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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
采访/唐晔 周芳诚 编辑/周芳诚 刘彦杰
“我身体好，一天只吃两餐，很少生病，连感冒都没有。这个得益于在贵州农村矿区的十六年，爬山涉水，下矿井，跑农田，吃着蒸玉米粉给当地人治病，练出来的身子骨。”
“每救活一个病人，我身上就多一分免疫力，我的血管里，全是抗病疫苗。”
“我做过全科医生，知道一分钟内，作为院长，我该做些什么。”
上海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劳模，党代表，上海人的群体偶像。每天五点起床，直到午夜一点睡下，中间不是在病房，就是在开会、做管理的事，像一只陀螺，一旦转起来，不到粉身碎骨，停不下来。连120都知道，病人送进华东，就能找到他，知道他始终都在医院，全年不归，全年无休。许多人的记忆中，俞卓伟一直在组织抢救危重病人，出现在危机最前线。
由于医院的特殊性，俞卓伟的病人里颇多名人，徐玉兰，傅全香，秦怡，他说，“都是上海国宝级老人。”；“我和医生、护士一起管着，谁都放心。”
他浑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上海一宝。
一片赤诚
《问健康画报》：请说说您从医至今印象难忘事。
俞卓伟：我196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1968年毕业。当时党的政策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我被分配到了贵州一个煤矿当医生。当时刚毕业，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去工作了。贵州地处边陲，条件差，不过我从中学就一直住宿，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
《问健康画报》：从小生活在大上海，告别了父母，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应该很留恋吧？！
俞卓伟：我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小学一年级就评为模范生，从小就崇拜英雄，所以也没有太大的留恋，去贵州，是响应党的号召。不过，到了那边才知道，那里“天无三日晴”——指太阳很珍贵；“地无三里平”——指到处坑坑洼洼，出门就是山：“人无三两银”，指当时人很贫穷。那里的工作的确很艰难，但既然学了医，就要为病人尽最大的努力，救死扶伤，即使缺医少药，也要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
《问健康画报》：那时候，觉得自己能施展得开吗？
俞卓伟：正因为缺医少药，所以老百姓特别需要医生。特别是听说我是上海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上海来的医生只有我一个，对我充满期盼。虽然我是内科医生，但是当地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地说，“大城市来的医生，什么病都可以找他看——妇产科也能看、小儿科也能看……”于是，许多山村里的老乡，翻山越岭，抬着病人找到我。
有时候出诊，需要翻山越岭，甚至是攀爬陡峭的山崖。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好与那个时候的磨练分不开。乡民非常质朴，因为尽力尽心，不管医术如何，都很信任你，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治好，他们也理解。那个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玉米和辣椒。一个礼拜赶一次集，买几个鸡蛋，就算改善伙食。过年过节杀猪，才能吃到猪肉。
那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常穿着长统胶鞋，背着药箱，到矿井下面去给矿工治病，不怕危险，也不怕发生爆炸、塌方，越是接近工人，和他们的情感越融洽，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
《问健康画报》：那十多年，您收获了什么？
俞卓伟：收获了极大的人生感悟。我有这样一种情感，每个病人，不管身份高低、家庭贫富，都是一样的。很多普通老百姓，每天默默无闻，种一点稻、小麦、玉米，采点煤，换取微薄收入，谁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但是不可否认，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如果没有这段阅历，只是从校门到医院，就不会有这份感情；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挥洒的汗水，是做不到关爱每一个人的。自己体会了以后，就会受用一辈子，走的地方越多，收获越大。后来我当了县卫生局局长，综管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这种感悟对我当管理者很有帮助。
以后，我回到了上海，1987年后调到了瑞金医院，当医疗副院长十多年。在瑞金医院工作时期，我经常在深夜骑一辆旧自行车在各个病区之间巡视。有一次，因过度劳累，在骑行中居然睡着了，人也从车上摔了下来。这辆自行车已经被收入上海博物馆珍藏。
我觉得，自己是从医生走过来的，不管当什么官，总是要为病人解除病痛，这是首要的任务。不过，做了管理者不光要自己干，还要组织协调最佳的团队，协同作战。2005年我调到华东医院当院长，几乎365天都在医院。要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特殊，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越是节假日，越是晚上，你稍微懈怠一点，一条生命可能就没有了。我在医院，就能够及时到现场，及时调度组织。
生命守护神
《问健康画报》：说说您记忆深刻的哪次抢救。
俞卓伟：去年8月，上海著名的93岁的越剧泰斗徐玉兰老师突然病危——半夜一点半，忽然呼吸衰竭，氧饱和度只有40%。我马上赶到组织抢救，奋战了二十天，呼吸监护室的团队非常尽力，终于抢救回来了，现在恢复得非常好，风采依旧。
还有一次抢救。2013年7月，一个52岁的公交车驾驶员刘银宝，早上8点钟，在当班的时候一下子觉得人不行了，此时正在市中心交通拥挤处，他在关键时刻把车刹住，把车门打开，然后大小便失禁昏倒在了方向盘上。送来后，我马上到急诊，发觉脑干大面积出血，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把他安排在重症监护室，病人全身多个脏器都衰竭了，各种身体的指标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整整昏迷了六十天，经重症监护室医师、护士全力抢救，病人奇迹般地醒来了，后来还评为上海精神文明十大好事之一，司机被称做“最美司机”，现在还住在华东医院，在逐步康复中。
《问健康画报》：华东医院收治过很多名人。
俞卓伟：巴金、秦怡、草婴——的确非常多，巴金在这里住了七年，一直到102岁。到最后弥留之际，我抢救了他四天四夜，一分钟都没睡。他的家人说，父亲的一生也是为别人活着，你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有1300多张床位，但七成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是坊间所传的“单一的干部医院”。我觉得，有限的医疗资源要为更多的人群造福。 《问健康画报》：据说您大年夜也从没回去过，而且还救过好多人。
俞卓伟：是的，这个春节和大家一起救过一位百岁老人，还有几位危重病人。我几十年没有回家吃过年夜饭，年夜饭时我就给爱人和女儿打个电话，他们都理解，习惯了。
“特异功能”
《问健康画报》：您这么累，图什么呢？
俞卓伟：这是我的责任。医疗这个行业是不分时间的，因为病人生病不分时间。作为医生，就要在关键时刻救人。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我一直讲，救活一个人，等于救活一个家庭。做医生就是图这个，要不学了干嘛？穿上白大褂就是一身的责任，的确有些人扛不住做其他事情了，但是多数人还是坚持着的。
虽然累，但我身体一直很好。我经常戏说，我接触的病人多，各个科的病人我都参与抢救，每抢救一个，身体里就多一种“抗体”，而我的血就是疫苗。曾经有一个禽流感病人，给他治疗的医生、护士全部发烧了，但是我通宵陪着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说我有“特异功能”。
盛名之下
《问健康画报》：您是上海市民的偶像，在盛名之下，您是否也有烦恼呢？
俞卓伟：应该正确地对待名誉。有名誉，是别人对你的认可，也很容易让别人产生信任感。名誉不是包袱，我觉得这可以让我与病人相处更加融洽。但是，你要对得起这种名誉，如果不能尽最大努力治好病人，那就是徒有其名，时间一长，就会丧失掉这个光环。很多病人都很听我的话。他们会说，你让我开刀我就开刀，都听你的。
《问健康画报》：遇到付不起钱的病人怎么办？
俞卓伟：我们的原则是先救人，再谈钱。
《问健康画报》：作为医生，您最痛恨什么呢？
俞卓伟：最痛恨在工作中，由于我们的疏忽，令病人失去抢救的机会。如果是主观原因，比如不负责任引起的失误，那是更不能容忍的。
《问健康画报》：什么时候最放松？
俞卓伟：看病就是放松，每天都排满了。
《问健康画报》：您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俞卓伟：总想把医院的医疗、教学等再提升一步，员工的待遇能得到提高，人生价值得到体现。我来华东以后，引进了十多位学科带头人，各个学科都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老年医学，现在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这里有上海唯一的老年医学研究所和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2013年又成立了复旦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
我们这里，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0多位，90岁以上有278位。八十岁的病人会被开玩笑说“你还这么年轻呀”。当然，还有更多的举措都在实施当中，时不我待啊！
采访/唐晔 周芳诚 编辑/周芳诚 刘彦杰
“我身体好，一天只吃两餐，很少生病，连感冒都没有。这个得益于在贵州农村矿区的十六年，爬山涉水，下矿井，跑农田，吃着蒸玉米粉给当地人治病，练出来的身子骨。”
“每救活一个病人，我身上就多一分免疫力，我的血管里，全是抗病疫苗。”
“我做过全科医生，知道一分钟内，作为院长，我该做些什么。”
上海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劳模，党代表，上海人的群体偶像。每天五点起床，直到午夜一点睡下，中间不是在病房，就是在开会、做管理的事，像一只陀螺，一旦转起来，不到粉身碎骨，停不下来。连120都知道，病人送进华东，就能找到他，知道他始终都在医院，全年不归，全年无休。许多人的记忆中，俞卓伟一直在组织抢救危重病人，出现在危机最前线。
由于医院的特殊性，俞卓伟的病人里颇多名人，徐玉兰，傅全香，秦怡，他说，“都是上海国宝级老人。”；“我和医生、护士一起管着，谁都放心。”
他浑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上海一宝。
一片赤诚
《问健康画报》：请说说您从医至今印象难忘事。
俞卓伟：我196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1968年毕业。当时党的政策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我被分配到了贵州一个煤矿当医生。当时刚毕业，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去工作了。贵州地处边陲，条件差，不过我从中学就一直住宿，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
《问健康画报》：从小生活在大上海，告别了父母，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应该很留恋吧？！
俞卓伟：我从小受的是正统教育。小学一年级就评为模范生，从小就崇拜英雄，所以也没有太大的留恋，去贵州，是响应党的号召。不过，到了那边才知道，那里“天无三日晴”——指太阳很珍贵；“地无三里平”——指到处坑坑洼洼，出门就是山：“人无三两银”，指当时人很贫穷。那里的工作的确很艰难，但既然学了医，就要为病人尽最大的努力，救死扶伤，即使缺医少药，也要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
《问健康画报》：那时候，觉得自己能施展得开吗？
俞卓伟：正因为缺医少药，所以老百姓特别需要医生。特别是听说我是上海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上海来的医生只有我一个，对我充满期盼。虽然我是内科医生，但是当地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地说，“大城市来的医生，什么病都可以找他看——妇产科也能看、小儿科也能看……”于是，许多山村里的老乡，翻山越岭，抬着病人找到我。
有时候出诊，需要翻山越岭，甚至是攀爬陡峭的山崖。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好与那个时候的磨练分不开。乡民非常质朴，因为尽力尽心，不管医术如何，都很信任你，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没治好，他们也理解。那个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玉米和辣椒。一个礼拜赶一次集，买几个鸡蛋，就算改善伙食。过年过节杀猪，才能吃到猪肉。
那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经常穿着长统胶鞋，背着药箱，到矿井下面去给矿工治病，不怕危险，也不怕发生爆炸、塌方，越是接近工人，和他们的情感越融洽，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
《问健康画报》：那十多年，您收获了什么？
俞卓伟：收获了极大的人生感悟。我有这样一种情感，每个病人，不管身份高低、家庭贫富，都是一样的。很多普通老百姓，每天默默无闻，种一点稻、小麦、玉米，采点煤，换取微薄收入，谁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但是不可否认，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如果没有这段阅历，只是从校门到医院，就不会有这份感情；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挥洒的汗水，是做不到关爱每一个人的。自己体会了以后，就会受用一辈子，走的地方越多，收获越大。后来我当了县卫生局局长，综管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这种感悟对我当管理者很有帮助。
以后，我回到了上海，1987年后调到了瑞金医院，当医疗副院长十多年。在瑞金医院工作时期，我经常在深夜骑一辆旧自行车在各个病区之间巡视。有一次，因过度劳累，在骑行中居然睡着了，人也从车上摔了下来。这辆自行车已经被收入上海博物馆珍藏。
我觉得，自己是从医生走过来的，不管当什么官，总是要为病人解除病痛，这是首要的任务。不过，做了管理者不光要自己干，还要组织协调最佳的团队，协同作战。2005年我调到华东医院当院长，几乎365天都在医院。要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特殊，是和生命打交道的。越是节假日，越是晚上，你稍微懈怠一点，一条生命可能就没有了。我在医院，就能够及时到现场，及时调度组织。
生命守护神
《问健康画报》：说说您记忆深刻的哪次抢救。
俞卓伟：去年8月，上海著名的93岁的越剧泰斗徐玉兰老师突然病危——半夜一点半，忽然呼吸衰竭，氧饱和度只有40%。我马上赶到组织抢救，奋战了二十天，呼吸监护室的团队非常尽力，终于抢救回来了，现在恢复得非常好，风采依旧。
还有一次抢救。2013年7月，一个52岁的公交车驾驶员刘银宝，早上8点钟，在当班的时候一下子觉得人不行了，此时正在市中心交通拥挤处，他在关键时刻把车刹住，把车门打开，然后大小便失禁昏倒在了方向盘上。送来后，我马上到急诊，发觉脑干大面积出血，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把他安排在重症监护室，病人全身多个脏器都衰竭了，各种身体的指标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整整昏迷了六十天，经重症监护室医师、护士全力抢救，病人奇迹般地醒来了，后来还评为上海精神文明十大好事之一，司机被称做“最美司机”，现在还住在华东医院，在逐步康复中。
《问健康画报》：华东医院收治过很多名人。
俞卓伟：巴金、秦怡、草婴——的确非常多，巴金在这里住了七年，一直到102岁。到最后弥留之际，我抢救了他四天四夜，一分钟都没睡。他的家人说，父亲的一生也是为别人活着，你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有1300多张床位，但七成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是坊间所传的“单一的干部医院”。我觉得，有限的医疗资源要为更多的人群造福。 《问健康画报》：据说您大年夜也从没回去过，而且还救过好多人。
俞卓伟：是的，这个春节和大家一起救过一位百岁老人，还有几位危重病人。我几十年没有回家吃过年夜饭，年夜饭时我就给爱人和女儿打个电话，他们都理解，习惯了。
“特异功能”
《问健康画报》：您这么累，图什么呢？
俞卓伟：这是我的责任。医疗这个行业是不分时间的，因为病人生病不分时间。作为医生，就要在关键时刻救人。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我一直讲，救活一个人，等于救活一个家庭。做医生就是图这个，要不学了干嘛？穿上白大褂就是一身的责任，的确有些人扛不住做其他事情了，但是多数人还是坚持着的。
虽然累，但我身体一直很好。我经常戏说，我接触的病人多，各个科的病人我都参与抢救，每抢救一个，身体里就多一种“抗体”，而我的血就是疫苗。曾经有一个禽流感病人，给他治疗的医生、护士全部发烧了，但是我通宵陪着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说我有“特异功能”。
盛名之下
《问健康画报》：您是上海市民的偶像，在盛名之下，您是否也有烦恼呢？
俞卓伟：应该正确地对待名誉。有名誉，是别人对你的认可，也很容易让别人产生信任感。名誉不是包袱，我觉得这可以让我与病人相处更加融洽。但是，你要对得起这种名誉，如果不能尽最大努力治好病人，那就是徒有其名，时间一长，就会丧失掉这个光环。很多病人都很听我的话。他们会说，你让我开刀我就开刀，都听你的。
《问健康画报》：遇到付不起钱的病人怎么办？
俞卓伟：我们的原则是先救人，再谈钱。
《问健康画报》：作为医生，您最痛恨什么呢？
俞卓伟：最痛恨在工作中，由于我们的疏忽，令病人失去抢救的机会。如果是主观原因，比如不负责任引起的失误，那是更不能容忍的。
《问健康画报》：什么时候最放松？
俞卓伟：看病就是放松，每天都排满了。
《问健康画报》：您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俞卓伟：总想把医院的医疗、教学等再提升一步，员工的待遇能得到提高，人生价值得到体现。我来华东以后，引进了十多位学科带头人，各个学科都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老年医学，现在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这里有上海唯一的老年医学研究所和老年医学重点实验室，2013年又成立了复旦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
我们这里，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0多位，90岁以上有278位。八十岁的病人会被开玩笑说“你还这么年轻呀”。当然，还有更多的举措都在实施当中，时不我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