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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宗仪，1915年11月6日(护照填写为1917年)生于甘肃省榆中县。榆中著名教育家窦秉璋先生第三子。1952年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斯布瑞吉成婚，育有子女四人。
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后又入中央政治学校高等行政科进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行政系硕士、博士。1949年，于美国总统府外国官员处研究实习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复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西洋大学教授。其著作，中文的有《李鸿章年日谱》、《论人道主义》；英文的有《儒家哲理与马克思哲理之比较》等书，论文有《儒家伦理为日本经济动力之探讨》、《中国之名为“中”的真谛》、《现代科学与佛家哲理》、《零与道家“无”、佛家“尘”、儒家“中”一致论》、《阴阳辨证一元论》、《DNA发展程序与易卦程序相同之所见》等。
文章谈了作者在美国感受到的中美文化的差异、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学术方面的探讨等。 《窦宗仪回忆录》由窦名华、窦学田协助整理。窦名华系窦宗仪之侄、窦宗默之子；窦学田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本文系从三万五千字的回忆录中编选而出。
摆摊卖菜历练人生
岁月匆匆，屈指算来，今已年过九十。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稀。”像我这把年纪，比诸“古稀”之人，确实老了许多。说来也怪，年纪大了，一些年轻时的经历，特别是儿时的一些事情，不断地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也学着一些风云人物的做法，选些精彩片断，也写点“回忆录”，供人于茶余饭后一阅。
我祖籍甘肃省榆中县。祖父有两个儿子：长伯失其名讳，务农为生；仲曰秉璋，上学以求功名，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窦秉璋，1873年出生，清贡生。男孩按“大排行”（从前娘所生之长兄宗融算起）排序，我是老三。
中国有句俗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虽不算最穷，但生活也很艰苦。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便懂得为家庭生活操心，懂得为父母分忧。十岁时，我便同四弟宗默在城外摆摊卖菜。
家父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每天有指定的功课，如做不完，不准出去。有一天，马戏班来县城演出，我既没有钱，又没有做完功课，演出看不成，急得大哭了一场。父亲教我们背诵“四书”、《史记》及其他古文篇章。但有时我们要多背些，他也不让。那时一点不懂，只是死记。后来我在美国大西洋大学教中国思想史，在课堂上引用自如，不需要写在教案上。这时我才体会到：“死记”并非完全没用处。人们说我“学有根基”，或许就是这样“死记”得来的。 小学念完了，去兰州读师范，花销远远超出了我家的承受能力。为了上学，我背着大约三十斤的糜子面上路，家兄宗严背着铺盖及炊事用具同去送我。随后，舍弟宗默也是这样到的兰州。我们自己做饭，勉强填饱肚子而已，没有其他副食或菜蔬，看见别的同学到饭堂吃白面条加肉臊子，难免有点儿眼馋。我们穿着妈和姐做的鞋去球场时，一位临洮“篮球健将”搞恶作剧，故意把球打到我的脚上，引人注意我的布鞋。同学们大都参加课外娱乐活动，我们没那份儿闲钱和时间，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点起菜油灯做功课。我们学习用功，成绩优异，曾获得三块银元的奖学金。我们省吃俭用，存下一块回家交给父亲。在他接过银元的刹那间流露出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历历在目。
求学重庆百人一室
1935年，我由兰州师范转到甘肃学院高中部学习。兰师毕业后，我本可以到小学教书，但我想继续上学，所以去甘肃学院高中部，靠奖学金食宿。
当时，甘肃学院的院长是邓春膏，他是我族姑窦香兰的丈夫，按辈分论，我应叫他姑夫。邓院长教我们高中英文。
1937年初，我甘肃学院高中毕业，一心一意要考大学。当时没有甘肃学生考上过，只有几个受“优待边疆名额”入学的。其实，考大学，我也没有把握。考虑到报考化学专业难能与江浙籍的学生竞争，我便决定报考文史专业。我觉得，从小父亲就给我传授文史知识，我六岁就能通背“四书”，文史底功较厚，报考文史专业考取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怕考不上中央大学，便又报考了无锡师范学院。结果，先得知考取了师范学院，我便去无锡报到。
南行时，母亲给了我三十块银元作路费，由西（宁）兰（州）公路转陇海铁路，而后到无锡。在师范学院读了两个月，又从《中央日报》上看到我被南京中央大学录取的消息，决计离开无锡奔赴南京。那时“七七”抗战已经开始。到了南京，先在甘肃会馆住下。八月十四日，日机轰炸南京，我在会馆地窖避难，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
不久，学校西迁重庆。途中，在武汉逗留一个月，十月到渝。中央大学临时校址在嘉陵江边重庆大学附近。学校的“建筑”全是草棚，日机不时来炸，草棚被炸成一个个的土坑。百人挤在一室。我睡铺的对面，是今天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号称“生物工程之父”（father of bioengineering）的中大航空系的冯元桢（Y．C．Fung)。
负笈美国加油打杂
大学毕业，我本不想考自费留学。在四弟的劝说下，我也报考了。结果，我俩都考取了。我考取了行政科，四弟是新闻科。四弟考了第一名，我考了个第二名。时《甘肃日报》报道：窦氏兄弟苦学成名，为省争光。
因体检不合格，去美不成。1944年底，我们先回老家。应榆中县立中学之邀，我们前去教授英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出国有望。我们随即转南京，至上海，准备出国。
在等候的日子里，飞机没有，只有坐船去美。但民用航船被美军征用，也没有。美领事馆人说：“不要愁，你们天天来等，会有临时机会的。”
直到1946年6月6日，一位老船长说：“今天要你俩做苦工去美，虽则不是学生身份，但你们可以启程赴美了。你们立即回住处取行李上船！”二话没说，只有从命。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来到了船上。
我被派去为引擎加油，宗默被派在饭厅打杂。对于两个生长在西北原野，连最普通的螺丝钉都没见过的人来说，这种委任也算是破天荒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已经“入伍”，成了美海军的一员。6月，从上海出发，经台湾、马尼拉到日本佐世保，才晓得我们的船是运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重型坦克的。
我们的船横渡太平洋，穿巴拿马运河，到全美舰队总司令部所在地——佛吉尼亚州诺弗克港入境。这时是1946年8月。我们人生新的一页开始了。
船停泊后的第二天，全船只剩下八十岁的老船长和我们兄弟俩。船长说：“服役人员回家心切，不告而辞了。没关系，我已经把引擎关了。你们要上学，不留你们了，再见吧！” 我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通知，宗默持的是密苏里大学通知。我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观光华盛顿了，所以特地绕道路过那里，逗留两周，然后才去纽约。我和宗默在纽约住了廿多年。后来我迁到华盛顿，并组成家庭，我的四个子女都出生在那里。1968年宗默亦在那里与世长辞。人生真的很难预料啊。
我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公共行政，毕业后先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任教三十年，任历史和哲学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屡次代表美国东方历史、哲学学会出席法国、波兰、墨西哥、德国、印度及全美各种学术会议。
去国三十多载，直到1978年才首次归国。以后，多次回国讲学。
开宴会厅见证百态
年纪大了，该成婚了。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的菲力斯女士，既不在乎我没有工作，也不在乎我没有正式美国公民身份，1952年和我结婚。
以我和四弟的资历背景──既非美国公民，又无胜人的语言和写作能力，找“适当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好在我不怕吃苦劳动。凭过去做过多年饭的经历，向食品业进军，我想是不至于绝望的。
研究院一位美国同班同学威廉，尽其所能，把我送到犹他州他同乡开的餐馆联号去，此后没几年，虽也经过些许波折，却也在一步步地不断发展，我加入了美国酒吧工会，爬到经管华盛顿最大旅馆的宴会业务主管的位置。辛苦自不待言，不过收入也说得过去──旅馆宴会生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由我及同事分享。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收入较为丰厚，只是一方面，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宴会活动，可以接触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较大的白宫社交，总统即位典礼庆宴，外交使节、各种社团、豪富的交际活动，都在这儿的宴会大厅举行，实际上等于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认知美国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对西方文化和美国国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能将它与古老的东方文化有更清晰的比较。后来我教东亚文化史和思想史，反而比土生的美国学者有更深刻的解说。
有一次，纽约缝衣工会开会，与会人员全都讲犹太以色列语而不用英语。如果不亲临现场，就不知道这一点，而它所传达出的信息，绝不仅仅是个民族语言问题。肯尼迪总统即位庆贺大典，夫人由海军军官陪护入列，但她对弟媳妇说：“我非常紧张，几乎发晕。”不做宴会的酒吧生意，是听不到这样的悄悄话的。有一次，国防部长麦克马纳举行鸡尾酒会宴客，其随行秘书对我说：他虽则花钱亿万，但锱铢计较，“账单他是要亲自过目的，你必须小心，不要弄错！”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公司的副经理客气地问我：“你好？”我说：“好。有点累。”他说：“老弟，哪儿有容易赚的钱？你告诉我，我立刻去申请。”至今回味，仍觉津津有味。
还有一次，那是在爱因斯坦去世的时候，世界科学家在我主管的宴会大厅搞悼念活动，与会者十之九是诺贝尔奖得主。我们本来设有两个酒吧，但只要有一个人先走进一个酒吧，别的人就都会跟在他后面排队，即使排成长龙，即使我们指出那儿另有一个酒吧空着呢，他们似乎也不情愿去另一个酒吧。因此我想到，科学天才在某些行为上也和常人一样。无怪乎大科学家牛顿“开大孔给大猫、另开一小孔给小猫”呢！
加入美籍以为妻儿
好在我虽为谋生忙，但并没完全放弃做学问。除了就所见所闻撰写文章在香港印出外，一有空就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利用那儿的资料，把原先在国内已编有雏形的《李鸿章年日谱》加工充实，抄好，送香港，托挚友刘天中校印，终于问世。
自1952年成婚，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已是两双儿女的父亲。大儿耳聋，菲力斯集全力学习并教他看口形说话，他竟奇迹般地学会用语言与人交谈了。菲力斯为子女上学打算，想把家搬到居住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力劝我重操旧业，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
为了子女，我逐渐动念加入美籍。1960年，我甘肃学院附中的同学，也是我的同乡，他曾担任过蒋经国机要秘书，从台湾来华盛顿，见到我，开口就问：“你有没有入籍？”我说：“没有。不是你们要反攻大陆吗？”他说：“我向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真想不开！蒋介石已行将就木，在台湾称王称帝，打胜了是‘收复失地’，不算什么；打败了，到哪儿去？等美国人派兵护送他进大陆，会发生这种事吗？”
经不起劝说，左思右想：一家之中，老婆、孩子都是美国国籍，都是美国人，我何必在入籍问题上自我困扰呢？终于，我决定加入美国国籍。1962年，入籍那天，刚进小学的幼女名岱对老师说：“今天我爹真的成一半美国人，一半中国人了。”四弟宗默直到去世，也没想入美国国籍。
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在美苏合伙封锁中，自力更生，一爆成功，举世震撼！1975年底，我去印度德里大学和国际大学讲学。一位印度教授对我说：“你看中印边界，两方哨兵，枪口相对。可是中国爆破原子弹，我们内心高兴，从此以后，别人对第三世界要另眼看待了。”
大概就在这时，我回到了母校中苏研究所，再后来又去史丹佛的胡佛研究所工作。 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中苏关系恶化，勃列日涅夫企图联美攻华。我致函尼克松，说：“美苏合而制华，即令得胜，利苏而美无所得。纵使苏联犹自攻华，美人不能坐视任其席卷中国，不如维持中美苏三角关系，保持和平为上计。”尼氏曾来书致意。他采纳基辛格的建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此，我尽一己之力，公开在新闻媒体上发文支持。当地报纸头号刊登。
到佛州时，职业华人仅我一家。混血儿又成为别的孩子的笑柄。我没料到入籍会产生这样的尴尬。静心想来，也应释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好就有坏，有得就有失，不在此，就在彼。而且，这好与坏、得与失、彼与此，不是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吗？
东西文化异中有同
大学教书比较淡泊宁静，以学术研究为主。昔在国内大学时，偶而偷看《反杜林论》，觉得和宋明理学的太极阴阳之意接近。后来看对中国较有认识的李约瑟著述，听司徒雷登的大声疾呼，他们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作深刻分析。李氏竟谓马克思辩证唯物观念渊源华土。耶稣教会人士介绍西欧马克思科学化后回归中国的言论，我觉得应当研究一番。又想，马克思本人从未料及他的理论竟能在中国流行施行。
马克思本人奋斗一生，在他所认为的主要对象的西欧无所成就，而中国于1900年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何以竟自1919年起，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纲领？原因在哪儿？是不是哲学概念的相近、有心心相印的效应而使毛泽东等接受了呢？马克思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到底有无关联？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对哲学概念相近作研究。我十多年的比较和思考的结果认为，辩证唯物和宋明理学的哲学概念大同而小异，比世界上其他哲学更相近。
1978年底，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正以改革开放迎接新的历史发展。我得以重访久别的祖国和故乡。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独到处，在于他用辩证双重关系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活动而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突破点，同时亦发现马、恩、列们坚持他们的辩证唯物观，依据科学知识探索而来的科学理论，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畴。
质变之后，突变仍然在适当条件下会发生。解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真谛，就有这种含义。
出镜半时扬名全国
中西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在对电影界的看法上，或许最明显。在美国，电影明星能当选为总统，比如里根。人人向往之而恐不及。影射讽刺美国社会的喜剧片《高尔夫球童》，1980年发行放映，直至今天仍到处上演，成为影界的经典作品。不知者，不会惊奇；而知者，一看见我时，就说：“用不着介绍，我们从那部影片知道你！”一位同事为此叹息；“廿年教书、写作，难使人认知；半小时上银幕，几乎举国认识！”
事情是这样的。《高尔夫球童》影片是在我校附近摄制的。我校有戏剧系，1979年，制片人、导演和剧作者来我校找陪大明星的助演。在食堂隔壁，我偶尔碰到他们，我微笑着，可是这个微笑种上了因缘，导演起初只要我在银幕上露一面，似乎简而易举。这个制片人原来是演制讽刺大学生在校生活的《动物园》而成名的。我没看过这部影片。我有几个学生，甚至还有女生，听到约我串戏的消息，力劝我接受。
我问了菲力斯，她说：“《动物园》色情重，如果你想得到点制片经验，试试无妨。”另外一个同事说：“只要不脱裤子，可以干。”随后导演说：“你笑容可掬，希望能多些表演。”我也同意了。因此，我的角色成了一名东方生意人。我虽毫无经验，但演戏、拍摄，对于我只是生活的插曲，成败无关紧要。我表演自如，参加演出的部分无需重摄，省了好多钱。
影片摄制快完时，我发现制片人和编剧──年轻的哈佛生、好莱坞巨人道格拉斯，对东方哲学大有兴趣。我们成了忘年交。他告诉我，继《高尔夫球童》之后，将计划在印度和中国摄制影片。1981年，他暴病而卒，年三十三岁，真可惜！我和好莱坞的因缘也从此了断。
入乡问俗“归化”尴尬
1948到1949年，国内局面急转直下，解放军的迅速胜利，打消了一切猜测。后来，朝鲜战事把我们逼得上街自谋生活。要在美国生活下去，不是简单的事。为着生存，我一面找工做，一面将手中存留的一点生活费买了一个同摆摊子相差无几的小杂货店，由宗默照顾运营，以便糊口。这期间，美国务院不鼓励留学生（尤其科技人员）回中国大陆，用“拨款救济”的办法对中国留学人员予以挽留，实际就是变相扣留。美国务院向各大学拨出补助金，将中国留学生“收容”，大学可不付分文，但必须由学生申请做“难民”入籍。做“难民”，宗默不加考虑；向美国政府要工作，他们也不予考虑。而人不吃饭不行。所学既非科技，只有从一般活计干起，大家同抢一碗饭吃了。这对个性很强、坚贞不苟、天分很高、成年、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宗默来说，便是极难逾越的关隘。中国有一句老话：入国问境，入乡问俗。以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说来容易，做起难。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传统和价值观，都有其历史性。社会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长短各有。除了都是人这点之外，中美生活方式的差异、隔阂是很大的——政治制度、国势强弱。贫富的不同还能理解，而基本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使人在朝夕相处里，一举一动都得更改，这问题可就太多了。
今天，国外对新中国的兴起，既羡慕又惊奇，更认为可怕。新中国的兴起，归根结底还是靠着中国人的勤奋智慧、遵守纪律及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靠着儒家致中和信念的适当体现。过去，有人认为中医针灸荒唐可笑，而今天，它已成为医学界的必修课，普及全球；过去，有人认为豆浆无用，而今天，它却放满食品店。一位曾当过和尚、后来经营豆腐的业者，五年之间成为十亿富豪！二十一世纪，是否如有些人所说为“中国世纪”，或许还有待历史的证明。但今后世界的发展，为欧美亚洲化，而不是亚洲欧美化，这种可能性很大。曾以“大英帝国”自豪的英国人已经这样说了。
总括地说，人就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爱也有恨。美国人同中国人一样，都是情感的动物，并非木石。因为价值观的不同，爱恨的轻重趋向因之而不同。中国的价值观，是受儒家的伦理支配的。西方的价值观似乎仍渊源于犹太基督教。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人伦，没有上帝创世观念的影响。家庭中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从不说“谢谢你”。在家中你我不分。美国则人相反，儿女的就是儿女的，大家鼓励个人有存款。子女一般长到18到20岁，最迟大学念完后，就不住家里。如果还要住，就要支付食宿费，不付者反而稀奇古怪。
在美国，法官一句话断案。即使是总统，也要照章办事。有时多数人的意见不见得比少数人的好，不见得比少数人的更合时宜。况且，任何立法总有漏洞。美国律师能舞文弄法，就在于找出法律的漏洞以下其手，大赚其钱。任何法人团体或社会活动，不请教律师就办不了事。 法律常是落在事实的后面而出现时间的隔阂，难能因时制宜。不合理的事情层出不穷，美国的移民法就是例子，种族歧视公然成为法制！美国当局对英、德籍人士及其后代最为欢迎，空额以待其移居；而中国人，有的等一辈子还得不到公民权。现在修正了些，但仍有歧视！ 许多美国人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确很不容易。”“归化”之意即在此；“归化”的矛盾，亦在此。
（本文图片均系窦学田提供）
（信息反馈请发至dengshulin9519@126.com）
责编：邓树林
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后又入中央政治学校高等行政科进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行政系硕士、博士。1949年，于美国总统府外国官员处研究实习后，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复任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西洋大学教授。其著作，中文的有《李鸿章年日谱》、《论人道主义》；英文的有《儒家哲理与马克思哲理之比较》等书，论文有《儒家伦理为日本经济动力之探讨》、《中国之名为“中”的真谛》、《现代科学与佛家哲理》、《零与道家“无”、佛家“尘”、儒家“中”一致论》、《阴阳辨证一元论》、《DNA发展程序与易卦程序相同之所见》等。
文章谈了作者在美国感受到的中美文化的差异、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学术方面的探讨等。 《窦宗仪回忆录》由窦名华、窦学田协助整理。窦名华系窦宗仪之侄、窦宗默之子；窦学田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窦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本文系从三万五千字的回忆录中编选而出。
摆摊卖菜历练人生
岁月匆匆，屈指算来，今已年过九十。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稀。”像我这把年纪，比诸“古稀”之人，确实老了许多。说来也怪，年纪大了，一些年轻时的经历，特别是儿时的一些事情，不断地浮现在眼前。于是，我也学着一些风云人物的做法，选些精彩片断，也写点“回忆录”，供人于茶余饭后一阅。
我祖籍甘肃省榆中县。祖父有两个儿子：长伯失其名讳，务农为生；仲曰秉璋，上学以求功名，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窦秉璋，1873年出生，清贡生。男孩按“大排行”（从前娘所生之长兄宗融算起）排序，我是老三。
中国有句俗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虽不算最穷，但生活也很艰苦。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便懂得为家庭生活操心，懂得为父母分忧。十岁时，我便同四弟宗默在城外摆摊卖菜。
家父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每天有指定的功课，如做不完，不准出去。有一天，马戏班来县城演出，我既没有钱，又没有做完功课，演出看不成，急得大哭了一场。父亲教我们背诵“四书”、《史记》及其他古文篇章。但有时我们要多背些，他也不让。那时一点不懂，只是死记。后来我在美国大西洋大学教中国思想史，在课堂上引用自如，不需要写在教案上。这时我才体会到：“死记”并非完全没用处。人们说我“学有根基”，或许就是这样“死记”得来的。 小学念完了，去兰州读师范，花销远远超出了我家的承受能力。为了上学，我背着大约三十斤的糜子面上路，家兄宗严背着铺盖及炊事用具同去送我。随后，舍弟宗默也是这样到的兰州。我们自己做饭，勉强填饱肚子而已，没有其他副食或菜蔬，看见别的同学到饭堂吃白面条加肉臊子，难免有点儿眼馋。我们穿着妈和姐做的鞋去球场时，一位临洮“篮球健将”搞恶作剧，故意把球打到我的脚上，引人注意我的布鞋。同学们大都参加课外娱乐活动，我们没那份儿闲钱和时间，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点起菜油灯做功课。我们学习用功，成绩优异，曾获得三块银元的奖学金。我们省吃俭用，存下一块回家交给父亲。在他接过银元的刹那间流露出的笑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历历在目。
求学重庆百人一室
1935年，我由兰州师范转到甘肃学院高中部学习。兰师毕业后，我本可以到小学教书，但我想继续上学，所以去甘肃学院高中部，靠奖学金食宿。
当时，甘肃学院的院长是邓春膏，他是我族姑窦香兰的丈夫，按辈分论，我应叫他姑夫。邓院长教我们高中英文。
1937年初，我甘肃学院高中毕业，一心一意要考大学。当时没有甘肃学生考上过，只有几个受“优待边疆名额”入学的。其实，考大学，我也没有把握。考虑到报考化学专业难能与江浙籍的学生竞争，我便决定报考文史专业。我觉得，从小父亲就给我传授文史知识，我六岁就能通背“四书”，文史底功较厚，报考文史专业考取的可能性较大。只是怕考不上中央大学，便又报考了无锡师范学院。结果，先得知考取了师范学院，我便去无锡报到。
南行时，母亲给了我三十块银元作路费，由西（宁）兰（州）公路转陇海铁路，而后到无锡。在师范学院读了两个月，又从《中央日报》上看到我被南京中央大学录取的消息，决计离开无锡奔赴南京。那时“七七”抗战已经开始。到了南京，先在甘肃会馆住下。八月十四日，日机轰炸南京，我在会馆地窖避难，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
不久，学校西迁重庆。途中，在武汉逗留一个月，十月到渝。中央大学临时校址在嘉陵江边重庆大学附近。学校的“建筑”全是草棚，日机不时来炸，草棚被炸成一个个的土坑。百人挤在一室。我睡铺的对面，是今天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号称“生物工程之父”（father of bioengineering）的中大航空系的冯元桢（Y．C．Fung)。
负笈美国加油打杂
大学毕业，我本不想考自费留学。在四弟的劝说下，我也报考了。结果，我俩都考取了。我考取了行政科，四弟是新闻科。四弟考了第一名，我考了个第二名。时《甘肃日报》报道：窦氏兄弟苦学成名，为省争光。
因体检不合格，去美不成。1944年底，我们先回老家。应榆中县立中学之邀，我们前去教授英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出国有望。我们随即转南京，至上海，准备出国。
在等候的日子里，飞机没有，只有坐船去美。但民用航船被美军征用，也没有。美领事馆人说：“不要愁，你们天天来等，会有临时机会的。”
直到1946年6月6日，一位老船长说：“今天要你俩做苦工去美，虽则不是学生身份，但你们可以启程赴美了。你们立即回住处取行李上船！”二话没说，只有从命。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来到了船上。
我被派去为引擎加油，宗默被派在饭厅打杂。对于两个生长在西北原野，连最普通的螺丝钉都没见过的人来说，这种委任也算是破天荒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已经“入伍”，成了美海军的一员。6月，从上海出发，经台湾、马尼拉到日本佐世保，才晓得我们的船是运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重型坦克的。
我们的船横渡太平洋，穿巴拿马运河，到全美舰队总司令部所在地——佛吉尼亚州诺弗克港入境。这时是1946年8月。我们人生新的一页开始了。
船停泊后的第二天，全船只剩下八十岁的老船长和我们兄弟俩。船长说：“服役人员回家心切，不告而辞了。没关系，我已经把引擎关了。你们要上学，不留你们了，再见吧！” 我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通知，宗默持的是密苏里大学通知。我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观光华盛顿了，所以特地绕道路过那里，逗留两周，然后才去纽约。我和宗默在纽约住了廿多年。后来我迁到华盛顿，并组成家庭，我的四个子女都出生在那里。1968年宗默亦在那里与世长辞。人生真的很难预料啊。
我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公共行政，毕业后先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最后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任教三十年，任历史和哲学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屡次代表美国东方历史、哲学学会出席法国、波兰、墨西哥、德国、印度及全美各种学术会议。
去国三十多载，直到1978年才首次归国。以后，多次回国讲学。
开宴会厅见证百态
年纪大了，该成婚了。在《华盛顿邮报》当记者的菲力斯女士，既不在乎我没有工作，也不在乎我没有正式美国公民身份，1952年和我结婚。
以我和四弟的资历背景──既非美国公民，又无胜人的语言和写作能力，找“适当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好在我不怕吃苦劳动。凭过去做过多年饭的经历，向食品业进军，我想是不至于绝望的。
研究院一位美国同班同学威廉，尽其所能，把我送到犹他州他同乡开的餐馆联号去，此后没几年，虽也经过些许波折，却也在一步步地不断发展，我加入了美国酒吧工会，爬到经管华盛顿最大旅馆的宴会业务主管的位置。辛苦自不待言，不过收入也说得过去──旅馆宴会生意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由我及同事分享。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收入较为丰厚，只是一方面，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宴会活动，可以接触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较大的白宫社交，总统即位典礼庆宴，外交使节、各种社团、豪富的交际活动，都在这儿的宴会大厅举行，实际上等于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认知美国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对西方文化和美国国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能将它与古老的东方文化有更清晰的比较。后来我教东亚文化史和思想史，反而比土生的美国学者有更深刻的解说。
有一次，纽约缝衣工会开会，与会人员全都讲犹太以色列语而不用英语。如果不亲临现场，就不知道这一点，而它所传达出的信息，绝不仅仅是个民族语言问题。肯尼迪总统即位庆贺大典，夫人由海军军官陪护入列，但她对弟媳妇说：“我非常紧张，几乎发晕。”不做宴会的酒吧生意，是听不到这样的悄悄话的。有一次，国防部长麦克马纳举行鸡尾酒会宴客，其随行秘书对我说：他虽则花钱亿万，但锱铢计较，“账单他是要亲自过目的，你必须小心，不要弄错！”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公司的副经理客气地问我：“你好？”我说：“好。有点累。”他说：“老弟，哪儿有容易赚的钱？你告诉我，我立刻去申请。”至今回味，仍觉津津有味。
还有一次，那是在爱因斯坦去世的时候，世界科学家在我主管的宴会大厅搞悼念活动，与会者十之九是诺贝尔奖得主。我们本来设有两个酒吧，但只要有一个人先走进一个酒吧，别的人就都会跟在他后面排队，即使排成长龙，即使我们指出那儿另有一个酒吧空着呢，他们似乎也不情愿去另一个酒吧。因此我想到，科学天才在某些行为上也和常人一样。无怪乎大科学家牛顿“开大孔给大猫、另开一小孔给小猫”呢！
加入美籍以为妻儿
好在我虽为谋生忙，但并没完全放弃做学问。除了就所见所闻撰写文章在香港印出外，一有空就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利用那儿的资料，把原先在国内已编有雏形的《李鸿章年日谱》加工充实，抄好，送香港，托挚友刘天中校印，终于问世。
自1952年成婚，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已是两双儿女的父亲。大儿耳聋，菲力斯集全力学习并教他看口形说话，他竟奇迹般地学会用语言与人交谈了。菲力斯为子女上学打算，想把家搬到居住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力劝我重操旧业，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
为了子女，我逐渐动念加入美籍。1960年，我甘肃学院附中的同学，也是我的同乡，他曾担任过蒋经国机要秘书，从台湾来华盛顿，见到我，开口就问：“你有没有入籍？”我说：“没有。不是你们要反攻大陆吗？”他说：“我向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真想不开！蒋介石已行将就木，在台湾称王称帝，打胜了是‘收复失地’，不算什么；打败了，到哪儿去？等美国人派兵护送他进大陆，会发生这种事吗？”
经不起劝说，左思右想：一家之中，老婆、孩子都是美国国籍，都是美国人，我何必在入籍问题上自我困扰呢？终于，我决定加入美国国籍。1962年，入籍那天，刚进小学的幼女名岱对老师说：“今天我爹真的成一半美国人，一半中国人了。”四弟宗默直到去世，也没想入美国国籍。
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在美苏合伙封锁中，自力更生，一爆成功，举世震撼！1975年底，我去印度德里大学和国际大学讲学。一位印度教授对我说：“你看中印边界，两方哨兵，枪口相对。可是中国爆破原子弹，我们内心高兴，从此以后，别人对第三世界要另眼看待了。”
大概就在这时，我回到了母校中苏研究所，再后来又去史丹佛的胡佛研究所工作。 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中苏关系恶化，勃列日涅夫企图联美攻华。我致函尼克松，说：“美苏合而制华，即令得胜，利苏而美无所得。纵使苏联犹自攻华，美人不能坐视任其席卷中国，不如维持中美苏三角关系，保持和平为上计。”尼氏曾来书致意。他采纳基辛格的建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此，我尽一己之力，公开在新闻媒体上发文支持。当地报纸头号刊登。
到佛州时，职业华人仅我一家。混血儿又成为别的孩子的笑柄。我没料到入籍会产生这样的尴尬。静心想来，也应释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好就有坏，有得就有失，不在此，就在彼。而且，这好与坏、得与失、彼与此，不是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吗？
东西文化异中有同
大学教书比较淡泊宁静，以学术研究为主。昔在国内大学时，偶而偷看《反杜林论》，觉得和宋明理学的太极阴阳之意接近。后来看对中国较有认识的李约瑟著述，听司徒雷登的大声疾呼，他们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作深刻分析。李氏竟谓马克思辩证唯物观念渊源华土。耶稣教会人士介绍西欧马克思科学化后回归中国的言论，我觉得应当研究一番。又想，马克思本人从未料及他的理论竟能在中国流行施行。
马克思本人奋斗一生，在他所认为的主要对象的西欧无所成就，而中国于1900年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何以竟自1919年起，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纲领？原因在哪儿？是不是哲学概念的相近、有心心相印的效应而使毛泽东等接受了呢？马克思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到底有无关联？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对哲学概念相近作研究。我十多年的比较和思考的结果认为，辩证唯物和宋明理学的哲学概念大同而小异，比世界上其他哲学更相近。
1978年底，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正以改革开放迎接新的历史发展。我得以重访久别的祖国和故乡。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马克思《资本论》的独到处，在于他用辩证双重关系的观点去分析经济活动而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突破点，同时亦发现马、恩、列们坚持他们的辩证唯物观，依据科学知识探索而来的科学理论，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畴。
质变之后，突变仍然在适当条件下会发生。解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真谛，就有这种含义。
出镜半时扬名全国
中西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在对电影界的看法上，或许最明显。在美国，电影明星能当选为总统，比如里根。人人向往之而恐不及。影射讽刺美国社会的喜剧片《高尔夫球童》，1980年发行放映，直至今天仍到处上演，成为影界的经典作品。不知者，不会惊奇；而知者，一看见我时，就说：“用不着介绍，我们从那部影片知道你！”一位同事为此叹息；“廿年教书、写作，难使人认知；半小时上银幕，几乎举国认识！”
事情是这样的。《高尔夫球童》影片是在我校附近摄制的。我校有戏剧系，1979年，制片人、导演和剧作者来我校找陪大明星的助演。在食堂隔壁，我偶尔碰到他们，我微笑着，可是这个微笑种上了因缘，导演起初只要我在银幕上露一面，似乎简而易举。这个制片人原来是演制讽刺大学生在校生活的《动物园》而成名的。我没看过这部影片。我有几个学生，甚至还有女生，听到约我串戏的消息，力劝我接受。
我问了菲力斯，她说：“《动物园》色情重，如果你想得到点制片经验，试试无妨。”另外一个同事说：“只要不脱裤子，可以干。”随后导演说：“你笑容可掬，希望能多些表演。”我也同意了。因此，我的角色成了一名东方生意人。我虽毫无经验，但演戏、拍摄，对于我只是生活的插曲，成败无关紧要。我表演自如，参加演出的部分无需重摄，省了好多钱。
影片摄制快完时，我发现制片人和编剧──年轻的哈佛生、好莱坞巨人道格拉斯，对东方哲学大有兴趣。我们成了忘年交。他告诉我，继《高尔夫球童》之后，将计划在印度和中国摄制影片。1981年，他暴病而卒，年三十三岁，真可惜！我和好莱坞的因缘也从此了断。
入乡问俗“归化”尴尬
1948到1949年，国内局面急转直下，解放军的迅速胜利，打消了一切猜测。后来，朝鲜战事把我们逼得上街自谋生活。要在美国生活下去，不是简单的事。为着生存，我一面找工做，一面将手中存留的一点生活费买了一个同摆摊子相差无几的小杂货店，由宗默照顾运营，以便糊口。这期间，美国务院不鼓励留学生（尤其科技人员）回中国大陆，用“拨款救济”的办法对中国留学人员予以挽留，实际就是变相扣留。美国务院向各大学拨出补助金，将中国留学生“收容”，大学可不付分文，但必须由学生申请做“难民”入籍。做“难民”，宗默不加考虑；向美国政府要工作，他们也不予考虑。而人不吃饭不行。所学既非科技，只有从一般活计干起，大家同抢一碗饭吃了。这对个性很强、坚贞不苟、天分很高、成年、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宗默来说，便是极难逾越的关隘。中国有一句老话：入国问境，入乡问俗。以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说来容易，做起难。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传统和价值观，都有其历史性。社会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长短各有。除了都是人这点之外，中美生活方式的差异、隔阂是很大的——政治制度、国势强弱。贫富的不同还能理解，而基本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使人在朝夕相处里，一举一动都得更改，这问题可就太多了。
今天，国外对新中国的兴起，既羡慕又惊奇，更认为可怕。新中国的兴起，归根结底还是靠着中国人的勤奋智慧、遵守纪律及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靠着儒家致中和信念的适当体现。过去，有人认为中医针灸荒唐可笑，而今天，它已成为医学界的必修课，普及全球；过去，有人认为豆浆无用，而今天，它却放满食品店。一位曾当过和尚、后来经营豆腐的业者，五年之间成为十亿富豪！二十一世纪，是否如有些人所说为“中国世纪”，或许还有待历史的证明。但今后世界的发展，为欧美亚洲化，而不是亚洲欧美化，这种可能性很大。曾以“大英帝国”自豪的英国人已经这样说了。
总括地说，人就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爱也有恨。美国人同中国人一样，都是情感的动物，并非木石。因为价值观的不同，爱恨的轻重趋向因之而不同。中国的价值观，是受儒家的伦理支配的。西方的价值观似乎仍渊源于犹太基督教。
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人伦，没有上帝创世观念的影响。家庭中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从不说“谢谢你”。在家中你我不分。美国则人相反，儿女的就是儿女的，大家鼓励个人有存款。子女一般长到18到20岁，最迟大学念完后，就不住家里。如果还要住，就要支付食宿费，不付者反而稀奇古怪。
在美国，法官一句话断案。即使是总统，也要照章办事。有时多数人的意见不见得比少数人的好，不见得比少数人的更合时宜。况且，任何立法总有漏洞。美国律师能舞文弄法，就在于找出法律的漏洞以下其手，大赚其钱。任何法人团体或社会活动，不请教律师就办不了事。 法律常是落在事实的后面而出现时间的隔阂，难能因时制宜。不合理的事情层出不穷，美国的移民法就是例子，种族歧视公然成为法制！美国当局对英、德籍人士及其后代最为欢迎，空额以待其移居；而中国人，有的等一辈子还得不到公民权。现在修正了些，但仍有歧视！ 许多美国人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的确很不容易。”“归化”之意即在此；“归化”的矛盾，亦在此。
（本文图片均系窦学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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