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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文献考订；辑佚；辨伪；年谱考证；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86-06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五十卷。《合注》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注本，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以下简称“清施本”）；（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诗歌注释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注释者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解释诗意，往往兼及诗集整理，校勘、辑佚、辨伪也是诗歌注释本的重要内容。作为乾嘉时期的诗歌注释，《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1]（2636） 冯应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旧注进行了全面整理，不仅为自己用考证的方法解释诗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拟从考订旧注的引文错误、辑佚、辨伪、考证旧谱的错误等方面探讨《合注》的文献价值。
一、《合注》对旧注的删节、调整、补充
1.删节冗注。正如冯应榴在《合注》自序中所言：“偶取王、施、查三本之注各披阅一过，见其体例互异，卷帙不同，无以取便读者，爰为合而订之意，不过择精要，删复出耳。”[1]（2634） 该书不仅仅是汇合各家之注，同时也将原有各注中的冗余部分删除。具体而言：有下列几种情况：
（1）对同一典故重复出注的情况，只保留第一处，其余各处改为“见前某某诗”。重复出注的情况，在类注本、施顾注本中常常出现，尤以施顾注本为甚，以至于出现将同一典故重复注释十数次的情况。
（2）对类注本、施顾注本二注相近者，删去相对简略者。这两个注本都擅长于注释典故的出处，而且施元之、顾禧是在脱离类注本的前提下自行作注的，因此不免出现二注近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类注本的大多数注家的治学态度都比较粗疏，所引之文错讹太多，而施顾注的引文相对更加精审，因此被删者往往是类注。
（3）删除各家注中不得要领、与诗意无关的注文。如《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欲从元放觅拄杖”，冯注云：“王本厚注引《太平广记》‘孙讨逆欲杀左元放，著鞭策马，终不能及’事，与诗意无涉，已删。”[1]（1243
（4）删除各家注中虽非误注，却对诗意的解释帮助不大、显得多余的注文。如《秀州僧本莹静照堂》，冯注云：“此条次公注甚繁，而皆随诗诠解，别无精义，故止采末二句。”[1]（218）
2.合理调整注文的顺序。其中包括：
（1）在同一首诗中移动注文的顺序。如《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查慎行注引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史·地理志》、明代曹学佺的《名胜志》等书介绍郓州的建制沿革，本列于题下，冯应榴将其移至“山川今何许，疆野已分宿”句下。因为这两句的类注本赵次公注云：“此言郓州与徐州。”[2] 卷三第二十五页所述的疆野乃分属于郓州与徐州，冯应榴将查慎行所说明的郓州的地理情况从题下移至此句之下，能够有力地支持赵次公的意见，从而对诗意作出完整合理的解释。
（2）将注文在不同的诗中作出调整。如施顾注本中施宿所注陈季常的生平，本在《陈季常见过三首》题下，冯应榴将这段施宿注移至《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题下。从编年的顺序来说，《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出现在前，将施宿注移至此诗之下，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这种调整显然很合理。
3.补充阙文。冯应榴还注意补充旧注中由于刻本流传问题导致的阙文，这方面他主要致力于补全宋刊施顾注本的缺失。施顾注的宋刊本流传到清代，很多地方已模糊不清，尤其是施宿所作的题下注。冯应榴能够多方对比史传，补齐施宿补注中所引的人物传记。
二、 《合注》对旧注引文错误的订正
作为乾嘉时代的学者，冯应榴作此《合注》，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统一体例以方便读者的阅读，他更致力于更正前代各注中的错漏。其中用心最勤者，在于核对各家注中所引用的文献内容，纠正其中的错误。
以赵次公为首的类注本各注家，有一个一致的缺点，便是引用前代文献不忠实于原书，引文错误极多。施元之、顾禧的注本在这方面比较严谨，但仍然存在一些失误。查慎行号称用力甚勤，曾列出“采辑书目”，所引之书远多于宋代诸家，孰料引书愈广，错讹愈多，被冯应榴一一核对并指正。这些注家在引用文献材料方面的错误有：
1.引书不标书名。
这种情况主要见于类注本中，俯拾可见。冯应榴尽其所能，将其中能够查到的书名一一补齐。
2.引书弄错作者。
这类情况在类注本、施顾注本、查注本中都普遍存在。如《答王巩》诗“连车载酒来”，施顾注云：“《文选》班固《西都赋》：腾酒车以斟酌。注云：以车载酒也。”冯注云：“原注误作张平子《南都赋》。”[1]（835） 查注本还有一类特殊的错误，即将苏诗误为前人诗，造成引苏诗注苏诗的现象。如《孙莘老寄墨四首》诗其四“闭口洗残债”，查注云：“白乐天诗：口孽不停诗有债。”[3]（490） 冯注云：“此东坡《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中句，查氏作白诗，误。”[1]（1251-1252）
查慎行还将他人作品误为苏轼作品。如《冬至日赠侄安节》诗“瞻前惟兄三”，查注引本集《提刑公墓表》说明苏家的世系，冯注云：“又《墓表》系子由作，查氏云本集，似误。”[1]（1058） 实际上此文是苏辙所作，见于《栾城集》卷二十五，名为《伯父墓表》，却被查注误归苏轼名下。
3.引文弄错出处。这种情况各个注家都有，以类注本最多。如《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诗“但道何日辞樊笼”，类注本孙倬注引《北史》阳修之以官场为樊笼之事，冯注云：“原本倬注误作《南史》，今改正。”[1]（217）
4. 引文与原文不符。这种情况在类注本中最为多见，两宋之交的注家，往往只凭自己的记忆，而不认真核对原书，以致错误百出。如《徐君猷挽词》“尽日当年不忍欺”，类注本李厚注引《史记》：“子产治郑，民不忍欺。”[2]卷二十四第十九页实则《史记·滑稽列传》作“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4] 因而被冯应榴删去。施顾注本也有类似错误，但较之类注本数量要少。
查注本引文出现的错误较多：
（1）最常见的的问题是脱漏原书文字。如《次韵乐著作送酒》诗“一壶春酒若为汤”，查注云：“《后汉书·皇甫嵩传》：折枯消坚，甚于汤雪。”[3]（407） 实际上《后汉书·皇甫嵩传》云：“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5]查注所引，脱去其中“摧强易于”四字，使意思大相径庭，因此被冯应榴删除。
（2）至于引文错讹，查注也常犯此病。如《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诗“多君贵公子”，查注云：“《宋史》，居简最显，仕至户部侍郎。”[3]（166）冯注云：“《宋史》，吕居简仕至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卒。查注作户部，误。”[1]（331） 按，《宋史·吕居简传》：“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卒。”[6] 冯说为是。
（3）查慎行弄错引文，除了误导读者外，还招致误驳文献的错误。如《和王斿二首》“诗到诸郎尚绝伦”，查注云：“《临川集》：平甫二子旊、斿，亦皆嶷嶷有立。任渊《陈后山诗注》：旊字元钧，斿字元龙。按《实录》：元符元年九月，看详诉理所言宣德郎王斿于元祐中进状，称先臣冤抑，罪名未除，不幸不得出于兹时。诏斿罢江宁府粮料，旊罢京东通判，差监衡州酒税。《秦少游集》有《送王元龙赴泗州粮料院》诗，任注以为江宁者，误。”[3]（484） 冯注云：“《续通鉴长编》：绍圣四年十二月，王斿为京东路转运判官。元符元年六月，王斿罢榷货务，以曾布、蔡卞亲戚，又苏轼、辙门下人也。九月，王斿添差监衡州盐酒税。十月，王斿监江宁府粮料院。任注不误。至查注作罢粮料，误矣。今校正。”[1]（1232）
（4）查慎行弄错引文，导致数书内容相抵触，混淆视听。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查注云：“《太平寰宇记》：青州北海县，隋置潍州。宋建隆五年，建为北海军。西至东京一千三百二十里，东南至密州界七十五里。曾巩《隆平集》云：乾德二年，以北海军为潍州。与《太平寰宇记》不合，未详孰是。”[3]（297） 冯注云：“《太平寰宇记》又云：至乾德三年，改为潍州，复旧名。正与《隆平集》相合，查注讹。”[1]（680） 查慎行读书有欠精审，忽略了《太平寰宇记》的下文。若只观察此条查注，很容易被误导为《太平寰宇记》与《隆平集》记载不一。
（5）由于查慎行不能准确地核对引文，还常常因此发生误驳旧注的错误。如《夜梦》诗“起坐有如挂钩鱼”句，查注云：“按昌黎诗‘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新刻本改‘中钩’为‘挂钩’以迁就注脚，今驳正。”[3]（815）冯注云：“此仍王本、宋刊本注，非新刻本改也。至《韩集》亦有作‘挂钩’者，查注非。”[1]（2115）冯应榴指出，《韩昌黎集》中的确有作“挂钩”者，类注本及宋刊施顾注本也作“挂钩”，并非邵长蘅翻刻清施本之误。旧注中引文并没有错误，而是查慎行自己弄错原书的文字，因此指言旧注错误。
5.引文非所引之书所有，而系杜撰。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刻画始信有天工”，施顾注引《汉书·王莽传》：“非刻非画。”冯注云：“本传无此句。”[1]（252）
慎行在引文方面还有一种特殊的错误，即不直接引用某书文字，而从它书转引，因而导致错误。其中致错频率最高的是《名胜志》。查慎行常常引用《名胜志》所载的《太平寰宇记》、《水经注》、《山海经》、《舆地纪胜》、《长安志》、《吴兴备志》、《至元嘉禾志》等书的内容，却不核对原书。《名胜志》是明人曹学佺所编，所引各书的文字往往不忠实于原书，改动甚多。查慎行不能识别，亦未加详考，从而误引。如《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出师也》，查注云：“《长安志》：石桥山在岐山县南三十里，渭水所迳，其侧有五丈原。诸葛屯兵处。又十里即南山。”[3]（102）冯注云：“此条见《名胜志》，今本《长安志》无。”[1]（172）
三、 《合注》的辑佚
《合注》的卷四十九、五十为补编诗，冯应榴从各种途径辑得苏轼佚诗一批。此外，查注本的卷四十九、五十为《他集互见诗》，在《合注》中被移至卷四十七、四十八。冯应榴云：“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今移于查氏补采二卷之前，盖兼存诸本之意也。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已从《七集》本及施氏原本移编于前，详见各题注。”[1]（2335） 可见，冯应榴的辑佚工作，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考证查注本的《他集互见诗》，从中发掘出属于苏轼的作品。
（一）冯应榴本人的辑佚 主要来源有：
1.类书。如《牡丹》、《莲》辑自宋代陈景沂的《全芳备祖》。
2.碑刻。如《慈云四景》来自明永乐十二年萧山魏骥所撰《慈云教寺碑记》所附，该《碑记》由冯应榴之婿孙辅元赠以拓本。《过金山寺》见于金山寺康熙御书石刻，寺僧向冯应榴出示了拓本。《失题二首》亦得之旧碑拓中。
但冯应榴辑佚的态度非常谨慎，许多诗他虽采入补编卷中，但仍注明“姑附录”，是谨慎存疑的态度。如《雪诗八首》录自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冯注云：“但《万花谷》所采诗家姓氏舛误甚多，未可全信。且诗意浅俗，不似先生手笔，故查代不采耳。今姑附录。”[1]（2499）
（二）对查慎行注的补充
1.从苏轼诗集中辑得。冯应榴云：“查氏于先生诗遍为搜采补编，即考非先生作者，亦列入《他集互见》卷中，乃于此诗题及下题《李景元画》、《谢宋汉杰惠墨》、《又答氊帐》、《寿阳岸下》、《春日与闲山居士小饮》各诗为诸本所有者，转皆脱漏，殊不可解。今因无可列入编年，是以参酌旧本目录汇载于此，读者审之。”[1]（2414） 冯应榴所举诸诗，皆载于王本（即清初朱从延所刻“通行王本”）、旧王本（即宋元所刊类注本）、《七集》本的《续集》、《施注苏诗》的《续补遗》卷下，查慎行却未采入其《苏诗补注》的任何一卷中，确实是重大疏漏。
2.将查慎行断为非苏轼所作的诗篇，考证为苏轼所作。如《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查慎行归入《他集互见诗》。查注云：“慎按，右一首施氏原注载先生守杭卷中。按阮闳休《诗话总龟》云：徐州张天骥不远千里见朱定国于钱塘，爱其风物，欲徙家居焉。春尽思归，定国以诗戏之云云，起句‘羡公飘荡一孤舟’，第七句‘何事却寻朱处士’，与集本小异。朱定国无可考。又按本集有《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七律一首，见后三十五卷中，即此首韵也。阮闳休以为朱定国作，当必有据。今移编此卷，俟再考。”[3]（952）冯应榴云：“查氏以此诗移编《他集互见》卷中，但于后《老人行》诗下引苕溪渔隐云：世传《前集》东坡手自编者。而此诗在《前集》卷中，且后卷三十五有次旧韵诗，即次此诗之韵，则为先生作无疑，何可以阮氏一言为据耶？今仍依《七集》本及施氏原本编次于此。”[1]（1593）查慎行的言论，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是肯定了《前集》为苏轼自编，可信度很高。但又将列于《前集》之中的本诗剔入《他集互见诗》中，其根据仅为阮阅的片面之词。苏轼自定的《前集》与阮阅的诗话，显然前者的可信度更高。而且查慎行自己都列举了之后的第三十五卷中有《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七律一首，次的就是本首之韵。证据环环相扣，查氏却视而不见。相比之下，冯应榴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四、 《合注》的辨伪
查注本卷四十七、四十八为补编诗，在《合注》中被移到了卷四十九、五十。冯应榴在卷四十九起首云：“今考此二卷诗，查氏刻于《他集互见》之前，为卷四十七、卷四十八。但其所采亦有互见他集，不能确定为先生诗者，因改附全集之末，兼寓存疑之意也。”[1]（2398）可见，冯应榴的辨伪工作，主要是针对查慎行的辑佚工作进行的。他针对查注本补编诗中的可疑篇目一一加以考证，论证其并非苏轼的作品。冯应榴辨伪的主要根据有：
1.根据他人文集。如《和寄天选长官》，查注云：“天选长官失考。诗中‘黄香十年旧’当指山谷。先生与山谷唱和，往往用江夏无双事，疑此诗亦是和黄作。而黄山谷集中检原作，复不得。”[3]（899）冯注云：“《参寥集》中有《次韵阳翟尉黄天选见寄》诗，即此篇也。据此，则非先生诗矣。查氏何又不列入《他集互见》卷中耶？今不更移，而考证于此。又案：诗中‘顷予婴网罗’句，当是参寥自言还俗事。‘黄香’则言天选也。”[1]（2408）诗中的黄香，是东汉人物，《后汉书》本传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古代诗人用典，往往以同姓的古人寓指当时人物，苏轼也不例外。在苏诗中，多次以黄香指代黄庭坚。但这只是一种习惯用法，并非绝对。查慎行正是因为拘泥于先入之见，一见“黄香”，认为必指黄庭坚无疑。但又在黄庭坚诗集中找不到原作，因此无法自圆其说。相比之下，冯应榴的理解更加灵活。他在《参寥集》中找到了《次韵阳翟尉黄天选见寄》诗，诗题与本题比较接近，内容则完全一样。特别是，“天选”若为黄天选，那么诗中的“黄香”之典便落到了实处，乃是参寥以黄香借指同姓的黄天选。可见，冯应榴的观点比查慎行更可信。
2.根据诗歌的内容。如《题女唱驿》，查注云：“以上二首诸刻本俱不载，《外集》编第二卷，入《南行集》中，今补录于此。”[3]（902）冯注云：“《清江孔毅父集》有《题女娲山女娲庙二首》，前一首即此诗，后一首即先生《儋耳山》五言绝句也。诗中首句‘揽辔金房道’当指金州、房州。考《唐书·地理志》，金州、房州同属山南东道采访使，金州平利县有女娲山。《名胜志》：山在县东十五里，旧有女娲祠。似《孔集》题近是，则此二诗当系孔毅父作。诗中‘唱’字、‘驿’字，当是‘娲’字、‘祠’字之讹耳。”[1]（2421）冯应榴从诗句中的相关地理内容出发，指出诗句中的“金房道”与孔毅父集中诗题的“女娲山”、“女娲庙”关联程度较高，当为孔毅父的作品。
3. 根据诗歌的风格。如《颜阖》题下冯注云：“《山谷外集》亦有《颜阖》诗，前十二句与先生诗大略同，……窃疑此篇是山谷诗，后十句乃后来改定，换去‘中随’四句者，盖诗笔于山谷为近也。”[1]（2405）本诗是查慎行从《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中辑出的十九首之一，朱从延所刻的“通行王本”也录入了此诗。《七集》本载于《续集》。以上皆是苏轼诗集的明清刻本所辑入。然而南宋时期黄庭坚的裔孙黄 撰《山谷年谱》，已将此诗定为黄庭坚于治平三年所作。从诗作的风格来看，本诗确实更接近黄庭坚诗歌尚未成型的少作，而与苏轼的风格相去甚远。特别是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在创作方面有“诗不厌改”的主张。冯应榴推断“后十句乃后来改定”，有一定的道理。本诗很可能是明清时期的苏集编刻者误收入集中。 五、 《苏诗合注》对苏轼旧谱的订正
冯应榴之前流传的苏轼年谱，有宋代傅〓（上艹下深）的《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傅录”）、王宗稷的《苏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王谱”）与清代查慎行的《苏轼年表》（以下简称“查表”）。而且，将诗人年谱附于诗歌注本中，也是诗歌注释的常例。 宋代以来的苏诗注中，类注本即附有傅录。施顾注本原附有施宿所撰的《东坡先生年谱》，但此谱于宋代以后在国内失传已久。清初邵长蘅整理清施本，将王谱补入书中。查表亦列于查注本的正文之前。冯应榴本人没有专门撰写苏轼年谱，但将以上三家年谱列于《合注》卷首，并针对三谱一一作了详细地考证与补充。具体而言，冯应榴的考证工作如下：
1. 苏轼事迹之误。对于年谱来说，叙述苏轼的经历是最基本的任务，各谱在这方面都有不少错误。查表的问题比较严重。如“熙宁六年癸丑”条下，查表云：“春夏之交往富阳新城，又往于潜、临安诸属县，再游径山，所至有诗。”[3]（15）冯注云：“《东坡全集》载先生《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云：熙宁甲寅（七年），轼自杭来临安，借观。则往临安诸县之在七年无疑，《纪年录》本不误。查氏移于六年，而于《海会寺清心堂》诗注引此跋语，改‘甲寅’二字作六年以附会之，误矣。”[1]（2524）冯应榴的论据是苏轼本人文集的相关叙述，显然十分有力。此外，冯应榴还进一步指出查慎行故意改动苏轼的原文以迁就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宋代的傅王二谱时代虽距苏轼更近，但仍有不少错误为冯应榴指出。
2.诗歌编年之误。与一般的年谱相比，诗人年谱除了叙述谱主的经历事迹之外，在每一年的条目之下，还往往介绍该年的诗作。傅录尤以这方面见长，但也有不少编年错误，为冯应榴指出。如“熙宁元年戊申”条下，傅录云：“是年《和子由记园中草木》、《木山引水》、《寄题古东池》、《绿筠堂》等诗。”冯注云：“《和记园中草木》诗首云‘煌煌帝王都’，末云‘我自归南山’，《木山引水》、《寄题兴州古东池》二诗亦在《华阴寄子由》诗之前，《纪年录》列于元年居蜀时，非
也。”[1]（2518-2519）施顾注本、查注本、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皆将《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编入英宗治平元年，尤其是施顾注本所依底本是苏轼苏辙所编定的《东坡集》，显然比傅录更可信。而且冯应榴列举的诗中“帝王都”、“南山”等字眼，与苏轼在治平元年任职凤翔的经历相符合，却非熙宁元年居蜀时的景物。
3.时事之误。查表的值得重视之处，在于每年除列苏轼事迹之外，还别起一栏，列出该年的重大时事，在政治背景中凸现苏轼的立身行事。冯应榴辑入查表的内容，主要在这方面。同时，冯应榴考证时事之误，重点放在查表之上。如“元符二年己卯”条下，查表云：“是年八月，命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并依元丰旧制。”[3]（18）冯注云：“《续通鉴长编》：是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云：元丰法……诏并依元丰法。又《宋史》本纪亦作九月，查氏作八月，误。”[1]（2579）元符年间，宋哲宗改从元丰旧制，标志着新党对旧党的又一次重大打压，与苏轼间接相关。作为苏诗的注释者，对此不可不审，具体时间不能弄错。
4.史书之误。冯应榴还是顺便指出一些旧史的记载错误。如“熙宁十年丁巳”条下，冯注云：“《续通鉴长编》：是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下埽。《宋史》作丙子，误，盖丙子诏张茂则、刘璯同往相度闭塞也。”[1]（2528）作为编年体史书，对具体到年月日的事件，《续通鉴长编》显然要优于纪传体的《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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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苏轼撰.苏诗补注[A].（清）查慎行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13.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02～2303.
[6]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50.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文献考订；辑佚；辨伪；年谱考证；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86-06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五十卷。《合注》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注本，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以下简称“清施本”）；（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
清代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诗歌注释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注释者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解释诗意，往往兼及诗集整理，校勘、辑佚、辨伪也是诗歌注释本的重要内容。作为乾嘉时期的诗歌注释，《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1]（2636） 冯应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旧注进行了全面整理，不仅为自己用考证的方法解释诗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拟从考订旧注的引文错误、辑佚、辨伪、考证旧谱的错误等方面探讨《合注》的文献价值。
一、《合注》对旧注的删节、调整、补充
1.删节冗注。正如冯应榴在《合注》自序中所言：“偶取王、施、查三本之注各披阅一过，见其体例互异，卷帙不同，无以取便读者，爰为合而订之意，不过择精要，删复出耳。”[1]（2634） 该书不仅仅是汇合各家之注，同时也将原有各注中的冗余部分删除。具体而言：有下列几种情况：
（1）对同一典故重复出注的情况，只保留第一处，其余各处改为“见前某某诗”。重复出注的情况，在类注本、施顾注本中常常出现，尤以施顾注本为甚，以至于出现将同一典故重复注释十数次的情况。
（2）对类注本、施顾注本二注相近者，删去相对简略者。这两个注本都擅长于注释典故的出处，而且施元之、顾禧是在脱离类注本的前提下自行作注的，因此不免出现二注近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类注本的大多数注家的治学态度都比较粗疏，所引之文错讹太多，而施顾注的引文相对更加精审，因此被删者往往是类注。
（3）删除各家注中不得要领、与诗意无关的注文。如《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欲从元放觅拄杖”，冯注云：“王本厚注引《太平广记》‘孙讨逆欲杀左元放，著鞭策马，终不能及’事，与诗意无涉，已删。”[1]（1243
（4）删除各家注中虽非误注，却对诗意的解释帮助不大、显得多余的注文。如《秀州僧本莹静照堂》，冯注云：“此条次公注甚繁，而皆随诗诠解，别无精义，故止采末二句。”[1]（218）
2.合理调整注文的顺序。其中包括：
（1）在同一首诗中移动注文的顺序。如《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查慎行注引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史·地理志》、明代曹学佺的《名胜志》等书介绍郓州的建制沿革，本列于题下，冯应榴将其移至“山川今何许，疆野已分宿”句下。因为这两句的类注本赵次公注云：“此言郓州与徐州。”[2] 卷三第二十五页所述的疆野乃分属于郓州与徐州，冯应榴将查慎行所说明的郓州的地理情况从题下移至此句之下，能够有力地支持赵次公的意见，从而对诗意作出完整合理的解释。
（2）将注文在不同的诗中作出调整。如施顾注本中施宿所注陈季常的生平，本在《陈季常见过三首》题下，冯应榴将这段施宿注移至《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题下。从编年的顺序来说，《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出现在前，将施宿注移至此诗之下，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这种调整显然很合理。
3.补充阙文。冯应榴还注意补充旧注中由于刻本流传问题导致的阙文，这方面他主要致力于补全宋刊施顾注本的缺失。施顾注的宋刊本流传到清代，很多地方已模糊不清，尤其是施宿所作的题下注。冯应榴能够多方对比史传，补齐施宿补注中所引的人物传记。
二、 《合注》对旧注引文错误的订正
作为乾嘉时代的学者，冯应榴作此《合注》，其目的不仅仅在于统一体例以方便读者的阅读，他更致力于更正前代各注中的错漏。其中用心最勤者，在于核对各家注中所引用的文献内容，纠正其中的错误。
以赵次公为首的类注本各注家，有一个一致的缺点，便是引用前代文献不忠实于原书，引文错误极多。施元之、顾禧的注本在这方面比较严谨，但仍然存在一些失误。查慎行号称用力甚勤，曾列出“采辑书目”，所引之书远多于宋代诸家，孰料引书愈广，错讹愈多，被冯应榴一一核对并指正。这些注家在引用文献材料方面的错误有：
1.引书不标书名。
这种情况主要见于类注本中，俯拾可见。冯应榴尽其所能，将其中能够查到的书名一一补齐。
2.引书弄错作者。
这类情况在类注本、施顾注本、查注本中都普遍存在。如《答王巩》诗“连车载酒来”，施顾注云：“《文选》班固《西都赋》：腾酒车以斟酌。注云：以车载酒也。”冯注云：“原注误作张平子《南都赋》。”[1]（835） 查注本还有一类特殊的错误，即将苏诗误为前人诗，造成引苏诗注苏诗的现象。如《孙莘老寄墨四首》诗其四“闭口洗残债”，查注云：“白乐天诗：口孽不停诗有债。”[3]（490） 冯注云：“此东坡《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中句，查氏作白诗，误。”[1]（1251-1252）
查慎行还将他人作品误为苏轼作品。如《冬至日赠侄安节》诗“瞻前惟兄三”，查注引本集《提刑公墓表》说明苏家的世系，冯注云：“又《墓表》系子由作，查氏云本集，似误。”[1]（1058） 实际上此文是苏辙所作，见于《栾城集》卷二十五，名为《伯父墓表》，却被查注误归苏轼名下。
3.引文弄错出处。这种情况各个注家都有，以类注本最多。如《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诗“但道何日辞樊笼”，类注本孙倬注引《北史》阳修之以官场为樊笼之事，冯注云：“原本倬注误作《南史》，今改正。”[1]（217）
4. 引文与原文不符。这种情况在类注本中最为多见，两宋之交的注家，往往只凭自己的记忆，而不认真核对原书，以致错误百出。如《徐君猷挽词》“尽日当年不忍欺”，类注本李厚注引《史记》：“子产治郑，民不忍欺。”[2]卷二十四第十九页实则《史记·滑稽列传》作“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4] 因而被冯应榴删去。施顾注本也有类似错误，但较之类注本数量要少。
查注本引文出现的错误较多：
（1）最常见的的问题是脱漏原书文字。如《次韵乐著作送酒》诗“一壶春酒若为汤”，查注云：“《后汉书·皇甫嵩传》：折枯消坚，甚于汤雪。”[3]（407） 实际上《后汉书·皇甫嵩传》云：“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5]查注所引，脱去其中“摧强易于”四字，使意思大相径庭，因此被冯应榴删除。
（2）至于引文错讹，查注也常犯此病。如《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诗“多君贵公子”，查注云：“《宋史》，居简最显，仕至户部侍郎。”[3]（166）冯注云：“《宋史》，吕居简仕至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卒。查注作户部，误。”[1]（331） 按，《宋史·吕居简传》：“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卒。”[6] 冯说为是。
（3）查慎行弄错引文，除了误导读者外，还招致误驳文献的错误。如《和王斿二首》“诗到诸郎尚绝伦”，查注云：“《临川集》：平甫二子旊、斿，亦皆嶷嶷有立。任渊《陈后山诗注》：旊字元钧，斿字元龙。按《实录》：元符元年九月，看详诉理所言宣德郎王斿于元祐中进状，称先臣冤抑，罪名未除，不幸不得出于兹时。诏斿罢江宁府粮料，旊罢京东通判，差监衡州酒税。《秦少游集》有《送王元龙赴泗州粮料院》诗，任注以为江宁者，误。”[3]（484） 冯注云：“《续通鉴长编》：绍圣四年十二月，王斿为京东路转运判官。元符元年六月，王斿罢榷货务，以曾布、蔡卞亲戚，又苏轼、辙门下人也。九月，王斿添差监衡州盐酒税。十月，王斿监江宁府粮料院。任注不误。至查注作罢粮料，误矣。今校正。”[1]（1232）
（4）查慎行弄错引文，导致数书内容相抵触，混淆视听。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查注云：“《太平寰宇记》：青州北海县，隋置潍州。宋建隆五年，建为北海军。西至东京一千三百二十里，东南至密州界七十五里。曾巩《隆平集》云：乾德二年，以北海军为潍州。与《太平寰宇记》不合，未详孰是。”[3]（297） 冯注云：“《太平寰宇记》又云：至乾德三年，改为潍州，复旧名。正与《隆平集》相合，查注讹。”[1]（680） 查慎行读书有欠精审，忽略了《太平寰宇记》的下文。若只观察此条查注，很容易被误导为《太平寰宇记》与《隆平集》记载不一。
（5）由于查慎行不能准确地核对引文，还常常因此发生误驳旧注的错误。如《夜梦》诗“起坐有如挂钩鱼”句，查注云：“按昌黎诗‘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新刻本改‘中钩’为‘挂钩’以迁就注脚，今驳正。”[3]（815）冯注云：“此仍王本、宋刊本注，非新刻本改也。至《韩集》亦有作‘挂钩’者，查注非。”[1]（2115）冯应榴指出，《韩昌黎集》中的确有作“挂钩”者，类注本及宋刊施顾注本也作“挂钩”，并非邵长蘅翻刻清施本之误。旧注中引文并没有错误，而是查慎行自己弄错原书的文字，因此指言旧注错误。
5.引文非所引之书所有，而系杜撰。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刻画始信有天工”，施顾注引《汉书·王莽传》：“非刻非画。”冯注云：“本传无此句。”[1]（252）
慎行在引文方面还有一种特殊的错误，即不直接引用某书文字，而从它书转引，因而导致错误。其中致错频率最高的是《名胜志》。查慎行常常引用《名胜志》所载的《太平寰宇记》、《水经注》、《山海经》、《舆地纪胜》、《长安志》、《吴兴备志》、《至元嘉禾志》等书的内容，却不核对原书。《名胜志》是明人曹学佺所编，所引各书的文字往往不忠实于原书，改动甚多。查慎行不能识别，亦未加详考，从而误引。如《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出师也》，查注云：“《长安志》：石桥山在岐山县南三十里，渭水所迳，其侧有五丈原。诸葛屯兵处。又十里即南山。”[3]（102）冯注云：“此条见《名胜志》，今本《长安志》无。”[1]（172）
三、 《合注》的辑佚
《合注》的卷四十九、五十为补编诗，冯应榴从各种途径辑得苏轼佚诗一批。此外，查注本的卷四十九、五十为《他集互见诗》，在《合注》中被移至卷四十七、四十八。冯应榴云：“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今移于查氏补采二卷之前，盖兼存诸本之意也。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已从《七集》本及施氏原本移编于前，详见各题注。”[1]（2335） 可见，冯应榴的辑佚工作，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考证查注本的《他集互见诗》，从中发掘出属于苏轼的作品。
（一）冯应榴本人的辑佚 主要来源有：
1.类书。如《牡丹》、《莲》辑自宋代陈景沂的《全芳备祖》。
2.碑刻。如《慈云四景》来自明永乐十二年萧山魏骥所撰《慈云教寺碑记》所附，该《碑记》由冯应榴之婿孙辅元赠以拓本。《过金山寺》见于金山寺康熙御书石刻，寺僧向冯应榴出示了拓本。《失题二首》亦得之旧碑拓中。
但冯应榴辑佚的态度非常谨慎，许多诗他虽采入补编卷中，但仍注明“姑附录”，是谨慎存疑的态度。如《雪诗八首》录自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冯注云：“但《万花谷》所采诗家姓氏舛误甚多，未可全信。且诗意浅俗，不似先生手笔，故查代不采耳。今姑附录。”[1]（2499）
（二）对查慎行注的补充
1.从苏轼诗集中辑得。冯应榴云：“查氏于先生诗遍为搜采补编，即考非先生作者，亦列入《他集互见》卷中，乃于此诗题及下题《李景元画》、《谢宋汉杰惠墨》、《又答氊帐》、《寿阳岸下》、《春日与闲山居士小饮》各诗为诸本所有者，转皆脱漏，殊不可解。今因无可列入编年，是以参酌旧本目录汇载于此，读者审之。”[1]（2414） 冯应榴所举诸诗，皆载于王本（即清初朱从延所刻“通行王本”）、旧王本（即宋元所刊类注本）、《七集》本的《续集》、《施注苏诗》的《续补遗》卷下，查慎行却未采入其《苏诗补注》的任何一卷中，确实是重大疏漏。
2.将查慎行断为非苏轼所作的诗篇，考证为苏轼所作。如《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查慎行归入《他集互见诗》。查注云：“慎按，右一首施氏原注载先生守杭卷中。按阮闳休《诗话总龟》云：徐州张天骥不远千里见朱定国于钱塘，爱其风物，欲徙家居焉。春尽思归，定国以诗戏之云云，起句‘羡公飘荡一孤舟’，第七句‘何事却寻朱处士’，与集本小异。朱定国无可考。又按本集有《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七律一首，见后三十五卷中，即此首韵也。阮闳休以为朱定国作，当必有据。今移编此卷，俟再考。”[3]（952）冯应榴云：“查氏以此诗移编《他集互见》卷中，但于后《老人行》诗下引苕溪渔隐云：世传《前集》东坡手自编者。而此诗在《前集》卷中，且后卷三十五有次旧韵诗，即次此诗之韵，则为先生作无疑，何可以阮氏一言为据耶？今仍依《七集》本及施氏原本编次于此。”[1]（1593）查慎行的言论，显然有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是肯定了《前集》为苏轼自编，可信度很高。但又将列于《前集》之中的本诗剔入《他集互见诗》中，其根据仅为阮阅的片面之词。苏轼自定的《前集》与阮阅的诗话，显然前者的可信度更高。而且查慎行自己都列举了之后的第三十五卷中有《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七律一首，次的就是本首之韵。证据环环相扣，查氏却视而不见。相比之下，冯应榴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四、 《合注》的辨伪
查注本卷四十七、四十八为补编诗，在《合注》中被移到了卷四十九、五十。冯应榴在卷四十九起首云：“今考此二卷诗，查氏刻于《他集互见》之前，为卷四十七、卷四十八。但其所采亦有互见他集，不能确定为先生诗者，因改附全集之末，兼寓存疑之意也。”[1]（2398）可见，冯应榴的辨伪工作，主要是针对查慎行的辑佚工作进行的。他针对查注本补编诗中的可疑篇目一一加以考证，论证其并非苏轼的作品。冯应榴辨伪的主要根据有：
1.根据他人文集。如《和寄天选长官》，查注云：“天选长官失考。诗中‘黄香十年旧’当指山谷。先生与山谷唱和，往往用江夏无双事，疑此诗亦是和黄作。而黄山谷集中检原作，复不得。”[3]（899）冯注云：“《参寥集》中有《次韵阳翟尉黄天选见寄》诗，即此篇也。据此，则非先生诗矣。查氏何又不列入《他集互见》卷中耶？今不更移，而考证于此。又案：诗中‘顷予婴网罗’句，当是参寥自言还俗事。‘黄香’则言天选也。”[1]（2408）诗中的黄香，是东汉人物，《后汉书》本传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古代诗人用典，往往以同姓的古人寓指当时人物，苏轼也不例外。在苏诗中，多次以黄香指代黄庭坚。但这只是一种习惯用法，并非绝对。查慎行正是因为拘泥于先入之见，一见“黄香”，认为必指黄庭坚无疑。但又在黄庭坚诗集中找不到原作，因此无法自圆其说。相比之下，冯应榴的理解更加灵活。他在《参寥集》中找到了《次韵阳翟尉黄天选见寄》诗，诗题与本题比较接近，内容则完全一样。特别是，“天选”若为黄天选，那么诗中的“黄香”之典便落到了实处，乃是参寥以黄香借指同姓的黄天选。可见，冯应榴的观点比查慎行更可信。
2.根据诗歌的内容。如《题女唱驿》，查注云：“以上二首诸刻本俱不载，《外集》编第二卷，入《南行集》中，今补录于此。”[3]（902）冯注云：“《清江孔毅父集》有《题女娲山女娲庙二首》，前一首即此诗，后一首即先生《儋耳山》五言绝句也。诗中首句‘揽辔金房道’当指金州、房州。考《唐书·地理志》，金州、房州同属山南东道采访使，金州平利县有女娲山。《名胜志》：山在县东十五里，旧有女娲祠。似《孔集》题近是，则此二诗当系孔毅父作。诗中‘唱’字、‘驿’字，当是‘娲’字、‘祠’字之讹耳。”[1]（2421）冯应榴从诗句中的相关地理内容出发，指出诗句中的“金房道”与孔毅父集中诗题的“女娲山”、“女娲庙”关联程度较高，当为孔毅父的作品。
3. 根据诗歌的风格。如《颜阖》题下冯注云：“《山谷外集》亦有《颜阖》诗，前十二句与先生诗大略同，……窃疑此篇是山谷诗，后十句乃后来改定，换去‘中随’四句者，盖诗笔于山谷为近也。”[1]（2405）本诗是查慎行从《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中辑出的十九首之一，朱从延所刻的“通行王本”也录入了此诗。《七集》本载于《续集》。以上皆是苏轼诗集的明清刻本所辑入。然而南宋时期黄庭坚的裔孙黄 撰《山谷年谱》，已将此诗定为黄庭坚于治平三年所作。从诗作的风格来看，本诗确实更接近黄庭坚诗歌尚未成型的少作，而与苏轼的风格相去甚远。特别是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在创作方面有“诗不厌改”的主张。冯应榴推断“后十句乃后来改定”，有一定的道理。本诗很可能是明清时期的苏集编刻者误收入集中。 五、 《苏诗合注》对苏轼旧谱的订正
冯应榴之前流传的苏轼年谱，有宋代傅〓（上艹下深）的《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傅录”）、王宗稷的《苏文忠公年谱》（以下简称“王谱”）与清代查慎行的《苏轼年表》（以下简称“查表”）。而且，将诗人年谱附于诗歌注本中，也是诗歌注释的常例。 宋代以来的苏诗注中，类注本即附有傅录。施顾注本原附有施宿所撰的《东坡先生年谱》，但此谱于宋代以后在国内失传已久。清初邵长蘅整理清施本，将王谱补入书中。查表亦列于查注本的正文之前。冯应榴本人没有专门撰写苏轼年谱，但将以上三家年谱列于《合注》卷首，并针对三谱一一作了详细地考证与补充。具体而言，冯应榴的考证工作如下：
1. 苏轼事迹之误。对于年谱来说，叙述苏轼的经历是最基本的任务，各谱在这方面都有不少错误。查表的问题比较严重。如“熙宁六年癸丑”条下，查表云：“春夏之交往富阳新城，又往于潜、临安诸属县，再游径山，所至有诗。”[3]（15）冯注云：“《东坡全集》载先生《跋蔡君谟书海会寺记》云：熙宁甲寅（七年），轼自杭来临安，借观。则往临安诸县之在七年无疑，《纪年录》本不误。查氏移于六年，而于《海会寺清心堂》诗注引此跋语，改‘甲寅’二字作六年以附会之，误矣。”[1]（2524）冯应榴的论据是苏轼本人文集的相关叙述，显然十分有力。此外，冯应榴还进一步指出查慎行故意改动苏轼的原文以迁就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宋代的傅王二谱时代虽距苏轼更近，但仍有不少错误为冯应榴指出。
2.诗歌编年之误。与一般的年谱相比，诗人年谱除了叙述谱主的经历事迹之外，在每一年的条目之下，还往往介绍该年的诗作。傅录尤以这方面见长，但也有不少编年错误，为冯应榴指出。如“熙宁元年戊申”条下，傅录云：“是年《和子由记园中草木》、《木山引水》、《寄题古东池》、《绿筠堂》等诗。”冯注云：“《和记园中草木》诗首云‘煌煌帝王都’，末云‘我自归南山’，《木山引水》、《寄题兴州古东池》二诗亦在《华阴寄子由》诗之前，《纪年录》列于元年居蜀时，非
也。”[1]（2518-2519）施顾注本、查注本、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皆将《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编入英宗治平元年，尤其是施顾注本所依底本是苏轼苏辙所编定的《东坡集》，显然比傅录更可信。而且冯应榴列举的诗中“帝王都”、“南山”等字眼，与苏轼在治平元年任职凤翔的经历相符合，却非熙宁元年居蜀时的景物。
3.时事之误。查表的值得重视之处，在于每年除列苏轼事迹之外，还别起一栏，列出该年的重大时事，在政治背景中凸现苏轼的立身行事。冯应榴辑入查表的内容，主要在这方面。同时，冯应榴考证时事之误，重点放在查表之上。如“元符二年己卯”条下，查表云：“是年八月，命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并依元丰旧制。”[3]（18）冯注云：“《续通鉴长编》：是年九月，御史中丞安惇云：元丰法……诏并依元丰法。又《宋史》本纪亦作九月，查氏作八月，误。”[1]（2579）元符年间，宋哲宗改从元丰旧制，标志着新党对旧党的又一次重大打压，与苏轼间接相关。作为苏诗的注释者，对此不可不审，具体时间不能弄错。
4.史书之误。冯应榴还是顺便指出一些旧史的记载错误。如“熙宁十年丁巳”条下，冯注云：“《续通鉴长编》：是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下埽。《宋史》作丙子，误，盖丙子诏张茂则、刘璯同往相度闭塞也。”[1]（2528）作为编年体史书，对具体到年月日的事件，《续通鉴长编》显然要优于纪传体的《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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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