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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底的一天，美国西部海岸旧金山市的港口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启程，前往中国香港，这是它的第17次航程。船上有130多名中国留学生、教授等，他们冲破了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而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决要求回国，最终被作为“无国籍”难民而递送出境，吴崇筠、朱康福夫妇就在其中。
当时这批留学生只能挤在四等舱（大统舱、三层铺）内，倒也热闹，到处是旧友相会的欢快气氛。朱康福认识的西南联大校友就有20多人，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化工系毕业的何宇等也都在这条船上。为纪念这一次意义非凡的航行，大家纷纷在客轮后甲板上合影
留念。
“威尔逊总统号”驶向太平洋的途中，船上中国学生的行动一直受到各种限制，甚至还受到美国人的监控。在离日本还有一天多的航程时，船上新闻广播了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顷刻之间，形势突然紧张，船到日本还未靠岸，美国宪兵乘小艇上船，四等舱出口被封锁，船靠岸后，有更多美军上船，把赵忠尧教授等人叫上岸扣押了，之后这批学生被严密地封闭在下层甲板与四等舱内，不许上岸。
为了保护机密资料，中国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有人找到朱康福说同学中有人带了一些资料的缩微胶卷，怕美国人找麻烦，打算分散携带，不要暴露，他一口答应，胶卷不大，放在吴崇筠的唇膏管里刚好。
船到香港，别的乘客一批批上岸，却仍不许这批中国学生上岸。留学生中有些在码头向亲人挥手、呼喊，却依然是咫尺天涯。
第二天上午，港英当局派了小艇，艇首有一挺机关枪和几个武装警察，把留学生们分批送到了九龙一个码头。全体到齐后，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头，桥的中央有个铁门就是“国境线”。桥的那一边则早已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留学生们一到铁门，欢迎的人们一拥而上。吴崇筠、朱康福夫妇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们的心里不断地喊着“祖国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呀！”那一天是1950年9月20日。
回国后不久，吴崇筠、朱康福夫妇共同进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1954年，吴崇筠调入新建的北京石油学院，朱康福留在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两人从此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
石油勘探教授吴崇筠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喷油，随即揭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序幕。吴崇筠8月生下第3个孩子后，年底就第一次奔赴大庆。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出了专家，吴崇筠陪同最后一批地质专家去了大庆，苏联专家只到了葡萄花，而没去重点勘探的萨尔图。她认为油区勘探重点应向萨尔图方向移动。1960年3月她扔下家中3个孩子，与北京石油学院一批师生直接参加大庆会战。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她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她被调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芯队队长，专搞钻井岩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这项工作是“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为了提高取芯率与保证岩芯质量，她带领科研人员同井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芯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幅度提高了取芯率，最后使关键井位上的取芯率与岩芯质量都达到了要求。她还带领全体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芯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芯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大庆油田第一座“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崇筠还给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她深入浅出，讲得简明易懂，很受好评，指挥部领导们都称她“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一生。
1961年，吴崇筠和同事运用11400米岩芯和相应的分析对比资料计算出大庆油田的地质储量。当她看到乌黑的原油喷涌而出，喜极而泣。1962年，吴崇筠再次去了大庆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她清楚地记下了与周总理见面的宝贵时刻：“我们排好队，总理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部长便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和干的工作，总理总要接着问每个人的家乡和年纪，十分亲切……当问到我时，我说是四川江津人，总理就说：‘那是聂帅的同乡了’，问我年纪时，我说41岁了，总理说：‘我不相信你41岁，起码年轻10岁’。引得大家都笑，和大家见面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后来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他”。
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吴崇筠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吴崇筠为主要参加者。她一生淡泊名利，做的多说的少，回国46年，她虽没有像许多同船回来的学者那样享誉中外，但她默默地、执着地做她认准了的事，先后编写出多本石油工业理论专著，如《沉积岩石学》《沉积岩》《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等等，并出版了英文版，被誉为中国的沉积岩石学专家。
石油化工专家朱康福
朱康福参加大庆会战比夫人吴崇筠稍晚。1960年4月，石油部派朱康福去苏联，三个多月后回国，随即去了大庆，参加石油部北京设计院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先搞超声波原油降凝实验，后又为会战指挥部下设的基建指挥部设计局生产需要的一些站、场及输油管线等。1960年10月底，葡萄花油区建成一个小炼厂，但投产后多次出现事故。朱康福被当时的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唐克派去小炼厂，协助解决问题。朱康福与炼厂的同志密切配合，制定了操作规程，岗位责任，改变了流程，解决了因施工太急留下的跑、冒、滴、漏的问题，并对“明火”严格管理。不到半个月小炼厂就正常运行，天天有成品油出厂。
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迅猛提高，必须赶紧建炼油厂。1961年初苏联专家撤走，我国开始自行摸索独立设计大炼厂，朱康福被派接任大庆炼厂的设计师。他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各种矛盾，当年完成100万吨/年规模炼厂的初步设计，这在当时的苏联模式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保证了第二年4月1日鸣炮开工。紧接着又进行大庆炼厂二期及扩建工程的设计，规模达到250万吨/年，是我国当时最大的炼油厂。他许多打破常规的做法得到石油部领导的支持，负责炼油的孙敬文副部长对朱康福讲：“放手大胆去干，万一出什么问题，部里负责，你要蹲芭蓠子（俄语监狱），我给你送饭。”
1963年10月，大庆炼油厂一期工程投产，当年12月，周总理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吴崇筠、朱康福作为参加大庆会战的石油专家代表都被选派去人民大会堂旁听会议，他们听到周总理的报告都很激动。
建设大庆炼油厂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的大型现代炼油厂。各装置先后于1963至1966年建成并一次投产成功，揭开了我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炼油厂的序幕。朱康福作为大庆炼油厂总设计师，炼油厂建厂指挥部工程办副主任。由于工作出色，1964年被提升为国家三级工程师，并于年底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他又被国务院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院长。
值得一提的是，大庆会战那些年，吴崇筠、朱康福夫妇都在大庆，家里只剩下3个孩子，当时最大的朱小鸽也只有9岁，朱小平6岁，朱小和8个月，除一个保姆照顾着他们的生活，姐姐朱小鸽就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当时家里来客在院门口登记的会客单上，户主一栏的名字就是写的朱小鸽，上幼儿园两个弟弟的家长会也是她去参加。为了让参加大庆会战的爸爸妈妈放心，朱小鸽还会专门带着弟弟们去学院路照相馆拍照，把照片寄给在大庆的妈妈，照片背后写着：送给妈妈，祝您日子过得快乐。
后来也成为第二代石油人的朱小鸽回忆说：“回想当年，我也算间接支援了大庆会战。那时候在石油系统中，大庆会战是老少皆知，深入人心，家里有人参加会战，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而我的父母都参加了大庆会战，所以我很自豪。”
吴崇筠、朱康福夫妇毅然决然中断在美国博士学位的学习，同大批在美国的留学生和教授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祖国，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奉献了一生。正如他们所说：“新中国要建设，不能没有石油，所以决定参加石油总局完全合理、正确。至于我们两个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一鳞半爪，也只是无负于祖国人民而已。”（编辑 王鸽子）
当时这批留学生只能挤在四等舱（大统舱、三层铺）内，倒也热闹，到处是旧友相会的欢快气氛。朱康福认识的西南联大校友就有20多人，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化工系毕业的何宇等也都在这条船上。为纪念这一次意义非凡的航行，大家纷纷在客轮后甲板上合影
留念。
“威尔逊总统号”驶向太平洋的途中，船上中国学生的行动一直受到各种限制，甚至还受到美国人的监控。在离日本还有一天多的航程时，船上新闻广播了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顷刻之间，形势突然紧张，船到日本还未靠岸，美国宪兵乘小艇上船，四等舱出口被封锁，船靠岸后，有更多美军上船，把赵忠尧教授等人叫上岸扣押了，之后这批学生被严密地封闭在下层甲板与四等舱内，不许上岸。
为了保护机密资料，中国学生纷纷组织起来。有人找到朱康福说同学中有人带了一些资料的缩微胶卷，怕美国人找麻烦，打算分散携带，不要暴露，他一口答应，胶卷不大，放在吴崇筠的唇膏管里刚好。
船到香港，别的乘客一批批上岸，却仍不许这批中国学生上岸。留学生中有些在码头向亲人挥手、呼喊，却依然是咫尺天涯。
第二天上午，港英当局派了小艇，艇首有一挺机关枪和几个武装警察，把留学生们分批送到了九龙一个码头。全体到齐后，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头，桥的中央有个铁门就是“国境线”。桥的那一边则早已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留学生们一到铁门，欢迎的人们一拥而上。吴崇筠、朱康福夫妇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们的心里不断地喊着“祖国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呀！”那一天是1950年9月20日。
回国后不久，吴崇筠、朱康福夫妇共同进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1954年，吴崇筠调入新建的北京石油学院，朱康福留在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两人从此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
石油勘探教授吴崇筠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喷油，随即揭开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序幕。吴崇筠8月生下第3个孩子后，年底就第一次奔赴大庆。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撤出了专家，吴崇筠陪同最后一批地质专家去了大庆，苏联专家只到了葡萄花，而没去重点勘探的萨尔图。她认为油区勘探重点应向萨尔图方向移动。1960年3月她扔下家中3个孩子，与北京石油学院一批师生直接参加大庆会战。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她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7月她被调去前线指挥部下属的对比大队，任岩芯队队长，专搞钻井岩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这项工作是“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重要一环。为了提高取芯率与保证岩芯质量，她带领科研人员同井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芯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幅度提高了取芯率，最后使关键井位上的取芯率与岩芯质量都达到了要求。她还带领全体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芯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芯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大庆油田第一座“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崇筠还给指挥部领导人包括余秋里部长讲解地质知识，她深入浅出，讲得简明易懂，很受好评，指挥部领导们都称她“吴教授”，从此这个称呼伴随她一生。
1961年，吴崇筠和同事运用11400米岩芯和相应的分析对比资料计算出大庆油田的地质储量。当她看到乌黑的原油喷涌而出，喜极而泣。1962年，吴崇筠再次去了大庆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她清楚地记下了与周总理见面的宝贵时刻：“我们排好队，总理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部长便介绍每个人的名字和干的工作，总理总要接着问每个人的家乡和年纪，十分亲切……当问到我时，我说是四川江津人，总理就说：‘那是聂帅的同乡了’，问我年纪时，我说41岁了，总理说：‘我不相信你41岁，起码年轻10岁’。引得大家都笑，和大家见面后，还和大家合影留念，后来就走了，当时我们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他”。
大庆油田开发期间，吴崇筠先后6次去大庆工作，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红旗手”称号。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注水开发技术”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吴崇筠为主要参加者。她一生淡泊名利，做的多说的少，回国46年，她虽没有像许多同船回来的学者那样享誉中外，但她默默地、执着地做她认准了的事，先后编写出多本石油工业理论专著，如《沉积岩石学》《沉积岩》《中国含油气盆地沉积学》等等，并出版了英文版，被誉为中国的沉积岩石学专家。
石油化工专家朱康福
朱康福参加大庆会战比夫人吴崇筠稍晚。1960年4月，石油部派朱康福去苏联，三个多月后回国，随即去了大庆，参加石油部北京设计院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先搞超声波原油降凝实验，后又为会战指挥部下设的基建指挥部设计局生产需要的一些站、场及输油管线等。1960年10月底，葡萄花油区建成一个小炼厂，但投产后多次出现事故。朱康福被当时的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唐克派去小炼厂，协助解决问题。朱康福与炼厂的同志密切配合，制定了操作规程，岗位责任，改变了流程，解决了因施工太急留下的跑、冒、滴、漏的问题，并对“明火”严格管理。不到半个月小炼厂就正常运行，天天有成品油出厂。
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迅猛提高，必须赶紧建炼油厂。1961年初苏联专家撤走，我国开始自行摸索独立设计大炼厂，朱康福被派接任大庆炼厂的设计师。他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各种矛盾，当年完成100万吨/年规模炼厂的初步设计，这在当时的苏联模式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保证了第二年4月1日鸣炮开工。紧接着又进行大庆炼厂二期及扩建工程的设计，规模达到250万吨/年，是我国当时最大的炼油厂。他许多打破常规的做法得到石油部领导的支持，负责炼油的孙敬文副部长对朱康福讲：“放手大胆去干，万一出什么问题，部里负责，你要蹲芭蓠子（俄语监狱），我给你送饭。”
1963年10月，大庆炼油厂一期工程投产，当年12月，周总理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基本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全场掌声雷动。当时吴崇筠、朱康福作为参加大庆会战的石油专家代表都被选派去人民大会堂旁听会议，他们听到周总理的报告都很激动。
建设大庆炼油厂是大庆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新中国第一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的大型现代炼油厂。各装置先后于1963至1966年建成并一次投产成功，揭开了我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炼油厂的序幕。朱康福作为大庆炼油厂总设计师，炼油厂建厂指挥部工程办副主任。由于工作出色，1964年被提升为国家三级工程师，并于年底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他又被国务院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院长。
值得一提的是，大庆会战那些年，吴崇筠、朱康福夫妇都在大庆，家里只剩下3个孩子，当时最大的朱小鸽也只有9岁，朱小平6岁，朱小和8个月，除一个保姆照顾着他们的生活，姐姐朱小鸽就充当了家长的角色。当时家里来客在院门口登记的会客单上，户主一栏的名字就是写的朱小鸽，上幼儿园两个弟弟的家长会也是她去参加。为了让参加大庆会战的爸爸妈妈放心，朱小鸽还会专门带着弟弟们去学院路照相馆拍照，把照片寄给在大庆的妈妈，照片背后写着：送给妈妈，祝您日子过得快乐。
后来也成为第二代石油人的朱小鸽回忆说：“回想当年，我也算间接支援了大庆会战。那时候在石油系统中，大庆会战是老少皆知，深入人心，家里有人参加会战，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而我的父母都参加了大庆会战，所以我很自豪。”
吴崇筠、朱康福夫妇毅然决然中断在美国博士学位的学习，同大批在美国的留学生和教授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祖国，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奉献了一生。正如他们所说：“新中国要建设，不能没有石油，所以决定参加石油总局完全合理、正确。至于我们两个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一鳞半爪，也只是无负于祖国人民而已。”（编辑 王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