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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婚恋的生意呈爆炸性增长。恋爱培训、虚拟恋人、网上相亲、分手大师,从相恋交友,至分手离婚,爱情的每一步都可以被设计、标价、购买,由专业的第三方人士来承担军师和智囊的角色,谈婚论“价”以期在婚恋市场为自己谋得最大的价值。
也是在21世纪之初,舒心和另两位和合伙人成立“维情咨询工作室”,那时候的他想不到,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人的婚姻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职业能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名誉,以及“成就感”。
而现在,他们有一个更时尚的称谓,“小三”劝退师。正是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给“小三劝退师”们提供了一个无比丰厚的市场。
如今,舒心的公司早已从“工作室”更名为“国际连锁集团”,他为此特意将公司拿到香港注册。公司总部占据了上海长宁区一栋商务大厦约1000多平方米的整个楼层,这里也是各类婚姻家庭咨询行业会议的集散地。入口处右侧赫然立着六块竖行铜板上,用红字写着一连串以“国际”“中国”“上海”开头的单位名,比如“国际幸福关系研究院上海研究中心”,虽然读起来拗口,也很少人真能搞明白它是研究什么的,但它们像某种自我身份认定,标榜着这个公司的江湖地位。
明丽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她敞亮的办公室,站在十八楼的落地窗户前,对着一览无余的远处高楼,明丽先介绍了此处毗邻静安、闵行、徐汇三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之后指着远处高塔说,“从这里是能看到东方明珠塔——我就在这里听富婆们哭诉,为姐妹们解忧。”她扭头指着办公室一角的黑色皮质沙发说。![](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1538/xwzk20153818-1-l.jpg)
明丽(左)拥抱的女士是一位大学教授,其丈夫从部队转业后和自己公司的下属产生婚外情。在丈夫摊牌离婚之前,夫妻之间已有三年冷暴力。该女士与公司签署30万的委托协议后,明丽带领团队进行干预,最终以赔偿“小三”100万了断婚外情,并说服丈夫回到妻子身边。图/受访者提供
明丽今年46岁,从事婚姻咨询工作将近15年。她短发,一身黑白职业套装,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兴头处会蹦出几句上海方言。她是这家婚姻情感诊所的合伙人,首席咨询师,也负责操持公司的大小行政事务。明丽有着上海女人的强大气场,精明干练,“绝不把话说死,但让听者除了顺从似乎也没有其他活路”是她的本事。
在成为婚姻咨询师之前,明丽是一名初中教师。她办公室的书柜里,除了《围城》等几本名著之外,都是关于婚姻爱情的宝典指南,她说这些自己都看过,受益颇多,“我特别喜欢从别人的观念里提炼自己的观点”。
明丽拥有婚姻家庭咨询师一级证书,这证书,只是为她职业入门提供了通行证,在她看来,实战才是咨询经验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来源。她不会轻易用那些背书本条条框框的人,“客户那么重要,怎么能随便拿她们去练手。”
明丽在意她的客户,但也轻视她们。她们面临的那些情爱难题,哭哭啼啼和寻死觅活,在明丽眼里都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都可以解决。”口气带着些不屑。
明丽无时无刻不被她的客户围绕,她有4部手机6个号码,24小时待机。明丽没有假期,越是节假日,“小三”和原配对丈夫的争夺就越凶狠,她也越忙碌。但她享受这种一分钟都不得闲的“被需要”。她称自己的工作是“扼住一段向下关系的咽喉,并实现惊天逆转”。
她对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判断很自信,面对那些不听从她建议的“笨女人”,偶尔会生气。采访期间,客户发来微信,对方没有听从明丽的劝诫,发了一条“又臭又长”的短信给丈夫,明丽很生气,通过语音“教训”了客户,“一个女人生下来,我们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学会怎么样讲话,却用长长的一生去学会如何闭嘴,但就是这样,很多女性都学不会如何闭嘴。”说这些的时候,明丽站在办公桌前来回踱步,语气严厉苛责,声调抑扬顿挫。
她掌握着与每一个客户的通话时间、长度,有限的时间里,可以同时安排尽可能多的事情,甚至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回复另一个微信。在接受采访的空隙,她也忍不住扫微信与她的新老客户保持联络,所有的交谈、包括采访,都成为她的一种职业性条件反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适度炫耀点到为止,她都不假思索。
“小三劝退师”,是富贵人家才请得起的“家庭医生”。这里的客户,大都是家产几百上千万的富家太太。她们最怕“小三”生孩子,因为“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受同等待遇,生孩子就意味着分家产”。有些富婆咬牙切齿,“明老师,给你几千万一个亿,你去把她做掉。”做掉就是杀掉,但明丽肯定不会这么干,只是先劝着哄着。她见过太多“小三”和原配之间的凶残厮杀,早已脱敏。
大半夜“小三”冲到男人家,跳到丈夫和妻子的床上说“我们一起睡”;“小三”、原配和丈夫坐在一起,强势“小三”逐一列举我能为他“跑业务、做单子、生孩子”,你能做什么?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的原配被逼得哑口无言;有“小三”直接发裸照、性爱视频给原配摊牌;有丈夫在另外一个城市和“小三”生了两个孩子买了两套房,“小三”打电话给原配:求你为了我的孩子着想,把你丈夫让给我吧……诸如此类的情节,每天都在她的客户中上演,都经客户哭诉给她。
这十几年,明丽一直是这些婚姻中“可怜女人”的军师,她教她们如何给丈夫发短信、打电话,她与她的智囊团们为女人们出谋划策,智取“男人”而非蛮干或哭诉。明丽懂男人,她告诉太太们,他们需要尊重、赞美、仰视、认可、接纳,而不是无理取闹和颐指气使。
面对婚姻家庭保卫战,明丽不相信眼泪,而相信谋略、计策和智慧。“方式方法”是她在谈案例的过程中最常用的一句话,但至于具体用何种方式方法,明丽总是讳莫如深。
舒心更愿意称自己为“婚姻咨询师”,但他也承认,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分离婚姻中的第三者。
二十年前,舒心是《上海法制报》的专栏记者,负责解答婚姻相关的法律、情感问题。每周一整版的内容颇受欢迎,而六年的工作也为他积累的大量的经验。但那时候,他从未想过有偿咨询。至到有一天,一个台湾女人约他出去面谈,临走时留下了1000元。“15年前1000元是非常值钱的。”
那一次,舒心看到了商机。那些发现丈夫出轨,但又想保护婚姻的妻子们,常常求助无门。舒心发现,律师只负责离婚财产的分配,心理咨询师限定的行为规范则是不允许为咨询者作决定的,而新婚姻法并不提倡“捉奸”。捉奸后打110,警察教育批评几句,并无权干涉。而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配以后续服务,显然是有着庞大需求但尚无人提供服务的市场。
舒心有5部手机,10个不同城市的号码,保持24小时畅通。虽然总部在上海,但“劝退小三”的生意遍布全国。广东、重庆、深圳、北京、浙江都是重点地区。舒心每个月亲自解决10至20个案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出差。通常在某地呆一两天了解具体情况,给团队安排好任务,就赶往下一个战场“灭火”。客户多为40岁左右饱受第三者困扰的家庭。
而能让舒心出面的单子,通常是收费30万以上的“重症”。舒心把自己的公司称为婚姻诊所和医院,而把被第三者介入的家庭比喻为“癌症病人”,而病人是需要被挽救的。
在舒心展示的一份妻子的委托书上,写着三个要求,“指导委托人要求丈夫迅速处理小三问题”“帮助委托人要求小三尽快终止怀孕”以及“代理委托人会见小三,谈补偿事宜”。这份委托书的标明收费30万人民币,分四次付清。
在这份“要求小三终止怀孕”的委托案例中,“小三”已经怀孕六个月,胎儿基本成型,引产具有风险。当记者问到如果做不到怎么办时,舒心信心满满,“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舒心的自信是有根据的,他并不是什么客户都接。他拒绝“三无”客户。三无,即“无性无爱无利”的家庭,没有爱的基础,男人对家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和帮助,即使腰缠万贯也不花一分钱给家里的。一旦接单签合同,舒心和他的团队有九成的把握成功。舒心给出的数据中,劝退“小三”并修复夫妻感情的成功率为98%。“我们每件事情都要追求结果。”他说。
每天,公司官网平均有3000的访问量,200多人次的线上咨询,并产生十多个单子。在一般流程中,线上咨询师会对客户进行15分钟左右的免费答疑。如果客户需要进一步诊断,会转给专业的线下咨询师,根据咨询师等级的高低,支付1个小时1000至3000元不等的咨询费。也有按日结算,每天1万至3万不等。
通过一到两个小时的咨询,对咨询者感情状况有具体了解后,咨询师会提出可行性建议,但如果咨询者无法独立解决,希望团队出面干预时,咨询便进入下一个“介入”流程。咨询者需要签署上文提及的委托书,与公司协商费用、交付定金之后,公司的智囊团就开始着手制定“小三”分离方案并按步骤实施。起步价5万元,上不封顶。
“劝退小三”的市场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公布的数据显示,15年间,该公司通过网络、电话、到访三种途径帮助处理情感受困人士达110多万人次。2014年一年,“成功挽救婚姻”5316对,“劝阻婚外情”6979对,“分离小三”8552个,“干预为情自杀”1320起。
对于咨询师的选拔,国家并无统一严格的流程,唯一的硬性指标是考取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深圳也有一支强调拥有法律、心理学、婚姻家庭研究背景的人士的团队,收费也同样高昂。单方面咨询的收费8000元起,而介入行动则以20万元起价,如果情况复杂,花费会更高。
但在三四线城市,费用就相应降低一些。在安徽合肥,一次咨询收费1000元,整个案例的咨询则以两万起步。
现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类服务的公司,服务内容一般冠以“婚姻咨询”的名义,但其实主要业务集中在“劝退小三”。在网上输入“婚姻咨询”,得到的700多条搜索结果中,基本是各公司的宣传介绍。
舒心称,公司目前在全国有59家分店,297个咨询师。在上海总部的咨询师办公室,办公桌仅留给13个标有名牌的线下咨询师。这些咨询师都要经过公司六个月的学习和实操,正式上岗后月收入可达两三万。而高级咨询师根据个案提成,月薪能达到五六万甚至更高。
舒心下一步计划把公司打造成连锁品牌,向加盟店收取代理费,为他们培训“咨询师”,由此形成商业运作模式。
舒心笑言,“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改行了。这样的婚姻医院情感诊所是永远不会倒闭的。”
在“劝退师”看来, “劝退小三”,并不只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办到的。想要达到目的,更多的时候需要介入小三的生活,通过委托人或者其他方式,探听一个人生活的秘密,抓住她道德上的致命软肋,然后瓦解她。
当重庆商人吴生(化名)把认识三个月的生意伙伴瑜峰介绍给情人、学生时代的恋人张华(化名)时,他不知道自己这段正处于“蜜月期”的婚外情即将被遏止。吴生绝想不到,这位三个月来与他称兄道弟、嘘寒问暖的朋友瑜峰的真正职业是“小三劝退师”。
三个月前,当吴生的妻子找到瑜峰时,心灰意冷。丈夫自从参加一次同学会之后就总是在家里无故找茬、冷落自己,两人感情急转直下,丈夫甚至从家里搬了出去。夫妻间持续冷战,但她又找不到丈夫出轨的痕迹。
从业十多年,对于如何接近目标对象,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瑜峰有十足的信心。结识男人的方法大部分在酒桌上,这次也不例外。三个月喝酒喝茶,聊生意聊生活之后,瑜峰借机抛出了预设好的故事,“我与一个曾经的女同学之间产生了感情,被老婆知道了,让我做选择,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苦恼。” 酒过三巡,抛砖引玉之后,苦闷的吴生终于开口了,“兄弟,你和我一样。”当吴生同意把情人约出来与瑜峰见面时,瑜峰知道,这单生意基本就成了。
瑜峰一方面收集情人的“作风问题”并侧面告知吴生,一方面在见面后的饭桌上用“离婚之后你女儿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你们两个通过这种方式在一起未来坎坷,得不到祝福”等等不断进行心理暗示,最后以兄弟间“我是为你好,旁观者清”的情谊加以劝慰,一段时间后,吴生就与情人慢慢断了联系。
“劝退小三”之后,瑜峰接着着手“修复婚姻”。计划方案中有让吴生的父亲佯装生病劝和、举办家庭聚会邀请吴生和妻子参加、以好兄弟的身份在人前人后夸赞吴生的妻子等等。五个月后,瑜峰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就达到了委托人的要求,十几万的费用也按时到账。
这只是瑜峰处理过的众多委托中轻量级的案例。移位、移情和厌恶法,是瑜峰最管用的手段。
在另一个案例中,为了达到委托人“让小三打胎”的要求,瑜峰带队来到“小三”家乡,用故意让利做生意的方式接近“小三”家人,赢得“小三”信任后,他假借“小三”家人的身份与男主角通话故意制造两人间矛盾,让“小三”对男主角产生厌恶情绪;同时让工作人员编造自己被男人骗,生下了没有父亲的孩子,遭同龄人欺负的苦情戏码。多面打击之下,怀孕三个多月的“小三”终于同意流产。
并未想过向男主角索取经济补偿的“小三”,在瑜峰的劝说下同意索取补偿。瑜峰顺利从委托人手里拿到200万,帮“小三”在深圳开了家公司。通过移位和移情,彻底分散“小三”的注意力,拉远“小三”和男主角之间的物理距离,从而转移“小三”的情感寄托。
运用这些暗箱操错,穿梭在丈夫、原配和“小三”之间的高级咨询师往往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了任务,而且同时获得三方的感谢。作为女性,在与“小三”的接触中,明丽更有优势。面对那些被土豪宠坏的女人,她从不吝惜花委托人的钱,陪“小三”吃喝玩乐,甚至饮食起居都在一起,以此来建立女人之间的感情。
明丽带记者去探望了一位委托人的丈夫,曾经为了“小三”坚决要求离婚的大学教授如今成了重症病人,守在他身边照顾的,是此前为了争夺丈夫与“小三”对骂、撕扯但仍然被诉诸离婚的原配,两人已经签署离婚协议。得知前夫重病后,原配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来照顾他,而此时的小三,已经被明丽用“移位”的方法委托一家外地公司通过“重金聘请”,离开了上海。
明丽以妻子朋友的身份探望病人,温柔地劝慰那位丈夫注意休息,早日康复。这场演技精湛的探访结束后,离开医院的路上,明丽很兴奋。“他会相信我一直帮助他老婆去分‘小三’吗?告诉他也不会相信的。”
出租车上,明丽回忆起这份职业带给她的种种感受,“这个职业把我整个性格全部变了。我小时候很胆小的。但有一次陪客人在急诊室呆了一个晚上,八个急诊病人进进出出,有(死)人甚至从旁边就被推走了,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明丽感叹,“我何德何能啊,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见到我都服服帖帖的喊我一声‘明老师’。”
“你知道么,有人叫我‘大明神啊’。”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
明丽说,十年前,面对“小三”,原配大多果断离婚,但这几年形势渐渐变了,老婆们大多选择和“小三”斗争到底。因为“如果进入第二次婚姻,经营会比第一次更难,而且基本上很难再婚。而男人稍微有点成就,离婚之后马上就能进入二婚状态。”
在“小三”劝退师们的案例中,不管是保卫成功还是失败,最终受伤害的都是女人,无论是原配还是“小三”。男主角们只是损失钱财,算是受点“皮肉伤”。即使“小三”劝退师扛着道德大旗,声称保卫“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却很少对男人有谴责。
刘学林来自安徽,他的名片上印着“安徽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两个职务,而两个协会分别成立于2015年5月和2015年1月,都是民间的松散组织。在“小三劝退师”“婚姻咨询师”的报道中,经常会出现这类看似高大上的组织名称,而其实它们多是近一两年应运而生的,圈内人士互相捧场营造的“草根协会”。
刘学林的客户同样以四十岁左右女性客户为主,而他工作的重心是帮她们认识到,在婚恋市场里,四十岁女人没有任何选择优势,离婚之后再婚的概率微乎其微。“安徽人整个寿命是72岁,一半已经过去了,凑合一下也就过去了。”
面对丈夫的出轨,他教她们学会宽容、谅解,找出问题的症结,分离“小三”,挽回男人的心。即便丈夫已经和“小三”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刘学林也宽慰原配,“孩子你要认可,毕竟是老公的后代。你如果不管,万一像韩剧中那样,你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处对象就完了。再者,万一以后献血献骨髓,也许需要他们呢。”刘学林讲述这些时非常严肃,像是从内心就认同这个价值体系。
除非是有严重的家庭暴力或者心理问题、债务问题而无法共同生活,一般的咨询里,刘学林都会主动劝和。在他看来,离婚伤害的是整个家庭,而容忍只不过是牺牲一些妻子的自尊心而已。“包容”“谅解”是他多次提及的词汇,在这个价值体系里,“包容丈夫出轨”是四十岁女人除了三从四德之外必须具备的新素质。
不过,当婚姻出现“男小三”时,咨询师口中那一套“家庭和睦孩子身心健康高于一切”的理论就不见了。在刘学林的咨询经历中,他认为只有软弱到无能的男人,才愿意容忍妻子的出轨行为。说到底,“婚姻只对女人很重要”。
越来越多的妻子为了维护财产而拒绝离婚,她们要求劝退师们用一切办法剔除“小三”时,受委托人多是一口允诺,并不管夫妻间是否有实质性爱情存在。这和任何一门生意没什么不同,他们遵循“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在10月10日召开的一场婚姻咨询师业务论坛上,行业内部为自己制定了“小三”劝退师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和“九项注意”。包括认真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保守“二奶”“小三”的个人隐私;不得刺激、欺骗、爱上、威胁小三等等。
民事律师白宇认为,“小三劝退师”其实是一个介乎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职业。对于这个诞生于民间的职业,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范。“它不违法,但违规。”婚姻家庭咨询师只是具备婚姻咨询的从业资质,但并没有赋予从业者直接介入委托人、甚至“小三”正常生活的权利。
白宇说,任何行为都需要遵循法律秩序和公序良俗两种秩序。婚姻咨询师作为单个个体,他们对“小三”使用的刻意隐瞒行为属于欺诈。在《民法通则》中,欺诈的民事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但因为“小三”的行为本身违背公序良俗,即使她们最后发现真相,也可能因为身份尴尬和取证上的难度,很难提出维权的请求。“小三劝退师”的行为就是抓住这个法律空白。
每当逢年过节,劝退师们会收到一些感谢短信,这还是让他们感到高兴。但短信背后,这个家庭过得如何,他们一无所知,也无意了解。
也是在21世纪之初,舒心和另两位和合伙人成立“维情咨询工作室”,那时候的他想不到,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人的婚姻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职业能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名誉,以及“成就感”。
而现在,他们有一个更时尚的称谓,“小三”劝退师。正是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给“小三劝退师”们提供了一个无比丰厚的市场。
扼住一段向下关系的咽喉
如今,舒心的公司早已从“工作室”更名为“国际连锁集团”,他为此特意将公司拿到香港注册。公司总部占据了上海长宁区一栋商务大厦约1000多平方米的整个楼层,这里也是各类婚姻家庭咨询行业会议的集散地。入口处右侧赫然立着六块竖行铜板上,用红字写着一连串以“国际”“中国”“上海”开头的单位名,比如“国际幸福关系研究院上海研究中心”,虽然读起来拗口,也很少人真能搞明白它是研究什么的,但它们像某种自我身份认定,标榜着这个公司的江湖地位。
明丽带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她敞亮的办公室,站在十八楼的落地窗户前,对着一览无余的远处高楼,明丽先介绍了此处毗邻静安、闵行、徐汇三区的优越地理位置,之后指着远处高塔说,“从这里是能看到东方明珠塔——我就在这里听富婆们哭诉,为姐妹们解忧。”她扭头指着办公室一角的黑色皮质沙发说。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xwzk/xwzk201538/xwzk20153818-1-l.jpg)
明丽今年46岁,从事婚姻咨询工作将近15年。她短发,一身黑白职业套装,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兴头处会蹦出几句上海方言。她是这家婚姻情感诊所的合伙人,首席咨询师,也负责操持公司的大小行政事务。明丽有着上海女人的强大气场,精明干练,“绝不把话说死,但让听者除了顺从似乎也没有其他活路”是她的本事。
在成为婚姻咨询师之前,明丽是一名初中教师。她办公室的书柜里,除了《围城》等几本名著之外,都是关于婚姻爱情的宝典指南,她说这些自己都看过,受益颇多,“我特别喜欢从别人的观念里提炼自己的观点”。
明丽拥有婚姻家庭咨询师一级证书,这证书,只是为她职业入门提供了通行证,在她看来,实战才是咨询经验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来源。她不会轻易用那些背书本条条框框的人,“客户那么重要,怎么能随便拿她们去练手。”
明丽在意她的客户,但也轻视她们。她们面临的那些情爱难题,哭哭啼啼和寻死觅活,在明丽眼里都是小事一桩,“没什么大不了的,都可以解决。”口气带着些不屑。
明丽无时无刻不被她的客户围绕,她有4部手机6个号码,24小时待机。明丽没有假期,越是节假日,“小三”和原配对丈夫的争夺就越凶狠,她也越忙碌。但她享受这种一分钟都不得闲的“被需要”。她称自己的工作是“扼住一段向下关系的咽喉,并实现惊天逆转”。
她对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判断很自信,面对那些不听从她建议的“笨女人”,偶尔会生气。采访期间,客户发来微信,对方没有听从明丽的劝诫,发了一条“又臭又长”的短信给丈夫,明丽很生气,通过语音“教训”了客户,“一个女人生下来,我们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学会怎么样讲话,却用长长的一生去学会如何闭嘴,但就是这样,很多女性都学不会如何闭嘴。”说这些的时候,明丽站在办公桌前来回踱步,语气严厉苛责,声调抑扬顿挫。
她掌握着与每一个客户的通话时间、长度,有限的时间里,可以同时安排尽可能多的事情,甚至一边听着电话,一边回复另一个微信。在接受采访的空隙,她也忍不住扫微信与她的新老客户保持联络,所有的交谈、包括采访,都成为她的一种职业性条件反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适度炫耀点到为止,她都不假思索。
“小三劝退师”,是富贵人家才请得起的“家庭医生”。这里的客户,大都是家产几百上千万的富家太太。她们最怕“小三”生孩子,因为“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受同等待遇,生孩子就意味着分家产”。有些富婆咬牙切齿,“明老师,给你几千万一个亿,你去把她做掉。”做掉就是杀掉,但明丽肯定不会这么干,只是先劝着哄着。她见过太多“小三”和原配之间的凶残厮杀,早已脱敏。
大半夜“小三”冲到男人家,跳到丈夫和妻子的床上说“我们一起睡”;“小三”、原配和丈夫坐在一起,强势“小三”逐一列举我能为他“跑业务、做单子、生孩子”,你能做什么?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的原配被逼得哑口无言;有“小三”直接发裸照、性爱视频给原配摊牌;有丈夫在另外一个城市和“小三”生了两个孩子买了两套房,“小三”打电话给原配:求你为了我的孩子着想,把你丈夫让给我吧……诸如此类的情节,每天都在她的客户中上演,都经客户哭诉给她。
这十几年,明丽一直是这些婚姻中“可怜女人”的军师,她教她们如何给丈夫发短信、打电话,她与她的智囊团们为女人们出谋划策,智取“男人”而非蛮干或哭诉。明丽懂男人,她告诉太太们,他们需要尊重、赞美、仰视、认可、接纳,而不是无理取闹和颐指气使。
面对婚姻家庭保卫战,明丽不相信眼泪,而相信谋略、计策和智慧。“方式方法”是她在谈案例的过程中最常用的一句话,但至于具体用何种方式方法,明丽总是讳莫如深。
天价婚姻保护费
舒心更愿意称自己为“婚姻咨询师”,但他也承认,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分离婚姻中的第三者。
二十年前,舒心是《上海法制报》的专栏记者,负责解答婚姻相关的法律、情感问题。每周一整版的内容颇受欢迎,而六年的工作也为他积累的大量的经验。但那时候,他从未想过有偿咨询。至到有一天,一个台湾女人约他出去面谈,临走时留下了1000元。“15年前1000元是非常值钱的。”
那一次,舒心看到了商机。那些发现丈夫出轨,但又想保护婚姻的妻子们,常常求助无门。舒心发现,律师只负责离婚财产的分配,心理咨询师限定的行为规范则是不允许为咨询者作决定的,而新婚姻法并不提倡“捉奸”。捉奸后打110,警察教育批评几句,并无权干涉。而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配以后续服务,显然是有着庞大需求但尚无人提供服务的市场。
舒心有5部手机,10个不同城市的号码,保持24小时畅通。虽然总部在上海,但“劝退小三”的生意遍布全国。广东、重庆、深圳、北京、浙江都是重点地区。舒心每个月亲自解决10至20个案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出差。通常在某地呆一两天了解具体情况,给团队安排好任务,就赶往下一个战场“灭火”。客户多为40岁左右饱受第三者困扰的家庭。
而能让舒心出面的单子,通常是收费30万以上的“重症”。舒心把自己的公司称为婚姻诊所和医院,而把被第三者介入的家庭比喻为“癌症病人”,而病人是需要被挽救的。
在舒心展示的一份妻子的委托书上,写着三个要求,“指导委托人要求丈夫迅速处理小三问题”“帮助委托人要求小三尽快终止怀孕”以及“代理委托人会见小三,谈补偿事宜”。这份委托书的标明收费30万人民币,分四次付清。
在这份“要求小三终止怀孕”的委托案例中,“小三”已经怀孕六个月,胎儿基本成型,引产具有风险。当记者问到如果做不到怎么办时,舒心信心满满,“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
舒心的自信是有根据的,他并不是什么客户都接。他拒绝“三无”客户。三无,即“无性无爱无利”的家庭,没有爱的基础,男人对家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和帮助,即使腰缠万贯也不花一分钱给家里的。一旦接单签合同,舒心和他的团队有九成的把握成功。舒心给出的数据中,劝退“小三”并修复夫妻感情的成功率为98%。“我们每件事情都要追求结果。”他说。
每天,公司官网平均有3000的访问量,200多人次的线上咨询,并产生十多个单子。在一般流程中,线上咨询师会对客户进行15分钟左右的免费答疑。如果客户需要进一步诊断,会转给专业的线下咨询师,根据咨询师等级的高低,支付1个小时1000至3000元不等的咨询费。也有按日结算,每天1万至3万不等。
通过一到两个小时的咨询,对咨询者感情状况有具体了解后,咨询师会提出可行性建议,但如果咨询者无法独立解决,希望团队出面干预时,咨询便进入下一个“介入”流程。咨询者需要签署上文提及的委托书,与公司协商费用、交付定金之后,公司的智囊团就开始着手制定“小三”分离方案并按步骤实施。起步价5万元,上不封顶。
“劝退小三”的市场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公布的数据显示,15年间,该公司通过网络、电话、到访三种途径帮助处理情感受困人士达110多万人次。2014年一年,“成功挽救婚姻”5316对,“劝阻婚外情”6979对,“分离小三”8552个,“干预为情自杀”1320起。
对于咨询师的选拔,国家并无统一严格的流程,唯一的硬性指标是考取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深圳也有一支强调拥有法律、心理学、婚姻家庭研究背景的人士的团队,收费也同样高昂。单方面咨询的收费8000元起,而介入行动则以20万元起价,如果情况复杂,花费会更高。
但在三四线城市,费用就相应降低一些。在安徽合肥,一次咨询收费1000元,整个案例的咨询则以两万起步。
现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类服务的公司,服务内容一般冠以“婚姻咨询”的名义,但其实主要业务集中在“劝退小三”。在网上输入“婚姻咨询”,得到的700多条搜索结果中,基本是各公司的宣传介绍。
舒心称,公司目前在全国有59家分店,297个咨询师。在上海总部的咨询师办公室,办公桌仅留给13个标有名牌的线下咨询师。这些咨询师都要经过公司六个月的学习和实操,正式上岗后月收入可达两三万。而高级咨询师根据个案提成,月薪能达到五六万甚至更高。
舒心下一步计划把公司打造成连锁品牌,向加盟店收取代理费,为他们培训“咨询师”,由此形成商业运作模式。
舒心笑言,“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改行了。这样的婚姻医院情感诊所是永远不会倒闭的。”
三十六计攻坚战
在“劝退师”看来, “劝退小三”,并不只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办到的。想要达到目的,更多的时候需要介入小三的生活,通过委托人或者其他方式,探听一个人生活的秘密,抓住她道德上的致命软肋,然后瓦解她。
当重庆商人吴生(化名)把认识三个月的生意伙伴瑜峰介绍给情人、学生时代的恋人张华(化名)时,他不知道自己这段正处于“蜜月期”的婚外情即将被遏止。吴生绝想不到,这位三个月来与他称兄道弟、嘘寒问暖的朋友瑜峰的真正职业是“小三劝退师”。
三个月前,当吴生的妻子找到瑜峰时,心灰意冷。丈夫自从参加一次同学会之后就总是在家里无故找茬、冷落自己,两人感情急转直下,丈夫甚至从家里搬了出去。夫妻间持续冷战,但她又找不到丈夫出轨的痕迹。
从业十多年,对于如何接近目标对象,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瑜峰有十足的信心。结识男人的方法大部分在酒桌上,这次也不例外。三个月喝酒喝茶,聊生意聊生活之后,瑜峰借机抛出了预设好的故事,“我与一个曾经的女同学之间产生了感情,被老婆知道了,让我做选择,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苦恼。” 酒过三巡,抛砖引玉之后,苦闷的吴生终于开口了,“兄弟,你和我一样。”当吴生同意把情人约出来与瑜峰见面时,瑜峰知道,这单生意基本就成了。
瑜峰一方面收集情人的“作风问题”并侧面告知吴生,一方面在见面后的饭桌上用“离婚之后你女儿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你们两个通过这种方式在一起未来坎坷,得不到祝福”等等不断进行心理暗示,最后以兄弟间“我是为你好,旁观者清”的情谊加以劝慰,一段时间后,吴生就与情人慢慢断了联系。
“劝退小三”之后,瑜峰接着着手“修复婚姻”。计划方案中有让吴生的父亲佯装生病劝和、举办家庭聚会邀请吴生和妻子参加、以好兄弟的身份在人前人后夸赞吴生的妻子等等。五个月后,瑜峰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就达到了委托人的要求,十几万的费用也按时到账。
这只是瑜峰处理过的众多委托中轻量级的案例。移位、移情和厌恶法,是瑜峰最管用的手段。
在另一个案例中,为了达到委托人“让小三打胎”的要求,瑜峰带队来到“小三”家乡,用故意让利做生意的方式接近“小三”家人,赢得“小三”信任后,他假借“小三”家人的身份与男主角通话故意制造两人间矛盾,让“小三”对男主角产生厌恶情绪;同时让工作人员编造自己被男人骗,生下了没有父亲的孩子,遭同龄人欺负的苦情戏码。多面打击之下,怀孕三个多月的“小三”终于同意流产。
并未想过向男主角索取经济补偿的“小三”,在瑜峰的劝说下同意索取补偿。瑜峰顺利从委托人手里拿到200万,帮“小三”在深圳开了家公司。通过移位和移情,彻底分散“小三”的注意力,拉远“小三”和男主角之间的物理距离,从而转移“小三”的情感寄托。
运用这些暗箱操错,穿梭在丈夫、原配和“小三”之间的高级咨询师往往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了任务,而且同时获得三方的感谢。作为女性,在与“小三”的接触中,明丽更有优势。面对那些被土豪宠坏的女人,她从不吝惜花委托人的钱,陪“小三”吃喝玩乐,甚至饮食起居都在一起,以此来建立女人之间的感情。
明丽带记者去探望了一位委托人的丈夫,曾经为了“小三”坚决要求离婚的大学教授如今成了重症病人,守在他身边照顾的,是此前为了争夺丈夫与“小三”对骂、撕扯但仍然被诉诸离婚的原配,两人已经签署离婚协议。得知前夫重病后,原配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来照顾他,而此时的小三,已经被明丽用“移位”的方法委托一家外地公司通过“重金聘请”,离开了上海。
明丽以妻子朋友的身份探望病人,温柔地劝慰那位丈夫注意休息,早日康复。这场演技精湛的探访结束后,离开医院的路上,明丽很兴奋。“他会相信我一直帮助他老婆去分‘小三’吗?告诉他也不会相信的。”
出租车上,明丽回忆起这份职业带给她的种种感受,“这个职业把我整个性格全部变了。我小时候很胆小的。但有一次陪客人在急诊室呆了一个晚上,八个急诊病人进进出出,有(死)人甚至从旁边就被推走了,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明丽感叹,“我何德何能啊,那些位高权重的男人,见到我都服服帖帖的喊我一声‘明老师’。”
“你知道么,有人叫我‘大明神啊’。”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
法律的灰色地带
明丽说,十年前,面对“小三”,原配大多果断离婚,但这几年形势渐渐变了,老婆们大多选择和“小三”斗争到底。因为“如果进入第二次婚姻,经营会比第一次更难,而且基本上很难再婚。而男人稍微有点成就,离婚之后马上就能进入二婚状态。”
在“小三”劝退师们的案例中,不管是保卫成功还是失败,最终受伤害的都是女人,无论是原配还是“小三”。男主角们只是损失钱财,算是受点“皮肉伤”。即使“小三”劝退师扛着道德大旗,声称保卫“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却很少对男人有谴责。
刘学林来自安徽,他的名片上印着“安徽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两个职务,而两个协会分别成立于2015年5月和2015年1月,都是民间的松散组织。在“小三劝退师”“婚姻咨询师”的报道中,经常会出现这类看似高大上的组织名称,而其实它们多是近一两年应运而生的,圈内人士互相捧场营造的“草根协会”。
刘学林的客户同样以四十岁左右女性客户为主,而他工作的重心是帮她们认识到,在婚恋市场里,四十岁女人没有任何选择优势,离婚之后再婚的概率微乎其微。“安徽人整个寿命是72岁,一半已经过去了,凑合一下也就过去了。”
面对丈夫的出轨,他教她们学会宽容、谅解,找出问题的症结,分离“小三”,挽回男人的心。即便丈夫已经和“小三”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刘学林也宽慰原配,“孩子你要认可,毕竟是老公的后代。你如果不管,万一像韩剧中那样,你的孩子和她的孩子处对象就完了。再者,万一以后献血献骨髓,也许需要他们呢。”刘学林讲述这些时非常严肃,像是从内心就认同这个价值体系。
除非是有严重的家庭暴力或者心理问题、债务问题而无法共同生活,一般的咨询里,刘学林都会主动劝和。在他看来,离婚伤害的是整个家庭,而容忍只不过是牺牲一些妻子的自尊心而已。“包容”“谅解”是他多次提及的词汇,在这个价值体系里,“包容丈夫出轨”是四十岁女人除了三从四德之外必须具备的新素质。
不过,当婚姻出现“男小三”时,咨询师口中那一套“家庭和睦孩子身心健康高于一切”的理论就不见了。在刘学林的咨询经历中,他认为只有软弱到无能的男人,才愿意容忍妻子的出轨行为。说到底,“婚姻只对女人很重要”。
越来越多的妻子为了维护财产而拒绝离婚,她们要求劝退师们用一切办法剔除“小三”时,受委托人多是一口允诺,并不管夫妻间是否有实质性爱情存在。这和任何一门生意没什么不同,他们遵循“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在10月10日召开的一场婚姻咨询师业务论坛上,行业内部为自己制定了“小三”劝退师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和“九项注意”。包括认真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保守“二奶”“小三”的个人隐私;不得刺激、欺骗、爱上、威胁小三等等。
民事律师白宇认为,“小三劝退师”其实是一个介乎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职业。对于这个诞生于民间的职业,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范。“它不违法,但违规。”婚姻家庭咨询师只是具备婚姻咨询的从业资质,但并没有赋予从业者直接介入委托人、甚至“小三”正常生活的权利。
白宇说,任何行为都需要遵循法律秩序和公序良俗两种秩序。婚姻咨询师作为单个个体,他们对“小三”使用的刻意隐瞒行为属于欺诈。在《民法通则》中,欺诈的民事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但因为“小三”的行为本身违背公序良俗,即使她们最后发现真相,也可能因为身份尴尬和取证上的难度,很难提出维权的请求。“小三劝退师”的行为就是抓住这个法律空白。
每当逢年过节,劝退师们会收到一些感谢短信,这还是让他们感到高兴。但短信背后,这个家庭过得如何,他们一无所知,也无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