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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点大学制度变迁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且在整体的制度变迁中伴随着一些制度性冲突。诸如表征不明显的制度性隐性规则、制度性失衡、制度性“黑箱”游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重点大学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与创新。本文在品鉴胡炳仙《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制度生态化;重点大学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冲突;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6-0036-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6.007
胡炳仙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重点大学制度，早在2010年出版了《中国重点大学政策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分析》，这是他研究重点大学制度的首部著作。他任职于中南民族大学，先后在教务管理部门、基层教学单位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工作。2018年8月，胡炳仙教授的新作即第二部关于重点大学制度的专著——《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出版。胡炳仙教授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对重点大学建设影响一般高校发展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比较深刻而系统的研究，并就重点大学建设背景下如何促进一般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的独到之处当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以制度变革和创新为主线，现如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改革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出现了崭新的制度形态与制度表征形式。胡炳仙《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扎根于制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逻辑，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维度出发，全面展示了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演绎与变迁的逻辑和规则，全书可谓观点鲜明、立意深刻，极具现实意义。
（一）沟通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
目前学界内关于重点大学建设问题、一般高校发展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讨论二者之间关系、挖掘二者之间基于制度维度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原因主要在于其难度系数颇高。一方面，重点大学建设内涵丰富，政策繁多且目标指向模糊，若将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描述性定义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一般高校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也相当多。因此，如何分析重点大学建设与一般高校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故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规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研究范式。然而，胡炳仙教授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综合个案分析、现场观察、专家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使抽象复杂的研究变得具体可观、可感，并借助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将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种组织环境，从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方面来分析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的影响机理;同时，他还综合运用理论剖析与实践调查的研究方式，巧妙地道出了一般大学在重点大学建设下的生存之道。这些研究成果既对探究重点大学建设制度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也对完善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制度、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具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剖析点面结合，鞭辟入里
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点大学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種强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1]，而省部共建则是一种弱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制度形式。在探究强意义的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组织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胡炳仙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湖北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历史三阶段的演绎逻辑，指出重点学科建设加剧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非均衡性与趋同性，并指明了一般高校学科建设的改革路向——必须建立起学科发展的自适应机制。另外，在探究弱意义的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胡炳仙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借鉴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2]，创造性地提出了“拟差序格局”理论，这是一个观察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新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该理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差格与序格问题是影响资源分配或交易的规则所在。全书可谓立意深刻，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性与深邃。
（三）聚焦热点问题，针砭时弊
重点大学建设是一种追赶型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推动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尽快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3]。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寄予厚望，相继推出了多项发展高等教育的专项政策。《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立足现实，针对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之间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热点问题，指出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一般高校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对于改进高等教育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和路径依赖
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对高等教育公共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和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色彩[4]。史学家黄仁宇曾说过，制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和批评制度变迁中的问题，更在于发掘和解释背后的规律。通过对重点大学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剖析影响重点大学制度演绎过程的制约条件，对于推动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
按制度变迁的特点划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共经历了“激进性制度变迁”“试误性制度变迁”“建构性制度变迁”三个历史阶段[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22年（1954—1976年）是激进性制度变迁阶段，以运动式治理、制度断裂为主要特征，且该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采用国家指定重点大学的方式，对重点大学办学工作包括招生指标、师资配备、毕业分配、学生管理等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而改革开放后的13年（1977—1990年）则进入了试误性制度变迁阶段，探索和出台了“重中之重”政策，该阶段的治理以单位式、渐进式演化为重要特征。另外，该阶段将经济建设领域中的“项目”“工程”等概念引入教育领域，辅以单位式治理的方式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的管理，但是却始终没有构成以专项治理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1991年后的20余年（1991年至今）是建构性制度变迁阶段，以“项目式治理”“地方和中央博弈”的制度建构为主要特点[6]。 （二）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的重点大学制度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以提高重点大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政策目标，通过重点资助、重点投入的形式，调整高等教育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国家和政府预期的政策[7]。历史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制度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极强的连贯性。然而，为了适应新的条件，重点大学制度也经历了自己的转变。从新旧制度的关系来看，重点大学制度变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是在衔接基础上的微调;第二是在衔接基础上的范围式革新;第三是无衔接而另辟蹊径，这三种变迁或者转变方式是按照从渐变到突变的方式排列的。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制度“另辟蹊径”式的革新往往难以实行或者即便实行了也很难坚持下去。因为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的渐进变革成为常态，而制度的中断与退出却是罕见的。胡炳仙教授指出，这种变革方式根源于制度的规模成本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三个方面。制度的规模成本效应的意思是由于新的制度规则或规范在创生过程中的初始成本过高，参与者可能会固守原有的选择而不愿意进入新制度之中;因制度的学习效应而间接形成的制度依赖也广泛存在;制度的合作效应主要是指获得资助的重点大学会相对自觉地进行结盟与联合，为其共同的利益发表观点、采取行动[8]。
我国的重点大学制度从诞生至现在历时60余年，参与其中的相关利益集团早就习惯并接受了这种由国家主导的重点大学制度布局和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从我国历年来的重点大学制度发展轨迹来看，制度之间均存在内在的衔接与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规模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制度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内生动力的形成。长此以往，重点大学建设的范式逐渐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致使相关集团主体不愿意去主动放弃既有的重点大学制度而去重新学习和探索其他制度模式了。
三、重点大学制度变迁中的冲突
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内容既包括重点大学制度，也包括一般大学制度。重点大学制度的变迁规则，除可表征的显性规则外，还隐含着一些潜在的隐性规则，而这些潜在的隐性规则对于一般大学制度也有影响，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一种制度冲突。
（一）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隐性规则
制度是維护人类社会秩序的保障。重点大学制度建设，顾名思义就是维护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点优势大学，且以制度的形式对重点大学组织内的行为起到规范与约束的作用。然而在制度运行中，受制度的历史条件限制与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可能以消极的、隐性形式出现，甚至不易察觉。例如，重点大学建设的基本手段是政府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学科建设，即重点学科建设，这具有很强的“工程性”和“政策性”，是一种“强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制度安排形式，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在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且在整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9]。尤其对于一些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其名号的获取不仅具有学科的物理意义，还有其政治学价值，它内嵌着各种各样的学科发展资源、游戏规则、学术权威，具有相当意义上的荣誉性[10]。这样的标签，对内可以吸引和凝聚学科成员队伍，对外具有社会信用和社会感召力。依靠重点学科身份而凝聚的学科发展资源，还可以在社会互动中转化为社会资本来显示学科的社会地位。
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马太效应”致使我国大学建设将核心放在了对重点工程类高校的建设上，对重点类大学无论是在资金扶助上还是在政策支持上都给予绝对的支持。这种价值选择甚至成为一种在政策制订与执行过程中的范式，并具有充分的时代合理性。然而，在某一时代对大学建设来说具有合理性的价值选择，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是一种障碍、隐患与危机。对重点大学来说，会因为黄袍加身而过得高枕无忧，这是由于可能的资源集聚效应。而一般大学、省级大学要在这样的生存场域中谋求办学资源却十分艰难，冰火两重天的差异较大，其影响的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二）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制度失衡
制度失衡作为一种制度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常态，普遍存在于各领域之中，高等教育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制度失衡的本质是在对教育制度进行更新和调整的过程中产生的教育制度供不应求和利益分配不均，于是相应地产生了诸如“制度真空”“制度盲区”等问题[11]。从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变迁历程中可以发现，相比于重点大学享有政府给予的诸多政治特权与经济待遇，一般大学的制度建设长期处于所谓的“制度真空”“制度盲区”状态，在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关怀与扶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启动了“211工程”“985工程”“高等教育质量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这一系列工程主要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少数重点大学为扶持对象。经过政府一系列额外的专项经费支持，这一类大学拥有充沛的精力与充足的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和精英人才的培养。也正是在这多重合力的联合推动下，重点大学可以顺理成章地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校声望。与重点大学相比，大多数的一般类高校缺乏充足的常规性外部资源，比如专项经费、常规性经费、师资建设经费、政策性的招生指标等。这些资源对于我国的重点大学来说，往往通过重点政策扶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而对一般大学而言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长此以往，一般大学便陷入所谓的制度“盲区”而无法自拔了。
（三）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黑箱”游戏
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大学发展层次定位的关键往往在于大学资源配置程度的高低。根据资源配置的依赖理论，组织的发展与生存依赖于外部资源的供给水平。只有通过获取资源并将这种外部资源供给转化为自身的存活能力，组织才能获得发展[12]。如今，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尤其是大学产出中涉及的规模、效益和结构问题，往往成为各级各类大学办学的核心问题。而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就像是一场“零和博弈”，一部分高校、学科获得资源上的扶助意味着其他高校、学科资源上的少助，甚至无助。重点大学制度就是这场“零和博弈”中的操盘者，往往会将资源与利益的天平倾斜于高等教育生态中的重点大学建设高校。在这场游戏中胜出的相关受益团体为维护其既得利益，通常会动用自身的权力与资源，不断地去游说相关政府机构，或者自发地组成利益联合共同体，以不断建构和完善能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行动规范、组织规则、话语体系等。虽然这些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制度起到补充与完善的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各种现有制度的替代制度的出现，维护和固化了现有制度，令一般大学无可奈何、望而却步。 重点学科建设作为一种维护组织运行，并可以将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进行区分和隔离的重要游戏规则之一，使处于其中的利益相关主体为获得并维护其自身地位而不断强化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和行为，这就对后来者（省部共建高校、一般高校）设置了愈发高难的门槛，使一般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13]。且政府对“重点”的身份授权和资源投入倾斜，导致一般高校与重点高校在学科建设资源、地位和荣誉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某省属高校的校长感慨道，非重点建设类高校往往成为高等教育资源混战与博弈中的牺牲品。
四、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阶段相继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了多项大学制度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了 “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方案。从制度语义和实践的成效来看，国家通过重点资源的投入和建设来带动一批高水平大学的迅速崛起，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在整体的重点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痼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重点大学制度改革的成效与进程。尤其是一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问题，依然是“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之下重点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因此，要改革重点大学制度，需要在以下3个方面做好准备。
（一）敢于借势而为，走出重点大学制度变迁僵化危机
制度本身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形式，往往反映了国家政治经济变迁中的改革诉求，与国家的发展动态息息相关。从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规律中可以发现，重点大学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如规模成本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等问题制约了重点大学制度变革的成效。诚然，重点大学制度的改革还是要继续乘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之风继续前进的。正所谓“借势而为”，即重点大学制度的改革必须要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敢于引入新的发展理念，克服传统的制度痼疾，尤其是要解决那些因为重点大学制度本身设计上的不合理而导致的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出现的“撑死胖子饿死瘦子”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加关注一般大学的制度发展生态，引导它们找准定位、特色发展，让其有想法、有创新，因为任何层级、类别的大学在其建设与发展模式中都有其优势点和可借鉴的点。总之，要综合分析多方面、多层次、多类型的大学对于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意见与声音，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高等教育组织生态网络，推进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现代化。
（二）调动潜力优势，跳出重点大学制度运行的冲突困局
对一般大学来说，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分割“蛋糕”必定是不均衡的，对此，一般大学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除此之外，一般大学还要及时地发现与总结自身的局限和潜在优势，努力找到其合理的发展定位，形成学科特色发展的思维逻辑。放眼当下以优势学科为资源配置导向的“双一流”建设工程，调动与激发高校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核心战略。如今，国家大力提倡的交叉学科建设对于任何高校的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尤其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一般高校更要积极地从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更新学科建设观念，激发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潜能，建立契合自身实际的学科建设模式。甚至步子也要迈得大胆一些，不再单纯以国家学科目录作为知识体系建设的固定框架，而是仅将其作为一种参考，更多地以某一学科新发现的、或某科学原理创新应用而产生的、富有深入挖掘价值的研究方向为研究领域，在科学认知的前提下布局学科结构与学科建设网络，开展以多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融合或学科协同攻关为核心的学科建设[14]，并集全校之力于重点学科建设;同时，要坚持特色学科特色发展，并积极为所属地区服务，这样才更有可能跳出因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而导致的“冲突”困局。
（三）优化国家制度生态环境，迈入重点大学制度建设新时代
良好的重点大学制度建设需要稳定且和谐的制度环境。对于如何避免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均、因信息传递不对称而造成的集团垄断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家宏观的制度设计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遍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15]这要求国家进行合理有序的制度设计，协调好社会组织中的利益关系，要加强对相关利益分配过程的监督和问责。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将道德情感、道德理想、道德命令和现存的各种制度要求相结合，使之具体化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群体和个人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约束与激励人们的行为[16]。重点大学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生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体的国家制度之间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协同构成关系，也是一种“荣辱与共”的伙伴共生关系。在新的重点大学建设时代，必须要优化国家制度建设的大生态环境，提供重点大学制度生长的条件与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和增进重点大学制度的稳定与常态化发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大学制度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审视、去思考、去解决，并且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状况是很难彻底理清的。胡炳仙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所呈现的富有启发性的理性思考、实践总结与反思，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3][6][8][13]胡炳仙.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81，184，18-38，38，101.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
[4][5][7]胡炳仙.中国重点大学政策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分析[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0：106，29，106.
[9]胡炳仙.重点学科建设对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以H省为例[J].大学教育科学，2017（5）：21-29.
[10]王建华，朱青.对我国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2013（12）：27-30.
[11]范先佐，杨秀芹.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缺失与教育行为失范[J].高校教育管理，2007（1）：20.
[12]荀振芳，李双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的资源配置与发展[J].高教文摘，2019（11）：57-60.
[14]眭依凡，李芳莹.“学科”还是“领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概念的理性解读[J].高等教育研究，2018（4）：23-33.
[15][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
[16]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8.
（责任编辑：庞博）
[关键词]制度生态化;重点大学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冲突;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6-0036-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6.007
胡炳仙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重点大学制度，早在2010年出版了《中国重点大学政策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分析》，这是他研究重点大学制度的首部著作。他任职于中南民族大学，先后在教务管理部门、基层教学单位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等工作。2018年8月，胡炳仙教授的新作即第二部关于重点大学制度的专著——《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出版。胡炳仙教授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对重点大学建设影响一般高校发展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比较深刻而系统的研究，并就重点大学建设背景下如何促进一般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的独到之处当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以制度变革和创新为主线，现如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改革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出现了崭新的制度形态与制度表征形式。胡炳仙《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扎根于制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逻辑，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维度出发，全面展示了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演绎与变迁的逻辑和规则，全书可谓观点鲜明、立意深刻，极具现实意义。
（一）沟通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
目前学界内关于重点大学建设问题、一般高校发展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讨论二者之间关系、挖掘二者之间基于制度维度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原因主要在于其难度系数颇高。一方面，重点大学建设内涵丰富，政策繁多且目标指向模糊，若将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描述性定义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一般高校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也相当多。因此，如何分析重点大学建设与一般高校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故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规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研究范式。然而，胡炳仙教授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综合个案分析、现场观察、专家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使抽象复杂的研究变得具体可观、可感，并借助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将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种组织环境，从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方面来分析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的影响机理;同时，他还综合运用理论剖析与实践调查的研究方式，巧妙地道出了一般大学在重点大学建设下的生存之道。这些研究成果既对探究重点大学建设制度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也对完善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制度、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具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剖析点面结合，鞭辟入里
重点学科建设作为重点大学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種强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1]，而省部共建则是一种弱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制度形式。在探究强意义的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组织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胡炳仙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湖北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历史三阶段的演绎逻辑，指出重点学科建设加剧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非均衡性与趋同性，并指明了一般高校学科建设的改革路向——必须建立起学科发展的自适应机制。另外，在探究弱意义的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胡炳仙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借鉴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2]，创造性地提出了“拟差序格局”理论，这是一个观察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新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该理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差格与序格问题是影响资源分配或交易的规则所在。全书可谓立意深刻，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性与深邃。
（三）聚焦热点问题，针砭时弊
重点大学建设是一种追赶型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推动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尽快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3]。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寄予厚望，相继推出了多项发展高等教育的专项政策。《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立足现实，针对重点高校与一般高校之间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热点问题，指出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一般高校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对于改进高等教育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和路径依赖
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对高等教育公共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和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色彩[4]。史学家黄仁宇曾说过，制度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和批评制度变迁中的问题，更在于发掘和解释背后的规律。通过对重点大学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剖析影响重点大学制度演绎过程的制约条件，对于推动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
按制度变迁的特点划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共经历了“激进性制度变迁”“试误性制度变迁”“建构性制度变迁”三个历史阶段[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22年（1954—1976年）是激进性制度变迁阶段，以运动式治理、制度断裂为主要特征，且该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采用国家指定重点大学的方式，对重点大学办学工作包括招生指标、师资配备、毕业分配、学生管理等进行全方位的管理。而改革开放后的13年（1977—1990年）则进入了试误性制度变迁阶段，探索和出台了“重中之重”政策，该阶段的治理以单位式、渐进式演化为重要特征。另外，该阶段将经济建设领域中的“项目”“工程”等概念引入教育领域，辅以单位式治理的方式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的管理，但是却始终没有构成以专项治理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1991年后的20余年（1991年至今）是建构性制度变迁阶段，以“项目式治理”“地方和中央博弈”的制度建构为主要特点[6]。 （二）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我国的重点大学制度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以提高重点大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为政策目标，通过重点资助、重点投入的形式，调整高等教育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国家和政府预期的政策[7]。历史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制度体系具有稳定性和极强的连贯性。然而，为了适应新的条件，重点大学制度也经历了自己的转变。从新旧制度的关系来看，重点大学制度变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是在衔接基础上的微调;第二是在衔接基础上的范围式革新;第三是无衔接而另辟蹊径，这三种变迁或者转变方式是按照从渐变到突变的方式排列的。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制度“另辟蹊径”式的革新往往难以实行或者即便实行了也很难坚持下去。因为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的渐进变革成为常态，而制度的中断与退出却是罕见的。胡炳仙教授指出，这种变革方式根源于制度的规模成本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三个方面。制度的规模成本效应的意思是由于新的制度规则或规范在创生过程中的初始成本过高，参与者可能会固守原有的选择而不愿意进入新制度之中;因制度的学习效应而间接形成的制度依赖也广泛存在;制度的合作效应主要是指获得资助的重点大学会相对自觉地进行结盟与联合，为其共同的利益发表观点、采取行动[8]。
我国的重点大学制度从诞生至现在历时60余年，参与其中的相关利益集团早就习惯并接受了这种由国家主导的重点大学制度布局和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从我国历年来的重点大学制度发展轨迹来看，制度之间均存在内在的衔接与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规模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制度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内生动力的形成。长此以往，重点大学建设的范式逐渐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致使相关集团主体不愿意去主动放弃既有的重点大学制度而去重新学习和探索其他制度模式了。
三、重点大学制度变迁中的冲突
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内容既包括重点大学制度，也包括一般大学制度。重点大学制度的变迁规则，除可表征的显性规则外，还隐含着一些潜在的隐性规则，而这些潜在的隐性规则对于一般大学制度也有影响，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也是需要关注的一种制度冲突。
（一）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隐性规则
制度是維护人类社会秩序的保障。重点大学制度建设，顾名思义就是维护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重点优势大学，且以制度的形式对重点大学组织内的行为起到规范与约束的作用。然而在制度运行中，受制度的历史条件限制与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且这种效应可能以消极的、隐性形式出现，甚至不易察觉。例如，重点大学建设的基本手段是政府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学科建设，即重点学科建设，这具有很强的“工程性”和“政策性”，是一种“强意义”上的重点大学建设。作为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制度安排形式，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在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且在整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9]。尤其对于一些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其名号的获取不仅具有学科的物理意义，还有其政治学价值，它内嵌着各种各样的学科发展资源、游戏规则、学术权威，具有相当意义上的荣誉性[10]。这样的标签，对内可以吸引和凝聚学科成员队伍，对外具有社会信用和社会感召力。依靠重点学科身份而凝聚的学科发展资源，还可以在社会互动中转化为社会资本来显示学科的社会地位。
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马太效应”致使我国大学建设将核心放在了对重点工程类高校的建设上，对重点类大学无论是在资金扶助上还是在政策支持上都给予绝对的支持。这种价值选择甚至成为一种在政策制订与执行过程中的范式，并具有充分的时代合理性。然而，在某一时代对大学建设来说具有合理性的价值选择，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是一种障碍、隐患与危机。对重点大学来说，会因为黄袍加身而过得高枕无忧，这是由于可能的资源集聚效应。而一般大学、省级大学要在这样的生存场域中谋求办学资源却十分艰难，冰火两重天的差异较大，其影响的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二）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制度失衡
制度失衡作为一种制度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常态，普遍存在于各领域之中，高等教育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制度失衡的本质是在对教育制度进行更新和调整的过程中产生的教育制度供不应求和利益分配不均，于是相应地产生了诸如“制度真空”“制度盲区”等问题[11]。从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变迁历程中可以发现，相比于重点大学享有政府给予的诸多政治特权与经济待遇，一般大学的制度建设长期处于所谓的“制度真空”“制度盲区”状态，在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关怀与扶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启动了“211工程”“985工程”“高等教育质量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这一系列工程主要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少数重点大学为扶持对象。经过政府一系列额外的专项经费支持，这一类大学拥有充沛的精力与充足的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和精英人才的培养。也正是在这多重合力的联合推动下，重点大学可以顺理成章地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校声望。与重点大学相比，大多数的一般类高校缺乏充足的常规性外部资源，比如专项经费、常规性经费、师资建设经费、政策性的招生指标等。这些资源对于我国的重点大学来说，往往通过重点政策扶助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而对一般大学而言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长此以往，一般大学便陷入所谓的制度“盲区”而无法自拔了。
（三）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黑箱”游戏
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中，大学发展层次定位的关键往往在于大学资源配置程度的高低。根据资源配置的依赖理论，组织的发展与生存依赖于外部资源的供给水平。只有通过获取资源并将这种外部资源供给转化为自身的存活能力，组织才能获得发展[12]。如今，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尤其是大学产出中涉及的规模、效益和结构问题，往往成为各级各类大学办学的核心问题。而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就像是一场“零和博弈”，一部分高校、学科获得资源上的扶助意味着其他高校、学科资源上的少助，甚至无助。重点大学制度就是这场“零和博弈”中的操盘者，往往会将资源与利益的天平倾斜于高等教育生态中的重点大学建设高校。在这场游戏中胜出的相关受益团体为维护其既得利益，通常会动用自身的权力与资源，不断地去游说相关政府机构，或者自发地组成利益联合共同体，以不断建构和完善能维护其既得利益的行动规范、组织规则、话语体系等。虽然这些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制度起到补充与完善的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各种现有制度的替代制度的出现，维护和固化了现有制度，令一般大学无可奈何、望而却步。 重点学科建设作为一种维护组织运行，并可以将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进行区分和隔离的重要游戏规则之一，使处于其中的利益相关主体为获得并维护其自身地位而不断强化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和行为，这就对后来者（省部共建高校、一般高校）设置了愈发高难的门槛，使一般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13]。且政府对“重点”的身份授权和资源投入倾斜，导致一般高校与重点高校在学科建设资源、地位和荣誉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某省属高校的校长感慨道，非重点建设类高校往往成为高等教育资源混战与博弈中的牺牲品。
四、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阶段相继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了多项大学制度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了 “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方案。从制度语义和实践的成效来看，国家通过重点资源的投入和建设来带动一批高水平大学的迅速崛起，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在整体的重点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制度性“痼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重点大学制度改革的成效与进程。尤其是一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问题，依然是“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之下重点大学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因此，要改革重点大学制度，需要在以下3个方面做好准备。
（一）敢于借势而为，走出重点大学制度变迁僵化危机
制度本身作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形式，往往反映了国家政治经济变迁中的改革诉求，与国家的发展动态息息相关。从重点大学制度变迁的规律中可以发现，重点大学制度改革中存在的诸如规模成本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等问题制约了重点大学制度变革的成效。诚然，重点大学制度的改革还是要继续乘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之风继续前进的。正所谓“借势而为”，即重点大学制度的改革必须要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敢于引入新的发展理念，克服传统的制度痼疾，尤其是要解决那些因为重点大学制度本身设计上的不合理而导致的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出现的“撑死胖子饿死瘦子”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加关注一般大学的制度发展生态，引导它们找准定位、特色发展，让其有想法、有创新，因为任何层级、类别的大学在其建设与发展模式中都有其优势点和可借鉴的点。总之，要综合分析多方面、多层次、多类型的大学对于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意见与声音，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高等教育组织生态网络，推进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建设的现代化。
（二）调动潜力优势，跳出重点大学制度运行的冲突困局
对一般大学来说，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分割“蛋糕”必定是不均衡的，对此，一般大学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除此之外，一般大学还要及时地发现与总结自身的局限和潜在优势，努力找到其合理的发展定位，形成学科特色发展的思维逻辑。放眼当下以优势学科为资源配置导向的“双一流”建设工程，调动与激发高校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核心战略。如今，国家大力提倡的交叉学科建设对于任何高校的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尤其在政府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一般高校更要积极地从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更新学科建设观念，激发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潜能，建立契合自身实际的学科建设模式。甚至步子也要迈得大胆一些，不再单纯以国家学科目录作为知识体系建设的固定框架，而是仅将其作为一种参考，更多地以某一学科新发现的、或某科学原理创新应用而产生的、富有深入挖掘价值的研究方向为研究领域，在科学认知的前提下布局学科结构与学科建设网络，开展以多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融合或学科协同攻关为核心的学科建设[14]，并集全校之力于重点学科建设;同时，要坚持特色学科特色发展，并积极为所属地区服务，这样才更有可能跳出因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而导致的“冲突”困局。
（三）优化国家制度生态环境，迈入重点大学制度建设新时代
良好的重点大学制度建设需要稳定且和谐的制度环境。对于如何避免重点大学制度建设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均、因信息传递不对称而造成的集团垄断等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家宏观的制度设计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遍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15]这要求国家进行合理有序的制度设计，协调好社会组织中的利益关系，要加强对相关利益分配过程的监督和问责。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将道德情感、道德理想、道德命令和现存的各种制度要求相结合，使之具体化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群体和个人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约束与激励人们的行为[16]。重点大学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生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体的国家制度之间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协同构成关系，也是一种“荣辱与共”的伙伴共生关系。在新的重点大学建设时代，必须要优化国家制度建设的大生态环境，提供重点大学制度生长的条件与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和增进重点大学制度的稳定与常态化发展。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大学制度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审视、去思考、去解决，并且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状况是很难彻底理清的。胡炳仙在《重点大学建设对一般高校发展的影响——制度规约与组织生存》一书中所呈现的富有启发性的理性思考、实践总结与反思，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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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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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炳仙.重点学科建设对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以H省为例[J].大学教育科学，2017（5）：21-29.
[10]王建华，朱青.对我国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2013（12）：27-30.
[11]范先佐，杨秀芹.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缺失与教育行为失范[J].高校教育管理，2007（1）：20.
[12]荀振芳，李双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的资源配置与发展[J].高教文摘，2019（11）：57-60.
[14]眭依凡，李芳莹.“学科”还是“领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概念的理性解读[J].高等教育研究，2018（4）：23-33.
[15][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
[16]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58.
（责任编辑：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