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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陕西农民，写了60年的日记，记录了他以及他所在的乡村60年的生存经历。在他去世后，这份原汁原味的历史记忆得以与读者见面。平凡琐事中的震撼人心，人间烟火中的规律呈现——这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名为《农民日记》的图书，赢得了普通读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
一记就是60年
“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是侯永禄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40年年末，当时他9岁。
从那一天起，侯永禄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落。在他漫长而琐碎的记忆中，在油盐柴米、居家度日的细节里，19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历史的血肉呈现于斯。在他巨细无遗的描述中，在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文字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翻开书的第25页，他在1949年农历10月某几天的日记里写道：“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他用平实而丰富的细节，真诚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曾经说到，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那个时代重新回到自己的眼前。在他看来，《农民日记》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想法。“我现在到处推荐这本书，把它放在床头，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我准备再买一本，给我父亲看。”
一代人的辛酸与欢欣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更会被日记描写的个人生活所打动。侯永禄一字不识的母亲，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他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他的文字与见识，比一般村民更有智慧，这些贯穿日常生活的素材，在侯永禄的笔下，既朴实敦厚，又生动有趣。
若是陕西人，定会熟悉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一路看下来，也能记住不少。有“死水怕勺舀”形容“坐吃山空”。还有“大包干”时的顺口溜：“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
若是农村人，定能想起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日记中有一段写的是农村说亲的事情，非常精彩。在侯永禄13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央人给她说亲。说亲的人去了，先神秘地把侯永禄家说得好比天堂，却又并不道明，直到女方家长一再追问，他才叹口气说：“唉！世事就是这样，各为各成，各家说的各家话。人家说媒的都是向着男方，都给男方办事。只有娘家人最体心，才会替你着想。有多少人要我给他娃找媳妇，我都不愿说给咱焕儿！只好把别的姑娘给说上去。这次确实是方圆几十里都选不来的，才来给咱娃说的。”“到底是谁家，你快说呀！”老汉干咳嗽了一声，银焕妈忙说：“焕儿！快来呀，快给你四哥烧喝的去！这一会儿净说了话了，把这事给忘了……”随后，他又说了那边一通的好。等到男女成亲，女方家长才发现，他说的房子是空的，他说的地没人种，整个就跟现在说的“有房（租房）有车（自行车）”一个样。
其中还写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困难时期，他被乡亲称为“钢公鸡”，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
不过，日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令人辛酸和遗憾的生活。比如解放前的衣食无着，后来人盲目跟从集体的意识。
五六年的出版历程
2005年春节，75岁的侯永禄去世，没有看到他的心血变成“铅字”。
他也并没有这样的奢望，写日记只是他的一个习惯。一支钢笔，一个小笔记本，是侯永禄每逢出门必然随身携带的东西。不管去哪儿，不管忙闲，每天晚上都会写上一段。有时，还饶有兴趣地教儿女去读。就像记录史料一样，还不时让别人看他记录的有没有疏漏。
在父亲日记及书信阅读中成长起来的儿女们，如今家家幸福美满。这其中包括侯永禄最疼爱的长孙侯亮。侯亮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现正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正是他，实践着《农民日记》出版的愿望。
“爷爷每天都会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日记就放在炕桌上。很多年的翻阅，让各种纸张已经发黄。他有时还会拿这个教奶奶认字，我一会认字，就开始读这些日记。”27岁的侯亮把时间拉到十几年前。
“小时候看，是觉得很好玩，偶尔看他写每天发生了什么，里面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看，因为我也喜欢文学，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上大学时每次放暑假我都会看，这时候，我不再是为了熟悉那些生活，而是用里面的材料印证我学的东西，看他和书本上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侯亮这样叙述他三个时期读日记的感觉。
而现在，他正在学习导演，很多同学问他会不会拍一部描写爷爷的生活的电影，他说，这是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我必须到40岁以后才能拍，看得越多我就越感觉积淀不够，我们对上一代和上上代的生活，了解得太少，所谓的了解也只是以现在的眼光来做出揣测，很多大学生都是这样。
让更多人分享一代人的经历，使侯亮决定寻求机会出版这长达200万字的日记。大概五六年，他才辗转将爷爷的这本《农民日记》出版，让大家见到了这本见证了中国农村六十年历史的书。
《农民日记》摘录：
1951年2月13日
路井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贫下中农子弟纷纷报名参军。群众敲锣打鼓，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热情欢送，并开展了拥军优属和募捐、捐献活动。我在团支部、学校、合作社、群众会等各种场合共捐三万两千元现金和六斗八升小麦。
1958年11月1日
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1960年7月10日
秋收后，粮食标准更低了，更不够吃了，菊兰心里更着急了！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疙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我给她身上写毛笔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不顶用，几年也治不好，后来吃“海拉明”药片，才稍轻一些，但她一用凉水洗手，病就又复发了。
1986年7月28日
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9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座位。
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50天，虽然黑天白日整得人昏头转向，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
一记就是60年
“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是侯永禄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40年年末，当时他9岁。
从那一天起，侯永禄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落。在他漫长而琐碎的记忆中，在油盐柴米、居家度日的细节里，19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历史的血肉呈现于斯。在他巨细无遗的描述中，在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文字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翻开书的第25页，他在1949年农历10月某几天的日记里写道：“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他用平实而丰富的细节，真诚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曾经说到，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那个时代重新回到自己的眼前。在他看来，《农民日记》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想法。“我现在到处推荐这本书，把它放在床头，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我准备再买一本，给我父亲看。”
一代人的辛酸与欢欣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更会被日记描写的个人生活所打动。侯永禄一字不识的母亲，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他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他的文字与见识，比一般村民更有智慧，这些贯穿日常生活的素材，在侯永禄的笔下，既朴实敦厚，又生动有趣。
若是陕西人，定会熟悉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一路看下来，也能记住不少。有“死水怕勺舀”形容“坐吃山空”。还有“大包干”时的顺口溜：“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
若是农村人，定能想起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日记中有一段写的是农村说亲的事情，非常精彩。在侯永禄13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央人给她说亲。说亲的人去了，先神秘地把侯永禄家说得好比天堂，却又并不道明，直到女方家长一再追问，他才叹口气说：“唉！世事就是这样，各为各成，各家说的各家话。人家说媒的都是向着男方，都给男方办事。只有娘家人最体心，才会替你着想。有多少人要我给他娃找媳妇，我都不愿说给咱焕儿！只好把别的姑娘给说上去。这次确实是方圆几十里都选不来的，才来给咱娃说的。”“到底是谁家，你快说呀！”老汉干咳嗽了一声，银焕妈忙说：“焕儿！快来呀，快给你四哥烧喝的去！这一会儿净说了话了，把这事给忘了……”随后，他又说了那边一通的好。等到男女成亲，女方家长才发现，他说的房子是空的，他说的地没人种，整个就跟现在说的“有房（租房）有车（自行车）”一个样。
其中还写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困难时期，他被乡亲称为“钢公鸡”，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
不过，日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令人辛酸和遗憾的生活。比如解放前的衣食无着，后来人盲目跟从集体的意识。
五六年的出版历程
2005年春节，75岁的侯永禄去世，没有看到他的心血变成“铅字”。
他也并没有这样的奢望，写日记只是他的一个习惯。一支钢笔，一个小笔记本，是侯永禄每逢出门必然随身携带的东西。不管去哪儿，不管忙闲，每天晚上都会写上一段。有时，还饶有兴趣地教儿女去读。就像记录史料一样，还不时让别人看他记录的有没有疏漏。
在父亲日记及书信阅读中成长起来的儿女们，如今家家幸福美满。这其中包括侯永禄最疼爱的长孙侯亮。侯亮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现正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正是他，实践着《农民日记》出版的愿望。
“爷爷每天都会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日记就放在炕桌上。很多年的翻阅，让各种纸张已经发黄。他有时还会拿这个教奶奶认字，我一会认字，就开始读这些日记。”27岁的侯亮把时间拉到十几年前。
“小时候看，是觉得很好玩，偶尔看他写每天发生了什么，里面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看，因为我也喜欢文学，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上大学时每次放暑假我都会看，这时候，我不再是为了熟悉那些生活，而是用里面的材料印证我学的东西，看他和书本上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侯亮这样叙述他三个时期读日记的感觉。
而现在，他正在学习导演，很多同学问他会不会拍一部描写爷爷的生活的电影，他说，这是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我必须到40岁以后才能拍，看得越多我就越感觉积淀不够，我们对上一代和上上代的生活，了解得太少，所谓的了解也只是以现在的眼光来做出揣测，很多大学生都是这样。
让更多人分享一代人的经历，使侯亮决定寻求机会出版这长达200万字的日记。大概五六年，他才辗转将爷爷的这本《农民日记》出版，让大家见到了这本见证了中国农村六十年历史的书。
《农民日记》摘录：
1951年2月13日
路井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贫下中农子弟纷纷报名参军。群众敲锣打鼓，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热情欢送，并开展了拥军优属和募捐、捐献活动。我在团支部、学校、合作社、群众会等各种场合共捐三万两千元现金和六斗八升小麦。
1958年11月1日
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1960年7月10日
秋收后，粮食标准更低了，更不够吃了，菊兰心里更着急了！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疙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我给她身上写毛笔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不顶用，几年也治不好，后来吃“海拉明”药片，才稍轻一些，但她一用凉水洗手，病就又复发了。
1986年7月28日
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9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座位。
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50天，虽然黑天白日整得人昏头转向，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