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快速通道时，经济学家们是欢欣鼓舞的。他们那时经常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处：经济发展就像骑自行车，速度太慢容易摔倒，骑得快了才稳。与此同时，增长被描述为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高增长逐渐成为无需质疑的道理，“保八”多年来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无论附带的代价是什么。
　　“自行车论”许久没有听到有人提起了，也许是因为高增长的合理性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了。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错到了离谱的地步。以这个荒谬的比喻为切入点，也许可以开启对增长迷思的破解。
　　自行车越快越稳，固然不错，但快速行进的自行车是可以保持匀速向前的。而经济增长率呢，指的是经济总量增长的加速度。增长率固定，经济总量随时间不是直线匀速上升，而是抛物线加速增长。
　　如果把经济比作自行车，那么这台自行车是始终处在提速的状态中的。让我们改用汽车做比喻。比较汽车的性能，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百公里加速”，即时速从零提到100公里所需的时间，耗时越短，表示车的性能越好。可是，多好的汽车在时速提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无论是120公里还是180公里—都要进入匀速行驶的状态。能够想象一辆汽车一直保持加速，疯狂地不知冲向何方吗？
　　可是经济这部“汽车”正是这样的疯狂！当学界和产业界担忧中国经济放缓是否会引发危机的时候，只是因为GDP增速可能会降到7%—可这不是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仅仅是加速度的下降。当人们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停滞、萧条的时候，也并不是说经济真的停滞了，事实上，不但生产没有停滞，就连增长也在持续，这些说法的意思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还不够大。
　　每个经济体的增长都有一个起步期，比如1949年刚刚获得大体和平的中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和日本。每个经济体都面临不同的状况，也都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建设的起步期，无疑是需要加速度的，而且越快越好，如同汽车起步期一样。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可以比较优劣的，正如比较汽车的加速性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完成、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经济增长的加速期便应该结束，进入匀速发展的状态了，且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速度的调整，好比开车时根据路况交替使用油门和刹车。
　　现实并非如此。经济就像一部失控的汽车，一路加速狂奔下去，而且必须这样狂奔下去。只要不能保持足够的加速度（不是速度！），经济就无法“平稳运行”；在人口规模没有爆炸性增长，也没有战争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的情况内，经济仍然必须保持加速增长，否则就会陷入危机；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努力，在生产能力总体上已经能够保证全体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的条件下，马克思所畅想的人的自由发展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普通人反而活得越来越辛苦……这真的很疯狂，不是吗？
　　这样的讨论在很多人看来会显得陌生，因为它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它将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设定为发展的目的。对增长的加速度如毒瘾般依赖的资本主义则不同，资本主义首先要满足的是资本无休止累积的本能。经济的增长时刻产生着资本剩余，新生的资本需要投资空间，并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实现资本的进一步增值，更大的投资空间就需要被寻找出来、创造出来。
　　资本累积的逻辑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位置，便造就了经济发展的疯狂。只有“滚雪球”式的发展，才能消化资本剩余；为了消化资本剩余，“雪球”就必须加速地滚大。它让一切发展为了人的宣告沦为虚伪的矫饰。
　　高速的发展持续挤占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加上能够造成大规模破坏的战争在核威慑下少有发生，这就逼迫着发展更加依赖“劫掠式累积”的模式：一切可以被私有化的都要被私有化，人的基本权利也要被市场化。总之，一切为了发展服务。
　　这样的发展造成的是阶级的再分化，富人穷奢极欲，穷人背负“三座大山”举步维艰。如此，社会怎能不断裂，怎能不 “变狠”？这样的发展又怎么能具备可持续性，怎么能长久地“平稳运行”？
　　资本由于持续面临增值压力，注定是短视的。但政府的职责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资本可以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如果乾坤颠倒，政府把自己变成了资本累积的工具，那就太糟糕了。每个独立思考的个人也要认识到，一个个理性个体的行为是怎样汇集成整体的非理性的，并将思考方式从资本的逻辑里解放出来，发出真正的心声。非如此，无以拯救社会的溃败。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时候想想怎样从非理性的发展状态中解脱出来，把发展的脚步放从容了。这才是改革的真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