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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临高话量词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发展过程。文章就临高话量词分类、临高话量词语法特点及语法功能、临高话量词的跨语言比较与临高话量词的来源几方面对临高话量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研究。
关键词：临高话；量词；意义
临高话系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是壮语的另一个方言，可称之为壮语临高方言。汉藏语系有量词的语言中，壮侗语属于量词强势语言，语法功能很发达，语篇出现率较高。对临高话量词研究，以期发现新的语音、语法现象，来丰富临高话量词的研究成果。
一、临高话量词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关于临高话的研究，国外开展得比较早。如：1931年法国萨维纳神甫的《临高语—法语词典》、1965年著名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整理萨维纳神甫的《临高语—法语词典》的手稿编纂为《萨维纳的临高语词汇》、1937年德国民族学者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及1980年桥本万太郎的《贝语——临高方言分类词汇》等等。
（二）国内研究动态及现状
国内学者对临高话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比较丰富。对于临高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源、系属、语音、词汇、语法、借词、方言分区以及临高地名、词汇与文化等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是专著、词典、调查报告以及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如：关于临高话系属及族源的成果有《“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海南岛“临高人”族源族属之我见》、《“临高人”进居海南岛时代探讨》、《海南临高人的族源及迁徙路径》、《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壮侗语族语言系属问题研究札记》以及《我国壮侗语言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系属问题研究综述》等；关于临高话音系、词汇、语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十九世纪传教士记录的海南临高语》、《海南临高话》、《“临高话” 简介》、《临高话研究》、《临高语话语材料集》、《臨高语“濒危”词语考察》、《临高话声调的声学学研究》、《海南临高话汉字音》、《临高话声调里隐含的历史层次》、《临高汉词典》、《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等；关于临高话借词、方言分区以及临高地名、词汇与文化等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海南临高话中的汉语借词》、《临高语汉借词的一字多音现象》、《临高木偶戏对临高语汉借词的影响》、《临高语汉借词的一字多音现象》、《临高语借词、读书音的来源及语言相互影响》、《海口临高语长流方言》、《海南临高的“苏东坡话”》、《海南岛的语言与方言》、《海南语言的分区》、《临高语黎语关系词的文化内涵》、《透过地名看临高人在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等等。由此观之，目前对于临高话的研究大多为宏观方面，其中以研究临高话音系、语法及词汇等基本概况和临高话的族源和系属居多；但这些大多是共时平面的描写，很少进行历时的比较与分析，虽然有少数的专著或论文论及了量词问题，但是不够深入和全面。
关于临高话量词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临高话量词分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对临高话进行了田野调查。大多数学者对于临高话量词的分类没有太大的分歧，一般将临高话量词粗略地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其中的名量词分为一般量词、兼类量词及时间量词三小类。持此看法的成果见于梁敏（1981）《“临高话”简介》、张星、马英（1983）《海南临高话》、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1985）《海南临高话》、刘剑三（2009）《临高语话语材料集》等研究文献。
2. 临高话量词语法特点及语法功能。对量词进行分类就是为了揭示其特点和用法。中国大陆最早调查研究临高语的著名学者梁敏（1981；1997）在《“临高话”简介》与《临高语研究》中均研究了量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功能：（1）量词一般不能直接作主语和宾语，必须先跟数词或指示词构成词组，即数量词组及指量词组，才能充当主语和宾语成分。但在紧缩复句中某些量词也可以单独充当主语或宾语；（2）除少数常用的量词可以重叠用于表示“逐一”及“每一”的意义外，其它的多数量词一般不能重叠。
张星、马英（1983）《海南临高话》与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1985）《海南临高话》均认为：（1）量词一般可以重叠，重叠的形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单音重叠（AA），用于表达“每一、所有”的意思。二是叠音重叠（-A-A），用于表达“逐一、渐次”的意思；（2）量词与数词或指示代词构成修饰词组后，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3）量词与数词组成数量结构修饰名词或动词时，名量词可在名词的前或后，而动量词一般只能在动词之后，用以补充动作的次量；
刘剑三（2009）《临高语话语材料集》中阐述临高话量词语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在表“一”这个数时只用量词而不需与数词“一”组成数量词组，量词在句中可以单独充当主语、谓语、定语、补语及宾语；临高话量词语法上的第二大特点是与汉语一样均可重叠。重叠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量词重叠后发生音变现象，用在否定句中来表达“一”的意思；第二种是量词重叠后不发生音变现象，用于肯定句来表示“一”的意思。
3. 临高话量词的跨语言比较。梁敏的调查研究表明，壮侗语族语言中量词功能的发展并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壮侗语族语言中壮语、侗语、布依语、仫佬语和毛南语的量词可以重叠，用于表示“每一”或者“全体”的意义。临高话和水语中只有个别量词可以重叠，而黎语、泰语和傣语的量词均不能重叠；（2）壮侗语族诸语言的量词或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 黎语、水语、侗语、毛难语、布依语、仡佬语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或数量词组放在名词之前；而泰语、傣语及老挝语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或数量词组放在名词之后；在临高话中则这两种语序并存即量词和数量词组既可放在名词之前，也可放在名词之后，而且均以后置为常用；（3）壮侗语族中某些语言的量词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音变。侗语北部方言多数地方的量词在出现于数词“一”后面时，量词的声母一般要发生音变。而临高话中要表示“一个单位”的数量时，要在量词前面加数词“一”或在量词后面加表示数词“一”的语气词。 李云兵（2008）《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中谈到，（1）量词与指示词的语序：侗台语族语言的量词可以与指示词构成指量短语。侗台语族大多数语言的量词与指示词组合时，句法结构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指示词；而受到汉语影响较大的临高话和村话，量词与指示词组合构成指量短语时，语序类型为指示词+量词，与汉语的语序一致；（2）名词与数量结构的语序。侗台语族语言名词与数量结构的语序有数词+量词+名词、量词+名词+数词、名词+量词+数词、名词+数词+量词。而在临高话中并存数词+量词+名词与名词+数词+量词两种语序。
4.临高话量词的来源。梁敏（1983）《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中阐述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方式分为名量词与动量词两种方式。其中名量词有以下产生方式：（1）直接用名词本身作量词；（2）借用有关的名词作量词；（3）借用有关的动词作量词；（4）专用量词的产生。动量词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1）借用与该行为动作有关的名词或时间名词；（2）来自动词。倪大白（1990）《侗台语概论》阐述侗台语量词产生最开始的途径来源于“名词重说”，同时也用相关的名词作量词。名词重说、借用而形成的量词在整个系统中只占中间的一部分，大部分量词是专用的。
二、临高话量词研究的意义
（一）临高话量词研究有助于推动量词研究的理论建设
临高话是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虽然在基本词汇上与其他亲属语言有相当数量的同源关系词，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特征和语法功能。临高人很早就离开了大陆，在侗傣语族各语支还未完全分化之际就与其他亲属语言隔绝开来，由于交通阻隔等因素，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在闭塞的环境当中按着自身的规律发展，但不同时期又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语言发生接触和相互影响。于是临高话的各个语言系统，尤其在词汇方面，涌现出很多不同于其他亲属语言的新词汇。因此对临高话量词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壮傣语族之间语言的差别，还可以了解在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影响下，临高话量词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这对汉藏语系中量词发展变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临高话量词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空间
临高话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对临高话量词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沉寂状态，研究成果不多。在民族语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与语言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临高话量词的许多特点都值得去进一步探究。
（三）临高话量词有其自身的语法特点和语音特点
从数量结构修饰名词的句法位置来看，临高话并存“数十量+名”与“名+数十量”这两种语序，数量词修饰名词时的位置可前可后；量词重叠或与数詞“一”组合时，语音将会发生变化，产生合音或自成音节或同化或变调等音变现象。这些语法特点和语音特点显示出临高话量词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临高话量词在类型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壮侗语族各语支中，由于量词是各语言分化之后才大量产生的，并且说这些语言的各民族分布的地域较广，各民族间彼此交往的程度不同，所接触的民族、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各语言发展演变的途径和演变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各语言中虽然量词总量比较丰富，但彼此间的差异却很大。这表明了量词在各语言中是后起的词类，是它们在共同语的基础上分化之后，各自独立产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量词没有发生学的同源关系，它们所表现出的各种语法共性，是量词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类型学特征。临高话作为壮侗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其量词的词法和句法特点在类型学研究方面具有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梁敏，张均如.临高语[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海南临高话[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4] 王均.壮侗语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5]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6]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7] 张星，马英.海南临高话[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1）：44-66；85.
[8] 刘剑三.海南临高话汉字音[J].海南师院学报，1993（3）：91-98.
[9] 梁敏.“临高话”简介[J].语言研究，1981（Z）：264-299.
[10] 梁敏.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J].民族语文，1983（3）：8-16.
[11] 辛世彪.十九世纪传教士记录的海南临高语[J].语言研究，2007（4）：115-124.
[12] 田铁.苗语量词研究述评及前瞻[J].贵州民族研究，2007 （3）：189-193.
[13] 覃晓航.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J].语言研究，2008（1）：121-126.
[14] 冯青，李清桓.黎语量词研究述评、展望及价值[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9-42.
[15] 罗美珍.谈谈我国民族语言的数量词[J].民族语文，1996（2）.
[16] 李明.西双版纳傣语量词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7.
关键词：临高话；量词；意义
临高话系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是壮语的另一个方言，可称之为壮语临高方言。汉藏语系有量词的语言中，壮侗语属于量词强势语言，语法功能很发达，语篇出现率较高。对临高话量词研究，以期发现新的语音、语法现象，来丰富临高话量词的研究成果。
一、临高话量词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动态及现状
关于临高话的研究，国外开展得比较早。如：1931年法国萨维纳神甫的《临高语—法语词典》、1965年著名语言学家奥德里古尔整理萨维纳神甫的《临高语—法语词典》的手稿编纂为《萨维纳的临高语词汇》、1937年德国民族学者H·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及1980年桥本万太郎的《贝语——临高方言分类词汇》等等。
（二）国内研究动态及现状
国内学者对临高话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比较丰富。对于临高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源、系属、语音、词汇、语法、借词、方言分区以及临高地名、词汇与文化等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主要是专著、词典、调查报告以及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如：关于临高话系属及族源的成果有《“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海南岛“临高人”族源族属之我见》、《“临高人”进居海南岛时代探讨》、《海南临高人的族源及迁徙路径》、《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壮侗语族语言系属问题研究札记》以及《我国壮侗语言学界语言影响与语言系属问题研究综述》等；关于临高话音系、词汇、语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十九世纪传教士记录的海南临高语》、《海南临高话》、《“临高话” 简介》、《临高话研究》、《临高语话语材料集》、《臨高语“濒危”词语考察》、《临高话声调的声学学研究》、《海南临高话汉字音》、《临高话声调里隐含的历史层次》、《临高汉词典》、《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等；关于临高话借词、方言分区以及临高地名、词汇与文化等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海南临高话中的汉语借词》、《临高语汉借词的一字多音现象》、《临高木偶戏对临高语汉借词的影响》、《临高语汉借词的一字多音现象》、《临高语借词、读书音的来源及语言相互影响》、《海口临高语长流方言》、《海南临高的“苏东坡话”》、《海南岛的语言与方言》、《海南语言的分区》、《临高语黎语关系词的文化内涵》、《透过地名看临高人在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等等。由此观之，目前对于临高话的研究大多为宏观方面，其中以研究临高话音系、语法及词汇等基本概况和临高话的族源和系属居多；但这些大多是共时平面的描写，很少进行历时的比较与分析，虽然有少数的专著或论文论及了量词问题，但是不够深入和全面。
关于临高话量词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临高话量词分类。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对临高话进行了田野调查。大多数学者对于临高话量词的分类没有太大的分歧，一般将临高话量词粗略地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其中的名量词分为一般量词、兼类量词及时间量词三小类。持此看法的成果见于梁敏（1981）《“临高话”简介》、张星、马英（1983）《海南临高话》、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1985）《海南临高话》、刘剑三（2009）《临高语话语材料集》等研究文献。
2. 临高话量词语法特点及语法功能。对量词进行分类就是为了揭示其特点和用法。中国大陆最早调查研究临高语的著名学者梁敏（1981；1997）在《“临高话”简介》与《临高语研究》中均研究了量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功能：（1）量词一般不能直接作主语和宾语，必须先跟数词或指示词构成词组，即数量词组及指量词组，才能充当主语和宾语成分。但在紧缩复句中某些量词也可以单独充当主语或宾语；（2）除少数常用的量词可以重叠用于表示“逐一”及“每一”的意义外，其它的多数量词一般不能重叠。
张星、马英（1983）《海南临高话》与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1985）《海南临高话》均认为：（1）量词一般可以重叠，重叠的形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单音重叠（AA），用于表达“每一、所有”的意思。二是叠音重叠（-A-A），用于表达“逐一、渐次”的意思；（2）量词与数词或指示代词构成修饰词组后，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3）量词与数词组成数量结构修饰名词或动词时，名量词可在名词的前或后，而动量词一般只能在动词之后，用以补充动作的次量；
刘剑三（2009）《临高语话语材料集》中阐述临高话量词语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在表“一”这个数时只用量词而不需与数词“一”组成数量词组，量词在句中可以单独充当主语、谓语、定语、补语及宾语；临高话量词语法上的第二大特点是与汉语一样均可重叠。重叠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量词重叠后发生音变现象，用在否定句中来表达“一”的意思；第二种是量词重叠后不发生音变现象，用于肯定句来表示“一”的意思。
3. 临高话量词的跨语言比较。梁敏的调查研究表明，壮侗语族语言中量词功能的发展并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壮侗语族语言中壮语、侗语、布依语、仫佬语和毛南语的量词可以重叠，用于表示“每一”或者“全体”的意义。临高话和水语中只有个别量词可以重叠，而黎语、泰语和傣语的量词均不能重叠；（2）壮侗语族诸语言的量词或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 黎语、水语、侗语、毛难语、布依语、仡佬语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或数量词组放在名词之前；而泰语、傣语及老挝语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或数量词组放在名词之后；在临高话中则这两种语序并存即量词和数量词组既可放在名词之前，也可放在名词之后，而且均以后置为常用；（3）壮侗语族中某些语言的量词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音变。侗语北部方言多数地方的量词在出现于数词“一”后面时，量词的声母一般要发生音变。而临高话中要表示“一个单位”的数量时，要在量词前面加数词“一”或在量词后面加表示数词“一”的语气词。 李云兵（2008）《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中谈到，（1）量词与指示词的语序：侗台语族语言的量词可以与指示词构成指量短语。侗台语族大多数语言的量词与指示词组合时，句法结构的语序类型是量词+指示词；而受到汉语影响较大的临高话和村话，量词与指示词组合构成指量短语时，语序类型为指示词+量词，与汉语的语序一致；（2）名词与数量结构的语序。侗台语族语言名词与数量结构的语序有数词+量词+名词、量词+名词+数词、名词+量词+数词、名词+数词+量词。而在临高话中并存数词+量词+名词与名词+数词+量词两种语序。
4.临高话量词的来源。梁敏（1983）《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中阐述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方式分为名量词与动量词两种方式。其中名量词有以下产生方式：（1）直接用名词本身作量词；（2）借用有关的名词作量词；（3）借用有关的动词作量词；（4）专用量词的产生。动量词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1）借用与该行为动作有关的名词或时间名词；（2）来自动词。倪大白（1990）《侗台语概论》阐述侗台语量词产生最开始的途径来源于“名词重说”，同时也用相关的名词作量词。名词重说、借用而形成的量词在整个系统中只占中间的一部分，大部分量词是专用的。
二、临高话量词研究的意义
（一）临高话量词研究有助于推动量词研究的理论建设
临高话是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虽然在基本词汇上与其他亲属语言有相当数量的同源关系词，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特征和语法功能。临高人很早就离开了大陆，在侗傣语族各语支还未完全分化之际就与其他亲属语言隔绝开来，由于交通阻隔等因素，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在闭塞的环境当中按着自身的规律发展，但不同时期又与汉族等其他民族语言发生接触和相互影响。于是临高话的各个语言系统，尤其在词汇方面，涌现出很多不同于其他亲属语言的新词汇。因此对临高话量词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壮傣语族之间语言的差别，还可以了解在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影响下，临高话量词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这对汉藏语系中量词发展变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临高话量词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空间
临高话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对临高话量词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沉寂状态，研究成果不多。在民族语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与语言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临高话量词的许多特点都值得去进一步探究。
（三）临高话量词有其自身的语法特点和语音特点
从数量结构修饰名词的句法位置来看，临高话并存“数十量+名”与“名+数十量”这两种语序，数量词修饰名词时的位置可前可后；量词重叠或与数詞“一”组合时，语音将会发生变化，产生合音或自成音节或同化或变调等音变现象。这些语法特点和语音特点显示出临高话量词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
（四）临高话量词在类型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壮侗语族各语支中，由于量词是各语言分化之后才大量产生的，并且说这些语言的各民族分布的地域较广，各民族间彼此交往的程度不同，所接触的民族、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各语言发展演变的途径和演变规律也不尽相同，因此各语言中虽然量词总量比较丰富，但彼此间的差异却很大。这表明了量词在各语言中是后起的词类，是它们在共同语的基础上分化之后，各自独立产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量词没有发生学的同源关系，它们所表现出的各种语法共性，是量词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类型学特征。临高话作为壮侗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其量词的词法和句法特点在类型学研究方面具有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梁敏，张均如.临高语[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朗.海南临高话[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4] 王均.壮侗语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5]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6]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7] 张星，马英.海南临高话[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1）：44-66；85.
[8] 刘剑三.海南临高话汉字音[J].海南师院学报，1993（3）：91-98.
[9] 梁敏.“临高话”简介[J].语言研究，1981（Z）：264-299.
[10] 梁敏.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J].民族语文，1983（3）：8-16.
[11] 辛世彪.十九世纪传教士记录的海南临高语[J].语言研究，2007（4）：115-124.
[12] 田铁.苗语量词研究述评及前瞻[J].贵州民族研究，2007 （3）：189-193.
[13] 覃晓航.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J].语言研究，2008（1）：121-126.
[14] 冯青，李清桓.黎语量词研究述评、展望及价值[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9-42.
[15] 罗美珍.谈谈我国民族语言的数量词[J].民族语文，1996（2）.
[16] 李明.西双版纳傣语量词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