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摒弃的“四风”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官本位思想，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一旦被这种思想充斥，就很容易将“为天下者不慢其民”（《慎子·内篇》）这句古训忘记。
　　官僚主义的本质是有意制造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隔阂与对立，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的“民本”思想多有抵牾。《六韬·文师》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荀子·议子》又言：“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由此，《尚书·夏书》乃言：“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舍本逐末”这个成语想必大家耳熟能详，但与这个成语有关的典故就未未可知了。战国时期，有一次齐王派出使臣到赵国去拜访赵威后。使臣把齐王的问候信呈给了赵威后。赵威后却没有急着拆阅信件，而是亲切地问道：“久未问候，贵国的庄稼长得好吗？”使臣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我是奉了敝国国君来问候您的，可是您不先问候敝国国君，反倒问起了庄稼。难道一个治理万民的君王，还比不上庄稼吗？”。赵威后笑着说：“假如没有好年景，那黎民百姓靠什么活下去呢？没有黎民百姓，君临天下从何谈起呢？所以说，我这样问才合乎情理，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啊！”。
　　据历史考证，“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提高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贤管子、孔子、孟子、荀子都提出过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告诫统治者爱民利民，听政于民，轻刑薄税，与民同乐。荀子则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强调发挥人民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这标志着我国民本思想在这时期已经真正形成了。到了唐代，民本思想发展到鼎盛时期，宋元急转直下。明末清初“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挥，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的责任就在于“以天下万民为事”。这种进步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民本”思想经过历朝各代折转，见证着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兴亡。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兴替，“得众者得国，失众者失国”（《礼记·大学》）。三国时，曹操大兵压境，刘备被迫退出樊城，城中百姓宁死相随。刘备见百姓遭此大难悲痛欲绝。刘备到了南岸，回顾江北，还有无数未渡江的百姓望南招手呼号。刘备急令关羽催船速去渡百姓过江。直到百姓将要渡完，方才上马离去。“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携民渡江这件事，使刘备的仁德在民间广为流传，为日后赢得民心、壮大队伍，建立蜀汉政权打下坚实根基。汉初高祖刘邦总结秦亡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之时，朝廷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汉武帝刘彻以儒家仁爱恤民为治国施政的重心，开创了“光武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告诫儿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重民视为治国的根本，并贯彻到施政中去，让利于民，使民能安居乐业，社会迅速繁荣起来，国家也因此强盛并雄踞为世界强国之列。“贞观之治”时，达到了“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的盛况景象。到开元时，“粮储皆及数岁，陈腐不可校量”，其以民为治国之本所带来的社会安定和富足可窥一斑。满清入关后，在以强大军事力量控制局面的同时，把稳定社会、安定民心放在重要的位置，吸纳各族有识之士参加国家治理，提倡儒家亲民文化，百姓得到了与前朝相对安定的耕作生息条件，清王朝也由此巩固了统治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再次复苏，一度进入“康乾盛世”的高潮。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就是人民大众，只要把一切反动派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则无往而不胜”。解放战争的著名战役----淮海战役，在人员、装备远不如国名党军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元帅缘何如此动情？且看一组数据，几十万军队的大兵团在中原战场往返冲杀，需要大量后勤补给。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的民工多达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就有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多达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解放军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就像蚂蚁搬家，部队打到哪里，哪里就是“大后方”。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西汉大学士贾谊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不可欺也”，“自古而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新书·大政》）。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提出：“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并赋诗“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表达劝君恤民的情怀。为了劝导百姓适应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安妥人们苦不堪言的心灵，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不幸被宋元统治者利用，把人民的正常需求压迫到最低限度。南宋王朝不思收复失地，偏安一隅，重用奸佞，残害忠良，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最终落得一个国破君囚的可悲下场。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元朝社会划分人群等级，推行极其野蛮的民族统治政策，蒙古贵族铁蹄肆意践踏百姓家园，与人民为敌，注定了其短命帝国的命运。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曾叫嚣：“只要能让我当皇帝 ，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了多少人”，最终只能站在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席上。
　　莫让浮云遮望眼，一目览尽兴与亡。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官僚体系愈加庞大，官僚主义愈加严重，官对民的欺压愈加苛刻，官民愈加对立，矛盾激化最终成为起义或革命。法国波旁王朝为了维护其专横的统治，用奢靡的宫廷生活笼络庞大的贵族群体，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人们往往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戈氏的昏聩，把盛世的终结迁怒于嘉庆的平庸。其实苏联的解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埋下了祸根，勃氏把斯大林时代的“官职名录”升级为“在册权贵”，亲手培植了腐化透顶、贪污成性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其执政的18年间，造就了一架无比苍老腐朽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只要被人拔走一个零件就会随时崩盘。乾隆六巡江南，所到之处，地方官绅曲意迎合，大事铺张，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乾隆豢养官僚集团，纵容贪官权臣搜刮民财、侵吞国库、败坏吏治，即使“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也未能阻止大清王朝走向末路。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能生民能养民”的善政，提出“三民主义”并为之终身奋斗，梦想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说，共产党人要想不蹈“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只有让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实行真正的民主，并为共产党人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党和政府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郑重承诺：“人民的期盼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依然把改善民生、培育内需作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列宁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怕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就是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了，那就是这个。“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而官僚主义作为改革阻力、效率坟墓、人民的对立面，理应“拔其本，塞其源”，不予其滋生之地为妙。
　　【作者简介】
　　杨惠中，男，宁夏平罗人，1974年8月生，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从事党建、宣传思想政治、企业文化、统战工作。 1998年7月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现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读，高级政工师，现任中铝宁夏能源集团党群工作部新闻宣传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