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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贵州省两所职业院校435名高职生为被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人际指数反应问卷、希望特质量表,调查了高职生特质愤怒与希望感的水平,并分析了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高职生的特质愤怒水平处于中等程度,而希望感水平则是中等偏上;特质愤怒对共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希望对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调节作用大小不同,对情绪共情的调节作用更显著。
关键词:共情心理;特质愤怒;希望感;调节作用;高职生
基金项目: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重点课题“高职生共情、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tryz2014A05)
作者简介:罗小漫,女,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何浩,男,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04-0010-04
特质愤怒是个体感知愤怒激发情境及愤怒表现反应的一般倾向,是个体在愤怒情绪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1]Berkowitz[2]等人的研究发现:高特质愤怒个体习惯性地获取敌意思维,在没有情境启动刺激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更快地再认敌意刺激;与此同时,高特质愤怒个体敌意概念的外延更广——敌意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尽管这些概念是非敌意性的)。共情作为一种个体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并产生相似的社会性情绪反应[3],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因伤害性生活事件而积累的愤怒会使其形成心理防御机制,长期用这些防御机制会形成抑郁、焦虑、低自尊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进而降低个体对冒犯者的怜悯和同感。[4]杨丽珠[5]等人认为,敌意思维产生后,低特质愤怒的个体具有通过调用努力控制资源来调节敌意思维的习惯,进而容易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反应[6];然而,高特质愤怒个体调用努力控制资源却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会较少表现出共情反应。
然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个体具有各种弹性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使他们更好地面对挫折、适应生活。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的积极心理特质的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一个主张便是,那些可测量的积极特质能在风险因素中起到缓冲、保护作用。[7]而希望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心理特质,因其能够作为人们面对风险性因素和压力事件的保护性因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认为,希望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对生活的满意感,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而个体情绪体验的水平越高,其整体共情反应越多,同情反应越多,个人苦恼反应越少。[8]那么,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潜能,在特质愤怒影响个体共情水平时能否起到这种弹性作用呢?高职生的希望水平又是怎样呢?这些都将值得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贵州省两所职业院校的学生为被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有435名高职生进行了测试,其中男生218,女生217人。数据处理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t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模型比较。主要测试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
1.特质愤怒。采用由Spielberger(1999)年编制的特质愤怒量表[9],由10个题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1级表示“一点不是”,4级表示“完全是”,得分越高代表愤怒水平越高。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共情。采用Davis[10]的人际反应指数问卷(IRI)。问卷共28个项目,由共情关注、观点采择、幻想和个人忧伤4个分量表构成;其中情绪共情包括共情关注与个人忧伤,认知共情包括观点采择和幻想。[5]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和0.82。
3.成人希望特质量表。采用Snyder[11]等人编制的成人希望特质量表(ADHS),由8个题目构成,其中有4个项目(1,4,6,8)测量路径思维;4个项目(2,9,10,12)测量意愿动力。采用4点计分,分值越高,表明希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二、研究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及变量间的相关矩阵,见表1。本研究的数据显示,高职生在希望量表上每题得分为2.49±0.47,即在“大部分情况正确”附近,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这表明他们具有中等偏上的希望水平。高职生在特质愤怒量表上每题的平均分为1.98±0.49,即在“有一点”附近,量表为4点计分,这表明,他们具有中等程度的特质愤怒水平。由表1还可以看出,特质愤怒与共情、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希望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希望感与共情、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呈显著正相关。
2.希望感的调节作用。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详见表2)。在统计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将特质
愤怒与希望感的乘积作为调节项,之后,采用强迫进入法分三步使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第二步,使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第三步,使调节变量项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其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希望感的调节作用趋势,我们将希望感的得分按高、低分为两组,分别 做出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示意图(如图1 、图2)。图1 显示,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高时,与低希望感个体相比,高希望感个体的情绪共情得分更高;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低时,无论是低希望感个体还高希望感个体,其情绪共情得分均较高。图2显示,无论是在低特质愤怒水平还是在高特质愤怒水平下,高希望感个体的认知共情得分均较高,但低希望感个体在低特质愤怒水平下的认知共情得分显著高于高特质愤怒水平。 三、讨论与建议
(一)高职生特质愤怒与希望感水平现状描述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高职生的整体希望感水平处于中等偏上。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如曾美容[12]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希望总分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均较高。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高职生的总体特质愤怒水平处于中等程度,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罗小漫[13]等的研究发现,高职生的特质愤怒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我国高职生的总体状况较好,虽然他们与普通本科生相比学习成绩较差,但他们对社会尚未充满敌意,仍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其希望水平能维持在中等水平以上。这或许提示我们应该更加地关注他们的积极方面,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消极因素。这也正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积极的青少年发展领域所倡导的,要重视青少年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发展潜能,而非问题。[14]因此,从促进发展的角度探讨怎样才能减少不利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提高保护性因素对他们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希望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希望感对特质愤怒和共情之间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高时,高希望感个体的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水平均高于低希望感个体;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低时,高希望个体的情绪共情得分显著高于低希望感个体,而在认知共情得分上却没有显著差异。这个发现说明,虽然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会影响其共情的产生,然而希望感水平却能调节特质愤怒对共情的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再一次证明了希望作为一种弹性资源,能促进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产生。特质愤怒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反映的是个体在愤怒情绪感受体验及表现方面的稳定而持久的特征;因此,高特质愤怒者倾向于对威胁性刺激有注意偏向,而未对悲伤、恐惧性刺激产出偏向。[1]然而,希望作为一种认知—动机性的变量,它包含了意愿和路径两种成分;相对于低希望个体,高希望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有更大的决心和信念,并倾向于使用更多积极的应对策略,采用各种有效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15]此外,高希望个体成功应对的信息通过情绪通道反馈给个体[16],这种积极的情绪又将会进一步促进个体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产生。
另一个发现是,希望感的调节作用大小不同,对于情绪共情的调节作用最为显著。一方面,这可能与共情关注与个人忧伤是情绪共情的主要成分有关:高希望个体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敌意、自杀意念等消极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负相关[8],因而,希望感能够缓冲特质愤怒对个体情绪共情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情绪共情对于特质愤怒的影响作用更敏感,如高特质愤怒个体倾向于对模糊情境作出敌意解释,进而使得个体的愤怒反应增加[17],因此,希望感对情绪共情的调节作用更明显。
参考文献:
[1] 罗亚莉, 张大均. 高特质愤怒个体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J]. 心理科学, 2011 (2):322-327.
[2] BerkowitzL. On th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A cognitive-neoassociationistic analysi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0(2):494-503.
[3] 陈武英,等.共情的性别差异[J].心理科学进展,2014(9):1423-1434.
[4] FitZgibbons, R.R.The cognitive and emotive uses of forgiveness in the treatment of anger [J].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1986 (4): 629-633.
[5] 杨丽珠,杜文轩,沈悦.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1 (9):1249-1258.
[6] Eisenberg N, Okun M A. The relations of dispositional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to elders . empathy- related responding and affect while volunteering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6, 64(03), 157-183.
[7] Masten A S,Coatsworth JD.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 ce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Les sons from research on successful children[J].American Psycholo gist,1998 (2):205- 220.
[8] 滕川.希望与生命意义、目标定向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9] Spielberger C D. 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2 [J].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ces(1999).
[10] Davis M H.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 thy :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 (1) :113-126.
[11]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etal. Yoshinobu L.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a sure of hop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 ogy,1991 (4):570-585.
[12] 曾美容. 大学生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就业焦虑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10.
[13] 罗小漫,等.高职生共情与宽恕的关系:特质愤怒的调节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3(5):88-91.
[14] Damon W.What is importan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J].2004(5):13-24.
[15] 胡金凤,郑雪,孙娜娜.压力对“ 蚁族” 群体心理健康的 影响:希望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3): 313-318.
[16] 刘聪慧,等.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64-972.
[17] 杨丽珠,杜文轩,沈 悦.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 认知模型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1(9):1249-1258.
[责任编辑 曹 稳]
关键词:共情心理;特质愤怒;希望感;调节作用;高职生
基金项目: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级重点课题“高职生共情、宽恕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tryz2014A05)
作者简介:罗小漫,女,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何浩,男,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04-0010-04
特质愤怒是个体感知愤怒激发情境及愤怒表现反应的一般倾向,是个体在愤怒情绪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特质。[1]Berkowitz[2]等人的研究发现:高特质愤怒个体习惯性地获取敌意思维,在没有情境启动刺激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更快地再认敌意刺激;与此同时,高特质愤怒个体敌意概念的外延更广——敌意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尽管这些概念是非敌意性的)。共情作为一种个体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并产生相似的社会性情绪反应[3],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因伤害性生活事件而积累的愤怒会使其形成心理防御机制,长期用这些防御机制会形成抑郁、焦虑、低自尊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进而降低个体对冒犯者的怜悯和同感。[4]杨丽珠[5]等人认为,敌意思维产生后,低特质愤怒的个体具有通过调用努力控制资源来调节敌意思维的习惯,进而容易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反应[6];然而,高特质愤怒个体调用努力控制资源却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会较少表现出共情反应。
然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个体具有各种弹性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使他们更好地面对挫折、适应生活。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的积极心理特质的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一个主张便是,那些可测量的积极特质能在风险因素中起到缓冲、保护作用。[7]而希望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心理特质,因其能够作为人们面对风险性因素和压力事件的保护性因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研究认为,希望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对生活的满意感,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而个体情绪体验的水平越高,其整体共情反应越多,同情反应越多,个人苦恼反应越少。[8]那么,希望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潜能,在特质愤怒影响个体共情水平时能否起到这种弹性作用呢?高职生的希望水平又是怎样呢?这些都将值得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贵州省两所职业院校的学生为被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有435名高职生进行了测试,其中男生218,女生217人。数据处理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t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模型比较。主要测试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
1.特质愤怒。采用由Spielberger(1999)年编制的特质愤怒量表[9],由10个题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1级表示“一点不是”,4级表示“完全是”,得分越高代表愤怒水平越高。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共情。采用Davis[10]的人际反应指数问卷(IRI)。问卷共28个项目,由共情关注、观点采择、幻想和个人忧伤4个分量表构成;其中情绪共情包括共情关注与个人忧伤,认知共情包括观点采择和幻想。[5]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和0.82。
3.成人希望特质量表。采用Snyder[11]等人编制的成人希望特质量表(ADHS),由8个题目构成,其中有4个项目(1,4,6,8)测量路径思维;4个项目(2,9,10,12)测量意愿动力。采用4点计分,分值越高,表明希望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二、研究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及变量间的相关矩阵,见表1。本研究的数据显示,高职生在希望量表上每题得分为2.49±0.47,即在“大部分情况正确”附近,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这表明他们具有中等偏上的希望水平。高职生在特质愤怒量表上每题的平均分为1.98±0.49,即在“有一点”附近,量表为4点计分,这表明,他们具有中等程度的特质愤怒水平。由表1还可以看出,特质愤怒与共情、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希望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希望感与共情、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呈显著正相关。
2.希望感的调节作用。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详见表2)。在统计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将特质
愤怒与希望感的乘积作为调节项,之后,采用强迫进入法分三步使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第二步,使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第三步,使调节变量项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其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希望感的调节作用趋势,我们将希望感的得分按高、低分为两组,分别 做出希望感在特质愤怒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示意图(如图1 、图2)。图1 显示,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高时,与低希望感个体相比,高希望感个体的情绪共情得分更高;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低时,无论是低希望感个体还高希望感个体,其情绪共情得分均较高。图2显示,无论是在低特质愤怒水平还是在高特质愤怒水平下,高希望感个体的认知共情得分均较高,但低希望感个体在低特质愤怒水平下的认知共情得分显著高于高特质愤怒水平。 三、讨论与建议
(一)高职生特质愤怒与希望感水平现状描述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高职生的整体希望感水平处于中等偏上。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如曾美容[12]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希望总分及其各维度的得分均较高。同时,本研究还发现,高职生的总体特质愤怒水平处于中等程度,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罗小漫[13]等的研究发现,高职生的特质愤怒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我国高职生的总体状况较好,虽然他们与普通本科生相比学习成绩较差,但他们对社会尚未充满敌意,仍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其希望水平能维持在中等水平以上。这或许提示我们应该更加地关注他们的积极方面,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消极因素。这也正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积极的青少年发展领域所倡导的,要重视青少年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发展潜能,而非问题。[14]因此,从促进发展的角度探讨怎样才能减少不利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提高保护性因素对他们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希望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希望感对特质愤怒和共情之间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高时,高希望感个体的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水平均高于低希望感个体;当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较低时,高希望个体的情绪共情得分显著高于低希望感个体,而在认知共情得分上却没有显著差异。这个发现说明,虽然个体的特质愤怒水平会影响其共情的产生,然而希望感水平却能调节特质愤怒对共情的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再一次证明了希望作为一种弹性资源,能促进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产生。特质愤怒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反映的是个体在愤怒情绪感受体验及表现方面的稳定而持久的特征;因此,高特质愤怒者倾向于对威胁性刺激有注意偏向,而未对悲伤、恐惧性刺激产出偏向。[1]然而,希望作为一种认知—动机性的变量,它包含了意愿和路径两种成分;相对于低希望个体,高希望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有更大的决心和信念,并倾向于使用更多积极的应对策略,采用各种有效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15]此外,高希望个体成功应对的信息通过情绪通道反馈给个体[16],这种积极的情绪又将会进一步促进个体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产生。
另一个发现是,希望感的调节作用大小不同,对于情绪共情的调节作用最为显著。一方面,这可能与共情关注与个人忧伤是情绪共情的主要成分有关:高希望个体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敌意、自杀意念等消极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负相关[8],因而,希望感能够缓冲特质愤怒对个体情绪共情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情绪共情对于特质愤怒的影响作用更敏感,如高特质愤怒个体倾向于对模糊情境作出敌意解释,进而使得个体的愤怒反应增加[17],因此,希望感对情绪共情的调节作用更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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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 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