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山西的牺盟会和新军为山西及华北的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业绩永垂青史，为后世所传诵，战斗在二战区的政治交通局，在战火纷飞、交通隔绝的情况下，为二战区司令部、牺盟会、新军及其下属机构沟通联系、传送文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研究山西抗日战争史和牺盟会发展史来说，这段经历应该记载下来，使历史更加完善，革命先烈的业绩得以发扬。
　　
　　一、政治交通局产生的历史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发动大举进攻，华北首遭战祸，平津接连陷落，山西岌岌可危。阎锡山的晋绥军抗战不力，节节败退。11月8日，太原沦陷，日军继续向南入侵。1938年2月28日，临汾又告失守。至此，整个山西的交通要线都被日军占领，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及主要公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为日军所控制，山西被切割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大块，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下属各军政机关、山西省政府和各区县之间、牺盟总会和各牺盟中心区之间、战区政治部和新军各部之间都失去了联系，互为隔绝，甚至连各地新军的政治部、牺盟中心区和各地负责人的驻地也都不知所在，上级不摸下属单位的情况，下级也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命令。而且，邮政系统已全部垮散。这种情形，对统一指挥抗战十分不利，急需有一个机构来沟通各方联系。在此情况下，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调回二战区的赵宗复，建议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内成立一个政治交通课。这一建议得到了牺盟总会负责人刘岱峰和牛荫冠同志的支持。经第二战区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批准，1938年3月，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课成立，赵宗复任课长，赵中枢任副课长，牺盟总会选派思想进步、政治可靠的同志充实了交通课。
　　 交通课成立后，即派人四处联系，寻找、了解各新军、各牺盟中心区的驻地和情况，建立交通联络站。刚开始时派出了四个小组，即派关复东、安光荣（安都）、李绵常（李瑛）和王雷等同志去晋南翼城；派张国器、蒲修山等同志到太行区的沁县，派杨笃宽等同志到晋西北岢岚、李加森同志去临县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初步形成了政治部、牺盟总会与各地新军政治部、牺盟中心区的联络网，使一度隔绝的状态有所好转。但仅仅取得联系是不够的，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使战区司令部和牺盟总会的命令、文件传达下去，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1939年春，政治交通课扩建成局，称为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简称“政交局”），赵宗复任主任，赵中枢任副主任。
　　
　　二、政治交通局的组织机构
　　
　　 政治交通局设总局和分局，分局之下又设有交通站。总局包括二室、七科、两队、一校。
　　 二室是秘书室和研究室。秘书室主任是阴纫斋，代赵宗复处理全局日常工作和各种行文（包括情报汇编）。秘书有肖希明、梁维书。肖希明兼管电台和情报的汇编，梁维书兼管组织和人事工作。研究室主任由赵中枢兼，负责搜集、整理有关日伪军政情况的材料。
　　 七科（原称股）有：组织科，科长焦实吾（后由梁维书接任）；交通科，科长陈家驹；教育科，科长柴瑞麟；密电科，科长武国衡；秘书科，科长杨正言；总务科，科长史怀秀、周素三；通讯科，科长肖希明（后为李瑛）。
　　 两队即特务大队和交通队。特务队负责保卫总局的安全，大队长是商正因，政治指导员史景明，副指导员张志林，政治工作员有智秉铮、郭刚（二人后调交通队任职）。特务队装备齐全，由三个中队和一个通讯小队组成，队员100余人。交通队负责武装护送文件和各级负责人通过敌人的交通封锁线。队长李恒（“晋西事变”中谋叛被撤职，由智秉铮兼任队长），副队长郭刚，政治指导员智秉铮，政治工作员范立仁。交通队有驮骡百余头，队员五六十人。
　　 一校是指政治交通学校。它是为培养政治交通干部而于1939年夏成立的。校址在隰县属村。校长赵宗复，校务主任赵中枢，指导员张志远。学校设有军事、教务等科。学员分三个中队，每中队有学员五六十人。课程有政治、时事形势、文化、日语、政治交通业务等。学习期限为半年，学员毕业后担任政治交通员。教员有阴纫斋、肖希明、梁维书、智秉铮等。
　　


　　 政交局分局设有甲种分局、乙种分局两种，各分局以其所在地区或以数字符号为名（如乡宁分局称第一分局，五台分局称第五分局）。按行政区划，每一个牺盟中心区所在地设一个分局，称甲种分局。甲种分局之间根据需要再设分局，称为乙种分局。分局与分局之间按需要又设有秘密联络点。
　　 甲种分局设主任1人，主任干事1人，干事和秘书1—2人，政治通讯员2—3人，政治交通员若干人，勤杂人员1人，约11人。甲种分局共9个，计有：岢岚分局，主任杨笃宽；临县分局，主任李加森（1939年夏调离，由阎志儒接任）；翼城分局，主任王雷；沁县分局，主任张国器；五台分局，主任关复东（1939年调离，安光荣接任）；文交分局，主任徐崇道（后由魏渊接任）；洪赵分局，主任马维骥；乡吉分局，主任岳维藩、魏渊；平陆分局，主任赵国煌，后为李瑛。
　　 乙种分局随需要而设。设主任1人，干事1人，政治交通员若干人。乙种分局共有20多个，如忻县寺坪分局，主任马骏阳；定襄赵村分局，主任蔡亿；乡宁分局，主任张宏；中阳分局，主任刘殿刚；大宁分局，主任常茂春；灵丘分局，主任马孔礼；汾河两岸渡口分局，主任蒲秀山；黄河东西两岸分局，主任乔子美；隰县黄土镇分局，主任丁廉。
　　
　　三、政治交通局的工作情况
　　
　　 政治交通课初成立时，与政治保卫队同驻汾西县的山云镇。由课成局后，移驻隰县属村，独立活动。政治交通局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政治交通、政治通讯、收集敌情及护送来往干部。
　　 政治交通是由政治交通员穿过日伪封锁线，将牺盟会和二战区政治部的文件（包括山西省政府、保安司令部的文件）、刊物（有《牺牲救国》、《黄河战旗》、《解放周刊》等）送到各牺盟中心区、各新军政治部和各专员公署，并将各牺盟中心区、各新军政治部、各专署的公文、信件送到领导机关。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交通员走的大都是崎岖的山路，那里步行都有困难，更何况他们还背负许多文件、刊物。为保护文件，他们要在夜晚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每天还必须要走到指定的交通联络站投宿，常常日行百八十里。如果遇到敌情，则要周转迂回，往往要走一百二三十里才能休息。逢日军大“扫荡”时，交通路线被破坏，还需重新开辟，各交通分局也随敌情的变化不断转移驻地，交通路线延长。最远的交通线绕道走有2000华里，往返一次近4000华里，步行要走两个月。交通员的脚底磨起了血泡长出了茧，身上的跳蚤、虱子成串。他们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出生入死，和敌人斗，和大自然斗，用生命保护了文件。“文件是生命，人在文件在”是他们的誓言。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交通员，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用无言的行动书写了政治交通局的历史。
　　 政治交通局成立后，随着机构的发展，工作步入轨道，总局与分局之间，分局与分局之间都需要沟通信息，交流经验。1939年春，总局增设了通讯科，编写有《政交通讯》。由阴纫斋、肖希明负责编辑工作，每月一期，由各分局供稿。内容有反映敌占区、游击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先进人物事迹的，有交通工作经验，还涉及某些地方官员、旧军政人员抗战不力或与抗战力量闹摩擦的情况。甲种分局都配备有政治通讯员，由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来担任。《政交通讯》对开展对敌斗争，发展进步力量，揭露，孤立顽固派，交流政治交通经验起了一定作用。
　　 除担负政治交通和政治通讯的任务外，政治交通局也兼顾收集日伪情报和护送来往干部和进步人士的任务。有时交通员也化装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
　　
　　四、政治交通局的组织活动
　　
　　 政治交通局行政上隶属二战区政治部领导，总局非但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连牺盟会的组织也没有，但它始终是在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中的中共负责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和发展的。总局领导及各科室的负责人，两支武装队伍的领导以及各分局的负责人，还有政治通讯员和政治交通员等，都是由牺盟会选派的，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总局的五位领导成员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梁维书、肖希明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成员。政治交通局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共产党员赵宗复为首的进步分子手中。因此，在政治上它始终是由共产党领导，主要是为牺盟会和新军服务的。
　　 政治交通局内还有一个政治团体，即进步青年抗日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团长由阎锡山挂名，执行委员是政治部和各牺盟中心区负责人及新军负责人，薄一波、牛荫冠、戎伍胜、张文昂、雷任民等同志都是“民青”的执委，牛荫冠主持日常工作。政交局的赵宗复、赵中枢、梁维书、肖希明、商正因、史景明、智秉铮、柴瑞麟以及特务队和交通队的一些小队长等都是“民青”的成员或支部委员。总局设有“民青”干事会，赵中枢兼任秘书。各分局设干事分会，秘书由分局主任兼任。通常情况下，贯彻党的指示即由赵宗复以“民青”支部负责人的身份进行。赵宗复还经常利用去秋林开会的机会带回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等党的刊物和党的理论政策书籍，在“民青”成员和一些进步青年中秘密传阅学习。各分局也通过各种渠道购进马列主义书籍，供进步青年学习。
　　 “民青”支部还建立了汇报制度，由“民青”小组长将自己组里每个成员的思想动态、反顽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向支部汇报，支部针对情况给予指示。发展“民青”团员也很慎重严格，要经过反复考验，然后开会讨论通过。政交局利用“民青”这个合法组织，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为骨干力量，保证了政治交通局始终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
　　 尽管政治交通局的骨干力量大都是牺盟会员和“民青”团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难免鱼龙混杂。建局初期，总局就有以组织股长焦实吾为首的同志会在活动。赵宗复依靠“民青”的力量，采取果断措施，将焦实吾及其追随者清除出政治交通局，由梁维书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保持了政治交通局的纯洁性。
　　
　　五、特务队和交通队
　　


　　 政治交通局成立后，机构逐渐扩大，人员逐渐增多，从当时的形势和它的性质及所担负的任务看，都需要有一支有自卫能力、能担负警卫总局安全和护送文件的武装队伍，特务队和交通队便应运而生。两支队伍都以新军编制为模式，战士的生活待遇、部队的训练教育、士兵的服装等都与新军相同。部队还在各级设有专职政治工作人员，实行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特务队由三个中队和一个通讯小队组成，队员100余人，大都是来自洪赵地区和晋中地区的进步青年。队领导都是“民青”团员。队伍短小精干，装备整齐，有轻机枪4挺，冲锋枪9支，步枪90余支，足以承担警卫总局的任务。部队还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肖希明同志讲政治、时事；队长商正因负责日常教育和军事训练；思想教育工作由史景明主管。
　　 交通队的前身是运输队，队长芦殿元，指导员郝宝忠。发展成交通队后，队长是李恒（李恒是旧军人员）。为了加强对交通队的领导，总局选派智秉铮任交通队政治指导员，郭刚任交通队副队长，范立仁为政治工作员，掌握了交通队的领导权。交通队下辖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交通员20多人，并配有一个驮骡队。比起特务队，交通队的装备差一些，共有驮骡百余头，步枪40余支。交通员执行任务或过封锁线时，因文件多，路途远，即由交通队护送。
　　 “晋西事变”中，交通队队长李恒密谋叛乱，妄图将赵宗复等领导人杀害，投奔王靖国的十九军，被范立仁发现并报告了总局。赵宗复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将李恒扣押，并撤销其职务，由政治指导员智秉铮兼任交通队队长，彻底粉碎了这一阴谋。
　　 特务队和交通队从成立到结束，除很好完成自身任务外，在反顽斗争中亦起了一定作用。
　　
　　六、“晋西事变”中的政治交通局
　　
　　 1939年12月，阎锡山终于充当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制造了“晋西事变”。阎命令其部队向新军进攻，围剿决死二纵队。事变发生后，政治交通局准备将在旧军势力范围内的驻地转移，向新军靠拢，并派史景明去晋东南与决死一纵队联系，但没有成功。后决定向西北的续范亭的暂一师处靠拢，转向中阳、石楼一带。行军途中，恰遇政卫队一个营追赶部队路经总局驻地月儿沟，政交局为他们让了路。晚上，十九军六十八师刘效曾部追来，摸了岗哨，并包围了政治交通局。赵宗复命令特务队控制制高点，准备战斗，然后亲自出面和刘效曾谈判，他将自己是赵戴文儿子的身份告诉对方，并将情况电告赵戴文。赵戴文下令十九军解围，并要求政交局回驻隰县。
　　 由于新、旧军之间的战斗日渐激烈，而政治交通局既不是战斗部队，机构又庞大，所带物资笨重，行动很不方便。为防再发生意外，政交总局返回隰县，驻西坡底村，后又迁往东家坡村。同时发出通电，命令各分局“背离阎锡山，随同各所在地区的新军行动”。
　　
　　七、政交局的结束
　　
　　 政治交通局发出的背阎通电，激怒了阎锡山，阎认为政治交通局的人不可靠，决定撤销赵宗复、赵中枢的职务，派邓励豪接管政治交通局。赵宗复当即和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联系，请示今后工作。王世英向党中央请示后，给赵宗复的指示是：不能将二战区这个地区空白下来，将那些有社会关系且并未暴露身份的人留下来，转入地下工作。当时决定留下来的有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梁维书、肖希明5人，由赵宗复负领导责，其领导关系直接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城工部），与王世英同志直接联系。进步青年则输送到延安去，共有30多人，分两批走。第一批由商正因带队，共13人，于1940年4月由隰县车家坡动身，经秋林时由赵中枢接应，顺利到达陕北延安。第二批由史景明带队，在赵宗复掩护下，于1940年5月下旬，经秋林奔赴延安。其余一般人员发足遣散费后离去。由于肖希明是广东人，在晋西隐蔽有困难，所以也于是年秋到了延安。第二战区政治交通局从此宣告结束。
　　 政治交通局存在的时间前后只有两年，但它为牺盟会和新军所做的递送文件、保持上下联系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政治交通局成立1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战区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曾赠给一面锦旗，题词是“政治命脉”四个字。这是对政治交通局的客观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