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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在长达60年的革命活动中，曾多次到过中国，在担任越南国家主席后又多次到中国访问或度假。即使在越南首都河内，他也仍同中国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同大使馆的联系不拘形式
1965年春，我到中国驻越大使馆工作。使馆的老同志曾向我讲过不少关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中国大使馆的故事。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准备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抗法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当时胡志明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可以在河内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然后向他报告。坐落在河内巴亭郡黄耀街46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胡志明亲自批准使用的，在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曾是阮氏王朝驻北圻的大臣黄仲夫的官邸，至今仍被外交使团公认为河内最漂亮、最宽敞和地理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
建馆后，罗贵波大使在大使馆举行首次宴会，招待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在抗法战争期间，罗大使和越南领导人在越北根据地几乎是朝夕相处，从不讲究任何外交礼节。进城后一切都要按正规外交礼仪办事，确实不大习惯。宴会当天，胡志明和长征、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步行走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但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彼此你让我我让你，谦让了好半天。最后才一起走进大使馆。
1955年的一个黄昏。大使馆的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见胡志明的秘书武期从旁门走进来。他告诉大使馆的同志说，胡主席来了。罗贵波大使闻讯立即出来迎接。胡志明则说：“没什么事，只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罗大使说：河内刚刚接管，情况还比较复杂，建议胡主席多加注意。有事我可随时前去主席府。胡志明说：“没关系。”胡志明坚持不让大使馆派车送他，徒步走出了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何伟大使在大使馆宴请胡志明。胡志明到大使馆时，并没有特别着装，仍像平常一样穿着拖鞋。宴会桌上，胡志明吃饭较快，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这时，胡志明表示想到大使馆院子里随便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志明一起到院子里。胡志明执意不肯，坚持让大家照常用餐。何伟大使只好尊重胡志明的意见。但胡志明出去后，发现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了一只，于是又回到了宴会厅。大家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志明走到餐桌前，弯下腰去，伸手从餐桌下面取出另一只拖鞋。这样的小事，让任何人帮助去做，都是完全应该的。但胡志明不愿惊动任何人，坚持自己去做，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中国大使馆被炸后胡志明亲临慰问
使馆的同志对胡志明都非常敬重。
使馆院内种有几棵荔枝树，其中两棵的果实分外香甜。朱其文同志任大使期间，每年摘取荔枝时，都叮嘱有关同志务必要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荔枝，首先送给胡志明。
1966年，为准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特意从北京采购了一批水蜜桃。空运到河内，也是先挑选出最好的水蜜桃，用红色玻璃纸包好并系上红色缎带，送给胡志明。
平时，使馆还负责向胡志明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牌”矿泉水和由北京特制的燕麦片。胡志明用时都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吸到一半时，便将其放到一个盛放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空瓶里，让其自行熄灭，过一会儿再吸另一半。对矿泉水，胡志明也要求改成小瓶装的，因为“崂山牌”矿泉水内含有气泡，一次喝不完一大瓶，剩下的存放时间一长，气泡就跑光了，造成浪费。
此外，胡志明冬天穿的棉衣、棉裤也是在北京用浅黄色丝光府绸和丝绵特制的，来年开春，再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干洗。
胡志明每次在中国度假期间，越南主席府每周都会把一个密封的信件或包裹送到中国大使馆，由大使馆负责交给中国民航机组。托他们带到北京，再由中联部的人员取走转交给胡志明。
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中国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因此中国大使馆也就成了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1966年12月14日，美军出动多批飞机轰炸河内。先有4架飞机在中国大使馆附近上空活动，其中两架在大使馆上空盘旋两圈后，于下午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一枚导弹，炸毁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近一半被摧毁，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部被炸毁。
下午6时15分，胡志明步行来到中国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大使、陈亮政务参赞和陈皓武官陪同胡志明查看了被炸现场。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人员都没有受伤时，胡志明说：“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志明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的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朱大使一一作了报告。胡志明对在场的大使馆人员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
胡志明同文庄秘书的交往
特别要提及的是胡志明同中国大使馆一秘文庄的来往。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文庄在越北战区担任中国顾问团翻译组组长，胡志明对他非常熟悉。抗法战争胜利后。胡志明和文庄都回到了河内，但胡志明仍不时将文庄叫到主席府。让他帮助做一些具体事情。如为胡志明起草答复中国群众的来信，转发胡志明给中国领导人的贺电。或当场把某件文字的东西从越文翻译成中文。也有时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让文庄帮助查找某份资料。还有一次向文庄询问中国报纸上提到的“单产”是什么意思。每次去主席府办完事，胡志明总是说：“你来一下，事情就好办了。这就是多快好省。”有时还和文庄谈谈国际新闻、越南时事和中国情况。有几次，正赶上服务人员给胡志明送去一杯牛奶。胡志明便把杯中的牛奶分给文庄一半，说“喝吧”，就像照顾晚辈一样。
从1961年起，每年胡志明都要到中国度假一个月，或不定期地到中国疗养，每次都要让文庄秘书陪同，担任翻译和联络。
1966年夏，胡志明叫文庄去主席府，那时正赶上《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胡志明对文庄说：“毛同志身体真好。”随即从小茶几上拿起一张越文新闻稿，背面用中文写了一首诗：
欣闻您畅游长江，
得悉您身体健康。
我在越南忙抗美。
遥祝你万寿无疆。
胡志明问文庄：“你看怎样?”文庄答称：“是不是立即拿到中国大使馆发给毛伯伯。”胡志明把诗稿拿起又看了一遍后说：“还是算了。没有写好。毛同志是很善诗的，还是不寄了吧。给你看看就是了。”说罢，又把诗稿放回小茶几上。
除此之外，胡志明对文庄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1955年初，文庄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胡志明提出要文庄把孩子带到主席府看看。并为孩子取名“越勇”。1959年文庄回国前，胡志明特别约他到主席府共进晚餐，还赠给他一张照片，上面有亲笔中文题字“祝你跃进，3，6，59胡伯伯”。
文庄回国后，胡志明仍继续同中国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大约在1968年秋的一天，胡志明的秘书瞿文烁到中国大使馆找我，托大使馆帮助了解一件事。瞿秘书说，胡主席看到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未见中方作过任何报道。胡主席感到很为难，如果邓颖超同志真去世了，他一定要发唁电；但如没有去世，发唁电将会造成很大误会。故胡主席请中国大使馆帮助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胡志明对邓颖超如此关心并非偶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志明(当时名叫阮爱国)在巴黎就已同周恩来相识。后来他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同周恩来来往更密切。胡志明还参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邓颖超也曾亲手为胡志明织过毛衣。
尽管如此，大使馆对胡志明提出的问题仍感到十分为难。邓颖超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大使馆发电询问这样的问题，很难启齿。但这又是胡志明直接关心的问题，而且尚在等待中方的答复。大使馆只好硬着头皮向国内作了如实报告。几天后，大使馆收到邓颖超的回电。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而且身体比前一时期还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邓颖超感谢胡志明对她的关心。并希望在北京同胡志明见面，祝胡志明健康长寿。
如今胡志明去世已40多年了，当年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的同志也都已年过七八旬。但胡志明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同中国大使馆交往的动人往事，将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中。
同大使馆的联系不拘形式
1965年春，我到中国驻越大使馆工作。使馆的老同志曾向我讲过不少关于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中国大使馆的故事。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准备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抗法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当时胡志明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可以在河内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然后向他报告。坐落在河内巴亭郡黄耀街46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胡志明亲自批准使用的，在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曾是阮氏王朝驻北圻的大臣黄仲夫的官邸，至今仍被外交使团公认为河内最漂亮、最宽敞和地理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
建馆后，罗贵波大使在大使馆举行首次宴会，招待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在抗法战争期间，罗大使和越南领导人在越北根据地几乎是朝夕相处，从不讲究任何外交礼节。进城后一切都要按正规外交礼仪办事，确实不大习惯。宴会当天，胡志明和长征、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步行走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但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彼此你让我我让你，谦让了好半天。最后才一起走进大使馆。
1955年的一个黄昏。大使馆的同志正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见胡志明的秘书武期从旁门走进来。他告诉大使馆的同志说，胡主席来了。罗贵波大使闻讯立即出来迎接。胡志明则说：“没什么事，只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罗大使说：河内刚刚接管，情况还比较复杂，建议胡主席多加注意。有事我可随时前去主席府。胡志明说：“没关系。”胡志明坚持不让大使馆派车送他，徒步走出了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何伟大使在大使馆宴请胡志明。胡志明到大使馆时，并没有特别着装，仍像平常一样穿着拖鞋。宴会桌上，胡志明吃饭较快，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这时，胡志明表示想到大使馆院子里随便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志明一起到院子里。胡志明执意不肯，坚持让大家照常用餐。何伟大使只好尊重胡志明的意见。但胡志明出去后，发现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了一只，于是又回到了宴会厅。大家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志明走到餐桌前，弯下腰去，伸手从餐桌下面取出另一只拖鞋。这样的小事，让任何人帮助去做，都是完全应该的。但胡志明不愿惊动任何人，坚持自己去做，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中国大使馆被炸后胡志明亲临慰问
使馆的同志对胡志明都非常敬重。
使馆院内种有几棵荔枝树，其中两棵的果实分外香甜。朱其文同志任大使期间，每年摘取荔枝时，都叮嘱有关同志务必要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荔枝，首先送给胡志明。
1966年，为准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特意从北京采购了一批水蜜桃。空运到河内，也是先挑选出最好的水蜜桃，用红色玻璃纸包好并系上红色缎带，送给胡志明。
平时，使馆还负责向胡志明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牌”矿泉水和由北京特制的燕麦片。胡志明用时都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吸到一半时，便将其放到一个盛放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空瓶里，让其自行熄灭，过一会儿再吸另一半。对矿泉水，胡志明也要求改成小瓶装的，因为“崂山牌”矿泉水内含有气泡，一次喝不完一大瓶，剩下的存放时间一长，气泡就跑光了，造成浪费。
此外，胡志明冬天穿的棉衣、棉裤也是在北京用浅黄色丝光府绸和丝绵特制的，来年开春，再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干洗。
胡志明每次在中国度假期间，越南主席府每周都会把一个密封的信件或包裹送到中国大使馆，由大使馆负责交给中国民航机组。托他们带到北京，再由中联部的人员取走转交给胡志明。
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侵越战争，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中国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因此中国大使馆也就成了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1966年12月14日，美军出动多批飞机轰炸河内。先有4架飞机在中国大使馆附近上空活动，其中两架在大使馆上空盘旋两圈后，于下午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一枚导弹，炸毁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近一半被摧毁，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部被炸毁。
下午6时15分，胡志明步行来到中国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大使、陈亮政务参赞和陈皓武官陪同胡志明查看了被炸现场。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人员都没有受伤时，胡志明说：“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志明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的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朱大使一一作了报告。胡志明对在场的大使馆人员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
胡志明同文庄秘书的交往
特别要提及的是胡志明同中国大使馆一秘文庄的来往。越南抗法战争时期，文庄在越北战区担任中国顾问团翻译组组长，胡志明对他非常熟悉。抗法战争胜利后。胡志明和文庄都回到了河内，但胡志明仍不时将文庄叫到主席府。让他帮助做一些具体事情。如为胡志明起草答复中国群众的来信，转发胡志明给中国领导人的贺电。或当场把某件文字的东西从越文翻译成中文。也有时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让文庄帮助查找某份资料。还有一次向文庄询问中国报纸上提到的“单产”是什么意思。每次去主席府办完事，胡志明总是说：“你来一下，事情就好办了。这就是多快好省。”有时还和文庄谈谈国际新闻、越南时事和中国情况。有几次，正赶上服务人员给胡志明送去一杯牛奶。胡志明便把杯中的牛奶分给文庄一半，说“喝吧”，就像照顾晚辈一样。
从1961年起，每年胡志明都要到中国度假一个月，或不定期地到中国疗养，每次都要让文庄秘书陪同，担任翻译和联络。
1966年夏，胡志明叫文庄去主席府，那时正赶上《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胡志明对文庄说：“毛同志身体真好。”随即从小茶几上拿起一张越文新闻稿，背面用中文写了一首诗：
欣闻您畅游长江，
得悉您身体健康。
我在越南忙抗美。
遥祝你万寿无疆。
胡志明问文庄：“你看怎样?”文庄答称：“是不是立即拿到中国大使馆发给毛伯伯。”胡志明把诗稿拿起又看了一遍后说：“还是算了。没有写好。毛同志是很善诗的，还是不寄了吧。给你看看就是了。”说罢，又把诗稿放回小茶几上。
除此之外，胡志明对文庄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1955年初，文庄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胡志明提出要文庄把孩子带到主席府看看。并为孩子取名“越勇”。1959年文庄回国前，胡志明特别约他到主席府共进晚餐，还赠给他一张照片，上面有亲笔中文题字“祝你跃进，3，6，59胡伯伯”。
文庄回国后，胡志明仍继续同中国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大约在1968年秋的一天，胡志明的秘书瞿文烁到中国大使馆找我，托大使馆帮助了解一件事。瞿秘书说，胡主席看到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未见中方作过任何报道。胡主席感到很为难，如果邓颖超同志真去世了，他一定要发唁电；但如没有去世，发唁电将会造成很大误会。故胡主席请中国大使馆帮助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胡志明对邓颖超如此关心并非偶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志明(当时名叫阮爱国)在巴黎就已同周恩来相识。后来他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同周恩来来往更密切。胡志明还参加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邓颖超也曾亲手为胡志明织过毛衣。
尽管如此，大使馆对胡志明提出的问题仍感到十分为难。邓颖超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大使馆发电询问这样的问题，很难启齿。但这又是胡志明直接关心的问题，而且尚在等待中方的答复。大使馆只好硬着头皮向国内作了如实报告。几天后，大使馆收到邓颖超的回电。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而且身体比前一时期还要好些，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邓颖超感谢胡志明对她的关心。并希望在北京同胡志明见面，祝胡志明健康长寿。
如今胡志明去世已40多年了，当年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的同志也都已年过七八旬。但胡志明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以及他同中国大使馆交往的动人往事，将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