanie希望一生认真做一件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享受工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享受人生。“其实，在全世界都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认为从事一些行业会比从事另一些行业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更加优越。我和一些中国学生聊天，他们说，当时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基本上都想学计算机、网络、电子工程、金融等专业，而社会工作往往会被认为不是正经工作。这很正常，从收入上来讲，专业性的工作会比社会工作收入更高，在欧洲也是如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看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一种高收入，而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不是很痛苦吗？”Melanie说。 美国学霸不上常青藤
大学霸Daniel平时沉默寡言，但当日聊起毕业与前途的话题时，他也说出了多年前的一段经历。Daniel是犹太人后裔，生于佛罗里达的一座海滨城市Fort Lauderdale，这座城市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中国人印象中的佛罗里达大都是迈阿密、奥兰多，因为那里有迪士尼乐园，有阳光沙滩，有豪华酒店、游轮和游艇。事实上，在佛罗里达州，生活着许多拉丁美洲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他们的生活虽然算不错，有自己的住宅和稳定工作，但是远远谈不上富裕。
Daniel高中毕业时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考到了2330分的高分，其中有6门5分，学习非常刻苦，并且十分热爱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擅长的数学和逻辑学。“那你为什么……”方羚马上问。对，Daniel为什么没有上常青藤？以他的成绩在中国学生当中是当之无愧的学霸级，是非常有希望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
Daniel苦笑了两声，他说，其实自己当年根本没有申请常青藤。Daniel是全系闻名的出口成章，一张嘴几乎就是一篇小论文。在有点小花痴的方羚眼中，Daniel是个年纪不大但智商极高的“小鲜肉”。之前方羚一直以为他从哈佛、耶鲁一类名校毕业，但事实上Daniel的本科母校只是佛罗里达州的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而已。如果按照中国学生喜欢的“世界大学排名”来看，Daniel的母校还不如方羚先前退学的那所学校。Daniel本科阶段GPA 3.93，是一位十足的学霸，他没有进入常青藤让方羚感到不可理解。可是Daniel认为这很正常。常青藤有常青藤的文化，他认为，大多数美国学生并不是不想去常青藤读书，而是根本不适合去那里读书。
在Daniel看来，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的成就与地位并不会完全按照学校名气来决定；一个成熟的社会当中，资源的代际传递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比物质资源的传递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递。“比如耶鲁。”Daniel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社会名流、高级专业人士或中产阶级上层，你就算顺利入学，也无法真正融入学校的主流社交圈。因为大多数耶鲁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一种优越的环境当中，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优越，家庭的交际圈与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了这些学生从小的思维方式、眼界与价值观。他们因此也会很努力地读书。”Daniel又举了个中国的例子，他记得，在研究中国时曾经学过一个词叫做“干部子弟”，还学过一个词叫做“二代”。其实在美国和英国，这种“子弟”和“二代”非常普遍，不是说他们垄断了哪些资源，而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源极大地影响并帮助了下一代的成长。
一个高级律师的儿子几乎不可能以卡车司机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个洗碗工的女儿虽然可以考上哈佛，但是她成为议员和知名律师的几率很低。“人们眼中的美国也许是自由平等的天堂，但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父母是常青藤毕业生，且在社会当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孩子的成绩与综合素质优秀，那么孩子进入常青藤的几率自然会更大，因为学校可以由孩子所受的教育与熏陶判断出这位未来的常青藤学生的发展潜质。这样的孩子去做政客、做议员、做银行家、做研究高深问题的教授，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平民子弟父母忙于生计，对孩子的期望多是早点读书出来挣钱，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关注政治、金融、外交甚至哲学等抽象而又遥远的事情……可是这又如何呢？孩子去学习会计，去做工程师，去做医生，如果做得非常好，依然会有不错的收入。毕业于普通大学但是持有高级执业资格且经验丰富的牙医，其收入可能是常青藤毕业的哲学教授的三倍以上。这不是也很好吗？常青藤并不适合所有人，就像有些时尚服装并不是每个人穿着都好看一样。”Daniel说罢哈哈大笑。“我父母在佛罗里达经营葡萄园，在香港常喝的Florida’s Natural这个牌子的橙汁所用的橙子也许就是我们家隔壁邻居种的。哈哈！”
责任编辑：刁雅琴
一张玻璃餐桌，五把不锈钢椅子，方羚来自上海，欣榕来自南京，Daniel来自美国佛罗里达，Joey来自俄勒冈，Melanie来自比利时。他们前半年并不熟悉，但寒假时曾组成同一个课题组，一起去台北的四四南村考察，一起吃过亲亲五花肉，一起去基隆和九份逛老街，一起去听报告……回到香港下飞机后互相加了脸书，这顿下午茶是这五位同学在中文大学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因为Joey当晚就要离港回美国了。
誓读常青藤
几个人里面最忙的要数方羚。两年前，她拿到了美国一所排名100开外的学校的金融硕士录取。可是还没开学就不想去了。因为身边出国的同学似乎个个都拿到美国前30、前50，或者英国、澳洲、加拿大前3前5的学校的offer，虽然她以英语系的背景申请到金融专业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儿，但学校牌子实在拿不出手。“不过，既然offer来了，那就去念吧！”方羚这样对自己说。4万美金在不到10分钟内通过花旗银行的网络围着地球转了半圈最后落入美国学校的账户，这位至少是第10次踏出国门的22岁女孩，也在不到24小时内从家中瞬移到美国东北部某个寒冷的“大农村”。
开学了，整个金融硕士项目有240位学生，其中203位来自中国和韩国，其余大多来自印度和巴西，另有12位美国东道主，基本上家住距离学校100公里半径的圈子内。“我说了吧，来了还不如不来。不过既然学费已经交了，还是把课上完吧，反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结果当年12月，方羚就忍不住了：脸书上整天看到同学要么在伦敦、纽约、巴黎、香港各种社交、聚会；学术党宅在大农村，那是因为他们村里有常青藤，藤校出来很好找工作，在大城市的暑假就能开始实习，我这烂学校简直是在混文凭！方羚不甘心自己的留学经历只是在某家100名开外的学校读个水学位，于是就琢磨着转学。一年制硕士无法中途转学，只能退学，不过学费不退。她用美国在读硕士生的身份洗刷掉了她国内不太好的二本学校，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新硕士项目。
在香港，方羚终于能够像那些“脸书”上面的好友一样秀美食、秀活动，可她不满足，还是想要个美国文凭，并且最好是排名前15 的学校，最好是常青藤。她以此为动力，拼命考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托福刷了7次，终于刷到了109分。她至今还在等宾大或哥大的offer，为了再去读这第三个硕士学位，不惜在香港过一年间隔年。“我快被我妈唠叨死了，她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孩子托福和GMAT分数都没有我高，结果去了宾大，我要是最后不读个常青藤文凭，就这样回去，我妈总觉得自己家孩子不如别人。”方羚的微信签名变成了：保持冷静，宾大在等你！
致力改变印度女童早婚
方羚的故事把Joey听得目瞪口呆。“好吧！你父母这么关心你，真的很幸福……你们中国人真有钱。”Joey不能理解，为什么眼前这位中国女孩要读三个硕士学位：本科读英语，第一个硕士在美国读金融，第二个硕士在香港读公共政策，第三个硕士又要到美国去读，而且不管什么专业，只要是常青藤就行。“中国孩子疯了吗？”她在心里这样想，“中国父母更疯狂！就这样把20万美元让孩子拿去读书。如果我爸爸可以给我这么多钱，我现在一定可以在湾区拥有自己的公司了。”
Joey的本科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就读，因为是本州居民，每年只需要9000美元的学费。毕业后在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市场部工作，两年时间攒够了继续读书的费用，之后来到香港读MPP（公共政策硕士）。现在，她回到原来的公司，主要从事和亚太区市场研究相关的工作。在Joey眼里，中国留学生多是沉默寡言的理工科男生。“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生每周末要去打工一整天，一个月赚600美元，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费。”
欣榕坐在方羚身旁，默默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奶油猪仔包，认真地做一位聆听者。读书时，欣榕一直是方羚忠诚的“小跟班”，逛街时为她拍照，分享她的朋友圈并点赞，在方羚被各种最后期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用某某教授如何如何过分之类的话安慰她。欣榕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但她没有方羚的那种“美国梦”，同样是一年，她不认为多花几倍的学费去美国读常青藤盟校就一定能比在香港读书得到更多收获，更不会像方羚这样不惜重金只为一张常青藤文凭。
欣榕对“上进”这个词的理解与方羚有几分不同，她信奉一句格言：少即是多。欣榕专注于读书与写作，留学对于她而言是一场人生阅历。欣榕不认为留学是所谓的镀金，也不认为方羚拿到了心仪的常青藤盟校学位之后能够有脱胎换骨般的改变。欣榕回到南京后，加入了2014年应届生求职大军。编辑记者是欣榕多年来的理想职业，她希望踏踏实实做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
外人眼中，欣榕和方羚形影不离，但欣榕心中真正欣赏的是身边这位比利时女孩Melanie。Melanie从比利时卢汶大学毕业后曾在欧盟委员会实习，之后加入了一家公益组织，在南亚地区工作时间参与一项名为Merry Me Later的行动，致力于改变印度女童早婚的现状。她熟练掌握弗拉芒语、英语和法语，对促进性别平等、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等社会事业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
Melanie和方羚同属于希望毕业后继续深造的一类，她正在中文大学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性别研究。不同的是，Melanie对于自己的未来有较明确且实际的规划，而方羚仅仅是希望获得一纸常青藤盟校的文凭而已。Melanie希望一生认真做一件事，在做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享受工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享受人生。“其实，在全世界都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认为从事一些行业会比从事另一些行业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更加优越。我和一些中国学生聊天，他们说，当时高考分数最高的学生基本上都想学计算机、网络、电子工程、金融等专业，而社会工作往往会被认为不是正经工作。这很正常，从收入上来讲，专业性的工作会比社会工作收入更高，在欧洲也是如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看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一种高收入，而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不是很痛苦吗？”Melanie说。 美国学霸不上常青藤
大学霸Daniel平时沉默寡言，但当日聊起毕业与前途的话题时，他也说出了多年前的一段经历。Daniel是犹太人后裔，生于佛罗里达的一座海滨城市Fort Lauderdale，这座城市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中国人印象中的佛罗里达大都是迈阿密、奥兰多，因为那里有迪士尼乐园，有阳光沙滩，有豪华酒店、游轮和游艇。事实上，在佛罗里达州，生活着许多拉丁美洲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他们的生活虽然算不错，有自己的住宅和稳定工作，但是远远谈不上富裕。
Daniel高中毕业时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考到了2330分的高分，其中有6门5分，学习非常刻苦，并且十分热爱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擅长的数学和逻辑学。“那你为什么……”方羚马上问。对，Daniel为什么没有上常青藤？以他的成绩在中国学生当中是当之无愧的学霸级，是非常有希望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
Daniel苦笑了两声，他说，其实自己当年根本没有申请常青藤。Daniel是全系闻名的出口成章，一张嘴几乎就是一篇小论文。在有点小花痴的方羚眼中，Daniel是个年纪不大但智商极高的“小鲜肉”。之前方羚一直以为他从哈佛、耶鲁一类名校毕业，但事实上Daniel的本科母校只是佛罗里达州的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而已。如果按照中国学生喜欢的“世界大学排名”来看，Daniel的母校还不如方羚先前退学的那所学校。Daniel本科阶段GPA 3.93，是一位十足的学霸，他没有进入常青藤让方羚感到不可理解。可是Daniel认为这很正常。常青藤有常青藤的文化，他认为，大多数美国学生并不是不想去常青藤读书，而是根本不适合去那里读书。
在Daniel看来，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的成就与地位并不会完全按照学校名气来决定；一个成熟的社会当中，资源的代际传递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比物质资源的传递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递。“比如耶鲁。”Daniel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社会名流、高级专业人士或中产阶级上层，你就算顺利入学，也无法真正融入学校的主流社交圈。因为大多数耶鲁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一种优越的环境当中，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优越，家庭的交际圈与社会关系网络决定了这些学生从小的思维方式、眼界与价值观。他们因此也会很努力地读书。”Daniel又举了个中国的例子，他记得，在研究中国时曾经学过一个词叫做“干部子弟”，还学过一个词叫做“二代”。其实在美国和英国，这种“子弟”和“二代”非常普遍，不是说他们垄断了哪些资源，而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源极大地影响并帮助了下一代的成长。
一个高级律师的儿子几乎不可能以卡车司机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个洗碗工的女儿虽然可以考上哈佛，但是她成为议员和知名律师的几率很低。“人们眼中的美国也许是自由平等的天堂，但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父母是常青藤毕业生，且在社会当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孩子的成绩与综合素质优秀，那么孩子进入常青藤的几率自然会更大，因为学校可以由孩子所受的教育与熏陶判断出这位未来的常青藤学生的发展潜质。这样的孩子去做政客、做议员、做银行家、做研究高深问题的教授，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平民子弟父母忙于生计，对孩子的期望多是早点读书出来挣钱，孩子自然不太可能关注政治、金融、外交甚至哲学等抽象而又遥远的事情……可是这又如何呢？孩子去学习会计，去做工程师，去做医生，如果做得非常好，依然会有不错的收入。毕业于普通大学但是持有高级执业资格且经验丰富的牙医，其收入可能是常青藤毕业的哲学教授的三倍以上。这不是也很好吗？常青藤并不适合所有人，就像有些时尚服装并不是每个人穿着都好看一样。”Daniel说罢哈哈大笑。“我父母在佛罗里达经营葡萄园，在香港常喝的Florida’s Natural这个牌子的橙汁所用的橙子也许就是我们家隔壁邻居种的。哈哈！”
责任编辑：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