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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天量待业人口，一方面是招人难的抱怨。是政策出了偏差，还是企业太挑剔？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劳动力研究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1月访华期间应邀做客《商界》杂志，探讨外需急剧萎缩、内需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界如何破解劳动力难题。
用工荒是个伪命题
中国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益于“人口红利”。但如今，这项“红利”仿佛离他们越来越远，开始惠及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了。于是，这些沿海的企业开始抱怨，因为那些内迁的企业，他们很难找到廉价的工人。
“招工难”似乎不是中国应该遇到的问题。这里每年会新增2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大约1400万是来自农村，这其中又有绝大部分是非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理应对应的是低成本。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类似的困惑也曾在英国同样发生过。但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到使原本希望迁入的农村劳动力很难离开他们的土地。原先英国的很多社会福利不能随地域转移，这给大城市吸引低廉劳动力制造了障碍。后来，这些规章取消了，社会保障全国化了。此外，地方政府还在城市提供了大量保障房，等这些劳动力能够自食其力时再让他们出去租房子。两方面同时并举，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人们需要有更好的教育才能在城里面更好地生存下去。如果教育背景不足，农村人就会缺乏进入城市工作的能力。
政府做到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据说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把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强行赶到别的地方，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事与愿违。的确，从长时间看，劳动力总是从低端行业、增长率比较低的行业向高端行业、增长率比较快的行业去转移。但是从短期内，也会出现一些逆向流转，生产力不太高的公司反倒能更好地吸引劳动力。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公司薪资更高，提供的岗位就更少，而相反的公司有更多职位空缺可以吸引更多劳动力。
政府不应该根据一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来给予企业不同的待遇。政府靠自身解决不了就业问题，除非是那些直接由政府承担工资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个数量很小。扩大就业，关键还是要依靠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
工资上涨趋势难以逆转
其实，“失业”与“招工难”同时并存是正常现象。劳动力跟工作岗位永远达不到最优分配，总有一部分人没有就业，而另外一些岗位没有人。对于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经济高增长反而会出现就业市场的动荡。
就业和失业的产生，生产力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从相关经济行业转移到这个行业来。但对于相关行业来说，劳动力就会出现流失。渐渐地，这个效应就会蔓延到其他与新技术关联不密切的行业。所以说，社会生产率提高的时候，反倒是在就业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时候。
不要把我的意思曲解为放任劳动力跟工作岗位的不对接。这正是我的研究领域。犹如经济增长是一部发动机，上述问题就是零部件之间的摩擦。当这个摩擦的阻力很小时，并不阻碍发动机的运行，甚至会磨平这个摩擦。但是一旦阻力很大，就会影响机器的运行，甚至破坏整部机器，让它停下来。
减少摩擦的办法就是让“失业人口”和“岗位”流动起来。“就业公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一些人群长期垄断着某些岗位，或者有些人占有比其他人优先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很多由于“产业升级”暂时失业的人群成为长期失业的人群，加大我前面所说的摩擦。这不是通过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就能化解的。
薪资也是润滑上述摩擦的良方。如果薪资定得非常低，工人就会更倾向于领失业保险。提高工资即便只是起到安慰的作用，对于吸引低端劳动力也是有必要的。
企业应该认识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个必然的趋势。
随着制造行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在最近几年技术型公司的增长很快，技术不断发展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技术性人才，这方面的需求推动工资上涨尤为突出。实际上，即便原材料成本不增长，或是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工资依然会上涨。经济学术语“鲍尔默成本病”解释的就是这一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最容易患上这种“成本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力已经非常昂贵，以至于它的世界地位都有所丧失。其实每个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免走到这一步。对于中国来说，既然阻止不了这个趋势，就应该让这个过程尽量漫长些。一方面要给劳动力在周边范围内的流转制造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方式。
服务业是下一个机遇
中国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这样的疑问：大量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何处消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发和渐进的过程：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富裕劳动力，这部分人进入到城市，引发了内需的增加，而正好制造业又需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农业机械化间接提升了工业生产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中国此前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富人，他们赶上了工业发展的浪潮。在早期的制造业发展中，这些企业的就业比例很高，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很低的成本促进了出口，这一度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关键。
正如我此前提及的，工业的迅速升级已经很难吸引低工资的劳动力了。出路在何方？
好在收入上涨让人们有能力享受更多的服务，而技术进步对于这个领域——尤其是服务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并不大。服务业需要从农业和工业获得劳动力，以跟上人们的消费水平和需求。
从规律上看，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下一步就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密集型行业能够吸纳非熟练劳动力迁移——无论他们是来自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同时依然能短时期内保持偏低的工资支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需要有质量的服务业，所以那些曾经借助工业发展浪潮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如果发现自己的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廉价工人，不妨尝试转型为服务业。
但是，这并非是终极的解决方案，服务成本上升一定会步工业成本上升的后尘。最典型的是医疗及其相关领域的支出会在接下来迅猛增长。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下一步会怎样，这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和欧美同行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编 辑 潘 灯
E-mail：pandeng@vip.sina.com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劳动力研究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1月访华期间应邀做客《商界》杂志，探讨外需急剧萎缩、内需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界如何破解劳动力难题。
用工荒是个伪命题
中国沿海地区加工制造业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益于“人口红利”。但如今，这项“红利”仿佛离他们越来越远，开始惠及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了。于是，这些沿海的企业开始抱怨，因为那些内迁的企业，他们很难找到廉价的工人。
“招工难”似乎不是中国应该遇到的问题。这里每年会新增200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大约1400万是来自农村，这其中又有绝大部分是非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理应对应的是低成本。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类似的困惑也曾在英国同样发生过。但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到使原本希望迁入的农村劳动力很难离开他们的土地。原先英国的很多社会福利不能随地域转移，这给大城市吸引低廉劳动力制造了障碍。后来，这些规章取消了，社会保障全国化了。此外，地方政府还在城市提供了大量保障房，等这些劳动力能够自食其力时再让他们出去租房子。两方面同时并举，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承担起教育的责任。人们需要有更好的教育才能在城里面更好地生存下去。如果教育背景不足，农村人就会缺乏进入城市工作的能力。
政府做到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据说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强行把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强行赶到别的地方，以期引进高端产业、高素质人才，结果事与愿违。的确，从长时间看，劳动力总是从低端行业、增长率比较低的行业向高端行业、增长率比较快的行业去转移。但是从短期内，也会出现一些逆向流转，生产力不太高的公司反倒能更好地吸引劳动力。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公司薪资更高，提供的岗位就更少，而相反的公司有更多职位空缺可以吸引更多劳动力。
政府不应该根据一个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来给予企业不同的待遇。政府靠自身解决不了就业问题，除非是那些直接由政府承担工资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个数量很小。扩大就业，关键还是要依靠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
工资上涨趋势难以逆转
其实，“失业”与“招工难”同时并存是正常现象。劳动力跟工作岗位永远达不到最优分配，总有一部分人没有就业，而另外一些岗位没有人。对于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经济高增长反而会出现就业市场的动荡。
就业和失业的产生，生产力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新技术的普及必然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从相关经济行业转移到这个行业来。但对于相关行业来说，劳动力就会出现流失。渐渐地，这个效应就会蔓延到其他与新技术关联不密切的行业。所以说，社会生产率提高的时候，反倒是在就业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时候。
不要把我的意思曲解为放任劳动力跟工作岗位的不对接。这正是我的研究领域。犹如经济增长是一部发动机，上述问题就是零部件之间的摩擦。当这个摩擦的阻力很小时，并不阻碍发动机的运行，甚至会磨平这个摩擦。但是一旦阻力很大，就会影响机器的运行，甚至破坏整部机器，让它停下来。
减少摩擦的办法就是让“失业人口”和“岗位”流动起来。“就业公平”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一些人群长期垄断着某些岗位，或者有些人占有比其他人优先的就业机会，就会导致很多由于“产业升级”暂时失业的人群成为长期失业的人群，加大我前面所说的摩擦。这不是通过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就能化解的。
薪资也是润滑上述摩擦的良方。如果薪资定得非常低，工人就会更倾向于领失业保险。提高工资即便只是起到安慰的作用，对于吸引低端劳动力也是有必要的。
企业应该认识到，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个必然的趋势。
随着制造行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在最近几年技术型公司的增长很快，技术不断发展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技术性人才，这方面的需求推动工资上涨尤为突出。实际上，即便原材料成本不增长，或是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工资依然会上涨。经济学术语“鲍尔默成本病”解释的就是这一现象。中等收入国家最容易患上这种“成本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力已经非常昂贵，以至于它的世界地位都有所丧失。其实每个经济体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免走到这一步。对于中国来说，既然阻止不了这个趋势，就应该让这个过程尽量漫长些。一方面要给劳动力在周边范围内的流转制造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方式。
服务业是下一个机遇
中国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这样的疑问：大量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何处消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发和渐进的过程：农业机械化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富裕劳动力，这部分人进入到城市，引发了内需的增加，而正好制造业又需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农业机械化间接提升了工业生产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中国此前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富人，他们赶上了工业发展的浪潮。在早期的制造业发展中，这些企业的就业比例很高，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很低的成本促进了出口，这一度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关键。
正如我此前提及的，工业的迅速升级已经很难吸引低工资的劳动力了。出路在何方？
好在收入上涨让人们有能力享受更多的服务，而技术进步对于这个领域——尤其是服务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并不大。服务业需要从农业和工业获得劳动力，以跟上人们的消费水平和需求。
从规律上看，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下一步就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密集型行业能够吸纳非熟练劳动力迁移——无论他们是来自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同时依然能短时期内保持偏低的工资支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需要有质量的服务业，所以那些曾经借助工业发展浪潮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如果发现自己的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廉价工人，不妨尝试转型为服务业。
但是，这并非是终极的解决方案，服务成本上升一定会步工业成本上升的后尘。最典型的是医疗及其相关领域的支出会在接下来迅猛增长。就业的结构性变化下一步会怎样，这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和欧美同行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编 辑 潘 灯
E-mail：panden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