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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评审一篇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出现在我眼前。
这是一篇建筑学博士论文，论题涉及1950年代至1980年代建筑文化和空间话语问题。这位博士生在论及1950年代建筑界那场著名的“现代建筑论争”时，提到一个名叫“朱育琳”的人。
最初见到朱育琳的名字是在二十年前。《今天》杂志刊登了一篇陈建华回忆文革期间上海地下文学活动的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写在朱育琳先生逝世廿五周年》。这位陈建华是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现在香港某大学教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尚在美国师从李欧梵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文章回忆了几位中学生在文革期间的文学活动。
文学这一事物有着强大生命力，即使是在文革那样极度严苛的政治高压下，依然秘密地滋生着一定程度上的独立的和自主的写作。像上海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庞大文学爱好者人群和小布尔乔亚气氛浓郁的城市，如果缺乏秘密的文学写作，是难以想象的。陈建华的回忆文章即是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的地下文学活动。陈建华、钱玉林等中学生所聚成的一个文学小圈子，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就已形成了。这些以光明中学学生为主体的少年人，经常出没于离他们学校不远的福州路上的大小书店。他们常常去福州路旧书店淘书。
在1960年代中期，那些被时代所忽略的少年人游荡于发散着陈旧的租界气息的福州路，仿佛十九世纪巴黎街头游荡的“浪荡子”，只不过他们追逐的不是苦艾酒和玫瑰，而是搜寻被革命巨浪所淘汰的“腐朽没落”的文艺书籍。旧书店替代了塞纳左岸的小酒馆。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了——
那天奇热，旧书店里人不见少。我在店里转，没买到书，也没见钱、王他们，颇为沮丧。朱育琳从书架走向柜台，打了个照面；虽未招呼过，同是书架旁抢书的，已面善心契的了。他不经意地问：
“拣到什么没有？”
“没有，你呢？”
……
这个人就这样出现了，像一个幽灵，从书架的灌木丛里探出头来，带着迷人而又危险的诱惑。旧书店里，潜伏着种种危机。朱育琳就这样带着属于旧时代暗夜的气息，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革命的艳阳天的阴影里，带着旧书一般神秘而又诡异的气息，诱惑着革命少年进入一个危险的、不可知的文学城堡。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是波德莱尔笔下浪荡巴黎街头的波西米亚人，也是革命文艺舞台上常常带着暗绿色灯光而出现的反面角色。悲剧，是他无可逃脱的宿命。日后红卫兵造反派将其定罪为“反革命教唆犯”，倒也恰如其分。
对于朱育琳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有陈建华数篇相关文章中的零星介绍，拼合起来大致如下：朱育琳，1928年生，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朱光潜先生学习外国文学，可能是法国文学。后来不知何故转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学生期间被打成右派，为1959届毕业生（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届毕业生名录”）。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新疆工作，之后又因健康原因，回上海治病，一直在上海逗留。朱育琳写过诗，翻译过波德莱尔，并深得原诗之神韵，对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如指掌。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砖的故事》的小书（没找到）。1968年夏天被人检举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遭红卫兵批斗致死。
朱育琳与建筑学的关系，跟一场建筑学论争有关。论争最初由清华大学学生引发。195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金志强在《建筑学报》发表文章《我们要现代建筑》，提出“建筑的时代性”问题。蒋、金二氏认为，建筑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优秀的科技文明，以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创造出来的最新的文化。文章写道：“如果我国出现了装配式壳体的厂房，大玻璃窗的航空站，运动场上能报告比数的大墙以及压制的轻便家具，如果跑到那用钢索做成的大吊桥上，我们一定会高声赞美说：这是我们的时代！”
蒋维泓等人的文章随即引起了反驳。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学生王德千、张世政、巴世杰在《建筑学报》1956年第9期发表《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王德千等人的文章上来就扣了一顶“帽子”，认为蒋维泓等人是“以技术代替艺术”，“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主义’者的论调几乎同出一辙。”并表示“不能容忍”这种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美学观。文章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论证建筑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以人民大众和民族特色的名义，反对玻璃幕墙建筑，等等。
这时，朱育琳出现了。《建筑学报》1957年第4期上，朱育琳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的身份撰文《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这样的标题论辩色彩很重，而且显示出一种逻辑上和修辞上的智慧。朱育琳在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现代建筑”的经典概念——“现代建筑是指这样的一种建筑，它是根据现代生活出发，也就是根据现代人对一个建筑的使用要求出发，根据现代的材料，结构的特性，科学的原理，现代的施工技术而设计的。室内要求光亮，所以用大窗；钢筋混凝土梁的强度高，于是就取消雀替；施工要求快，采用预制板材；有了骨架承重，外墙就用幕墙。”而且，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相当前沿的概念——“空间”。朱育琳写道：“建筑的艺术性首要的是指‘空间处理’而言，它是一种处理空间的艺术。”我相信，这是国内最早以“空间”概念来论述建筑艺术性的文字之一。文章还批评了建筑界，尤其是北京的建筑界的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作风，导致虚假的“民族主义”形式成为一种风气，“把中华帝国时代的纹样、装饰和一些早已失去了结构意义的构件硬加在现代的建筑上”，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此外，他还顺带讽刺了王德千等人文章中的建筑学上的“个人崇拜”。这在当时的言论环境当中，是意味深长的。
建筑系学生的论争到此结束。但并非因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而导致言论环境急剧恶化的结果。不仅是建筑学论争终止了，其他任何领域的学术论争也统统终止了。因为，“反右”运动开始了。之后的事我们所知甚少。
今天，玻璃幕墙建筑已不成问题，波德莱尔诗歌也不成问题。在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的时代，那些个有问题的人和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其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们还是知道，在上海这个“世界主义”的现代城市里，在这个“东方巴黎”的废墟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对现代建筑有着超前的精深理解，他曾出没于福州路旧书店和长风公园的湖面上，在那里教导过几位年轻人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关于“波兄”……
这是一篇建筑学博士论文，论题涉及1950年代至1980年代建筑文化和空间话语问题。这位博士生在论及1950年代建筑界那场著名的“现代建筑论争”时，提到一个名叫“朱育琳”的人。
最初见到朱育琳的名字是在二十年前。《今天》杂志刊登了一篇陈建华回忆文革期间上海地下文学活动的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写在朱育琳先生逝世廿五周年》。这位陈建华是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现在香港某大学教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尚在美国师从李欧梵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文章回忆了几位中学生在文革期间的文学活动。
文学这一事物有着强大生命力，即使是在文革那样极度严苛的政治高压下，依然秘密地滋生着一定程度上的独立的和自主的写作。像上海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学传统、庞大文学爱好者人群和小布尔乔亚气氛浓郁的城市，如果缺乏秘密的文学写作，是难以想象的。陈建华的回忆文章即是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的地下文学活动。陈建华、钱玉林等中学生所聚成的一个文学小圈子，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就已形成了。这些以光明中学学生为主体的少年人，经常出没于离他们学校不远的福州路上的大小书店。他们常常去福州路旧书店淘书。
在1960年代中期，那些被时代所忽略的少年人游荡于发散着陈旧的租界气息的福州路，仿佛十九世纪巴黎街头游荡的“浪荡子”，只不过他们追逐的不是苦艾酒和玫瑰，而是搜寻被革命巨浪所淘汰的“腐朽没落”的文艺书籍。旧书店替代了塞纳左岸的小酒馆。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了——
那天奇热，旧书店里人不见少。我在店里转，没买到书，也没见钱、王他们，颇为沮丧。朱育琳从书架走向柜台，打了个照面；虽未招呼过，同是书架旁抢书的，已面善心契的了。他不经意地问：
“拣到什么没有？”
“没有，你呢？”
……
这个人就这样出现了，像一个幽灵，从书架的灌木丛里探出头来，带着迷人而又危险的诱惑。旧书店里，潜伏着种种危机。朱育琳就这样带着属于旧时代暗夜的气息，像幽灵一样徘徊在革命的艳阳天的阴影里，带着旧书一般神秘而又诡异的气息，诱惑着革命少年进入一个危险的、不可知的文学城堡。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是波德莱尔笔下浪荡巴黎街头的波西米亚人，也是革命文艺舞台上常常带着暗绿色灯光而出现的反面角色。悲剧，是他无可逃脱的宿命。日后红卫兵造反派将其定罪为“反革命教唆犯”，倒也恰如其分。
对于朱育琳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有陈建华数篇相关文章中的零星介绍，拼合起来大致如下：朱育琳，1928年生，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朱光潜先生学习外国文学，可能是法国文学。后来不知何故转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学生期间被打成右派，为1959届毕业生（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届毕业生名录”）。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新疆工作，之后又因健康原因，回上海治病，一直在上海逗留。朱育琳写过诗，翻译过波德莱尔，并深得原诗之神韵，对爱伦·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了如指掌。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砖的故事》的小书（没找到）。1968年夏天被人检举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教唆犯”，遭红卫兵批斗致死。
朱育琳与建筑学的关系，跟一场建筑学论争有关。论争最初由清华大学学生引发。1956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蒋维泓、金志强在《建筑学报》发表文章《我们要现代建筑》，提出“建筑的时代性”问题。蒋、金二氏认为，建筑要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优秀的科技文明，以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创造出来的最新的文化。文章写道：“如果我国出现了装配式壳体的厂房，大玻璃窗的航空站，运动场上能报告比数的大墙以及压制的轻便家具，如果跑到那用钢索做成的大吊桥上，我们一定会高声赞美说：这是我们的时代！”
蒋维泓等人的文章随即引起了反驳。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学生王德千、张世政、巴世杰在《建筑学报》1956年第9期发表《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王德千等人的文章上来就扣了一顶“帽子”，认为蒋维泓等人是“以技术代替艺术”，“这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主义’者的论调几乎同出一辙。”并表示“不能容忍”这种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美学观。文章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论证建筑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以人民大众和民族特色的名义，反对玻璃幕墙建筑，等等。
这时，朱育琳出现了。《建筑学报》1957年第4期上，朱育琳以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的身份撰文《对“对‘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的意见”的意见》，这样的标题论辩色彩很重，而且显示出一种逻辑上和修辞上的智慧。朱育琳在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现代建筑”的经典概念——“现代建筑是指这样的一种建筑，它是根据现代生活出发，也就是根据现代人对一个建筑的使用要求出发，根据现代的材料，结构的特性，科学的原理，现代的施工技术而设计的。室内要求光亮，所以用大窗；钢筋混凝土梁的强度高，于是就取消雀替；施工要求快，采用预制板材；有了骨架承重，外墙就用幕墙。”而且，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相当前沿的概念——“空间”。朱育琳写道：“建筑的艺术性首要的是指‘空间处理’而言，它是一种处理空间的艺术。”我相信，这是国内最早以“空间”概念来论述建筑艺术性的文字之一。文章还批评了建筑界，尤其是北京的建筑界的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作风，导致虚假的“民族主义”形式成为一种风气，“把中华帝国时代的纹样、装饰和一些早已失去了结构意义的构件硬加在现代的建筑上”，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此外，他还顺带讽刺了王德千等人文章中的建筑学上的“个人崇拜”。这在当时的言论环境当中，是意味深长的。
建筑系学生的论争到此结束。但并非因为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发生变化而导致言论环境急剧恶化的结果。不仅是建筑学论争终止了，其他任何领域的学术论争也统统终止了。因为，“反右”运动开始了。之后的事我们所知甚少。
今天，玻璃幕墙建筑已不成问题，波德莱尔诗歌也不成问题。在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的时代，那些个有问题的人和事，随着时光的流逝，其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淡，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们还是知道，在上海这个“世界主义”的现代城市里，在这个“东方巴黎”的废墟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对现代建筑有着超前的精深理解，他曾出没于福州路旧书店和长风公园的湖面上，在那里教导过几位年轻人关于现代主义文学，关于“波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