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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该思想起源于地主阶级经世派主张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在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兴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以及早期维新派宣扬商政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和清廷推行的新政中得以形成。
关键词：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洋务派；维新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72－03
清朝末年，外患内忧，国势衰微，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民族危机的忧思和国家兴盛的探索。尽管由于阶级地位存在差异，社会阶层有所不同，各自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尽一致，但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他们都在积极思考，致力于经济变革，致力于自强求富。正是在此背景下，具有突破传统意义的和适应现实需要的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开始萌生，并在传播、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终在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共同推崇下得以形成。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首先，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中，萌生了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希望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管理的情况。林则徐对清朝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敏锐地发现银价上涨是因为市场上白银流通不足，而白银流通不足则是鸦片贸易带来贸易逆差导致大量白银外流所致。林则徐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问题，他主张禁止鸦片贸易，与外国开展正当贸易，扭转贸易逆差，防止白银外流，平衡国库收支。为此，他提出“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这显然是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放思想的发轫。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先进人士自强求富的大胆探索。该书在否定和反叛传统经济伦理的基础上，对改革经济管理模式、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诸多宝贵的见解和难得的思路，饱含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容。如，建议朝廷鼓励国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奖励创造发明，“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谓甲科出身”，营造出人人“争奋于功名”的竞争氛围，这样一来，“必有奇才绝技出其中”。魏源打破传统观念，以全新的姿态看待有知识、懂技术、能创造的劳动者，提倡用甲科功名对他们实施重奖，可见他对知识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宽广胸怀。再如，在如何开办船厂、设立火器局方面，他主张仿照“西法”，听任官民自愿设厂，且官府不宜多设。魏源非常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不仅官场积弊甚多，而且官营手工业管理混乱、腐败无为，在此环境下，如果只允许官方开设，必然带来技术不够精湛、产品质量低劣、造价昂贵、管理不得方法、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系列性后果。只有实行官民均可参与的措施，才能形成官民竞争的局面，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同时，魏源指出：“船厂非徒造船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这说明魏源已经了解到西方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联系性，看到了中国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带动民用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看到了机器制造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也反映出魏源既重视军事工业发展也关注民用工业发展的良好愿望。魏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向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次，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举起“自强”、“求富”的旗帜，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兴办洋务企业，在实践中一定程度地丰富了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
洋务派在林则徐、魏源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以“自强”为旗号，开办了一批新式军用工业。但在实际办洋务的过程中，诸如资金来源、原材料和燃料供应、交通运输等问题接踵而至，相互制约，致使大量的军事工业无法经营。面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重重困难，洋务派又悟出了“自强”必先“求富”的道理，接着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为了“求富”，工商企业由洋务运动早期的官办军用工业发展到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民用新式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化工商业得以兴起。随着洋务派“自强”、“求富”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其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逐渐呈现出近代化的特点。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曾国藩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形成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的认识。张之洞也曾多次指出：“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他们的这些观点和兴办的实业，反映出洋务派重视工商业的理念，为推动清末经济改革、发展工商业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实践载体，一定程度地丰富了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
再次，以王韬、马建中、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弘扬商政观念，寻找商政对策，进一步丰富了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推动了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发展。
王韬、马建中、薛福成和郑观应原本与洋务派有着难于割舍的关系。但面对强敌犯国、国家贫弱、洋务受挫的状况，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亲生经历、切身体会和对时局的判断，站在更高层次上开始探讨造成中西贫富悬殊、强弱差异的根源，于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人称早期维新派。早期维新派，一方面吸取了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精华，对传统的本末观、义利观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方面又对洋务派官督商办和压制商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商政观念，对商政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更加明确的肯定，并为发展工商业，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如，早期维新派深入分析导致洋务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提出了开办企业要舍弃官督、争取商办的见解。王韬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功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早期维新派把商定位在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并赋予商以全新的内容，给予商民以较高的地位，旨在唤起全社会对商业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从振兴工商业出发，对顽固派坚持的和国人习以为常的不言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如陈炽著文指出：“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神圣不能徒手救饿夫。”显然，早期维新派重商和言利的思想蕴含着发展物质生产，解决国家贫弱的含义，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抵制列强商品输入的积极探索，大大丰富了清末 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容。
最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为工商立国摇旗呐喊，出谋献策，待到清廷实施新政，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得以形成。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为工商立国摇旗呐喊，出谋献策。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思想观念方面所营造的舆论，在经济政策方面所颁布的条例，为全社会接受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使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成为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
其一，在思想观念上，维新人士或上书条陈，或著书立说，向政府和民间宣传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康有为多次奏请朝廷，力主振兴工商业，改良农业，在《请奖励工艺创新折》中直言其见，“夫今已人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其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以工业立国，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当时，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一些同情和支持变法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传播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上海《申报》在1895年6月25日发文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之不同也。”在维新变法过程中，有不少官员接受并倡导以发展工商业作为国家强大的出路。张之洞向朝廷历陈自强措施，除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六条之外，在发展经济上明确提出了三条，即“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顺天府尹胡熵棻指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铸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
其二，在政策选择上，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良措施：首先，把发展工商业和发展农业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如在上谕中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兼采东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2)其次，就振兴工商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强调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宣称：“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并重点说明“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变法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即《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共12条内容，对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发明创造新式产品、投资设厂开矿者给予各种官衔奖励，或批准为专利。
其三，在实践操作上，清末新政成为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一次大规模试验。1903年，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商部，用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接着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以爵赏的形式，奖励工商人士投资兴业。随着工商业人士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一批官僚、买办、富商争相投资工矿企业。1903年和1906年，清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公司律》、《破产法》和《著作权律》。在官方大力扶持、民间积极参与的前提下，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商会，举行各种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的活动，使以往士、农、工、商的座位排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向工商的发展趋势，举国掀起了发展工商业的热潮，这标志着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在实践中得以形成。
综上所述，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不甘落伍、图存自强的产物。尽管它带着有识之士的主观意志，是地主阶级为维护清政府统治设计的出路，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反映，但仍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尤其是当它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共同追求时，其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历史应当给予肯定，在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萌生、丰富、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维新派和清廷推行新政的官僚，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做了思想观念上的引导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为日后中国社会更新经济观念，改革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并推动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迎来了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责任编辑：何 参
关键词：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洋务派；维新派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72－03
清朝末年，外患内忧，国势衰微，有识之士开始了对民族危机的忧思和国家兴盛的探索。尽管由于阶级地位存在差异，社会阶层有所不同，各自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尽一致，但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他们都在积极思考，致力于经济变革，致力于自强求富。正是在此背景下，具有突破传统意义的和适应现实需要的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开始萌生，并在传播、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终在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和共同推崇下得以形成。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首先，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中，萌生了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希望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管理的情况。林则徐对清朝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敏锐地发现银价上涨是因为市场上白银流通不足，而白银流通不足则是鸦片贸易带来贸易逆差导致大量白银外流所致。林则徐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问题，他主张禁止鸦片贸易，与外国开展正当贸易，扭转贸易逆差，防止白银外流，平衡国库收支。为此，他提出“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这显然是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放思想的发轫。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先进人士自强求富的大胆探索。该书在否定和反叛传统经济伦理的基础上，对改革经济管理模式、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诸多宝贵的见解和难得的思路，饱含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容。如，建议朝廷鼓励国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奖励创造发明，“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谓甲科出身”，营造出人人“争奋于功名”的竞争氛围，这样一来，“必有奇才绝技出其中”。魏源打破传统观念，以全新的姿态看待有知识、懂技术、能创造的劳动者，提倡用甲科功名对他们实施重奖，可见他对知识技术的重视程度和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宽广胸怀。再如，在如何开办船厂、设立火器局方面，他主张仿照“西法”，听任官民自愿设厂，且官府不宜多设。魏源非常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不仅官场积弊甚多，而且官营手工业管理混乱、腐败无为，在此环境下，如果只允许官方开设，必然带来技术不够精湛、产品质量低劣、造价昂贵、管理不得方法、人才不能脱颖而出的系列性后果。只有实行官民均可参与的措施，才能形成官民竞争的局面，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同时，魏源指出：“船厂非徒造船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这说明魏源已经了解到西方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联系性，看到了中国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带动民用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看到了机器制造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也反映出魏源既重视军事工业发展也关注民用工业发展的良好愿望。魏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向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次，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举起“自强”、“求富”的旗帜，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兴办洋务企业，在实践中一定程度地丰富了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
洋务派在林则徐、魏源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以“自强”为旗号，开办了一批新式军用工业。但在实际办洋务的过程中，诸如资金来源、原材料和燃料供应、交通运输等问题接踵而至，相互制约，致使大量的军事工业无法经营。面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重重困难，洋务派又悟出了“自强”必先“求富”的道理，接着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为了“求富”，工商企业由洋务运动早期的官办军用工业发展到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民用新式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化工商业得以兴起。随着洋务派“自强”、“求富”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其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逐渐呈现出近代化的特点。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曾国藩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形成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的认识。张之洞也曾多次指出：“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他们的这些观点和兴办的实业，反映出洋务派重视工商业的理念，为推动清末经济改革、发展工商业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实践载体，一定程度地丰富了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
再次，以王韬、马建中、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弘扬商政观念，寻找商政对策，进一步丰富了清末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涵，推动了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发展。
王韬、马建中、薛福成和郑观应原本与洋务派有着难于割舍的关系。但面对强敌犯国、国家贫弱、洋务受挫的状况，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亲生经历、切身体会和对时局的判断，站在更高层次上开始探讨造成中西贫富悬殊、强弱差异的根源，于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人称早期维新派。早期维新派，一方面吸取了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精华，对传统的本末观、义利观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方面又对洋务派官督商办和压制商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商政观念，对商政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更加明确的肯定，并为发展工商业，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如，早期维新派深入分析导致洋务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提出了开办企业要舍弃官督、争取商办的见解。王韬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功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早期维新派把商定位在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并赋予商以全新的内容，给予商民以较高的地位，旨在唤起全社会对商业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从振兴工商业出发，对顽固派坚持的和国人习以为常的不言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如陈炽著文指出：“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神圣不能徒手救饿夫。”显然，早期维新派重商和言利的思想蕴含着发展物质生产，解决国家贫弱的含义，是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抵制列强商品输入的积极探索，大大丰富了清末 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内容。
最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为工商立国摇旗呐喊，出谋献策，待到清廷实施新政，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得以形成。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上书清廷，请求变法，为工商立国摇旗呐喊，出谋献策。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思想观念方面所营造的舆论，在经济政策方面所颁布的条例，为全社会接受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使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成为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
其一，在思想观念上，维新人士或上书条陈，或著书立说，向政府和民间宣传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康有为多次奏请朝廷，力主振兴工商业，改良农业，在《请奖励工艺创新折》中直言其见，“夫今已人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其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以工业立国，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当时，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一些同情和支持变法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传播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上海《申报》在1895年6月25日发文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之不同也。”在维新变法过程中，有不少官员接受并倡导以发展工商业作为国家强大的出路。张之洞向朝廷历陈自强措施，除了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六条之外，在发展经济上明确提出了三条，即“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顺天府尹胡熵棻指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铸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
其二，在政策选择上，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良措施：首先，把发展工商业和发展农业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如在上谕中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兼采东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2)其次，就振兴工商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强调了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宣称：“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并重点说明“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变法期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即《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共12条内容，对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发明创造新式产品、投资设厂开矿者给予各种官衔奖励，或批准为专利。
其三，在实践操作上，清末新政成为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一次大规模试验。1903年，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商部，用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接着颁布了《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以爵赏的形式，奖励工商人士投资兴业。随着工商业人士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一批官僚、买办、富商争相投资工矿企业。1903年和1906年，清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公司律》、《破产法》和《著作权律》。在官方大力扶持、民间积极参与的前提下，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商会，举行各种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的活动，使以往士、农、工、商的座位排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向工商的发展趋势，举国掀起了发展工商业的热潮，这标志着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在实践中得以形成。
综上所述，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不甘落伍、图存自强的产物。尽管它带着有识之士的主观意志，是地主阶级为维护清政府统治设计的出路，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反映，但仍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尤其是当它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共同追求时，其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历史应当给予肯定，在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萌生、丰富、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维新派和清廷推行新政的官僚，都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做了思想观念上的引导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为日后中国社会更新经济观念，改革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并推动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迎来了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