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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不但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为我们展现了其独具魅力的求实学风、朴实文风与务实作风，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党群关系，防止蜕化变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学风；文风；作风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063-05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崇高威望不仅来源于功勋卓著的领导实践、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树，而且来源于他那独具魅力的优良学风、文风与作风，这正是他高尚灵魂的写照。
一、邓小平的求实学风
学风问题，说到底是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与运用理论的方法问题。邓小平的求实学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武装。邓小平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里的“老祖宗”，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他们创立的理论。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369怎样才算不丢老祖宗呢？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领会掌握他们的理论，继承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146-147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的理解，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能够指引方向，二是学习理论可以提高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学习理论有助于推动我们的事业与理论本身的发展。
第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邓小平的名言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382邓小平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一是谦虚谨慎，不说大话，不故弄玄虚。“我读的书并不多”，非常坦诚。其实，邓小平是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邓小平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法国与苏联。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苏联学习期间，邓小平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2］46在“文革”中蒙冤受屈时，他最喜欢做的就是两件事：读书和劳动。1969年他被迫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把在北京的藏书几乎全部运到了江西，每天劳动之余就是伏案读书。正因为谦虚和不自满，他才能活到老，学到老。二是求真务实的态度。邓小平学习理论，完全是为了武装头脑而不是为了“包装”门面。所以，学习理论对他来说首要的是掌握其精髓，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邓小平说他“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就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掌握了实事求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第三，用科学的方法来运用科学的理论。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43在他看来，考虑问题、做出决策，只能从实际出发，这是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其他。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并实际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又善于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丰富发展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4］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他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提出了“闭关自守只会导致落后”的观点；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他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而且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长期形成的轻视知识与人才的弊端；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既顺应了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又坚持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求实学风。
二、邓小平的朴实文风
所谓文风，就是使用语言文字的风格。邓小平的文风是朴实无华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言不繁。邓小平讲话做文章，从来不喜欢长篇大论，夸夸其谈，而是惜墨如金，要言不繁。正如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爸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5沉默寡言确实是邓小平的鲜明性格特征。也许是他早就厌恶了官场上说得比唱得好听的社会风气，也许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体会到了“言多必失”、“以言治罪”的可怕，他不但自己敏于行而讷于言，而且号召“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3］28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1］382他还说：“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382从实际情况看，“多做少说”确实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朴实无华的文风。《邓小平文选》共三卷，几乎没有长篇大论，大多是短小精悍的力作。
第二，言简意赅。“要言不繁”的关键是讲的必须是“要言”，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不繁”。所谓“要言”，就是“言简意赅”。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老喜欢讲一些“正确”的废话，滔滔不绝，云山雾罩，群众听了感觉是“没错、没用、没味”。邓小平虽然说话不多，但言必有据、有理、有物，很少空话大话套话。正如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所说：“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6］2231977年8月，邓小平在审阅英国人格林与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对外宣传中存在“八股调太重”、“缺乏新鲜的思想”等问题时，专门作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在后来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又指出：“格林提出意见很好，……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7］171在南方谈话中，他也批评了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等形式主义的现象。根据有关材料统计，“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119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96篇是属于同外宾或国内有关负责人的即席谈话或讲话。这些即席谈话或讲话，靠秘书是写不出来的。然而，就是这些即席谈话和讲话，包含着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反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不可能产生于秘书手中的笔杆子，只能是邓小平本人创造思维的结果。”［2］324
第三，深入浅出。现在有些人喜欢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写文章有意无意地摆弄许多公式、定理、模型，胡编乱造许多新名词，文章写得叫人看了不知所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的“水平”。其实，这恰恰是无能与心虚的表现。邓小平总是喜欢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这不仅需要依靠大智慧才能做到，更需要有对群众的一片深情才肯去做。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382比如，邓小平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概括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用“一国两制”勾画祖国统一蓝图；用五句话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概括党的中心工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中国的基本国情；用“第一生产力”概括科学技术的作用等，不但通俗易懂，而且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使他的理论观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82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经理马克斯韦尔，在谈到英文版《邓小平文集》时他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语言。”而马克斯韦尔却用肯定的口气称赞说：“但您的著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8］
三、邓小平的务实作风
所谓作风，就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贯的态度与行为。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对待群众：礼贤下士。邓小平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他礼贤下士作风的思想基础是充分相信群众。首先，他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前进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党不过是群众的“领路人”，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他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151其次，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9］218-219。在领导全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依据人民的感情与需要来考虑、研究和制定各种政策，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比如，“大跃进”运动失败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32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370-371再次，他相信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监督权、弹劾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3］332。
第二，对待工作：雷厉风行。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在南方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375抓住机遇后，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开拓创新，雷厉风行地推进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指挥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名扬天下；建国以后，6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主持为庐山会议后被错划为右倾的干部平反，他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开展工作，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方针，为几十万名被错整的干部甄别平反；70年代他第二次复出搞全面整顿，在环境十分恶劣、处境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硬是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刀阔斧地清除极左思潮，打破帮派体系，整顿交通秩序，恢复生产流通，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遗余力；80年代他领导改革开放，更是排除各种困难与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很快席卷全国；他倡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自己开创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悄然引退，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接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三，对人对事：公道正派。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10］事实的确如此。邓小平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从来不搞小宗派。20世纪50年代，他与陈云一起带头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派别活动；60年代他先是反对林彪集团，后又义无反顾地开展了与“四人帮”的斗争。他对待同志总是抱一种宽容包容的态度。比如，“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就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针对有些人苛求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参加党几十年的老干部，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吗？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3］93他诚恳地说：“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3］94邓小平说话办事，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更不口是心非，投机取巧，搞两面派行为。他心里想到，嘴里就说，而且总是说在当面”［2］335。他人生道路上“三起三落”中的“三落”，每一次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不肯“见风使舵”使然；而“三起”，则是因为党内的正义力量重新占上风而得以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党内同志受冤屈时，总能够挺身而出说公道话，敢于承当责任，以免祸及他人。例如，“文革”初期，刘少奇因为派工作组问题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工作组成员也受到株连。有人劝邓小平尽快脱身，与刘少奇划清界线，把责任推给少奇同志。但邓小平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带头承担责任。他掷地有声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6］33
第四，对待自己：严于律己。邓小平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但是从不以经济权威自居，而是强调：“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1］77这既是小平同志的伟大谦虚，也是他坦诚与坦荡胸襟的体现。“文革”结束后，针对社会上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他多次讲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自己也有份，不能把错误都记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名下。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3］277他还坦率地谈到：“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了一半，浪费了时间。”［3］68他坦诚地说：“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3］97当有客人赞誉他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他说：“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遭了几次灾，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历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说不上什么，没有什么突出的。”［7］648邓小平的严以律己，不但没有降低他的威信，恰恰相反，倒是进一步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重。
第五，对待生活：艰苦朴素。邓小平虽然“二十多岁就当大官”，长期居于军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但他带头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未改变。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抗日战争后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被调往延安学习，留下邓小平独撑太行山的抗战局面，在艰难困苦中领导着晋、冀、鲁、豫全体军民奋斗不息。他的女儿后来问他：“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却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5］496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坚持大别山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大别山啃骨头，兄弟部队就可以吃肉，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消灭敌人越多。寒冬腊月，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单薄的棉袄，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如果说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是由于困难环境所迫的话，那么，建国以后，在生活条件好起来后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则完全是靠自觉了。邓小平曾对党的高级干部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3］217
第六，对待困难：坚忍不拔。邓小平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8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虽然历经磨难，经历了传奇式的“三起三落”，但他坚忍不拔，真正达到了孟子所说的“贫贱而不移，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的大丈夫境界。当他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相忍为党，相忍为国，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时，并没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是居安思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第三次复出后他曾动情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7］162当他面临巨大政治压力时，他无私无畏，不屈不挠，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都”瑞金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与王明“左”倾路线代表人物开展了坚决斗争，结果被当做“毛派”分子打倒；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国际共运的“头”——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作坚决的斗争，被毛泽东评价为“反修有功”；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当时的毛泽东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议，以“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口径给“文化大革命”做一个结论，结果被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7］132为由婉言谢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政治勇气；80年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巨大危机，走向空前低潮时，邓小平沉着冷静，给当时的中央定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在南方谈话中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382-383同时，邓小平认真地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70。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实现了改革开放；既发展了生产力，又改善了人民生活，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陈继安.邓小平风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
［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李奇，梁平波.邓小平的故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84.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1-112.
责任编辑：王清明
关键词：邓小平；学风；文风；作风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8/09-0063-05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崇高威望不仅来源于功勋卓著的领导实践、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树，而且来源于他那独具魅力的优良学风、文风与作风，这正是他高尚灵魂的写照。
一、邓小平的求实学风
学风问题，说到底是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与运用理论的方法问题。邓小平的求实学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武装。邓小平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里的“老祖宗”，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他们创立的理论。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1］369怎样才算不丢老祖宗呢？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领会掌握他们的理论，继承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98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146-147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的理解，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能够指引方向，二是学习理论可以提高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学习理论有助于推动我们的事业与理论本身的发展。
第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理论。邓小平的名言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382邓小平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一是谦虚谨慎，不说大话，不故弄玄虚。“我读的书并不多”，非常坦诚。其实，邓小平是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邓小平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法国与苏联。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苏联学习期间，邓小平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2］46在“文革”中蒙冤受屈时，他最喜欢做的就是两件事：读书和劳动。1969年他被迫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把在北京的藏书几乎全部运到了江西，每天劳动之余就是伏案读书。正因为谦虚和不自满，他才能活到老，学到老。二是求真务实的态度。邓小平学习理论，完全是为了武装头脑而不是为了“包装”门面。所以，学习理论对他来说首要的是掌握其精髓，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邓小平说他“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就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掌握了实事求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真正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第三，用科学的方法来运用科学的理论。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143在他看来，考虑问题、做出决策，只能从实际出发，这是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其他。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并实际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同时，又善于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丰富发展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4］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上，他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提出了“闭关自守只会导致落后”的观点；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他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而且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长期形成的轻视知识与人才的弊端；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主张，既顺应了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又坚持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求实学风。
二、邓小平的朴实文风
所谓文风，就是使用语言文字的风格。邓小平的文风是朴实无华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言不繁。邓小平讲话做文章，从来不喜欢长篇大论，夸夸其谈，而是惜墨如金，要言不繁。正如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爸性格内向，沉默寡言。”［5］5沉默寡言确实是邓小平的鲜明性格特征。也许是他早就厌恶了官场上说得比唱得好听的社会风气，也许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体会到了“言多必失”、“以言治罪”的可怕，他不但自己敏于行而讷于言，而且号召“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3］28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1］382他还说：“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382从实际情况看，“多做少说”确实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朴实无华的文风。《邓小平文选》共三卷，几乎没有长篇大论，大多是短小精悍的力作。
第二，言简意赅。“要言不繁”的关键是讲的必须是“要言”，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不繁”。所谓“要言”，就是“言简意赅”。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老喜欢讲一些“正确”的废话，滔滔不绝，云山雾罩，群众听了感觉是“没错、没用、没味”。邓小平虽然说话不多，但言必有据、有理、有物，很少空话大话套话。正如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所说：“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6］2231977年8月，邓小平在审阅英国人格林与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对外宣传中存在“八股调太重”、“缺乏新鲜的思想”等问题时，专门作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在后来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又指出：“格林提出意见很好，……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7］171在南方谈话中，他也批评了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等形式主义的现象。根据有关材料统计，“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119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96篇是属于同外宾或国内有关负责人的即席谈话或讲话。这些即席谈话或讲话，靠秘书是写不出来的。然而，就是这些即席谈话和讲话，包含着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反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不可能产生于秘书手中的笔杆子，只能是邓小平本人创造思维的结果。”［2］324
第三，深入浅出。现在有些人喜欢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写文章有意无意地摆弄许多公式、定理、模型，胡编乱造许多新名词，文章写得叫人看了不知所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的“水平”。其实，这恰恰是无能与心虚的表现。邓小平总是喜欢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这不仅需要依靠大智慧才能做到，更需要有对群众的一片深情才肯去做。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382比如，邓小平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概括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用“一国两制”勾画祖国统一蓝图；用五句话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概括党的中心工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中国的基本国情；用“第一生产力”概括科学技术的作用等，不但通俗易懂，而且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也使他的理论观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82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经理马克斯韦尔，在谈到英文版《邓小平文集》时他说，“我的东西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惊人的语言。”而马克斯韦尔却用肯定的口气称赞说：“但您的著作是诚实、直率的，是建立在事实和经验之上的。”［8］
三、邓小平的务实作风
所谓作风，就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贯的态度与行为。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对待群众：礼贤下士。邓小平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他礼贤下士作风的思想基础是充分相信群众。首先，他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前进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党不过是群众的“领路人”，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他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151其次，他相信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9］218-219。在领导全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总是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依据人民的感情与需要来考虑、研究和制定各种政策，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比如，“大跃进”运动失败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9］32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370-371再次，他相信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监督权、弹劾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3］332。
第二，对待工作：雷厉风行。邓小平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在南方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375抓住机遇后，他总是能大刀阔斧地开拓创新，雷厉风行地推进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与刘伯承共同指挥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名扬天下；建国以后，6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主持为庐山会议后被错划为右倾的干部平反，他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开展工作，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方针，为几十万名被错整的干部甄别平反；70年代他第二次复出搞全面整顿，在环境十分恶劣、处境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硬是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刀阔斧地清除极左思潮，打破帮派体系，整顿交通秩序，恢复生产流通，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遗余力；80年代他领导改革开放，更是排除各种困难与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很快席卷全国；他倡导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自己开创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悄然引退，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接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三，对人对事：公道正派。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10］事实的确如此。邓小平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从来不搞小宗派。20世纪50年代，他与陈云一起带头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派别活动；60年代他先是反对林彪集团，后又义无反顾地开展了与“四人帮”的斗争。他对待同志总是抱一种宽容包容的态度。比如，“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就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针对有些人苛求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参加党几十年的老干部，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吗？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3］93他诚恳地说：“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3］94邓小平说话办事，从来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更不口是心非，投机取巧，搞两面派行为。他心里想到，嘴里就说，而且总是说在当面”［2］335。他人生道路上“三起三落”中的“三落”，每一次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不肯“见风使舵”使然；而“三起”，则是因为党内的正义力量重新占上风而得以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党内同志受冤屈时，总能够挺身而出说公道话，敢于承当责任，以免祸及他人。例如，“文革”初期，刘少奇因为派工作组问题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工作组成员也受到株连。有人劝邓小平尽快脱身，与刘少奇划清界线，把责任推给少奇同志。但邓小平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带头承担责任。他掷地有声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6］33
第四，对待自己：严于律己。邓小平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他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但是从不以经济权威自居，而是强调：“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1］77这既是小平同志的伟大谦虚，也是他坦诚与坦荡胸襟的体现。“文革”结束后，针对社会上一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他多次讲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自己也有份，不能把错误都记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名下。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3］277他还坦率地谈到：“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了一半，浪费了时间。”［3］68他坦诚地说：“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3］97当有客人赞誉他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他说：“我本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比较出名的是因为遭了几次灾，经历了三下三上的历史，就是三次被打倒，其他说不上什么，没有什么突出的。”［7］648邓小平的严以律己，不但没有降低他的威信，恰恰相反，倒是进一步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重。
第五，对待生活：艰苦朴素。邓小平虽然“二十多岁就当大官”，长期居于军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但他带头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未改变。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抗日战争后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被调往延安学习，留下邓小平独撑太行山的抗战局面，在艰难困苦中领导着晋、冀、鲁、豫全体军民奋斗不息。他的女儿后来问他：“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却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5］496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坚持大别山的战略意义，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大别山啃骨头，兄弟部队就可以吃肉，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消灭敌人越多。寒冬腊月，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单薄的棉袄，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如果说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是由于困难环境所迫的话，那么，建国以后，在生活条件好起来后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则完全是靠自觉了。邓小平曾对党的高级干部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3］217
第六，对待困难：坚忍不拔。邓小平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8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虽然历经磨难，经历了传奇式的“三起三落”，但他坚忍不拔，真正达到了孟子所说的“贫贱而不移，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的大丈夫境界。当他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相忍为党，相忍为国，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时，并没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是居安思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在第三次复出后他曾动情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7］162当他面临巨大政治压力时，他无私无畏，不屈不挠，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都”瑞金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与王明“左”倾路线代表人物开展了坚决斗争，结果被当做“毛派”分子打倒；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国际共运的“头”——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作坚决的斗争，被毛泽东评价为“反修有功”；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当时的毛泽东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让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议，以“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口径给“文化大革命”做一个结论，结果被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7］132为由婉言谢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政治勇气；80年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巨大危机，走向空前低潮时，邓小平沉着冷静，给当时的中央定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在南方谈话中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382-383同时，邓小平认真地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70。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实现了改革开放；既发展了生产力，又改善了人民生活，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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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1-112.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