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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诅咒”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近年来多位学者研究认为，“资源诅咒”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
【关键词】资源诅咒；制度诅咒
关于“资源诅咒”的思想，许多学者都在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Prebisch和Singe为了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时，以资源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大量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Sachs和Warner对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资源丰裕程度、市场开放程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结果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由此得出，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而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丰裕度越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即为“资源诅咒”。
以上的文献大多都是从跨国角度解释“资源诅咒”，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区域，来解释“资源诅咒”的现象。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自然资源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途径在起作用。大部分的初级产品部门并不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退。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徐康宁、王剑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我国地区层面进行实证研究。文中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对我国29个省份在1995至2003年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出现了。
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但概括来讲，“资源诅咒”的发生是由于丰裕的资源通过某种机制对其它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2001）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
当然对于这一假说需要思考很多的问题：（1）关于自然资
源的界定以及度量指标的选择问题。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环境资源其下或其上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关于它的度量又有多种解释，Auty采用的是耕地数量、牧场面积和矿产品；Coxhead利用的是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李少星、颜培霞则采用能源产量总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徐康宁（2006）则采用的是多项指标，如原煤（亿吨）、原油（万吨）、天然气（亿立方米）和铁矿石（万吨）等。（2）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源、技术进步及制度安排。而Mehlum等学者（2006）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的该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3）从解释产生资源诅咒的各种机制可以看出，自然资源本身绝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主因，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自然资源是客观的，其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反而，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或制度缺陷则是有关的重要因素。在宗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这种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下，公平竞争、自由主义的精神深入人心。反观那些所谓“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缺乏。反观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改革开放开始，提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区，以山西为中心的包括内、陕、宁、豫的煤炭、重工业基地的经济区”，到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整整间隔了21年。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其次，从股份制改革方面看，改革伊始，试点仅仅放在沿海地区。最后，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现阶段80%以上的FDI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与当时选择的顺序（沿海——沿江——沿边——内陆）是密切相关的。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同样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的人力、资本等社会资源也屡见不鲜。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推动了经济的起飞，然而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为了避免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进行了成功的产业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主要源于我国拥有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产业转移，不能仅仅停留在“制造中心”这一位置上，否则就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资源诅咒的陷阱。
参 考 文 献
[1]梁玉洁，黄念兵.资源诅咒还是制度诅咒？[J].当代社科视野.2011（7～8）
[2]张贡生.“资源诅咒”论：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J].财贸研究.2008（6）
【关键词】资源诅咒；制度诅咒
关于“资源诅咒”的思想，许多学者都在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Prebisch和Singe为了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时，以资源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大量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Sachs和Warner对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以资源丰裕程度、市场开放程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结果表明，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由此得出，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而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丰裕度越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即为“资源诅咒”。
以上的文献大多都是从跨国角度解释“资源诅咒”，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区域，来解释“资源诅咒”的现象。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自然资源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途径在起作用。大部分的初级产品部门并不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退。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徐康宁、王剑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我国地区层面进行实证研究。文中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对我国29个省份在1995至2003年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资源诅咒”在我国省际层面出现了。
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但概括来讲，“资源诅咒”的发生是由于丰裕的资源通过某种机制对其它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2001）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
当然对于这一假说需要思考很多的问题：（1）关于自然资
源的界定以及度量指标的选择问题。自然资源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环境资源其下或其上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关于它的度量又有多种解释，Auty采用的是耕地数量、牧场面积和矿产品；Coxhead利用的是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李少星、颜培霞则采用能源产量总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徐康宁（2006）则采用的是多项指标，如原煤（亿吨）、原油（万吨）、天然气（亿立方米）和铁矿石（万吨）等。（2）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源、技术进步及制度安排。而Mehlum等学者（2006）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的该国的制度安排。有效的制度安排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3）从解释产生资源诅咒的各种机制可以看出，自然资源本身绝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主因，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自然资源是客观的，其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反而，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或制度缺陷则是有关的重要因素。在宗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这种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下，公平竞争、自由主义的精神深入人心。反观那些所谓“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精神的缺乏。反观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改革开放开始，提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区，以山西为中心的包括内、陕、宁、豫的煤炭、重工业基地的经济区”，到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整整间隔了21年。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其次，从股份制改革方面看，改革伊始，试点仅仅放在沿海地区。最后，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现阶段80%以上的FDI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与当时选择的顺序（沿海——沿江——沿边——内陆）是密切相关的。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同样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的人力、资本等社会资源也屡见不鲜。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推动了经济的起飞，然而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为了避免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进行了成功的产业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主要源于我国拥有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产业转移，不能仅仅停留在“制造中心”这一位置上，否则就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资源诅咒的陷阱。
参 考 文 献
[1]梁玉洁，黄念兵.资源诅咒还是制度诅咒？[J].当代社科视野.2011（7～8）
[2]张贡生.“资源诅咒”论：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J].财贸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