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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博物馆有一件常年展品——瓯窑“东晋虎形灯座”，1958年底出土于温州永嘉县瓯北镇礁下山东晋永和十年（354）墓葬之中（图1）。温州考古所认为这是“国内出土的唯一以虎为造型的瓷器灯具”，但笔者觉得它很可能出自九江浔阳城窑，而且时代也早于东晋，其用途应属佛教陈设器。
青瓷虎形灯座和虎形插器
瓯窑青瓷“东晋虎形灯座”，通高30厘米，底座是一蹲伏卧着的老虎造型的动物，虎首微微上昂，张口露齿，双目圆实，高鼻耸耳，神态凶猛（图2）。身子呈卡通化的蚕茧状，颇有点汉代著名的彩绘茧形陶壶的影子，圆鼓鼓的，四足蜷伏腹下，尾卷曲。虎背上竖有一根竹节状的空心长管，有一节节均匀的突棱，呈灯柱造型，柱管高21.5厘米。胎质呈灰白色，质地细腻致密，剥釉显著，表面的青釉因土沁而剥落殆尽。因出土于瓯窑发祥地永嘉，自然被认定为瓯窑产品，其独特的造型，在六朝青瓷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件造型类似的虎形器——三国“青瓷虎形插器”，1956年出土于鄂州市朱家垴15号三国墓（图3）。鄂州，三国时为武昌郡，229年，孙权于此即帝位，后改称江夏郡，属东吴的西都，故存在大量的六朝墓葬。这件青瓷虎形器，其底座也是一只老虎，虎首的捏塑造型几乎与温州的一模一样，而且身子也呈蚕茧型，四肢也是蜷伏着的，所不同的只是二者的胸部和尾巴。鄂州虎形器的前胸和尾巴都刻划有代表虎斑纹的短横纹，尾巴呈分叉状紧贴在臀部，而温州的虎尾则呈卷曲的翘起状。釉层同样剥落严重，但相较于温州的虎形器，保留得还是略好一点，零星残留的青黄色釉层颇似虎皮纹。虎形底座的背部也有一根高高的竹节状长管，尺寸大小和形状都与温州的虎形灯座相仿，共分为十四节，比温州的少一节。
据上所述，温州青瓷虎形器并非“国内出土的唯一以虎为造型的瓷器灯具”，在湖北鄂州也出土了一件与之相类似的青瓷虎形器，彼此几无二致。换言之，温州出土的“东晋虎形灯座”与鄂州出土的“青瓷虎形插器”有可能属于同一窑口的产品。
温州虎形器很可能是浔阳城窑的产品
鄂州出土的三国青瓷虎形器，也是瓯窑的吗？据湖北考古界披露，鄂州六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物多达1500件，其中只有10%属于长江中下游产区（包括瓯窑），90%产自长江中游的古窑口，并认定这件三国虎形器，最有可能是庐江郡九江浔阳城窑的产品。“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让浔阳千古流芳，而此前的浔阳城窑及相邻的丰城窑，也曾炉火映日越千年。
孙吴时期，浔阳属武昌郡，故浔阳城窑的青瓷多被运往相邻的武昌（即今鄂州）。浔阳城窑的瓷土原料具有高硅（SiO2）低铁（Fe2O3）的特点，“一般需要高温才能完全烧结。它所使用的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低，但作为助溶剂的氧化钙（CaO2）的含量却很高，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就能玻化。这样，在窑中烧造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胎和釉的热膨胀系数很不匹配的现象，致使胎釉结合不良，釉层开片。而这种没有完全烧结的器物，被置于地下千余年的潮湿环境中，还会发生湿膨胀现象，使得原来胎釉结合不良的情况更为严重，釉层就会部分剥落，以致全部剥落”，令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成为“白条虎”。由此可见，浔阳城窑青瓷的剥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其“基因”决定的无法更改之特质。此外，因浔阳城窑釉料中含铁量偏低，也会令青釉呈色不足，从而显现为黄绿色。处于青瓷初创阶段的三国孙吴时期，釉层普遍较薄，所以光泽也较差。
温州的“东晋虎形灯座”，无论胎质、釉色、剥釉现象还是造型，都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青瓷虎形插器”十分相像。在当年信息、交通不畅的情况下，瓯窑窑工竟然能烧制出千里之外、百年之前，相似度达到90%的同类器物，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瓯窑，作为温州历史文明的芯片，其产品一定会留下所处时代、所处环境的烙印，即使是同一个地方的同类器型的瓯窑产品，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造型，否则，学界又如何根据器型进行断代呢？
孤证不立。温州已发现瓯窑古窑址200多座，但“东晋虎形灯座”却是孤品，无论在存世的瓯窑文物中，还是在古窑址中，都没有见到类似的器型，这就有点不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如温州瓯窑中唯一的国宝级文物——北宋蕨草纹褐彩执壶，因器型纹饰另类，当初好多专家都认定是唐代长沙窑的产品，但温州西山瓯窑窑址中扒出的类似器型的残件，作为铁证，彻底打消了质疑者的疑虑，而不再怀疑其正宗的瓯窑血统。换言之，茕茕孑立的“东晋虎形灯座”，不排除是舶来品之可能。
六朝青瓷，瓯越不分。这是一句“行话”，意思是说，三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越窑青瓷和瓯窑青瓷是很难区分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时期南方各窑口的青瓷，由于釉色、器型大同小异，往往很难分得清彼此究竟属于哪一个窑口的产品。所以，除青瓷发祥地浙江以外，各地的博物馆，包括国家博物馆，对于六朝青瓷，除个别展品外，基本上都是不标注窑口和产地的，因为几乎没人能一一分得清楚。与其跟着感觉走，还不如不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同理，温州“东晋虎形灯座”和鄂州“三国虎形插座”完全有可能属于同一窑口的产品，甚至是同窑口同时代的产品。也就是说，温州“东晋虎形灯座”，不排除属于浔阳城窑的可能性。
温州虎形器的时代应早于东晋
东晋是瓯窑发展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高峰，其时，施釉工艺已臻成熟，不但釉层常显积釉和玻璃釉，而且釉下褐彩技艺更是独步江湖，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丰碑。东晋瓯窑“釉彩融合一体的卓越成就，是我国陶瓷史上一项重要突破，它为唐代褐彩青瓷的高度，宋以后彩瓷的相继出现奠定了基础”。2017年底，浙江省博物馆举办“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特展”，集中了全国48家文博单位的300件藏品，其中东晋的青瓷展品，瓯窑独占鳌头，连南京博物馆总馆送展的两件纪年青瓷，都是瓯窑的点褐彩青瓷盖钵（图4）和香薰，前者属永嘉郡守王羲之的二叔和书法老師王廙生前的心爱之物，后者为随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弃郡过江”的颜含后人颜镇之的陪葬品。 东晋时期的瓯窑珍品，以其无与伦比的质量和釉色，大受门阀士族的青睐。当然，东晋瓯窑的异军突起，也与越窑发祥地上虞受东晋孙恩起义的影响，窑场锐减有关。此消彼长，遂令京畿达官贵人对高端青瓷的需求，转向了相对安定的瓯窑产区。换言之，正是市场需求的刺激，促使东晋瓯窑的发展和技艺如日中天。
东晋时期瓯窑器物胎釉结合之紧密，几无可挑剔，釉色青亮，并被冠为“缥瓷”之一种，根本不会釉层脱落如斯。如与温州虎形灯座同时出土于同一晋墓中的瓯窑点褐彩盖罐，釉层细腻光润，褐彩点饰有致，十分精美，最终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总而言之，釉层剥落殆尽的温州青瓷虎形器，与同时代瓯窑的釉色、胎釉结合程度以及品质相差太远，故疑为非瓯窑产品，至少不大可能是瓯窑东晋时期的产品。
东晋墓中出土的文物，下限当然是东晋，但上限则有可能是西晋或者三国吴。也就是说，东晋墓中陪葬的青瓷，完全可以是东晋之前的器物。从早期青瓷器物造型演化的角度看，三国吴和西晋早期，以扁肥粗矮为主，西晋后期到晋宋以圆鼓丰满为尚，南朝则显瘦削挺拔。虎形器因头小身大，相较西晋造型类似的狮形器，颇显粗矮之姿。而且无论是艺术性、造型的复杂性，还是釉色和数量也明显逊于青瓷狮形器。从工艺发展的角度讲，长江后浪推前浪，西晋狮形器的出现应晚于虎形器。竹节状高背管狮形器是作为佛教陈设器出现的，那么，就不排除虎形器同样属于佛教陈设器。
青瓷虎形器应属佛教陈设器
笔者目前所知的两件虎形器，温州的被定义为“灯座”，鄂州的被认定是“插器”，那么，它们的功能和用途到底是什么呢？不妨对比一下青瓷狮形器。
与虎形器造型类似的青瓷狮形器，集中出现于西晋，且出土数量远多于虎形器。各家博物馆对西晋青釉狮形器的功能定义也是莫衷一是，如灯座、灯台、烛台、水注、水盛、插器、插座、酒器、狮尊等，温州博物馆和瓯海博物馆就各有一件，均定名为瓯窑狮形（辟邪）烛台（图5）。这些狮形器的背管普遍较低，高度小于2厘米，而全球类似于虎形器的竹节状高背管的狮形器，完整器只有一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图6）。国内还残留有竹节状高背管的三合一狮形器，也只有一件，藏于洛阳博物馆。底座是三只尾部呈120度角相粘连的狮子，其造型源于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狮子柱头上四只背对背蹲踞的雄狮。显而易见，竹节状高背管三合一狮形器是典型的佛教陈设器。
外来的狮子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首次现身于三国青瓷上的狮子，就与佛教密不可分。如1983年南京长岗村出土的三国吴青釉褐彩带盖盘口壶，肩部模印贴塑的佛像，就是结跏趺坐于双狮莲花座上的。中国最早的青瓷狮形器，也是在鄂州三国墓葬中出土的。西晋狮形器，作为南方佛教初兴时期特有的，具有断代意义的青瓷器物，其用途，当属礼佛之器，或曰佛教陈设器。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南传佛教于公元三世纪左右沿长江传播到三国孙权的吴都建业，“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摩诃萨埵王子以身饲虎而成佛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如开凿于北周的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门南的壁画，内容就是萨埵太子舍身于虎的本生故事画。鉴于老虎与佛祖的特殊渊源，所以虎形器也应属礼佛之器和佛教陈设器。
考古界将温州东晋墓葬中出土的青瓷虎形器定义为灯座。灯座，顧名思义，应该是用来点油灯或当作烛台。汉晋时期的灯座，几乎都有一个灯盘，以便于整理灯芯和添加灯油。朝高而细的竹节状管子里加灯油，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若作为烛台，高高耸立的竹节状背管，固然有助于扩大照明范围，但上小下大的空心管子，很容易让蜡烛头掉进虎腹，而且空心管子也很难让蜡烛立得稳。所以，不如笼统一点，将“东晋虎形灯座”称之为虎形（佛教）陈设器，或简称为虎形器，可能更客观、更科学，也许插花比插烛更实用。
瓯北曾是汉晋时期永宁县治之所在
根据上述分析，温州瓯北镇礁下山出土的东晋虎形灯座，也许并非瓯窑产品，而是三国吴或西晋早期浔阳城窑的青瓷器物，其用途和功能，当属佛教陈设器。如果这种推论成立，这就喻示着虎形器的主人是一位有身份的官员，是一位被三国孙吴政权外派到东瓯国故地的行政长官，而其此前还可能在西都武昌郡任过职，且尊奉刚刚流传到长江中下游的佛教。其在武昌或建业当官时，曾收藏了属于高端奢侈品和礼佛重器的浔阳城窑青瓷虎形器，当他到瓯江之滨赴任时，就将这件心爱的青瓷虎形器随身带到“永嘉”，并最终与自己或其继承者一道长眠于瓯江之畔，直到1600年后重现人间。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即在今瓯北镇，是为温州建县之始，设长、丞、尉。三国吴大帝黄武元年，以孙琳为永宁侯，韩宴为永宁长。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到瓯江北岸的永嘉境内。由此可见，在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永嘉建郡之前，瓯北和永嘉并非莽荒之地，与中央政府和北方士族的联系是畅通的。历史背景环境肯定了温州“青瓷虎形灯座”有可能来自于长江沿岸，进而可推测“虎形灯座”最初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曾在武昌郡任职的，并有着礼佛倾向的永宁县行政长官。
器以载道，对温州出土文物“东晋虎形灯座”身世之谜的探究，得出其很可能不属于东晋瓯窑，而是三国吴或西晋时期长江中游浔阳城窑青瓷产品的推论，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相悖。
青瓷虎形灯座和虎形插器
瓯窑青瓷“东晋虎形灯座”，通高30厘米，底座是一蹲伏卧着的老虎造型的动物，虎首微微上昂，张口露齿，双目圆实，高鼻耸耳，神态凶猛（图2）。身子呈卡通化的蚕茧状，颇有点汉代著名的彩绘茧形陶壶的影子，圆鼓鼓的，四足蜷伏腹下，尾卷曲。虎背上竖有一根竹节状的空心长管，有一节节均匀的突棱，呈灯柱造型，柱管高21.5厘米。胎质呈灰白色，质地细腻致密，剥釉显著，表面的青釉因土沁而剥落殆尽。因出土于瓯窑发祥地永嘉，自然被认定为瓯窑产品，其独特的造型，在六朝青瓷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无独有偶，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件造型类似的虎形器——三国“青瓷虎形插器”，1956年出土于鄂州市朱家垴15号三国墓（图3）。鄂州，三国时为武昌郡，229年，孙权于此即帝位，后改称江夏郡，属东吴的西都，故存在大量的六朝墓葬。这件青瓷虎形器，其底座也是一只老虎，虎首的捏塑造型几乎与温州的一模一样，而且身子也呈蚕茧型，四肢也是蜷伏着的，所不同的只是二者的胸部和尾巴。鄂州虎形器的前胸和尾巴都刻划有代表虎斑纹的短横纹，尾巴呈分叉状紧贴在臀部，而温州的虎尾则呈卷曲的翘起状。釉层同样剥落严重，但相较于温州的虎形器，保留得还是略好一点，零星残留的青黄色釉层颇似虎皮纹。虎形底座的背部也有一根高高的竹节状长管，尺寸大小和形状都与温州的虎形灯座相仿，共分为十四节，比温州的少一节。
据上所述，温州青瓷虎形器并非“国内出土的唯一以虎为造型的瓷器灯具”，在湖北鄂州也出土了一件与之相类似的青瓷虎形器，彼此几无二致。换言之，温州出土的“东晋虎形灯座”与鄂州出土的“青瓷虎形插器”有可能属于同一窑口的产品。
温州虎形器很可能是浔阳城窑的产品
鄂州出土的三国青瓷虎形器，也是瓯窑的吗？据湖北考古界披露，鄂州六朝墓葬中出土的青瓷器物多达1500件，其中只有10%属于长江中下游产区（包括瓯窑），90%产自长江中游的古窑口，并认定这件三国虎形器，最有可能是庐江郡九江浔阳城窑的产品。“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让浔阳千古流芳，而此前的浔阳城窑及相邻的丰城窑，也曾炉火映日越千年。
孙吴时期，浔阳属武昌郡，故浔阳城窑的青瓷多被运往相邻的武昌（即今鄂州）。浔阳城窑的瓷土原料具有高硅（SiO2）低铁（Fe2O3）的特点，“一般需要高温才能完全烧结。它所使用的釉料的含铁量也比较低，但作为助溶剂的氧化钙（CaO2）的含量却很高，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就能玻化。这样，在窑中烧造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胎和釉的热膨胀系数很不匹配的现象，致使胎釉结合不良，釉层开片。而这种没有完全烧结的器物，被置于地下千余年的潮湿环境中，还会发生湿膨胀现象，使得原来胎釉结合不良的情况更为严重，釉层就会部分剥落，以致全部剥落”，令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成为“白条虎”。由此可见，浔阳城窑青瓷的剥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其“基因”决定的无法更改之特质。此外，因浔阳城窑釉料中含铁量偏低，也会令青釉呈色不足，从而显现为黄绿色。处于青瓷初创阶段的三国孙吴时期，釉层普遍较薄，所以光泽也较差。
温州的“东晋虎形灯座”，无论胎质、釉色、剥釉现象还是造型，都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青瓷虎形插器”十分相像。在当年信息、交通不畅的情况下，瓯窑窑工竟然能烧制出千里之外、百年之前，相似度达到90%的同类器物，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瓯窑，作为温州历史文明的芯片，其产品一定会留下所处时代、所处环境的烙印，即使是同一个地方的同类器型的瓯窑产品，也会因时代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造型，否则，学界又如何根据器型进行断代呢？
孤证不立。温州已发现瓯窑古窑址200多座，但“东晋虎形灯座”却是孤品，无论在存世的瓯窑文物中，还是在古窑址中，都没有见到类似的器型，这就有点不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如温州瓯窑中唯一的国宝级文物——北宋蕨草纹褐彩执壶，因器型纹饰另类，当初好多专家都认定是唐代长沙窑的产品，但温州西山瓯窑窑址中扒出的类似器型的残件，作为铁证，彻底打消了质疑者的疑虑，而不再怀疑其正宗的瓯窑血统。换言之，茕茕孑立的“东晋虎形灯座”，不排除是舶来品之可能。
六朝青瓷，瓯越不分。这是一句“行话”，意思是说，三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越窑青瓷和瓯窑青瓷是很难区分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时期南方各窑口的青瓷，由于釉色、器型大同小异，往往很难分得清彼此究竟属于哪一个窑口的产品。所以，除青瓷发祥地浙江以外，各地的博物馆，包括国家博物馆，对于六朝青瓷，除个别展品外，基本上都是不标注窑口和产地的，因为几乎没人能一一分得清楚。与其跟着感觉走，还不如不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同理，温州“东晋虎形灯座”和鄂州“三国虎形插座”完全有可能属于同一窑口的产品，甚至是同窑口同时代的产品。也就是说，温州“东晋虎形灯座”，不排除属于浔阳城窑的可能性。
温州虎形器的时代应早于东晋
东晋是瓯窑发展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高峰，其时，施釉工艺已臻成熟，不但釉层常显积釉和玻璃釉，而且釉下褐彩技艺更是独步江湖，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丰碑。东晋瓯窑“釉彩融合一体的卓越成就，是我国陶瓷史上一项重要突破，它为唐代褐彩青瓷的高度，宋以后彩瓷的相继出现奠定了基础”。2017年底，浙江省博物馆举办“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特展”，集中了全国48家文博单位的300件藏品，其中东晋的青瓷展品，瓯窑独占鳌头，连南京博物馆总馆送展的两件纪年青瓷，都是瓯窑的点褐彩青瓷盖钵（图4）和香薰，前者属永嘉郡守王羲之的二叔和书法老師王廙生前的心爱之物，后者为随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弃郡过江”的颜含后人颜镇之的陪葬品。 东晋时期的瓯窑珍品，以其无与伦比的质量和釉色，大受门阀士族的青睐。当然，东晋瓯窑的异军突起，也与越窑发祥地上虞受东晋孙恩起义的影响，窑场锐减有关。此消彼长，遂令京畿达官贵人对高端青瓷的需求，转向了相对安定的瓯窑产区。换言之，正是市场需求的刺激，促使东晋瓯窑的发展和技艺如日中天。
东晋时期瓯窑器物胎釉结合之紧密，几无可挑剔，釉色青亮，并被冠为“缥瓷”之一种，根本不会釉层脱落如斯。如与温州虎形灯座同时出土于同一晋墓中的瓯窑点褐彩盖罐，釉层细腻光润，褐彩点饰有致，十分精美，最终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总而言之，釉层剥落殆尽的温州青瓷虎形器，与同时代瓯窑的釉色、胎釉结合程度以及品质相差太远，故疑为非瓯窑产品，至少不大可能是瓯窑东晋时期的产品。
东晋墓中出土的文物，下限当然是东晋，但上限则有可能是西晋或者三国吴。也就是说，东晋墓中陪葬的青瓷，完全可以是东晋之前的器物。从早期青瓷器物造型演化的角度看，三国吴和西晋早期，以扁肥粗矮为主，西晋后期到晋宋以圆鼓丰满为尚，南朝则显瘦削挺拔。虎形器因头小身大，相较西晋造型类似的狮形器，颇显粗矮之姿。而且无论是艺术性、造型的复杂性，还是釉色和数量也明显逊于青瓷狮形器。从工艺发展的角度讲，长江后浪推前浪，西晋狮形器的出现应晚于虎形器。竹节状高背管狮形器是作为佛教陈设器出现的，那么，就不排除虎形器同样属于佛教陈设器。
青瓷虎形器应属佛教陈设器
笔者目前所知的两件虎形器，温州的被定义为“灯座”，鄂州的被认定是“插器”，那么，它们的功能和用途到底是什么呢？不妨对比一下青瓷狮形器。
与虎形器造型类似的青瓷狮形器，集中出现于西晋，且出土数量远多于虎形器。各家博物馆对西晋青釉狮形器的功能定义也是莫衷一是，如灯座、灯台、烛台、水注、水盛、插器、插座、酒器、狮尊等，温州博物馆和瓯海博物馆就各有一件，均定名为瓯窑狮形（辟邪）烛台（图5）。这些狮形器的背管普遍较低，高度小于2厘米，而全球类似于虎形器的竹节状高背管的狮形器，完整器只有一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图6）。国内还残留有竹节状高背管的三合一狮形器，也只有一件，藏于洛阳博物馆。底座是三只尾部呈120度角相粘连的狮子，其造型源于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狮子柱头上四只背对背蹲踞的雄狮。显而易见，竹节状高背管三合一狮形器是典型的佛教陈设器。
外来的狮子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首次现身于三国青瓷上的狮子，就与佛教密不可分。如1983年南京长岗村出土的三国吴青釉褐彩带盖盘口壶，肩部模印贴塑的佛像，就是结跏趺坐于双狮莲花座上的。中国最早的青瓷狮形器，也是在鄂州三国墓葬中出土的。西晋狮形器，作为南方佛教初兴时期特有的，具有断代意义的青瓷器物，其用途，当属礼佛之器，或曰佛教陈设器。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南传佛教于公元三世纪左右沿长江传播到三国孙权的吴都建业，“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佛祖释迦牟尼的前世摩诃萨埵王子以身饲虎而成佛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如开凿于北周的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门南的壁画，内容就是萨埵太子舍身于虎的本生故事画。鉴于老虎与佛祖的特殊渊源，所以虎形器也应属礼佛之器和佛教陈设器。
考古界将温州东晋墓葬中出土的青瓷虎形器定义为灯座。灯座，顧名思义，应该是用来点油灯或当作烛台。汉晋时期的灯座，几乎都有一个灯盘，以便于整理灯芯和添加灯油。朝高而细的竹节状管子里加灯油，显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若作为烛台，高高耸立的竹节状背管，固然有助于扩大照明范围，但上小下大的空心管子，很容易让蜡烛头掉进虎腹，而且空心管子也很难让蜡烛立得稳。所以，不如笼统一点，将“东晋虎形灯座”称之为虎形（佛教）陈设器，或简称为虎形器，可能更客观、更科学，也许插花比插烛更实用。
瓯北曾是汉晋时期永宁县治之所在
根据上述分析，温州瓯北镇礁下山出土的东晋虎形灯座，也许并非瓯窑产品，而是三国吴或西晋早期浔阳城窑的青瓷器物，其用途和功能，当属佛教陈设器。如果这种推论成立，这就喻示着虎形器的主人是一位有身份的官员，是一位被三国孙吴政权外派到东瓯国故地的行政长官，而其此前还可能在西都武昌郡任过职，且尊奉刚刚流传到长江中下游的佛教。其在武昌或建业当官时，曾收藏了属于高端奢侈品和礼佛重器的浔阳城窑青瓷虎形器，当他到瓯江之滨赴任时，就将这件心爱的青瓷虎形器随身带到“永嘉”，并最终与自己或其继承者一道长眠于瓯江之畔，直到1600年后重现人间。
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即在今瓯北镇，是为温州建县之始，设长、丞、尉。三国吴大帝黄武元年，以孙琳为永宁侯，韩宴为永宁长。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北方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到瓯江北岸的永嘉境内。由此可见，在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永嘉建郡之前，瓯北和永嘉并非莽荒之地，与中央政府和北方士族的联系是畅通的。历史背景环境肯定了温州“青瓷虎形灯座”有可能来自于长江沿岸，进而可推测“虎形灯座”最初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曾在武昌郡任职的，并有着礼佛倾向的永宁县行政长官。
器以载道，对温州出土文物“东晋虎形灯座”身世之谜的探究，得出其很可能不属于东晋瓯窑，而是三国吴或西晋时期长江中游浔阳城窑青瓷产品的推论，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