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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田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正式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
[关键词]东固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5-0013-03
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的实践,并随着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本文仅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为考察对象,进一步解读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考察
东固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1927年初,共产党员赖经邦(江西吉安东固人)在东固组建了东固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与共产党员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在东固敖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史称“敖上会议”。会上,赖经邦强调党的活动转入农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举行秋暴、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称东龙(东固、南龙)党支部,选举赖经邦为书记。东龙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整个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开展,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中共东龙党支部直接领导之下,同年10月,在敖上建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10月底,争取了以段月泉为首的绿林武装“三点会”成员,使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东龙党支部在建立和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积极准备暴动。1927年11月12日发动了党史上有名的赣西南地区的“东固暴动”。东固暴动的胜利,拉开了东固武装斗争的序幕,震动了邻近各县的反动统治。绿林首领纷纷带领人枪投奔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得到壮大。东固暴动成功后,东龙党支部又及时领导东龙游击队转入游击斗争。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将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的工农群众参加,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决定吉安县延福地区李锦云等人筹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并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红二团到达兴国莲塘与赣南红军十五、十六纵队会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及部分游击队、赤卫队员以及从红二团抽调的100余名党、团员骨干官兵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为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指挥军事斗争,1929年6月,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并相应成立红二、四团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曾对红二、四团战斗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29年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1]1930年1月,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即红二、三、四、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及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六军,红二、四团正式列入中央红军编制系列,成为了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对东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过程梳理可以看出,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先有党后有军,党组织的形成早于军队,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在党组织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同时,军队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举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政治建军之路,是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关键环节。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极强的制度保证。早在东固暴动之后,红二团的前身第七纵队从队部到各区队的名册上,都把党在军队实施领导的人格化的党代表、指导员放在第一位,从而在制度上确立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大到军事行动的实施,小到一杆枪、一粒子弹的使用,都得征求党代表、指导员的意见。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中,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也保证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红二、四团组建后,军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红二、四团组织了“团委”,“每连有一个(支部),团部有政治部”,“支部分小组”,“团部、政治部、士委会为不相属之三平行机关,对内外均连署”,“官兵除作战指挥外,都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官兵间的感情很亲切,每月的生活补助费,也是一样开支。”[2]与此同时,革命军队中从大队、中队到连队,各级都有公开的党代表。但党员都是秘密的,连队中的党的小组也是秘密的,都是单线联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在群众工作中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做团结各类战士的思想工作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优秀战士代表为主席,它有批评处分行政首长的执行权力。正因为如此,1929年2月,毛泽东率转战赣南的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后,对这支初次见面的地方红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红二、四团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红四军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主要就是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红军的游击战术与群众工作经验,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给一直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之道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毛泽东称赞红二、四团的体制是“绝对的党领导”,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支配”军事长官,一个子弹党也要“过问”,实行的是“集体的党领导”体制,并认为红二、四团的这一创造性经验可以“帮助”红四军加强党的领导。
其次,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在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们组织政治宣传队,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负责检查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执行并检查俘虏政策。红二、四团的干部战士除战斗外,都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以及收集情报的任务。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强调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提倡互助友爱。对党对上级决议最忠诚,讲原则,不徇私情等等。为了培养干部,加强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训练,红二、四团将东固教导队改为红二、四团教导队,后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3],毛泽东任校长,朱德任政委,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设医学、政治、军事三个专业,每天三操两讲。红二、四团经过整训,统一了领导,加强了纪律,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了战斗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逐步形成了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党的指导与监督的统一性。中共江西省委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给以直接的关注、支持和领导。早在1928年1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就规定了赣西南各级党委目前的工作,明确指出要在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设立党组织的领导。1929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明确指出:“为适应目前的环境,觉得二、四团有组织统一指挥机关之必要,故于目前二、四团团委……组织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指导;组织政治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政治工作,委员即以行动委员充任……以统一二、四团军事指挥……第四军委会设参谋长一人,参谋一人,政治委员一人……”东固根据地与中共江西省委的交流也较为密切,“至于各级党部对下级的指导状况,只有赣西南特委和九江县委见到一点,其余的还见不到……关于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报告,党的和群众工作报告,只有赣西特委和九江县委经常的稍为做到表面上的描写,省委得到以为无价之宝……”[4]正是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关注和直接指导下,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使东固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并为其他根据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分析
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方针举措,在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笔者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当时的国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挺进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从而把革命队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到井冈山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红军建设,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但是,由于红四军脱胎于旧式军队,加上部队的组成来源复杂,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影响甚大,以致井冈山的斗争多次遭受挫折。毛泽东认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甚至全军从连到军,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听从党的指挥,而是“绝对听命于个人”。[5]这是影响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扎根深,领导作用强,政策正确。“一切听命于党组织”,即“有很好的党”,“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中共东固支部、东龙区委、东固区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正确方针政策,重视从东固地区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非常熟悉的广大贫农。党组织严密巩固,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印证了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充分肯定。1929年6月14日,他在福建连城新泉写给林彪的信中极力称赞红二、四团的领导体制。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过问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最初来源于李文林领导的东固红军。毛泽东在吸取了东固做法的基础上,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发展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军队党的建设的许多提法,也应该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成为了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在武装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最终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但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完全没有经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全党指出了革命复兴之路。但是要贯彻“总方针”,还要各地党组织在武装起义的实践中实施正确的领导。东固暴动前夕成立的东龙党支部,是领导起义的坚强核心。党确定的起义时机,采取的联合绿林武装、重新组织农民协会等策略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东固暴动成功后,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很快在东龙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推进又将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并先后选举产生了赣西特委、赣西南特委。在健全得力的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东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很快成为赣西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可见,东固根据地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重要的经验。
参考文献:
[1][2][4]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84.309.322.
[3]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198.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3.6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09D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关键词]东固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5-0013-03
1929年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的实践,并随着革命斗争特别是军队建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本文仅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建设实践和经验为考察对象,进一步解读古田会议确立这一原则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
一、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考察
东固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没有东固根据地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发展。1927年初,共产党员赖经邦(江西吉安东固人)在东固组建了东固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与共产党员高克念、曾炳春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在东固敖上召开了党员大会,史称“敖上会议”。会上,赖经邦强调党的活动转入农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举行秋暴、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称东龙(东固、南龙)党支部,选举赖经邦为书记。东龙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以及整个赣西南革命斗争的开展,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中共东龙党支部直接领导之下,同年10月,在敖上建立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10月底,争取了以段月泉为首的绿林武装“三点会”成员,使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东龙党支部在建立和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积极准备暴动。1927年11月12日发动了党史上有名的赣西南地区的“东固暴动”。东固暴动的胜利,拉开了东固武装斗争的序幕,震动了邻近各县的反动统治。绿林首领纷纷带领人枪投奔工农革命军,东固工农革命军得到壮大。东固暴动成功后,东龙党支部又及时领导东龙游击队转入游击斗争。1928年2月,赣西南特委将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的工农群众参加,成立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决定吉安县延福地区李锦云等人筹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并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红二团到达兴国莲塘与赣南红军十五、十六纵队会师。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及部分游击队、赤卫队员以及从红二团抽调的100余名党、团员骨干官兵合编成立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为加强党的领导,统一指挥军事斗争,1929年6月,成立红二、四团行动委员会,并相应成立红二、四团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曾对红二、四团战斗力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1929年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第四军……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1]1930年1月,赣西南的地方武装即红二、三、四、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及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六军,红二、四团正式列入中央红军编制系列,成为了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以上对东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过程梳理可以看出,在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先有党后有军,党组织的形成早于军队,东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在党组织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同时,军队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二、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举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政治建军之路,是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的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关键环节。东固革命根据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极强的制度保证。早在东固暴动之后,红二团的前身第七纵队从队部到各区队的名册上,都把党在军队实施领导的人格化的党代表、指导员放在第一位,从而在制度上确立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大到军事行动的实施,小到一杆枪、一粒子弹的使用,都得征求党代表、指导员的意见。这一制度的贯彻落实,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中,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也保证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红二、四团组建后,军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红二、四团组织了“团委”,“每连有一个(支部),团部有政治部”,“支部分小组”,“团部、政治部、士委会为不相属之三平行机关,对内外均连署”,“官兵除作战指挥外,都是站在平等地位的,官兵间的感情很亲切,每月的生活补助费,也是一样开支。”[2]与此同时,革命军队中从大队、中队到连队,各级都有公开的党代表。但党员都是秘密的,连队中的党的小组也是秘密的,都是单线联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在群众工作中都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并做团结各类战士的思想工作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优秀战士代表为主席,它有批评处分行政首长的执行权力。正因为如此,1929年2月,毛泽东率转战赣南的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后,对这支初次见面的地方红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红二、四团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建设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正是红四军所需要的。这些经验主要就是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红军的游击战术与群众工作经验,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给一直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之道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启示。毛泽东称赞红二、四团的体制是“绝对的党领导”,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支配”军事长官,一个子弹党也要“过问”,实行的是“集体的党领导”体制,并认为红二、四团的这一创造性经验可以“帮助”红四军加强党的领导。
其次,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在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们组织政治宣传队,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有力助手,负责检查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向敌人喊话,瓦解敌人;执行并检查俘虏政策。红二、四团的干部战士除战斗外,都担负宣传组织群众、筹粮筹款以及收集情报的任务。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强调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提倡互助友爱。对党对上级决议最忠诚,讲原则,不徇私情等等。为了培养干部,加强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训练,红二、四团将东固教导队改为红二、四团教导队,后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3],毛泽东任校长,朱德任政委,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第一个正规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设医学、政治、军事三个专业,每天三操两讲。红二、四团经过整训,统一了领导,加强了纪律,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了战斗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东固革命根据地军民逐步形成了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具有党的指导与监督的统一性。中共江西省委对东固根据地的建立给以直接的关注、支持和领导。早在1928年1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就规定了赣西南各级党委目前的工作,明确指出要在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设立党组织的领导。1929年6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明确指出:“为适应目前的环境,觉得二、四团有组织统一指挥机关之必要,故于目前二、四团团委……组织二、四团行动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指导;组织政治委员会,以统一二、四团的政治工作,委员即以行动委员充任……以统一二、四团军事指挥……第四军委会设参谋长一人,参谋一人,政治委员一人……”东固根据地与中共江西省委的交流也较为密切,“至于各级党部对下级的指导状况,只有赣西南特委和九江县委见到一点,其余的还见不到……关于各地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报告,党的和群众工作报告,只有赣西特委和九江县委经常的稍为做到表面上的描写,省委得到以为无价之宝……”[4]正是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关注和直接指导下,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促使东固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巩固,并为其他根据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分析
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方针举措,在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笔者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是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当时的国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领导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挺进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从而把革命队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到井冈山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红军建设,特别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但是,由于红四军脱胎于旧式军队,加上部队的组成来源复杂,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影响甚大,以致井冈山的斗争多次遭受挫折。毛泽东认为,“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甚至全军从连到军,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听从党的指挥,而是“绝对听命于个人”。[5]这是影响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扎根深,领导作用强,政策正确。“一切听命于党组织”,即“有很好的党”,“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中共东固支部、东龙区委、东固区委,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和赣西特委的正确方针政策,重视从东固地区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非常熟悉的广大贫农。党组织严密巩固,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东固革命根据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贯彻执行,印证了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充分肯定。1929年6月14日,他在福建连城新泉写给林彪的信中极力称赞红二、四团的领导体制。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简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过问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的名称罢了!”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最初来源于李文林领导的东固红军。毛泽东在吸取了东固做法的基础上,将“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发展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讲,古田会议决议中有关军队党的建设的许多提法,也应该与东固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成为了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在武装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最终战胜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必须有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但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完全没有经验。“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全党指出了革命复兴之路。但是要贯彻“总方针”,还要各地党组织在武装起义的实践中实施正确的领导。东固暴动前夕成立的东龙党支部,是领导起义的坚强核心。党确定的起义时机,采取的联合绿林武装、重新组织农民协会等策略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东固暴动成功后,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很快在东龙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龙区委,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推进又将东龙区委改为东固区委,并先后选举产生了赣西特委、赣西南特委。在健全得力的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东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很快成为赣西南地区革命的主力军。可见,东固根据地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和真正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重要的经验。
参考文献:
[1][2][4]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二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684.309.322.
[3]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198.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3.6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09D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