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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冬，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中，有一支英姿飒爽、能征善战的娘子军队伍，这就是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它的前身是１９３３年３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组织的妇女独立营，１９３４年扩编为妇女独立团(以下简称妇女团)。妇女团辖３个营９个连，共有一千余人。队伍组成后，她们就踏上了悲壮的西征路。西渡黄河后，她们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０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３营与坚守高台的第５军将士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投入肉搏战，３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４００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４０余人牺牲。在掩护总部向石窝山转移时，妇女团勇敢完成了阻击任务。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２００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的她们，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捕。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遭受了非人折磨，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饱受凌辱，有的流落他乡……
英雄政委吴富莲
１９１１年出生于福建的吴富莲，由于家穷，从小就被送到一户人家当童养媳。１９２８年，家乡闹革命，她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了少先队的队长，后入团入党，先后担任区政府妇女部长、中共上杭县县委委员、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她搞宣传，照顾伤病员，筹粮筹款，找向导，请民夫，走的路比别人多，被战友们称赞为“走了三万五千里的铁娘子”。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在经历了三过草地的重重磨难后，她们所在的部队终于与红二方面军联袂北上，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军大会师。随后，吴富莲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率领妇女团开始西征。
进入河西走廊，她们就踏上了血战之路，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指挥全团配合主力作战。在一条山，敌人骑兵经常袭扰，吴富莲向战士们传授用排子枪打骑兵的方法，并将打法编成歌传唱，深受欢迎。
西路军因孤军深入，连遭失败，撤向祁连山，吴富莲和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掩护主力突围。获准后，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负责指挥第３营。敌人开始进攻了，妇女团一齐开火，将敌人打下去，战斗反复多次，完成了阻击任务。１９３７年４月上旬的一天，突围出来的吴富莲和１００余名女战士又被敌人包围了。在危急时刻，她安排年龄小的战士先走，其余人掩护。小战士们坚决不走，吴富莲只好含泪留下她们。经过血肉拼杀，终于突出重围。但她们最终没能逃过敌人的搜捕，并于５月初在祁连山被俘。
当敌人得知吴富莲是妇女团的政委时，以高官厚禄相诱，吴富莲轻蔑地说：“贵军的眼睛不准，把奶奶看歪了。”敌人又以酷刑折磨她，她大义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就料到的。”战争的艰苦和敌人非人的折磨，使身患肺结核的她瘦弱不堪，不断咳血。她不愿意受敌人侮辱，也不愿连累狱中照顾她的战友，最后吞针自杀，以宁死不屈的精神向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女中豪杰王泉媛
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是历经千辛万苦幸存下来的有数的西路军女战士之一。她本姓欧阳，出嫁后随夫姓。她出生于江西吉安，那里是革命老区。１９３０年王泉媛入团，担任团支部妇女干事，１９３１年任吉安少共县委妇女部长。１９３４年入党，在中共中央任青妇干事，同年１０月参加长征。长征中到贵州时，她与王首道结为夫妻。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所在的中央卫生部被编为左支队。张国焘令左支队南返川西北后，她曾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她被任命为妇女团团长。
踏上西征路后，她指挥部队参与一条山作战，俘获敌人骆驼３０余匹，这些骆驼成为西路军的运输工具。西路军进驻山丹后，王泉媛和其他几位女干部争取时间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和军事课，并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山丹妇女赶制军鞋军袜。守卫山丹时，王泉媛带领妇女团送弹药、修工事、救伤员，支援前线作战。在临泽守城战中，妇女团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坚持三天三夜，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全团减员４００余人。
王泉媛在祁连山打游击时被捕。她和１００余名妇女团干部战士被关押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监狱，受尽严刑折磨。她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将她单独关押起来，妄图收买她，但她始终以沉默相待。后来，敌人以释放战俘的名义将女战士们集中起来训话，实际是要将她们分配给敌人军官们作妻妾。王泉媛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大家，就将姐妹们召集到一起说：“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能屈服。大家以后要见机行事，设法逃出去。”后来，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将女战士们一个个单独押了出去。
王泉媛被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一次她借机逃跑，被抓回毒打，多次昏死过去，但她坚贞不屈，宁死不从。马进昌无奈，只好将她送回永昌的家中进行“感化”。王泉媛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先后争取到马家佣人阿喜和马进昌部下穆主任的同情，并设法向马进昌要来了女红军王秀英当勤务。１９３９年３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通过阿喜向穆主任要来了通行证，与王秀英一起逃出虎口，奔向兰州。
经过千辛万苦的辗转，王泉媛终于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同志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无奈地告诉她，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王泉媛对这样的规定不解，她流着泪说：“这里不了解我，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我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王泉媛和几个流落在兰州的西路军女战士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叫万铃的汽车司机，随其去过云南、贵州。后来，她和家乡取得了联系，母亲叫她回家，她便于１９４２年７月回到了江西老家。后因赴缅抗日回来的万铃又和别人结了婚，王泉媛只好于１９４８年嫁给曾当过红军的刘高华。解放后，王泉媛怀着对党的忠诚继续工作，曾任区政府妇女主任，敬老院院长，先后当选过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对于西路军的问题，王泉媛向来选择沉默。
１９６２年康克清陪朱德委员长上井冈山时，专门寻访并接见过她。阔别４０余年的王首道也来看她，说他在延安等了３年，未见她的音讯才重组家庭的。面对组织和战友的关怀，王泉媛心中的冰块在融化。由于她一再申请恢复组织关系未准，她于１９８５年又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征６０周年时，她重返河西走廊，在驻军战士的搀扶下，她高举双枪，向天鸣告：姐妹们，６０年后，我终于能来看你们了!
军中才女张琴秋
她是西路军中职务最高的女干部，也是军中学历最高的才女。张琴秋是浙江人，２０岁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２１岁时与沈泽民结婚，不久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４年，她是当时著名的“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１９３０年回国后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３年沈泽民病故。１９３６年春，张琴秋与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结婚，西路军组成后，她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１日，身怀有孕的张琴秋随西路军总部从糜家营子向西洞堡转移时，在炮火中生下了一个男婴，然而戈壁滩的寒冷冰雪很快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张琴秋含泪上马，再赴征程，血迹沾满了马背。３月下旬，她被搜山的民团抓捕，先押在张掖，后解往西宁。为不暴露身份，她改名苟秀英。女俘中的共产党员们得知她被捕后，都尽力掩护她。当时，马步芳将西路军原剧团被俘的女战士组成新剧团，并下令如发现原剧团的人，可以要过来。女俘们遂以需要炊事员为名，将在皮毛厂做苦工的张琴秋要来。
张琴秋很注意团结同志有策略地与敌人斗争。一次，新剧团的战士莽撞地提出要刺杀马步芳，被张琴秋制止了。她说：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活着战斗，争取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更伟大的斗争。战友们很信服地听从了她的意见。为躲开敌人的搜查，战友们决定让赵全贞和杨万才(均为西路军战士)假成家，让张琴秋暂时去当佣人。马步芳为笼络人心，同意赵杨结婚，这样，张琴秋成功转移。后又转到中山医院隐蔽。曾在红９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的吴仲廉(红９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想利用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曾是红军俘虏，经吴仲廉教育后释放，同情红军)的关系设法帮助姐妹们出去，罗答应帮忙，将此事委托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李假意承诺帮助。
１９３７年７月，李晓忠以到庐山受训为名，将张琴秋、陶万荣(妇女团营长)、吴仲廉带出青海。途经兰州时，她们打听党组织未果。途经平凉时，巧遇我援西军的一位宣传干事，请他带信给红３１军军长肖克和政委郭述申，转告西安办事处，设法营救。肖、郭接信后立即通知云阳红军总部转西安办事处，但因时间错过，未能成功。到西安的李晓忠马上露出真面目，为向南京方面邀功，他将张琴秋三人交给了国民党西安行营宪兵队。张琴秋等人很快被押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南京，她们被关押在反省院。
西安办事处得到消息后，给南京办事处发报要求营救，南京办事处派沈雁冰的爱人孔德祉等到反省院看望他们，并报告给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周恩来、叶剑英随即到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同志，并在那里发表讲话，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９月初，张琴秋等人在周恩来的亲自营救下获释，１０月上旬回到延安。
在延安，张琴秋曾任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中央妇委委员和妇联筹委会秘书长等职。全国妇联成立后，她任第一、二、三届妇联执委。张琴秋还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开始后，张琴秋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她含冤跳楼而死。她的独生女张玛娅也受牵连，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历史悲剧无情地落在张琴秋母女两代人身上。
１９７９年６月，党中央为张琴秋开了追悼会，为她平反昭雪。九泉之下的冤魂，终于得以告慰。
机智对敌王定国
川妹子王定国，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四川营山。１９３３年，她当选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会负责人和巴中保卫局的领导，后随红军长征。进入河西走廊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日，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团前往永昌东二十里铺慰问红９军时，与敌骑兵部队相遇，在激烈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钧、党支部书记廖赤健(女)等先后牺牲，王定国等１０余人被俘。敌人经武威、永登、民和，将他们押解到西宁。马步芳知道她们是演员，就将她们组成新剧团，为他服务。王定国等人以不会演唱新节目为名，坚持演进步歌舞，敌人便更凶残地对待她们。
王定国等成功掩护张琴秋后，又争取了马步芳中校参谋绽永贵对红军战士的同情，当王定国等１０余人被补充到张掖的韩起功部组建新剧团时，绽永贵不仅利用职务之便让押送的人照顾好她们，还资助她们２０块大洋，以备不时之需。
到张掖后的王定国，仍然与敌人斗智斗勇。她设法与西路军被俘人员狱外党支部和狱中党支部取得联系，先后联络到２０多名共产党员。她还给张掖县长马鹤年(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党团组织)做工作，要求到狱中看望被关押的西路军战士。这样，王定国以找姓李的“舅舅”的名义找到刘瑞龙(西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当时化名李占魁)，随后，让马鹤年给他们改善了伙食。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党代表谢觉哉亲自找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谈话，委托他去张掖以开办福音堂医院的名义，开展营救工作。同行人员有原四方面军干部蔡光波。蔡光波在张掖与王定国取得联系，并通过关系，将王定国和徐世淑两位女战士要到医院当护士，后又增加了一些西路军流散人员。福音堂医院成为营救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一些西路军伤病员在医院得到救治，伤势轻的，发路费让他们去延安。王定国等写的１００多张纸条，也在河西各地流散的西路军人员中流传，纸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５４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到甘州(即今张掖)福音堂医院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接应。”
狱外党支部让蔡光波将情况报告转送兰州。此时，王定国已增选为支部组织委员。由于张掖的及时报告，狱中刘瑞龙、魏传统等４人在党中央的积极营救下获释。
敌人见王定国活动频繁，提出让她嫁给一个修枪工人，王定国以有丈夫并在永登修路为名拒嫁。敌人要她拿出证据，她委托获救的西路军干部吴建初等在途经永登时发一封假信给她。见信后，敌人还不死心，要把她送到永登。党支部认为她处境危险，决定让她到兰州办事处去。通过马鹤年拿到通行证后，王定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张掖。
在兰州“八办”，王定国与谢觉哉喜结连理。后来，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机要秘书、延安市妇联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司法行政处副处长、谢觉哉秘书和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谢老去世后，她主持编辑出版了《谢觉哉文集》《谢觉哉传》等多部书籍。她的脑海深处，始终有西路军战士的身影。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多次到甘肃、青海等地寻访、调查、慰问西路军失散人员，还和伍修权联名写报告反映问题。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后，西路军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些饱经苦难的流散人员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王定国为此感到欣慰。
不畏艰险华全双
华全双是当时妇女团年龄最小的女干部，她任西路军妇女团政治处主任时只有１７岁。
华全双记忆中的战斗是十分惨烈的：“梨园口一仗，西路军受挫，我们独立团负责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马家军把我们围在一个山头上，狂呼：‘冲上去，一人赏一个小老婆!’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弹尽粮绝，便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准备从后山悬崖跳下。正在这时，一发炮弹打在我们中间，我被掀下悬崖时挂在树枝上，这时我三处负伤，肉里还有一颗子弹，昏迷过去。”
苏醒后的华全双，已被战友们用绑腿带从悬崖上救下来。她带着伤在祁连山打游击，两个月后，负伤的她被敌人搜捕，后被敌补充营营长刘云库押走。华全双被押到刘云库老家青海互助县大柳村后，立志要回陕北。她终于做通了刘云库老婆的工作，在一个晚上逃了出来，走上东行的路程。路上，因野狗追咬而丢了衣服干粮，她只好靠讨饭度日。出青海省边境时，遇到马家军的一个逃兵，假意相帮，带她们过了黄河。离兰州很近时，那人露出凶相，逼她嫁人。华全双死也不从，被卖给黄河边上一位姓关的拉纤人当佣人。华全双一边当佣人，一边四处打探党组织的消息。听说兰州有“八办”，就逃出来找，被姓关的追到，两人厮打时，被警察关进监狱。华全双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林健。林健出狱时，把高金城夫人牟玉光的地址留给她。１９３８年冬，华全双出狱，按地址找到牟玉光，牟将她送到“八办”，“八办”负责人伍修权告诉她，他们去了三次函，警察才将她释放。１９３９年２月，华全双回到延安。
解放后，华全双在国务院五机部任保卫处处长。１９８８年８月，她和王定国等人重到西宁，出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那些幸存的原西路军女战士闻讯赶来看她。回忆往事，大家涕泪交零，华全双挑了最好的桃子递给她们，说：“吃吧，咱们四川通江的桃子就这么好!”
矢志不移吴仲廉
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１９２７年她在衡阳女子师范入党。１９２８年参加红军，在朱德率领下到了井冈山。她被任命为组织干事，给毛泽东做秘书工作。１９３２年，她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和康克清队长一起工作。１９３４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１９３６年，红军三大主力全师后，她被任命为红９军敌工部副部长，随部队进入河西。
１９３７年１月，吴仲廉在战火中生下一个男婴，当地花园村的好心人王学文两口子收养了这个取名为继曾的孩子。不久，孩子的父亲红９军政委曾日三带领部队血战红柳园时英勇牺牲。
吴仲廉被捕后被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恰遇被她教育释放过的医生罗承训，在罗的帮助下，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将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带出了青海。与罗告别时，吴仲廉赠照片纪念并题诗：“西海困羁幽，赖君释楚囚；惜别添新恨，怀德永难休。”
李晓忠在西安将她们转交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后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她们回到延安。
全国解放后，吴仲廉长期在司法战线工作，并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结为夫妻。她终于找到了失散在河西的儿子并把他接回身边，后又将抚养儿子的王学文夫妇接到浙江金华福利院生活，她与儿子常去探望。“文革”中，江华、吴仲廉受冲击，王学文夫妇生活无着，回了河西。吴仲廉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被迫害致死，死时只有５９岁。她的儿子继曾(后改名吴长征)受牵连，成了黑五类。１９７６年，吴长征因事故死于上海无线电三厂。
红心向党何福祥
何福祥是湖北红安人，小时曾当过童养媳。１９２７年她参加了游击队并入团，１９２８年加入红军，曾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１９３４年入党。妇女团成立后，她被任命为２营营长。
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何福祥向民乐方向撤退时被俘。当晚，敌人怕她们逃跑，将她们押解到冰河上冻了一夜。随后，在敌人押她们去西宁的路上，何福祥、李文英、李开英利用挑水的机会逃跑了。跑到一个村庄时，她们被十几条饿狗撕咬，李开英被咬得露出了肠子。何福祥将她背到一个山洞里隐蔽后，同李文英去讨饭，当她们返回时，发现李开英已气息奄奄。原来，她怕连累战友，已吞鸦片自尽。
何福祥与李文英忍泪离开山洞再次上路，路上，她俩多次被抓，总是想法得以逃跑。最后，她们在永昌、民勤、武威交界的三岔路口再次被抓，并被送进了武威监狱。马步青陆续将监狱里的女战士分配给他的军官做妻妾，何福祥被分给一个姓赵的副连长。她大闹不从，姓赵的只好将她送回监狱，后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她逃出了监狱。她装成哑巴，曾逃到与兰州隔河相望的地方，但因敌人搜查紧，只好退回武威，在南山张义堡一带做苦工度日。
全国解放后，何福祥在当地安了家。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各项活动，当过不脱产的区妇联主任。１９５２年，一股土匪企图袭击区政府，何福祥听到消息后，背着５个月大的孩子，到区上报告，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土匪放风要杀她，她坦然道：“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
何福祥对党一往情深，盼望能早日恢复她的组织关系。她几乎每年都要向党组织递交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但都没有结果。１９５７年，老战友杨文局来信邀她到酒泉工作，她欣然前往，当了一名被服厂的工人。她还没有忘了每年递交有关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
拨乱反正后，她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１９８５年２月，在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日子，党组织同意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１９３４年算起，参加工作时间定在她参加革命的１９２７年。何福祥是多么激动啊!多少年的盼望终于有了光明的结局，她颤巍巍地捧出了她积攒了数十年的２００多元党费，交给了党组织。这钱，有面额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的……攒得不易啊!她没有收入时，就以“分”来积攒；有了２８元的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按“角”来积累。她从不动用这笔钱，并告诉子女：要是我死了，党籍还没恢复，你们也要把这些党费交给党组织。
踏上漫漫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约有１５００多人，其中妇女团１３００余人，前进剧团１００余人，后勤各部门还有一些。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不外乎牺牲、被俘、流落，能回到延安的毕竟是少数。据１９８４年甘宁青三省妇联的调查，散落在三省的女战士仍然有４００人左右。无论是她们中的生者和死者，都有一段悲惨痛苦的经历。我们不能忘记她们，历史也将铭记她们。
英雄政委吴富莲
１９１１年出生于福建的吴富莲，由于家穷，从小就被送到一户人家当童养媳。１９２８年，家乡闹革命，她勇敢地走出家门，成了少先队的队长，后入团入党，先后担任区政府妇女部长、中共上杭县县委委员、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等职。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她搞宣传，照顾伤病员，筹粮筹款，找向导，请民夫，走的路比别人多，被战友们称赞为“走了三万五千里的铁娘子”。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在经历了三过草地的重重磨难后，她们所在的部队终于与红二方面军联袂北上，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军大会师。随后，吴富莲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率领妇女团开始西征。
进入河西走廊，她们就踏上了血战之路，吴富莲和团长王泉媛指挥全团配合主力作战。在一条山，敌人骑兵经常袭扰，吴富莲向战士们传授用排子枪打骑兵的方法，并将打法编成歌传唱，深受欢迎。
西路军因孤军深入，连遭失败，撤向祁连山，吴富莲和王泉媛主动请缨，要求掩护主力突围。获准后，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负责指挥第３营。敌人开始进攻了，妇女团一齐开火，将敌人打下去，战斗反复多次，完成了阻击任务。１９３７年４月上旬的一天，突围出来的吴富莲和１００余名女战士又被敌人包围了。在危急时刻，她安排年龄小的战士先走，其余人掩护。小战士们坚决不走，吴富莲只好含泪留下她们。经过血肉拼杀，终于突出重围。但她们最终没能逃过敌人的搜捕，并于５月初在祁连山被俘。
当敌人得知吴富莲是妇女团的政委时，以高官厚禄相诱，吴富莲轻蔑地说：“贵军的眼睛不准，把奶奶看歪了。”敌人又以酷刑折磨她，她大义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就料到的。”战争的艰苦和敌人非人的折磨，使身患肺结核的她瘦弱不堪，不断咳血。她不愿意受敌人侮辱，也不愿连累狱中照顾她的战友，最后吞针自杀，以宁死不屈的精神向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抗争。
女中豪杰王泉媛
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是历经千辛万苦幸存下来的有数的西路军女战士之一。她本姓欧阳，出嫁后随夫姓。她出生于江西吉安，那里是革命老区。１９３０年王泉媛入团，担任团支部妇女干事，１９３１年任吉安少共县委妇女部长。１９３４年入党，在中共中央任青妇干事，同年１０月参加长征。长征中到贵州时，她与王首道结为夫妻。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所在的中央卫生部被编为左支队。张国焘令左支队南返川西北后，她曾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她被任命为妇女团团长。
踏上西征路后，她指挥部队参与一条山作战，俘获敌人骆驼３０余匹，这些骆驼成为西路军的运输工具。西路军进驻山丹后，王泉媛和其他几位女干部争取时间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和军事课，并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山丹妇女赶制军鞋军袜。守卫山丹时，王泉媛带领妇女团送弹药、修工事、救伤员，支援前线作战。在临泽守城战中，妇女团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坚持三天三夜，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全团减员４００余人。
王泉媛在祁连山打游击时被捕。她和１００余名妇女团干部战士被关押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监狱，受尽严刑折磨。她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将她单独关押起来，妄图收买她，但她始终以沉默相待。后来，敌人以释放战俘的名义将女战士们集中起来训话，实际是要将她们分配给敌人军官们作妻妾。王泉媛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大家，就将姐妹们召集到一起说：“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能屈服。大家以后要见机行事，设法逃出去。”后来，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将女战士们一个个单独押了出去。
王泉媛被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一次她借机逃跑，被抓回毒打，多次昏死过去，但她坚贞不屈，宁死不从。马进昌无奈，只好将她送回永昌的家中进行“感化”。王泉媛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先后争取到马家佣人阿喜和马进昌部下穆主任的同情，并设法向马进昌要来了女红军王秀英当勤务。１９３９年３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通过阿喜向穆主任要来了通行证，与王秀英一起逃出虎口，奔向兰州。
经过千辛万苦的辗转，王泉媛终于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同志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无奈地告诉她，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王泉媛对这样的规定不解，她流着泪说：“这里不了解我，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我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王泉媛和几个流落在兰州的西路军女战士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叫万铃的汽车司机，随其去过云南、贵州。后来，她和家乡取得了联系，母亲叫她回家，她便于１９４２年７月回到了江西老家。后因赴缅抗日回来的万铃又和别人结了婚，王泉媛只好于１９４８年嫁给曾当过红军的刘高华。解放后，王泉媛怀着对党的忠诚继续工作，曾任区政府妇女主任，敬老院院长，先后当选过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等职。对于西路军的问题，王泉媛向来选择沉默。
１９６２年康克清陪朱德委员长上井冈山时，专门寻访并接见过她。阔别４０余年的王首道也来看她，说他在延安等了３年，未见她的音讯才重组家庭的。面对组织和战友的关怀，王泉媛心中的冰块在融化。由于她一再申请恢复组织关系未准，她于１９８５年又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征６０周年时，她重返河西走廊，在驻军战士的搀扶下，她高举双枪，向天鸣告：姐妹们，６０年后，我终于能来看你们了!
军中才女张琴秋
她是西路军中职务最高的女干部，也是军中学历最高的才女。张琴秋是浙江人，２０岁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２１岁时与沈泽民结婚，不久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４年，她是当时著名的“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１９３０年回国后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部主任。１９３３年沈泽民病故。１９３６年春，张琴秋与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结婚，西路军组成后，她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１日，身怀有孕的张琴秋随西路军总部从糜家营子向西洞堡转移时，在炮火中生下了一个男婴，然而戈壁滩的寒冷冰雪很快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张琴秋含泪上马，再赴征程，血迹沾满了马背。３月下旬，她被搜山的民团抓捕，先押在张掖，后解往西宁。为不暴露身份，她改名苟秀英。女俘中的共产党员们得知她被捕后，都尽力掩护她。当时，马步芳将西路军原剧团被俘的女战士组成新剧团，并下令如发现原剧团的人，可以要过来。女俘们遂以需要炊事员为名，将在皮毛厂做苦工的张琴秋要来。
张琴秋很注意团结同志有策略地与敌人斗争。一次，新剧团的战士莽撞地提出要刺杀马步芳，被张琴秋制止了。她说：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活着战斗，争取能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更伟大的斗争。战友们很信服地听从了她的意见。为躲开敌人的搜查，战友们决定让赵全贞和杨万才(均为西路军战士)假成家，让张琴秋暂时去当佣人。马步芳为笼络人心，同意赵杨结婚，这样，张琴秋成功转移。后又转到中山医院隐蔽。曾在红９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的吴仲廉(红９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的妻子)，想利用中山医院医生罗承训(曾是红军俘虏，经吴仲廉教育后释放，同情红军)的关系设法帮助姐妹们出去，罗答应帮忙，将此事委托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李假意承诺帮助。
１９３７年７月，李晓忠以到庐山受训为名，将张琴秋、陶万荣(妇女团营长)、吴仲廉带出青海。途经兰州时，她们打听党组织未果。途经平凉时，巧遇我援西军的一位宣传干事，请他带信给红３１军军长肖克和政委郭述申，转告西安办事处，设法营救。肖、郭接信后立即通知云阳红军总部转西安办事处，但因时间错过，未能成功。到西安的李晓忠马上露出真面目，为向南京方面邀功，他将张琴秋三人交给了国民党西安行营宪兵队。张琴秋等人很快被押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南京，她们被关押在反省院。
西安办事处得到消息后，给南京办事处发报要求营救，南京办事处派沈雁冰的爱人孔德祉等到反省院看望他们，并报告给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周恩来、叶剑英随即到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同志，并在那里发表讲话，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９月初，张琴秋等人在周恩来的亲自营救下获释，１０月上旬回到延安。
在延安，张琴秋曾任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中央妇委委员和妇联筹委会秘书长等职。全国妇联成立后，她任第一、二、三届妇联执委。张琴秋还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开始后，张琴秋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她含冤跳楼而死。她的独生女张玛娅也受牵连，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迫害致死。历史悲剧无情地落在张琴秋母女两代人身上。
１９７９年６月，党中央为张琴秋开了追悼会，为她平反昭雪。九泉之下的冤魂，终于得以告慰。
机智对敌王定国
川妹子王定国，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四川营山。１９３３年，她当选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会负责人和巴中保卫局的领导，后随红军长征。进入河西走廊后，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日，王定国所在的前进剧团前往永昌东二十里铺慰问红９军时，与敌骑兵部队相遇，在激烈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钧、党支部书记廖赤健(女)等先后牺牲，王定国等１０余人被俘。敌人经武威、永登、民和，将他们押解到西宁。马步芳知道她们是演员，就将她们组成新剧团，为他服务。王定国等人以不会演唱新节目为名，坚持演进步歌舞，敌人便更凶残地对待她们。
王定国等成功掩护张琴秋后，又争取了马步芳中校参谋绽永贵对红军战士的同情，当王定国等１０余人被补充到张掖的韩起功部组建新剧团时，绽永贵不仅利用职务之便让押送的人照顾好她们，还资助她们２０块大洋，以备不时之需。
到张掖后的王定国，仍然与敌人斗智斗勇。她设法与西路军被俘人员狱外党支部和狱中党支部取得联系，先后联络到２０多名共产党员。她还给张掖县长马鹤年(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党团组织)做工作，要求到狱中看望被关押的西路军战士。这样，王定国以找姓李的“舅舅”的名义找到刘瑞龙(西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当时化名李占魁)，随后，让马鹤年给他们改善了伙食。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党代表谢觉哉亲自找党的忠诚朋友高金城谈话，委托他去张掖以开办福音堂医院的名义，开展营救工作。同行人员有原四方面军干部蔡光波。蔡光波在张掖与王定国取得联系，并通过关系，将王定国和徐世淑两位女战士要到医院当护士，后又增加了一些西路军流散人员。福音堂医院成为营救工作的秘密联络点。一些西路军伤病员在医院得到救治，伤势轻的，发路费让他们去延安。王定国等写的１００多张纸条，也在河西各地流散的西路军人员中流传，纸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５４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到甘州(即今张掖)福音堂医院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接应。”
狱外党支部让蔡光波将情况报告转送兰州。此时，王定国已增选为支部组织委员。由于张掖的及时报告，狱中刘瑞龙、魏传统等４人在党中央的积极营救下获释。
敌人见王定国活动频繁，提出让她嫁给一个修枪工人，王定国以有丈夫并在永登修路为名拒嫁。敌人要她拿出证据，她委托获救的西路军干部吴建初等在途经永登时发一封假信给她。见信后，敌人还不死心，要把她送到永登。党支部认为她处境危险，决定让她到兰州办事处去。通过马鹤年拿到通行证后，王定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张掖。
在兰州“八办”，王定国与谢觉哉喜结连理。后来，她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机要秘书、延安市妇联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司法行政处副处长、谢觉哉秘书和多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谢老去世后，她主持编辑出版了《谢觉哉文集》《谢觉哉传》等多部书籍。她的脑海深处，始终有西路军战士的身影。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多次到甘肃、青海等地寻访、调查、慰问西路军失散人员，还和伍修权联名写报告反映问题。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后，西路军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些饱经苦难的流散人员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王定国为此感到欣慰。
不畏艰险华全双
华全双是当时妇女团年龄最小的女干部，她任西路军妇女团政治处主任时只有１７岁。
华全双记忆中的战斗是十分惨烈的：“梨园口一仗，西路军受挫，我们独立团负责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马家军把我们围在一个山头上，狂呼：‘冲上去，一人赏一个小老婆!’情况万分危急，我们弹尽粮绝，便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准备从后山悬崖跳下。正在这时，一发炮弹打在我们中间，我被掀下悬崖时挂在树枝上，这时我三处负伤，肉里还有一颗子弹，昏迷过去。”
苏醒后的华全双，已被战友们用绑腿带从悬崖上救下来。她带着伤在祁连山打游击，两个月后，负伤的她被敌人搜捕，后被敌补充营营长刘云库押走。华全双被押到刘云库老家青海互助县大柳村后，立志要回陕北。她终于做通了刘云库老婆的工作，在一个晚上逃了出来，走上东行的路程。路上，因野狗追咬而丢了衣服干粮，她只好靠讨饭度日。出青海省边境时，遇到马家军的一个逃兵，假意相帮，带她们过了黄河。离兰州很近时，那人露出凶相，逼她嫁人。华全双死也不从，被卖给黄河边上一位姓关的拉纤人当佣人。华全双一边当佣人，一边四处打探党组织的消息。听说兰州有“八办”，就逃出来找，被姓关的追到，两人厮打时，被警察关进监狱。华全双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林健。林健出狱时，把高金城夫人牟玉光的地址留给她。１９３８年冬，华全双出狱，按地址找到牟玉光，牟将她送到“八办”，“八办”负责人伍修权告诉她，他们去了三次函，警察才将她释放。１９３９年２月，华全双回到延安。
解放后，华全双在国务院五机部任保卫处处长。１９８８年８月，她和王定国等人重到西宁，出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那些幸存的原西路军女战士闻讯赶来看她。回忆往事，大家涕泪交零，华全双挑了最好的桃子递给她们，说：“吃吧，咱们四川通江的桃子就这么好!”
矢志不移吴仲廉
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１９２７年她在衡阳女子师范入党。１９２８年参加红军，在朱德率领下到了井冈山。她被任命为组织干事，给毛泽东做秘书工作。１９３２年，她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和康克清队长一起工作。１９３４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１９３６年，红军三大主力全师后，她被任命为红９军敌工部副部长，随部队进入河西。
１９３７年１月，吴仲廉在战火中生下一个男婴，当地花园村的好心人王学文两口子收养了这个取名为继曾的孩子。不久，孩子的父亲红９军政委曾日三带领部队血战红柳园时英勇牺牲。
吴仲廉被捕后被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恰遇被她教育释放过的医生罗承训，在罗的帮助下，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将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带出了青海。与罗告别时，吴仲廉赠照片纪念并题诗：“西海困羁幽，赖君释楚囚；惜别添新恨，怀德永难休。”
李晓忠在西安将她们转交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后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她们回到延安。
全国解放后，吴仲廉长期在司法战线工作，并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结为夫妻。她终于找到了失散在河西的儿子并把他接回身边，后又将抚养儿子的王学文夫妇接到浙江金华福利院生活，她与儿子常去探望。“文革”中，江华、吴仲廉受冲击，王学文夫妇生活无着，回了河西。吴仲廉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被迫害致死，死时只有５９岁。她的儿子继曾(后改名吴长征)受牵连，成了黑五类。１９７６年，吴长征因事故死于上海无线电三厂。
红心向党何福祥
何福祥是湖北红安人，小时曾当过童养媳。１９２７年她参加了游击队并入团，１９２８年加入红军，曾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１９３４年入党。妇女团成立后，她被任命为２营营长。
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何福祥向民乐方向撤退时被俘。当晚，敌人怕她们逃跑，将她们押解到冰河上冻了一夜。随后，在敌人押她们去西宁的路上，何福祥、李文英、李开英利用挑水的机会逃跑了。跑到一个村庄时，她们被十几条饿狗撕咬，李开英被咬得露出了肠子。何福祥将她背到一个山洞里隐蔽后，同李文英去讨饭，当她们返回时，发现李开英已气息奄奄。原来，她怕连累战友，已吞鸦片自尽。
何福祥与李文英忍泪离开山洞再次上路，路上，她俩多次被抓，总是想法得以逃跑。最后，她们在永昌、民勤、武威交界的三岔路口再次被抓，并被送进了武威监狱。马步青陆续将监狱里的女战士分配给他的军官做妻妾，何福祥被分给一个姓赵的副连长。她大闹不从，姓赵的只好将她送回监狱，后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她逃出了监狱。她装成哑巴，曾逃到与兰州隔河相望的地方，但因敌人搜查紧，只好退回武威，在南山张义堡一带做苦工度日。
全国解放后，何福祥在当地安了家。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各项活动，当过不脱产的区妇联主任。１９５２年，一股土匪企图袭击区政府，何福祥听到消息后，背着５个月大的孩子，到区上报告，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土匪放风要杀她，她坦然道：“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
何福祥对党一往情深，盼望能早日恢复她的组织关系。她几乎每年都要向党组织递交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但都没有结果。１９５７年，老战友杨文局来信邀她到酒泉工作，她欣然前往，当了一名被服厂的工人。她还没有忘了每年递交有关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
拨乱反正后，她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１９８５年２月，在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日子，党组织同意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１９３４年算起，参加工作时间定在她参加革命的１９２７年。何福祥是多么激动啊!多少年的盼望终于有了光明的结局，她颤巍巍地捧出了她积攒了数十年的２００多元党费，交给了党组织。这钱，有面额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的……攒得不易啊!她没有收入时，就以“分”来积攒；有了２８元的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按“角”来积累。她从不动用这笔钱，并告诉子女：要是我死了，党籍还没恢复，你们也要把这些党费交给党组织。
踏上漫漫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约有１５００多人，其中妇女团１３００余人，前进剧团１００余人，后勤各部门还有一些。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不外乎牺牲、被俘、流落，能回到延安的毕竟是少数。据１９８４年甘宁青三省妇联的调查，散落在三省的女战士仍然有４００人左右。无论是她们中的生者和死者，都有一段悲惨痛苦的经历。我们不能忘记她们，历史也将铭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