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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最早的郊野园林起源于东汉初年襄阳地区的习家宗祠，习家池的美学价值十分珍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得到了相继提升。习家池的营造手法极具美学研究价值。本文以习家池的起源和营造方式为分析对象，介绍了以习家池为代表的古代郊野园林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郊野园林;习家池;园林美学;园冶
在中国古代园林中，除了一些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外，具有宗教、文化以及艺术属性的寺庙园林、郊野园林、祠堂园林也占据着很大部分。其中郊野园林可谓是最具文化属性的代表，它不仅可以承载自然，更可以承接文化。郊野园林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财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社会、文化传统与人类社会的审美需求。
郊野园林，顾名思义是在郊野地建造园林的一种方式，选址在距离城市几里之地，有其独特的位置优势：既没有城市的喧嚣，还会因较近市区而生活便捷;既可欣赏山水风景，又可有乡野情调。明代计成在《园冶》中表述：“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①。从中可以看出，在郊野建造园林，要根据平坦的山岗，以及曲折有致的山坞来规划，并且利用连绵起伏的山岗以及高大的乔木组成树林，疏通池溪，并在水面上建造桥梁。此地离城市也不过数里路，往来可以欣赏郊野与城市的风光，可谓是人生惬意之事。
翻阅《中国园林史》，早在商周时期，便有皇家帝王在近郊的自然地带设立林苑的历史。比如周文王的陵寝和秦汉时期的林苑。而私家的郊野园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郊野别墅。当古代文人不能再满足城内的私家林苑所带来对自然的向往时，便在城郊探寻最佳山水造园地带。如东汉初期习郁的习家池，魏晋时期石崇的“金谷园”，谢灵运的山水庄园，唐代王维的辋川别墅，再到明代米万钟的勺园、王时敏的西田园居都是古代私家郊野园林之典范。这些园林地缘广阔，景致适宜，体现自然清幽的文人园林景致，并满足园林主人雅集、交友、宴饮、赏景等文化活动需要。郊野园林的选址符合计成所说“地偏为胜”的观点，因为郊野园林不单是建造一个供人类生活的环境，更多的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古代文人提供一个精神依托的场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环境观念与艺术观念的统一。
在襄阳凤凰山下的习家池，便是典型的郊野园林。它不仅是中国现存仅有的汉代园林，也是我国可考的最早的私家郊野园林之一。自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初建以来，距今已有1900年历史。习家池又称高阳池，是由襄阳候习郁所建。习郁取用白马泉水效仿范蠡养鱼法筑鱼池，并陆续“起钓台、置庐亭、造泉馆”成为游宴名处。习家池是全国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在园林史中有着重要地位，被封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它的记载，从《园冶》对于习家池的描述可以看出，其择地、构筑以及意境营造独具特色。习家池群山环绕，苍松古柏，一水潺潺，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为后世园林建筑之典范。
一、造境——习池营造之美
习家池作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在造园手法以及氛围的营造上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园林的价值，即处理“人工”与“天工”的造园关系与营造园林意境美。从选址角度来看，习家池位于襄阳城南郊外约5公里处，背靠岘山，面朝汉水，远离聒噪的城区，这种选址体现传统郊野园林的择地观，也彰显了习郁隐于尘世之志。据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对习家池进行了地理位置上的描述：“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池边有高堤，皆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处。”②以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习家池地理位置，即园林位于岘山南部1600米，岘山大道西面200米处。郦道元也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习家池的规模，并说明了习郁墓所在：
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邉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③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习家池在建造之初是供自己居住，由大小鱼池、宅邸、钓鱼台以及池旁的习郁墓碑组成。鱼池甚大且规划精巧，注入白马泉水，之后引池中水以石洑暗逗的方式穿宅过院，从而引入宅北的小鱼池，并为园林空间形成流动的景观，宜动宜静、动静结合。宅院在自然的环境中加以点缀，隐于自然风景当中。宅中流水潺潺，宅外水气氤氲，并种植各类观赏类的树木和水生植物，环境优美，是游宴的好去处。纵观习郁营造习家池手法，依山形，引流水，挖池塘，养名鱼，筑钓台，植花木。巧妙地处理了“人工”与“天工”这一造园关系，即利用郊野的自然条件，一切依遵照自然的原则出发，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之美。此外，习家池造园特别强调因地制宜。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则亭，宜榭则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④。因地制宜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表现。习家庭院与池塘、树木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却又各自独立，表现了向往自然，豁达心胸，一切归随自然的隐士态度。
在植物、山石等自然元素的塑造上，传统的郊野园林更加注重“趣”与“朴”的营造。除了原生的一些花草、果园以外，池塘、农田、林地也是最为突出的景观。例如明绍兴卧龙山后麓的快园，山前种有松柏和桑树百余棵，还有笋菊梅杏、梨楂菘蓏等经济作物。据史籍资料，东汉时期的习家池中，就有“列植松篁”“楸竹夹植”“莲芡覆水”等史料记载⑤。这不仅能欣赏体现园林主人品格的枫、柳、松、竹等象征文化意义的植物，还有许多充满乡野气息的农作物，像木灵芝、核桃、枇杷、银杏等可食果物。这不仅可以让城市人体会到浓郁的乡野气息，还能体验到郊野自然的意外之趣。在园林建筑材料的选择上，郊野园林也更多地呈现出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特征。习家池建筑多以石料、木料为材，并选用太湖石、枯根等自然植物加以装饰，朴实自然的设计手法与环境野趣相呼应。 二、构境——习池意境之美
园林實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是工艺品。这样的艺术既有人工之美，又有自然之美。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意境”的营造，园林亦然。郊野园林不单是古人对山水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既是一种身心的休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正因如此，郊野园林的意境营造尤为重要。计成认为，造园的最高原则应以“构境”为标准，园林景致应“因境而成”。
何为意境？“意境”一词，拆分来看，“意”是艺术思想中的情感表达，是承载艺术对象的现实感受，为“情”。正如王夫之所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就是说最高妙的作品，便是将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交织在一起，使观者触景生情，因情思景。“境”又为何？是境界、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⑥。园林中的意境之美是“境生向外”，虚实相合，以实见虚，用有限的景致创造出无限的遐想，这便是郊野园林意境之美。
园林的意境之美亦是画境之美。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构造也多以山水画来构思。造园手法与绘画技法之间在美学上有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造园的“主人”运用画理、画意来制造园林的意境。画理主要为运用绘画的构图布局、虚实关系处理绘画的形式法则。宋代画家韩拙对绘画的构图有三远之法，即“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 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 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⑦这种构图形式在许多郊野园林中常见，使观者在近景、中景、远景都有所赏，脚下的石路与身旁的花木，眼前的庭院楼阁与池中的游鱼，而悠远的山景被烟雾所笼罩，不乏诗中景、画中游的意味。画意则抒发画者的思想、志向，以及理想抱负的含义。园林与绘画所要表达的意境是相通的，载体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而园林是物质实体，使观者体验宛若画中游的意境美。正如法国园林大师贝尔纳·拉素斯所说：“看不见的东西与一眼看到的画面同样重要。”这种景外之境才是最耐人寻味的，比画境之美更丰富。
说到意境美，就不得不说西晋时期征南将军山简。山简曾镇守襄阳，常在习家池宴饮，每逢宴饮，不醉不归，并醉称习家池为自己的高阳池，因而在文学史上有着著名的典故。孟浩然曾在《高阳池送朱二》中叙述：“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李白也在《襄阳歌》中写道：“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离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可见自古以来，山简每每在习池饮酒，令他陶醉的不光是杯中的美酒，也是习池令人陶醉的意境之美。另外一首皮日休的《习池晨起》：
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
茭叶深深埋钓艇，鱼儿漾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诗中可以看出习池早上的景色，清晨亭台清风徐来、凉爽无比，载酒而来。水面上有钓船，鱼群可以追逐流动的酒杯，水道宽窄交错，池溪交融，在习池住了多晚都忘了归路。可见晚唐诗人皮日休也为习家池的美景所沉醉。无论山简还是皮日休，他们一方面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表现出置之度外的隐逸生活态度，使自身沉迷于美酒与美景当中;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崇尚自然山水，以不落红尘的生活情趣，只有园林意境的自然之美才能给予。
三、品境——习池雅趣之美
古代郊野园林还提出了“林园遵雅”（《园冶·门窗》）的审美原则，这种文人雅趣是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突出特点。中国园林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多样性文化的交融。郊野园林中的文化精髓集中在儒、释、道思想当中。从整体来看，儒家思想最为重视家族观念，将社会、国家作为家来治理，这种文化思想体现在个人、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中国的郊野园林受儒家思想影响甚大，对个人品德的修养与个人社会价值尤为看重。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并不是所有儒家知识分子都能“存其心、得其志”，所以在官场失意时只能退而修其身，园林则是退隐的好去处。在园林中一些象征着高洁、清雅的梅、兰、竹、松等植物和傲势的假山所构成的园林景致都体现着儒家的清高。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其基本观点就是“道法自然”，这种观点一是在生活态度上多为隐逸方式，表现出“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的处世原则;而另一则体现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法则上，这种崇尚自然，以自然为师，但又不是抄袭、模仿自然的原则[1]，既约束了园林主人对自然空间的利用，也是对造园之处的再思考。而老子的“有无相资”观点，论述了有与无的空间相对性，揭示了这种对立关系中的辩证关系，这一对关系体现在园林的空间美上，也是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审美特征。中国佛家思想一贯崇尚自然山水，也使我国古代郊野园林形成自然美、意境美、动态美、空间美的审美观。《园冶》中的园林择地就对佛家寺庙独有青睐：“刹宇隐环窗”“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这些对园林环境的描写，使人在园林中宛如在仙境一般，并且能放下一切红尘琐事，沉浸在山林之乐中。在东晋时期，习家池的主人习凿齿也曾邀请东晋著名高僧释道安率众400余人，来襄阳弘扬佛法。在襄阳15年间，先后建造了著名的白马寺、古隐寺、甘泉寺、景空寺、檀溪寺等15座寺庙，还确立了戒规戒律、统一僧人姓氏、攥写《经录》、开创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首的本无宗，在襄阳地区留下了丰厚的佛学成果。习池的美景让释道安有“林下风流”的快感，对中国的佛教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儒释道的思想使园林的建造超越了传统时空的理论，使游人在有限的空间中，体会到自然的无限，而这种超脱时空的自然雅趣，也只有慢慢品味才能读出它的美。
郊野园林的雅趣美，也多在文人雅集中得以体现。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就选在高雅清幽的竹林中对诗饮酒，对文人的修养及对事物的品鉴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后石崇金谷园中的雅集宴会，即著名的“金谷宴集”;王羲之等人举行著名的“兰亭修契”宴会，众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民国时期，又有周庆云、陈诗等人在南浔颖园、上海的豫园、徐园、庆华园著有《江村吟社诗集》和《淞滨吟社集》，可见古代文人墨客对雅集的场所选择多以郊野园林为主。习家园林作为第一家私家园林，虽对郊野园林的开辟有着试验性的意味，但也成为显贵墨客的雅聚之所。除了东晋时期的习凿齿、西晋征南大将军山简，还有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对习家池的咏叹诗句。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文化的繁盛，不少文人都对习家池有所青睐，也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其中欧阳修的《高阳醉卧》“高阳池边春欲暮，铜鞮坊里花如雾。惆怅山翁唤不醒，红日西浑汉江渡。汉江渡口将别离，拍手尚有拦街儿”，更是将习池春日中一天的景致以及山简醉卧描写得栩栩如生。宋神宗时期在京西提刑供职的彭汝砺，也是习池的常客，他在《高阳池》中写道：“三年南雍居，十至高阳池。鱼鸟如故人，相忘不相疑。但持青莲叶，不倒白接篱。我与之子游，何似山翁时。”明清时期歌颂习池美景甚多，当时所兴起的各个文学体流作家都常以习池美景进行创作，留下了不朽诗篇。最为著名的是清代襄阳知府周凯，不仅组织翻新、修缮了习家池，还重建了四贤祠，创作的习池诗还收录到了《襄阳府志》，可见其对习家池的喜爱。
品读习池，才能诠释它的美。习家池的建造理念建立在对自然的解读与敬畏之心中，可以说是大自然与人的杰作。作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的习家池，不仅为美学精神为人敬仰，更为中国园林史乃至为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可谓是中国郊野园林之典范！
注释：
①引自[明]计成《园冶·相地篇·郊野地》。
②引自[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③引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④引自[明]计成《园冶·兴造论》。
⑤引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
⑥引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
⑦引自[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
参考文献：
[1]周向频，王庆.从传统汲取智慧——古代郊野园林对当代郊野公园的设计启示[J].园林，2016（12）：12-16.
[2]陈望衡.中国古典园林的当代国际价值[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49-61+106.
作者简介：张哲，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管理、品牌设计、设计美学。
关键词：郊野园林;习家池;园林美学;园冶
在中国古代园林中，除了一些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外，具有宗教、文化以及艺术属性的寺庙园林、郊野园林、祠堂园林也占据着很大部分。其中郊野园林可谓是最具文化属性的代表，它不仅可以承载自然，更可以承接文化。郊野园林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财富，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社会、文化传统与人类社会的审美需求。
郊野园林，顾名思义是在郊野地建造园林的一种方式，选址在距离城市几里之地，有其独特的位置优势：既没有城市的喧嚣，还会因较近市区而生活便捷;既可欣赏山水风景，又可有乡野情调。明代计成在《园冶》中表述：“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①。从中可以看出，在郊野建造园林，要根据平坦的山岗，以及曲折有致的山坞来规划，并且利用连绵起伏的山岗以及高大的乔木组成树林，疏通池溪，并在水面上建造桥梁。此地离城市也不过数里路，往来可以欣赏郊野与城市的风光，可谓是人生惬意之事。
翻阅《中国园林史》，早在商周时期，便有皇家帝王在近郊的自然地带设立林苑的历史。比如周文王的陵寝和秦汉时期的林苑。而私家的郊野园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郊野别墅。当古代文人不能再满足城内的私家林苑所带来对自然的向往时，便在城郊探寻最佳山水造园地带。如东汉初期习郁的习家池，魏晋时期石崇的“金谷园”，谢灵运的山水庄园，唐代王维的辋川别墅，再到明代米万钟的勺园、王时敏的西田园居都是古代私家郊野园林之典范。这些园林地缘广阔，景致适宜，体现自然清幽的文人园林景致，并满足园林主人雅集、交友、宴饮、赏景等文化活动需要。郊野园林的选址符合计成所说“地偏为胜”的观点，因为郊野园林不单是建造一个供人类生活的环境，更多的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古代文人提供一个精神依托的场所，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环境观念与艺术观念的统一。
在襄阳凤凰山下的习家池，便是典型的郊野园林。它不仅是中国现存仅有的汉代园林，也是我国可考的最早的私家郊野园林之一。自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初建以来，距今已有1900年历史。习家池又称高阳池，是由襄阳候习郁所建。习郁取用白马泉水效仿范蠡养鱼法筑鱼池，并陆续“起钓台、置庐亭、造泉馆”成为游宴名处。习家池是全国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之一，在园林史中有着重要地位，被封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它的记载，从《园冶》对于习家池的描述可以看出，其择地、构筑以及意境营造独具特色。习家池群山环绕，苍松古柏，一水潺潺，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为后世园林建筑之典范。
一、造境——习池营造之美
习家池作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在造园手法以及氛围的营造上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园林的价值，即处理“人工”与“天工”的造园关系与营造园林意境美。从选址角度来看，习家池位于襄阳城南郊外约5公里处，背靠岘山，面朝汉水，远离聒噪的城区，这种选址体现传统郊野园林的择地观，也彰显了习郁隐于尘世之志。据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对习家池进行了地理位置上的描述：“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池边有高堤，皆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宴名处。”②以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习家池地理位置，即园林位于岘山南部1600米，岘山大道西面200米处。郦道元也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习家池的规模，并说明了习郁墓所在：
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邉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③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习家池在建造之初是供自己居住，由大小鱼池、宅邸、钓鱼台以及池旁的习郁墓碑组成。鱼池甚大且规划精巧，注入白马泉水，之后引池中水以石洑暗逗的方式穿宅过院，从而引入宅北的小鱼池，并为园林空间形成流动的景观，宜动宜静、动静结合。宅院在自然的环境中加以点缀，隐于自然风景当中。宅中流水潺潺，宅外水气氤氲，并种植各类观赏类的树木和水生植物，环境优美，是游宴的好去处。纵观习郁营造习家池手法，依山形，引流水，挖池塘，养名鱼，筑钓台，植花木。巧妙地处理了“人工”与“天工”这一造园关系，即利用郊野的自然条件，一切依遵照自然的原则出发，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之美。此外，习家池造园特别强调因地制宜。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则亭，宜榭则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④。因地制宜是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表现。习家庭院与池塘、树木相得益彰，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却又各自独立，表现了向往自然，豁达心胸，一切归随自然的隐士态度。
在植物、山石等自然元素的塑造上，传统的郊野园林更加注重“趣”与“朴”的营造。除了原生的一些花草、果园以外，池塘、农田、林地也是最为突出的景观。例如明绍兴卧龙山后麓的快园，山前种有松柏和桑树百余棵，还有笋菊梅杏、梨楂菘蓏等经济作物。据史籍资料，东汉时期的习家池中，就有“列植松篁”“楸竹夹植”“莲芡覆水”等史料记载⑤。这不仅能欣赏体现园林主人品格的枫、柳、松、竹等象征文化意义的植物，还有许多充满乡野气息的农作物，像木灵芝、核桃、枇杷、银杏等可食果物。这不仅可以让城市人体会到浓郁的乡野气息，还能体验到郊野自然的意外之趣。在园林建筑材料的选择上，郊野园林也更多地呈现出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特征。习家池建筑多以石料、木料为材，并选用太湖石、枯根等自然植物加以装饰，朴实自然的设计手法与环境野趣相呼应。 二、构境——习池意境之美
园林實则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是工艺品。这样的艺术既有人工之美，又有自然之美。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意境”的营造，园林亦然。郊野园林不单是古人对山水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既是一种身心的休憩，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正因如此，郊野园林的意境营造尤为重要。计成认为，造园的最高原则应以“构境”为标准，园林景致应“因境而成”。
何为意境？“意境”一词，拆分来看，“意”是艺术思想中的情感表达，是承载艺术对象的现实感受，为“情”。正如王夫之所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就是说最高妙的作品，便是将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交织在一起，使观者触景生情，因情思景。“境”又为何？是境界、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⑥。园林中的意境之美是“境生向外”，虚实相合，以实见虚，用有限的景致创造出无限的遐想，这便是郊野园林意境之美。
园林的意境之美亦是画境之美。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构造也多以山水画来构思。造园手法与绘画技法之间在美学上有许多相似与相通之处，造园的“主人”运用画理、画意来制造园林的意境。画理主要为运用绘画的构图布局、虚实关系处理绘画的形式法则。宋代画家韩拙对绘画的构图有三远之法，即“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 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 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⑦这种构图形式在许多郊野园林中常见，使观者在近景、中景、远景都有所赏，脚下的石路与身旁的花木，眼前的庭院楼阁与池中的游鱼，而悠远的山景被烟雾所笼罩，不乏诗中景、画中游的意味。画意则抒发画者的思想、志向，以及理想抱负的含义。园林与绘画所要表达的意境是相通的，载体不同，功能也就不同。而园林是物质实体，使观者体验宛若画中游的意境美。正如法国园林大师贝尔纳·拉素斯所说：“看不见的东西与一眼看到的画面同样重要。”这种景外之境才是最耐人寻味的，比画境之美更丰富。
说到意境美，就不得不说西晋时期征南将军山简。山简曾镇守襄阳，常在习家池宴饮，每逢宴饮，不醉不归，并醉称习家池为自己的高阳池，因而在文学史上有着著名的典故。孟浩然曾在《高阳池送朱二》中叙述：“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李白也在《襄阳歌》中写道：“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离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可见自古以来，山简每每在习池饮酒，令他陶醉的不光是杯中的美酒，也是习池令人陶醉的意境之美。另外一首皮日休的《习池晨起》：
清曙萧森载酒来，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一番芙蓉含日开。
茭叶深深埋钓艇，鱼儿漾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十宿高阳忘却回。
诗中可以看出习池早上的景色，清晨亭台清风徐来、凉爽无比，载酒而来。水面上有钓船，鱼群可以追逐流动的酒杯，水道宽窄交错，池溪交融，在习池住了多晚都忘了归路。可见晚唐诗人皮日休也为习家池的美景所沉醉。无论山简还是皮日休，他们一方面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表现出置之度外的隐逸生活态度，使自身沉迷于美酒与美景当中;另外一方面来讲，这种崇尚自然山水，以不落红尘的生活情趣，只有园林意境的自然之美才能给予。
三、品境——习池雅趣之美
古代郊野园林还提出了“林园遵雅”（《园冶·门窗》）的审美原则，这种文人雅趣是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突出特点。中国园林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多样性文化的交融。郊野园林中的文化精髓集中在儒、释、道思想当中。从整体来看，儒家思想最为重视家族观念，将社会、国家作为家来治理，这种文化思想体现在个人、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中国的郊野园林受儒家思想影响甚大，对个人品德的修养与个人社会价值尤为看重。但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并不是所有儒家知识分子都能“存其心、得其志”，所以在官场失意时只能退而修其身，园林则是退隐的好去处。在园林中一些象征着高洁、清雅的梅、兰、竹、松等植物和傲势的假山所构成的园林景致都体现着儒家的清高。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其基本观点就是“道法自然”，这种观点一是在生活态度上多为隐逸方式，表现出“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的处世原则;而另一则体现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法则上，这种崇尚自然，以自然为师，但又不是抄袭、模仿自然的原则[1]，既约束了园林主人对自然空间的利用，也是对造园之处的再思考。而老子的“有无相资”观点，论述了有与无的空间相对性，揭示了这种对立关系中的辩证关系，这一对关系体现在园林的空间美上，也是中国古代郊野园林的审美特征。中国佛家思想一贯崇尚自然山水，也使我国古代郊野园林形成自然美、意境美、动态美、空间美的审美观。《园冶》中的园林择地就对佛家寺庙独有青睐：“刹宇隐环窗”“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这些对园林环境的描写，使人在园林中宛如在仙境一般，并且能放下一切红尘琐事，沉浸在山林之乐中。在东晋时期，习家池的主人习凿齿也曾邀请东晋著名高僧释道安率众400余人，来襄阳弘扬佛法。在襄阳15年间，先后建造了著名的白马寺、古隐寺、甘泉寺、景空寺、檀溪寺等15座寺庙，还确立了戒规戒律、统一僧人姓氏、攥写《经录》、开创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首的本无宗，在襄阳地区留下了丰厚的佛学成果。习池的美景让释道安有“林下风流”的快感，对中国的佛教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儒释道的思想使园林的建造超越了传统时空的理论，使游人在有限的空间中，体会到自然的无限，而这种超脱时空的自然雅趣，也只有慢慢品味才能读出它的美。
郊野园林的雅趣美，也多在文人雅集中得以体现。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就选在高雅清幽的竹林中对诗饮酒，对文人的修养及对事物的品鉴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后石崇金谷园中的雅集宴会，即著名的“金谷宴集”;王羲之等人举行著名的“兰亭修契”宴会，众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民国时期，又有周庆云、陈诗等人在南浔颖园、上海的豫园、徐园、庆华园著有《江村吟社诗集》和《淞滨吟社集》，可见古代文人墨客对雅集的场所选择多以郊野园林为主。习家园林作为第一家私家园林，虽对郊野园林的开辟有着试验性的意味，但也成为显贵墨客的雅聚之所。除了东晋时期的习凿齿、西晋征南大将军山简，还有唐代诗人李白、孟浩然对习家池的咏叹诗句。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文化的繁盛，不少文人都对习家池有所青睐，也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其中欧阳修的《高阳醉卧》“高阳池边春欲暮，铜鞮坊里花如雾。惆怅山翁唤不醒，红日西浑汉江渡。汉江渡口将别离，拍手尚有拦街儿”，更是将习池春日中一天的景致以及山简醉卧描写得栩栩如生。宋神宗时期在京西提刑供职的彭汝砺，也是习池的常客，他在《高阳池》中写道：“三年南雍居，十至高阳池。鱼鸟如故人，相忘不相疑。但持青莲叶，不倒白接篱。我与之子游，何似山翁时。”明清时期歌颂习池美景甚多，当时所兴起的各个文学体流作家都常以习池美景进行创作，留下了不朽诗篇。最为著名的是清代襄阳知府周凯，不仅组织翻新、修缮了习家池，还重建了四贤祠，创作的习池诗还收录到了《襄阳府志》，可见其对习家池的喜爱。
品读习池，才能诠释它的美。习家池的建造理念建立在对自然的解读与敬畏之心中，可以说是大自然与人的杰作。作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的习家池，不仅为美学精神为人敬仰，更为中国园林史乃至为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可谓是中国郊野园林之典范！
注释：
①引自[明]计成《园冶·相地篇·郊野地》。
②引自[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③引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④引自[明]计成《园冶·兴造论》。
⑤引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
⑥引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
⑦引自[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
参考文献：
[1]周向频，王庆.从传统汲取智慧——古代郊野园林对当代郊野公园的设计启示[J].园林，2016（12）：12-16.
[2]陈望衡.中国古典园林的当代国际价值[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49-61+106.
作者简介：张哲，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工业设计工程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管理、品牌设计、设计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