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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戏称，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经常成为“新闻当事人”，而他的同行则评论他为“敢说实话的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任时饱受争议，离职时舆论又痛感惋惜
“我做这事已经5年了，一切变化都在意料之中。”一年前，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今，变化发生了。这个在过去屡引争议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卸任旧职，转赴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
7月18日，王旭明对媒体表达自己离职感言时，用了一个词“欲哭无泪”，又一次引起争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最后一步，又踏在了“新闻当事人”的鼓点上。
“欲哭无泪”别想深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追问我，‘欲哭无泪’是什么意思？”王旭明笑着说。“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哭又流不出来。”十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部办公厅任职，5年前，他多了个“新闻发言人”的头衔。“我现在这段时间都尽可能到办公室来，喜爱留恋嘛，又必须得走。”
“我觉得我使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没有什么深意，我知道，你们非要挖掘出另外一层意思。”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非常简单，就这10个字。但做起来，非常难。”王旭明坐正身体，“最大的阻力是自我，我傻，但是没有傻到不懂得官场的基本运行规则。”
“但正如我在那首诗里说的，既然选择了这个舞台，就要把一种美丽心境携带。”王旭明喜欢写诗，那天有记者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离职之际写一首诗表达心境。王旭明并未推辞，当晚就写成。第二天，这首名为《舞台》的诗就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上。
“我在诗里用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当然是海子的诗。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真的很喜欢海子，我认为，在中国，真正的性情诗人很难得，海子就是一位。”
“一个官员，一个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这是职业素养中的基本一条。”过去的时光里，王旭明由于他的个性语言饱受争议。“我也矛盾，是照本宣科念文件，还是冒着风险用自己的话去表达。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言词是准确了，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满分100，而我那种稍稍不够严谨的表述，传播效果是90，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住相关政策，我宁愿选择后者。”
“我觉得，用个性化的表达，是加强传播效果的规则之一，我那些所谓的奇谈怪论，其实都是和党的政策一致的。”
投白岩松一票
对于如何当好一个新闻发言人的问题，王旭明总会引用陆游的话，“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要熟知这个部门的政策，它的历史、变革等等，还要熟知这个部门的人员和领导，还要有必备的知识积累。”王旭明说，他平时喜欢看《读书》、《博览群书》和《新华文摘》。“每天8点来5点走，像一般的公务员那样，是不可能做好一个新闻发言人的。”
“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
“我之所以尽可能接受采访，那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有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王旭明认为，在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不够。“新闻发言人要有准入制度，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同级政府官员转过来的，而国外都是有媒体工作经验的。我们中国政府还没有新闻发言人，如果将来设立了，如果让我以一个公民来投一票，我投白岩松。”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比如这次离职，他们都会打来电话，问搬家需要车吗，需要招呼一声。再说我父亲，已经80多岁，还说要来帮我搬家。”
“我父亲也跟我说，让我收着些。我不会和父亲辩解什么，也不会和好心来劝的朋友解释什么。我很敬佩有个性的人，比如仇和，比如李金华，包括我们的吴仪，我们曾经的朱镕基总理。”
我的民主意识只有60分
“我觉得和别人辩论，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记者提问尖锐，喜欢讨论激烈。对我是挑战，更刺激。当然，这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王旭明说。
他开过无数次的会，不止是新闻发布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我们说民主啊，有时候很空的，如果说民主该从什么地方做起，我认为应该从改变会风做起，不念稿子，行不行？基本上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都识字，把稿子一发，然后大家讨论，不就民主了嘛，只有讨论才是民主的开始。”
“你能给自己的民主意识打多少分？”面对提问，王旭明斟酌片刻，“这是个实践，尽其所能地实践，如果打分，说实话，60分，这个就算我自恋也不敢打高分。”
中国官员体系的升迁逻辑相当复杂，很多人猜测，王旭明此番是明升暗降。“我不能阻拦他们这样去想，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难忘的5年
“如果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在铁路一线的工作经历，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过医生、护士，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教师的经历，那他们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多多少少会有些欠缺。”王旭明曾经做过7年语文老师，又做了多年的教育记者，他觉得自己既了解老师和学生，又了解媒体，同时还了解国家政策。
“2004年，我们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举办32场，创下当年部委中新闻发布会的纪录，别小看了这个。”
王旭明总会举个例子，SARS的时候，他是指挥小组的成员，“那段时间，坐地铁，一个人坐一截空车厢。大家都害怕，都不敢出门。”这让他感到，及时而准确地发布信息，对于疏解公众的集体情绪非常重要。
“2004年我们实现了(新闻发布会)量的突破，2005年，我感到在保证量的同时，要满足不同记者的口味，那年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品种，包括做节目，到网站做客，写文章，开记者招待会、吹风会、采访对象和记者的见面会，等等。”
“2006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和教育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又和卫生部、公安部一起，推出了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每月25日下午3点，雷打不动，礼拜六、日顺延，到目前为止，26场，这对于我来说，可谓是烤了一层皮，每次都是直播，这26场，是制度的保证。”
“有事没事，新闻发言人都在这儿，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有些人还不能理解这种形式，认为这样太僵化，‘我有事就说多好，灵活掌握多好，’但我要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这26场发布会，至少砍20场，这就是形式对内容有相当大的作用。”
2007年，国新办又推动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知识产权局、国家气象局、保险监督委员会、北京奥组委和重庆市12个部门和地区开始每季度或者每月定时定点地发布新闻。
王旭明指着一块写有“助学政策助我成才”的牌子说：“很多人给我写信，上不起大学怎么办，很多媒体报道学生上不起学上吊自杀，喝农药。就是因为这项政策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
于是2007年，他率领采访团，还有财政部、教育部的官员，以及制定这项政策的官员，到甘肃的革命老区，宁夏的固远，中国考生第一大省河南等地，宣传政策。
“第一次把新闻发布会从教育部搬到了乡镇，搬到了学校的礼堂，学校和老师真的喜欢啊，真欢迎，贫困学校的那些学生真的不知道这项政策怎么回事，问了大量的问题，问问题之细致，远远超过记者，关系他的切身利益啊。”
“我特别感动，一个老红军，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现场，80多岁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感到共产党又回来了。’”
记者朋友写的“悼词”
采访中，一家报社的两名记者推门进来，送上一大束百合，王旭明很高兴，把花放在桌子中央，而原先枯萎的那捧，依旧放着。来客走时，王旭明坚持送到电梯口。
“5年的新闻发言人，感受最深的，还有来自媒体朋友的关怀。”当王旭明调任的消息传出，7月18日当天，他接到150多条问候的短信，晚上回到家，他一一回复，“真的流泪了”。
那天，《中国青年报》社长还亲自带领了50多个记者，为王旭明举行了一场送行会。欢送会上，一个记者唱了一首现编词的《十年》。“每次感动得想哭时，就把话筒交给一旁的主持人。”但是后来，王旭明的眼泪还是喷涌而出，那是看到一干记者递上特别为他印刷的珍藏版报纸特刊，“专门为我排版印刷，只此一张，多不容易。”
整整两大版，全是回忆王旭明的文章。“本报沉痛宣告，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一职。消息传来，举社同悲，所有中青报人的心情陷入了无比的悲痛和沉重之中，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旭明开心地念着。“跟悼词似的，太幽默了，这表达了他们对我的一种情感。”
“我是一个回民，多年后，我土葬时，我要带着这些朋友的关怀。”王旭明说。（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年7月 编辑：何乐）
这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任时饱受争议，离职时舆论又痛感惋惜
“我做这事已经5年了，一切变化都在意料之中。”一年前，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今，变化发生了。这个在过去屡引争议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卸任旧职，转赴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
7月18日，王旭明对媒体表达自己离职感言时，用了一个词“欲哭无泪”，又一次引起争论。“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最后一步，又踏在了“新闻当事人”的鼓点上。
“欲哭无泪”别想深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追问我，‘欲哭无泪’是什么意思？”王旭明笑着说。“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哭又流不出来。”十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部办公厅任职，5年前，他多了个“新闻发言人”的头衔。“我现在这段时间都尽可能到办公室来，喜爱留恋嘛，又必须得走。”
“我觉得我使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没有什么深意，我知道，你们非要挖掘出另外一层意思。”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非常简单，就这10个字。但做起来，非常难。”王旭明坐正身体，“最大的阻力是自我，我傻，但是没有傻到不懂得官场的基本运行规则。”
“但正如我在那首诗里说的，既然选择了这个舞台，就要把一种美丽心境携带。”王旭明喜欢写诗，那天有记者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离职之际写一首诗表达心境。王旭明并未推辞，当晚就写成。第二天，这首名为《舞台》的诗就发表在了《中国青年报》上。
“我在诗里用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当然是海子的诗。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真的很喜欢海子，我认为，在中国，真正的性情诗人很难得，海子就是一位。”
“一个官员，一个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这是职业素养中的基本一条。”过去的时光里，王旭明由于他的个性语言饱受争议。“我也矛盾，是照本宣科念文件，还是冒着风险用自己的话去表达。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言词是准确了，但传播效果只有10分，满分100，而我那种稍稍不够严谨的表述，传播效果是90，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住相关政策，我宁愿选择后者。”
“我觉得，用个性化的表达，是加强传播效果的规则之一，我那些所谓的奇谈怪论，其实都是和党的政策一致的。”
投白岩松一票
对于如何当好一个新闻发言人的问题，王旭明总会引用陆游的话，“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要熟知这个部门的政策，它的历史、变革等等，还要熟知这个部门的人员和领导，还要有必备的知识积累。”王旭明说，他平时喜欢看《读书》、《博览群书》和《新华文摘》。“每天8点来5点走，像一般的公务员那样，是不可能做好一个新闻发言人的。”
“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
“我之所以尽可能接受采访，那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有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王旭明认为，在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不够。“新闻发言人要有准入制度，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同级政府官员转过来的，而国外都是有媒体工作经验的。我们中国政府还没有新闻发言人，如果将来设立了，如果让我以一个公民来投一票，我投白岩松。”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比如这次离职，他们都会打来电话，问搬家需要车吗，需要招呼一声。再说我父亲，已经80多岁，还说要来帮我搬家。”
“我父亲也跟我说，让我收着些。我不会和父亲辩解什么，也不会和好心来劝的朋友解释什么。我很敬佩有个性的人，比如仇和，比如李金华，包括我们的吴仪，我们曾经的朱镕基总理。”
我的民主意识只有60分
“我觉得和别人辩论，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记者提问尖锐，喜欢讨论激烈。对我是挑战，更刺激。当然，这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王旭明说。
他开过无数次的会，不止是新闻发布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我们说民主啊，有时候很空的，如果说民主该从什么地方做起，我认为应该从改变会风做起，不念稿子，行不行？基本上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都识字，把稿子一发，然后大家讨论，不就民主了嘛，只有讨论才是民主的开始。”
“你能给自己的民主意识打多少分？”面对提问，王旭明斟酌片刻，“这是个实践，尽其所能地实践，如果打分，说实话，60分，这个就算我自恋也不敢打高分。”
中国官员体系的升迁逻辑相当复杂，很多人猜测，王旭明此番是明升暗降。“我不能阻拦他们这样去想，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难忘的5年
“如果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在铁路一线的工作经历，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过医生、护士，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教师的经历，那他们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多多少少会有些欠缺。”王旭明曾经做过7年语文老师，又做了多年的教育记者，他觉得自己既了解老师和学生，又了解媒体，同时还了解国家政策。
“2004年，我们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举办32场，创下当年部委中新闻发布会的纪录，别小看了这个。”
王旭明总会举个例子，SARS的时候，他是指挥小组的成员，“那段时间，坐地铁，一个人坐一截空车厢。大家都害怕，都不敢出门。”这让他感到，及时而准确地发布信息，对于疏解公众的集体情绪非常重要。
“2004年我们实现了(新闻发布会)量的突破，2005年，我感到在保证量的同时，要满足不同记者的口味，那年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品种，包括做节目，到网站做客，写文章，开记者招待会、吹风会、采访对象和记者的见面会，等等。”
“2006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和教育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又和卫生部、公安部一起，推出了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每月25日下午3点，雷打不动，礼拜六、日顺延，到目前为止，26场，这对于我来说，可谓是烤了一层皮，每次都是直播，这26场，是制度的保证。”
“有事没事，新闻发言人都在这儿，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有些人还不能理解这种形式，认为这样太僵化，‘我有事就说多好，灵活掌握多好，’但我要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这26场发布会，至少砍20场，这就是形式对内容有相当大的作用。”
2007年，国新办又推动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食品药品监督局、知识产权局、国家气象局、保险监督委员会、北京奥组委和重庆市12个部门和地区开始每季度或者每月定时定点地发布新闻。
王旭明指着一块写有“助学政策助我成才”的牌子说：“很多人给我写信，上不起大学怎么办，很多媒体报道学生上不起学上吊自杀，喝农药。就是因为这项政策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
于是2007年，他率领采访团，还有财政部、教育部的官员，以及制定这项政策的官员，到甘肃的革命老区，宁夏的固远，中国考生第一大省河南等地，宣传政策。
“第一次把新闻发布会从教育部搬到了乡镇，搬到了学校的礼堂，学校和老师真的喜欢啊，真欢迎，贫困学校的那些学生真的不知道这项政策怎么回事，问了大量的问题，问问题之细致，远远超过记者，关系他的切身利益啊。”
“我特别感动，一个老红军，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现场，80多岁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感到共产党又回来了。’”
记者朋友写的“悼词”
采访中，一家报社的两名记者推门进来，送上一大束百合，王旭明很高兴，把花放在桌子中央，而原先枯萎的那捧，依旧放着。来客走时，王旭明坚持送到电梯口。
“5年的新闻发言人，感受最深的，还有来自媒体朋友的关怀。”当王旭明调任的消息传出，7月18日当天，他接到150多条问候的短信，晚上回到家，他一一回复，“真的流泪了”。
那天，《中国青年报》社长还亲自带领了50多个记者，为王旭明举行了一场送行会。欢送会上，一个记者唱了一首现编词的《十年》。“每次感动得想哭时，就把话筒交给一旁的主持人。”但是后来，王旭明的眼泪还是喷涌而出，那是看到一干记者递上特别为他印刷的珍藏版报纸特刊，“专门为我排版印刷，只此一张，多不容易。”
整整两大版，全是回忆王旭明的文章。“本报沉痛宣告，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一职。消息传来，举社同悲，所有中青报人的心情陷入了无比的悲痛和沉重之中，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旭明开心地念着。“跟悼词似的，太幽默了，这表达了他们对我的一种情感。”
“我是一个回民，多年后，我土葬时，我要带着这些朋友的关怀。”王旭明说。（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年7月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