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一九九七年十一期载贺次军《朗读与默读》，觉得作者从朗读与默读二者的关系上，对解构主义底蕴有创造性发挥，尤令人联想到世界文化中一些类似的变化，如由史诗到小说的变化等。但文中对所谓的“汉语哲学家”面对解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即由声音本位论入手，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课题，“就不知所从，很被动地从汉字的象形角度去体验对汉文化的解构是什么滋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皆大欢喜”的批评，似乎尚嫌暧昧。如果的确有把“由‘声音’转向‘书写’的思维革命”，“想像为从意义转向审美的文字游戏”，因此而把“‘后现代’，‘解构’的真正底蕴”“冲洗得苍白失色”的汉语哲学家的话，有必要了解为什么他们在“不知所从”之后，却挑选汉字的象形角度去解构汉文化？
　　或许其中有一定道理。但我在这里想补充的只是，在解构主义入关之初，“汉字的象形角度”，曾经是一些“汉语思想家”绎析解构主义中心立论的重要角度之一。汉语本质上更属于表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这一问题有待专家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大的方面说，在西方传统的知识界，一般人都接受这样的说法：汉语不同于表音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德里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成见，把中国文化作为异质的参照物，纳入他对西方文化声音本位论的批判的。八十年代中期，张隆溪曾撰文对德里达立论的出发点作了很大补充。张文通过引用“说文”对词一字的解释和《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亦如德里达所拈出的西方形而上传统一样，一开始也是以声音为中心的，即是说，在中国古人的眼目中，说话(言)亦是比文字(书)更近于意义的。
　　沿着张文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补充以下两点：第一，书、言、意这种等级差别也为庄子所注意。庄子斥世人“贵言传书”，把书、言、意作了极世俗的功利的区分，所以，自己则独取“意之所随者”，以示与俗世清浊有别。虽然庄子的形而上学往往为不求精确的语言表达所累，但书、言、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是明确的：“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
　　其二，中国文化传统中自古以来就有一股延续不断的将声音视为通往意义之锁钥的释经传统。离我们较近的例子，是清代发展到顶极的声训理论。这不但是一套繁复的、形而下的操作程序，而且还是一种形而上的、对意义与文字、意义与声音、以及声音与文字及文化传统的关系的规定和预测。譬如，顾炎武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里所谓的音，乃是古人“其性驯化于中和”而后发、“无不协于正”之音。对他们(我们？)而言，惟有知音之后，方才能获得正确的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