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笔下真实而悲惨的女人们，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沉默着，呐喊着。
　　小说中的女主角通常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妇女，在那个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年代，女人们要生存下去显得异常艰难。《生死场》中麻面婆安守本分，辛苦地照顾丈夫和孩子，对于一切苦难，这个看似愚蠢的妇女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王婆看似尖酸泼辣，可是她的心中却有满满的苦说不出，为了生存，她3次改嫁，丧失了幼小的女儿，儿子也因反抗官府被枪毙，命运跟她开了一次次玩笑，以至于她最后选择了自杀。为了生存，金枝选择了进城当缝衣匠，最后却因赚一元钱而出卖了肉体。走在哈尔滨的街头，“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昏迷，心脏落入污水沟似的，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就如同作者所言：“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相对于生存的艰难，在男权主义的时代下，女人们更是苦不堪言。五姑姑的姐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依然命令她帮他拿靴子，后来又在她身上泼冷水，只是“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女人们的生产，对于人们来说显得毫无价值。为了满足自己男人的欲望，金枝遭受着流产的痛苦，李二婶也面临着死亡的绝境，“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老母猪也在生小猪”。在这里，女人和动物没有区别，生产所带来的是痛苦和死亡。
　　对于女儿，金枝的母亲更在意菜棵，“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为了一匹老马，王婆哭了一路，牲畜似乎比一切都重要。因为“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对于外界的压迫，女人们承担着，沉默着。只是在封建礼俗思想的主宰下，不但是外界，女人们自己也愚昧地接受并以此为准则规范着下一代。为了把团圆媳妇教导成一个守规矩的媳妇，婆婆每天都打她，“邻居左右因此又都议论起来，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最后打出病来，又怕死了白白花了聘礼的钱，请大神，看道士，贴膏药，最后竟然烫起了热水。团圆媳妇最后还是难逃死亡的囚笼，只是大家仍旧理所当然地过日子，“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有二伯一句答话把团圆媳妇的死评述得如此简单。
　　女人压迫女人，一代一代地恶性循环。面对没有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和冯歪嘴子生下孩子的王大姐，村里的女人们并没有丝毫的同情，而是一片冷言冷语。对于快要死去的王大姐和孩子，他们只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的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为的是偷听到一点什么消息。若能听到一点点，哪怕针孔那么大一点，也总没有白挨冻，好作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一切令人可恨却又可怜。
　　反观萧红，在那个女性自我意识缺乏的年代，萧红也忍受着家庭带来的心灵创伤。虽然有一个爱她的祖父，但是父亲的冷酷和母亲的重男轻女仍旧给她留下伤害。“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在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为了自由的爱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她并没有屈从父母的安排，“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对于追求所向往的女性意识，萧红也在她的作品中呐喊过。
　　王大姐对于自由、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使她没有畏惧旁人的流言蜚语就和冯歪嘴子同居，尽管生活困难，但是有一个爱她的丈夫，王大姐仍旧是幸福的；王婆并没有屈服于地主的压迫，鼓励丈夫加入“镰刀会”，在儿子死后，鼓励女儿为哥哥报仇：“要报仇，要为哥哥报仇！谁杀死你哥哥，你要杀死谁！”受到肉体凌辱后，金枝发出了愤怒：“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她们觉醒了，愤怒地反抗着。
　　这是萧红笔下的女性，哭着，屈服着，沉默着，也在呐喊着。
　　指导老师：邬双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中國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病逝于香港。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