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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随全国政协新农村文物保护考察团在江西、浙江等地访查，所到之处，经常被领到某府邸里，当地人都是以自豪加歆羡的心情告诉我们，这里曾经世代为官，出了多少进士和举人，然后讲述他们如何造福乡里，如何引领一方的伦理风尚。在江苏、山西、陕西等地，这样的深宅大院也有不少，情形类似。而在30多年前，这些地方都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控诉剥削阶级欺压劳动人民的现场。经过那么残酷的斗争岁月，而且已经过去了几代人，当地老百姓还不曾忘怀他们当年的润泽，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什么是民族的优秀传统，这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以砸烂传统、摧毁传统为荣，“文革”中达到了顶点，经过10多年的斗争、批判、改造，传统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弘扬、保护民族传统，又逐渐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可惜，究竟什么才是民族的传统，尤其是优秀的传统，却从来没有确切的说法。
“文革”对传统的破坏贻害深远
传统涉及面非常广阔，既有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有百年之内形成的近现代传统，当然还有革命的新传统。传统有表层的，如言行中的敬谦之仪；还有深义的，如中庸之道。但无论什么传统，都是一代代沿袭下来的文明积淀，靠的是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从书本上得来的大多只能是传统的概念。比如伦理传统，不是读几篇文章、发几次宏愿就可以汲取的，需要血脉延续。无论有文化没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人，只要自幼在长辈的身体力行中耳濡目染，伦理传统便会渗入血液，自然而然地代代赓续。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后来延伸的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批判，是对民间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尊敬文化、崇尚读书传统的一次大清扫。1954年兴起的大规模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运动，也殃及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压的首当其冲就是传统士大夫的人格遗业和传统的师道尊严。
“文革”对民族传统来了个清盘般的扫荡。在革命名义的鼓动和煽惑中，夫妻可以互相揭发、批判，子女也可以对父母揭露、批斗，学生对老师更可以揭批、羞辱，亲友之间无不进行检举和划清界线，同事间不断斗争、对立、分派对垒乃至武装打斗。在政治高压下，人人只能说假话、空话、大话；在严酷阶级斗争的环境内，对陌生人不能不产生高度警觉和敌视；随着砸烂、打倒“封资修”的急风暴雨，随着破“四旧”的狂热喧嚣、对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疯狂铲除，文明礼仪无不遭到蔑视和抛弃。从此，除去一个“忠”外，传统的伦理规范一概烟消云散。而这个“忠”，当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那些人因背弃忠于对象而纷纷落马后，也就成了另一种假的说辞。
“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极致表现，强烈地撼动了中庸之道，从根本上灭绝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土壤和价值判断。极端、偏执、一元化、一概而论、非敌即友、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长期深入全社会。
传统，尤其是传统伦理，未必都值得继承，各民族传统伦理中确有一部分失去了现实价值，逐渐被近现代新文明所替代。但这种替代是渐进且非强制性的，所以是自然而然的，更替不会出现断裂和空白。或新旧并存，或旧的退隐、新的顶替，或旧的依旧。人为地摧毁，结局必然是新的没学会，旧的已丧失，这样的空白阶段对民族而言，既混乱也危险。
有些传统尽管属于表层，但外在的仪式与内心的取舍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鞠躬是我们最普遍的传统礼仪，是一种敬重长辈、师长的表达方式，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我国的台湾保留至今。“文革”前，尽管这样的大礼已日渐减少，但我上小学时，仍对老师行鞠躬礼。“文革”时，老师自始至终是受批判的靶子，尊严扫地，鞠躬之礼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成了对领袖像的专属礼仪。
民族传统的核心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而礼的基础是祭祀，敬天地、供祖先、奉神明，涉及家家户户。祭祀首先要有场合与对象，可早在“文革”前，不要说神明和天地，祭祀祖先的祠堂和牌位也已名存实亡，或是无影无踪。祠堂如果改做学堂，倒也算是传统功能的一种延续，然而更多的变成了仓库、队部，对祖先采取了蔑视的方式。“文革”期间，历史问题是一大罪名，所以人人对祖先避之犹恐不及，销毁族谱、家谱，切断亲属关系，遗弃坟茔成为普遍的选择。结果，敢于行旧礼去祭祀的人日益稀少，掘坟、抛骨、毁尸甚至拖着尸骨游街示众，成了一大内容。不用说康有为这样的“保皇派”，即便是海瑞这样的忠耿之士，都因现实原因而难逃一劫。如今的扫墓，很少是二代以上的，多数人对二代以上的祖先连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墓地了。就算有，也是最近再造的。
传统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
我国的传统不但有汉民族的，也有其他各民族的，其内涵并不相同。现在许多人所讲述的传统，其实是汉民族的。当然，在数千年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传统也相互影响，有的民族与汉族的传统早已分不出彼此。
什么是汉民族传统？现在看来说法五花八门。
公共交通上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是不是其他民族的传统，我没有体会，但“爱幼”肯定不是汉民族的传统。不然，很难说清楚为何古人生活一旦有难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卖儿鬻女。“二十四孝”中的“为母埋儿”便是其中一孝，足见“尊老”远大于爱幼。事实是，爱幼在世界范围里都是近现代文明进步的结果，并非古代历史的传统。
“杀身成仁”是孔子的话，“舍生取义”是孟子的说法，“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不妨算是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范式。可假若置于宗教的境界里，这似乎更像圣徒的行为——在极端意识形态信仰内，这也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举动。所以，作为汉民族的传统，其特色并不鲜明。
“孝道”的确是汉民族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无论是否因为“文革”而被摧毁，今天都很难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都因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而无法做到。“晨昏定省”更无实现的可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早在民国甚至更远就已只是一种愿望了。况且，我们有至少两代人成长在一个道德毁弃的年代，起码有三代人生长在激情大于理性的岁月，如此看来，“改其道”说不定还是明智的选择呢。
忠，当然也是汉民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不过，这种传统在古代是忠君，进而延伸为报国，指向明确，但到了现代就不知道应当忠于谁了。忠于老板、忠于公司、忠于机关尚可议；而忠于某人则被认定为“个人崇拜”，早就被多数人抛弃；至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实际是很多国家奉行的准则。其中的“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常因失之空泛显得无所适从。国家的具体形态是政权，仅近百年来政权更迭就不知多少次，忠于哪个比较合适呢？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是应忠于所有人还是多数人，或是忠于某一部分人？这个所有、多数和部分的意志又是如何呈现的？那些积极参与“文革”的人都被认定为“忠于人民”，而“文革”后那些反对“文革”的人也同样被说成是忠于人民，“人民”真正的意见究竟是些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
我还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一位名人说热情奔放是我们民族的性格，虽说不是指传统，但这其实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世界各民族中，假如以热情奔放的程度排队，汉民族估计连前百名都进不去。相反，我们的礼教传统还特别不赞同热情奔放。“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非”就是对性格的一种约束。
平时也还常听见有人将“拾金不昧”、“先人后己”、“诚信无欺”、“勤劳勇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一律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但在我记忆中，30多年前这些还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的道德来颂扬。事实上，这也是普世的——好像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地方敢于提倡先己后人、虚假欺诈、懒惰胆怯、捡了钱自己揣，“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假如一种道德在世界范围内是通行的，就不能说是自己的传统，民族传统应该有其独特性。
还有哪些传统值得我们认同
民族传统应是多数人以此为尺度，有识之士以此为追求的。那么，究竟有哪些传统才是优秀的传统，并且至今还值得我们认同呢？
内敛。内敛是汉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点，凡是身在汉文化圈的民族，这一点显得十分突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得意不忘形，富贵不骄矜，都是内敛。内敛在更多时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气质。我喜欢翻看老照片，也常常回忆40多年前的人物，他们好像天然生就一张内敛的面部，一切都在规矩之中，即便是革命的性情中人，平日里也不那么张扬浮躁。
敬谦。懂日文的人都知道日文的敬谦之别已经牢牢镶嵌在文法之中，英文里“我”与别人并提时也会置“我”于他人之后。其实，中国的传统语言，包括行文和谈吐，敬谦也很讲究，甚至还超过了日本。阁下、足下，并称人之辞；不佞、鲰生，皆自谦之语；谦送礼曰献芹，不受馈曰反璧；望人寄信曰早赐玉音，谢人许物曰已蒙金诺，等等。现在许多人看见韩国电视剧中的生活礼数，尤其长幼有序、进退有据的那种严格范式，无不赞叹其传统的赓续，可这些敬谦传统在我小时候，外祖父还在谆谆教导我；而那些行文中的敬谦之辞，在长辈往来的书信里还不时可以看到。
重然诺。汉代有个人叫范巨卿，他在太学与好友张元伯分手时约定两年后去探望张母。两年后，张元伯请母亲备好鸡黍等待范兄，范巨卿果然如约，这就是有名的“鸡黍之约”。“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汉代人季布的一诺千金，既是成语，也是楷模。中国古人重然诺，无信不立，不但存在于交友、经商之中，君臣、两军之间也信守承诺。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如张静江，出身巨贾，豪爽仗义、热心公益，他虽与孙中山素昧平生，在船上相遇，却可以慷慨约定：如果革命事业急需钱用，可向他发个电报，A表示一万元，B表示两万元，C表示三万元，最后完全兑现，被后人誉为“革命圣人”。
师道尊严。可以说，师以及为师之道，与一个社会的前途明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师道不尊，社会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古人的所谓师，还不仅指塾师，马融设绛帐，孔子居杏坛，是师；杨震叫关西夫子，贺循为当世儒宗，也是师。只要有弟子，有门徒，大约都可以归入师之列。韩愈《师说》对师的解释更具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且，师道尊严对师的要求很高，为人师表才是基础，不能为人师表，师道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向风慕义。古代社会讲究风度和义行，所以，向往风度、仰慕义行是一种大环境，上到朝廷下到百姓，无不受这种风尚所熏陶。东汉和明代末年的士大夫们群起抗争，前仆后继，尽管惨遭杀戮，屡受迫害，但其气节和风骨却被天下舆论所敬重，被誉为名士和贤臣。他们自己也引以为荣，互通声气，慷慨赴死。名节和操守在中国几千年始终延续不败，即便是官场腐朽、风气日下的岁月里，也依然有一大批人敢于坚守，靠的就是全社会向风慕义这一传统。清末到民国，政局混乱，政治也不算清明，却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又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还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他们，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学术、教育、舆论和道德大厦，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使得那个时代的学术、教育、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无与伦比。
新旧范式脱节：“传统”还有希望吗？
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及其延伸——士绅是文明的主导，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的主要传承与维系一直由他们担当。在朝的士大夫以传统治理国家；在乡的士绅以传统负责地方教化和公益，其门风泽及一方，影响桑梓。灾年要出面“民赈”，内忧外患时要“团练”，或出外打仗，或维持一方稳定。在兵荒马乱、土匪猖獗之际，出头纳钱纳粮，应付兵匪的骚扰，地方士绅也是义不容辞。当然，就像欧洲有糟糕的贵族一样，士大夫和士绅中也有很差的人，可能是劣绅，可能是贪官，也可能是豪强，但其他阶层照样不乏地痞、流氓、小人及奸猾者，这与一个阶层的整体担当无关。
从清末开始，士大夫逐渐退出了社会权力的历史舞台，但在百多年的历史中，每次社会变革和转型，担当重要责任的人依然与他们密切关联。有的就是过去的士大夫，有的出身士大夫家庭，其出类拔萃的人物前者如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等人，后者更是不计其数。当大众尚未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士大夫和士绅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导。
士大夫与士绅在近代转型中，其文化传统和道德主导的身份肯定会被逐渐替代，往后的主要继承者既可以是从他们或他们的子弟中脱胎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也可以是在教育普及后的任何一个公民。其间需要一个长久的转变、培育过程。可惜，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的最后一批主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刚刚演变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通过暴力和强制，在一个时代内被彻底消灭或是“重新做人”。当他们所背负的传统被全盘否定后，传统也就丧失了延续的载体和环境。当大众的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仍处于蒙昧状态时，却将大众推上建设新时代的舞台，并且强行成为主导，结果旧的被摧毁，新的根本无法确立，整个社会面临文化与伦理失范的境地。不过，由于城乡长期处在严格的专政管控之下，频繁的阶级斗争让人人自危，单位令任何人在狭小的范围里随时随地接受权力的监管，所以即便传统丧失，但除去自上而下的号召导致的失控外，暂时还不会显露道德空白的危机。在近似军事化的社会管制模式内，人们甚至更为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伦理不是法律，不是武力强迫，而是自觉、自律的社会规范，只有当市场经济来临，当社会出现大面积自由的空间时，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那些司法管不住的领域，道德的力量就成了对人的唯一制约，更何况这还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
相对而言，今天在大中城市，传统伦理的缺失常常不如乡村显得那样严重。这是由于城市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量陌生人聚集在一起，也让人们期待公共道德的紧迫感尤为强烈，近现代形成的公共伦理因而得以迅速传播，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所接受。如今城市居民通行的那些公共交通准则、社区规范、社交场合的礼仪，大多出自国外，再加上城市的养老观念、家庭观念、婚姻观念都不是固有的，所以对传统伦理的求助并不明显。可是在广大的农村，情形就截然不同了，近年大量的数字统计和新闻报道显示，乡村道德沦丧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尤其是孝道的无存简直触目惊心。
作为管控单位的人民公社废除后，农村人口的道德取向已经沦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旧的伦理规范荡然无存，作为引领一方精神风向的士绅人家不复存在，主持家族公道的族长或长辈早在几十年前就丧失了原有身份，新任的书记、队长、组长也从来不是伦理的楷模、文明的典范。新伦理、新文明未能扎根，在法律管辖之外的任何事情也就失去了道德依托和处世准则。剩下的一些风俗习惯尽管还在维持，但已无力与物质利益抗衡。
向风慕义、师道尊严、重然诺、讲敬谦、求内敛，这些最值得今人继承的民族传统，还有没有延续的可能呢？政治运动中的自我表现、市场经济中的广告意识，都与“内敛”反其道而行之，夸张无度、自吹自擂正在成为风气和时尚；长期没大没小的揭发批判和简单划一的平等思想，使“敬谦”成为不可能，否则“我府上”就不会遍及各类场合；运动逼迫下的假话、空话的畅行和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让“然诺”不能不遭到灭顶之灾，重“然诺”的人多半会被众人暗中甚至公然耻笑，以为是弱智；老师已不复为人师表，人品的滑落致使“师道”无尊严可讲，表面的尊严不过是暂时的利益关联而已；在一个物欲横流、不讲真话的环境里，“向风慕义”向的恐怕也是虚华之风，慕的也只是拜金主义罢了。
但愿今日笔者之言，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什么是民族的优秀传统，这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曾有一段时间，我们以砸烂传统、摧毁传统为荣，“文革”中达到了顶点，经过10多年的斗争、批判、改造，传统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后，弘扬、保护民族传统，又逐渐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可惜，究竟什么才是民族的传统，尤其是优秀的传统，却从来没有确切的说法。
“文革”对传统的破坏贻害深远
传统涉及面非常广阔，既有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有百年之内形成的近现代传统，当然还有革命的新传统。传统有表层的，如言行中的敬谦之仪；还有深义的，如中庸之道。但无论什么传统，都是一代代沿袭下来的文明积淀，靠的是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从书本上得来的大多只能是传统的概念。比如伦理传统，不是读几篇文章、发几次宏愿就可以汲取的，需要血脉延续。无论有文化没文化，甚至目不识丁的人，只要自幼在长辈的身体力行中耳濡目染，伦理传统便会渗入血液，自然而然地代代赓续。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后来延伸的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批判，是对民间数千年积累而成的尊敬文化、崇尚读书传统的一次大清扫。1954年兴起的大规模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运动，也殃及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压的首当其冲就是传统士大夫的人格遗业和传统的师道尊严。
“文革”对民族传统来了个清盘般的扫荡。在革命名义的鼓动和煽惑中，夫妻可以互相揭发、批判，子女也可以对父母揭露、批斗，学生对老师更可以揭批、羞辱，亲友之间无不进行检举和划清界线，同事间不断斗争、对立、分派对垒乃至武装打斗。在政治高压下，人人只能说假话、空话、大话；在严酷阶级斗争的环境内，对陌生人不能不产生高度警觉和敌视；随着砸烂、打倒“封资修”的急风暴雨，随着破“四旧”的狂热喧嚣、对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疯狂铲除，文明礼仪无不遭到蔑视和抛弃。从此，除去一个“忠”外，传统的伦理规范一概烟消云散。而这个“忠”，当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那些人因背弃忠于对象而纷纷落马后，也就成了另一种假的说辞。
“文革”和“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极致表现，强烈地撼动了中庸之道，从根本上灭绝了这一传统的存在土壤和价值判断。极端、偏执、一元化、一概而论、非敌即友、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长期深入全社会。
传统，尤其是传统伦理，未必都值得继承，各民族传统伦理中确有一部分失去了现实价值，逐渐被近现代新文明所替代。但这种替代是渐进且非强制性的，所以是自然而然的，更替不会出现断裂和空白。或新旧并存，或旧的退隐、新的顶替，或旧的依旧。人为地摧毁，结局必然是新的没学会，旧的已丧失，这样的空白阶段对民族而言，既混乱也危险。
有些传统尽管属于表层，但外在的仪式与内心的取舍也有密切的因果关系。鞠躬是我们最普遍的传统礼仪，是一种敬重长辈、师长的表达方式，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我国的台湾保留至今。“文革”前，尽管这样的大礼已日渐减少，但我上小学时，仍对老师行鞠躬礼。“文革”时，老师自始至终是受批判的靶子，尊严扫地，鞠躬之礼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成了对领袖像的专属礼仪。
民族传统的核心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而礼的基础是祭祀，敬天地、供祖先、奉神明，涉及家家户户。祭祀首先要有场合与对象，可早在“文革”前，不要说神明和天地，祭祀祖先的祠堂和牌位也已名存实亡，或是无影无踪。祠堂如果改做学堂，倒也算是传统功能的一种延续，然而更多的变成了仓库、队部，对祖先采取了蔑视的方式。“文革”期间，历史问题是一大罪名，所以人人对祖先避之犹恐不及，销毁族谱、家谱，切断亲属关系，遗弃坟茔成为普遍的选择。结果，敢于行旧礼去祭祀的人日益稀少，掘坟、抛骨、毁尸甚至拖着尸骨游街示众，成了一大内容。不用说康有为这样的“保皇派”，即便是海瑞这样的忠耿之士，都因现实原因而难逃一劫。如今的扫墓，很少是二代以上的，多数人对二代以上的祖先连名字都不知道，更别说墓地了。就算有，也是最近再造的。
传统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
我国的传统不但有汉民族的，也有其他各民族的，其内涵并不相同。现在许多人所讲述的传统，其实是汉民族的。当然，在数千年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传统也相互影响，有的民族与汉族的传统早已分不出彼此。
什么是汉民族传统？现在看来说法五花八门。
公共交通上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是不是其他民族的传统，我没有体会，但“爱幼”肯定不是汉民族的传统。不然，很难说清楚为何古人生活一旦有难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卖儿鬻女。“二十四孝”中的“为母埋儿”便是其中一孝，足见“尊老”远大于爱幼。事实是，爱幼在世界范围里都是近现代文明进步的结果，并非古代历史的传统。
“杀身成仁”是孔子的话，“舍生取义”是孟子的说法，“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不妨算是汉民族传统的道德范式。可假若置于宗教的境界里，这似乎更像圣徒的行为——在极端意识形态信仰内，这也是一种普遍认同的举动。所以，作为汉民族的传统，其特色并不鲜明。
“孝道”的确是汉民族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无论是否因为“文革”而被摧毁，今天都很难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都因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而无法做到。“晨昏定省”更无实现的可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早在民国甚至更远就已只是一种愿望了。况且，我们有至少两代人成长在一个道德毁弃的年代，起码有三代人生长在激情大于理性的岁月，如此看来，“改其道”说不定还是明智的选择呢。
忠，当然也是汉民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不过，这种传统在古代是忠君，进而延伸为报国，指向明确，但到了现代就不知道应当忠于谁了。忠于老板、忠于公司、忠于机关尚可议；而忠于某人则被认定为“个人崇拜”，早就被多数人抛弃；至于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实际是很多国家奉行的准则。其中的“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常因失之空泛显得无所适从。国家的具体形态是政权，仅近百年来政权更迭就不知多少次，忠于哪个比较合适呢？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是应忠于所有人还是多数人，或是忠于某一部分人？这个所有、多数和部分的意志又是如何呈现的？那些积极参与“文革”的人都被认定为“忠于人民”，而“文革”后那些反对“文革”的人也同样被说成是忠于人民，“人民”真正的意见究竟是些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
我还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一位名人说热情奔放是我们民族的性格，虽说不是指传统，但这其实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世界各民族中，假如以热情奔放的程度排队，汉民族估计连前百名都进不去。相反，我们的礼教传统还特别不赞同热情奔放。“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非”就是对性格的一种约束。
平时也还常听见有人将“拾金不昧”、“先人后己”、“诚信无欺”、“勤劳勇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一律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但在我记忆中，30多年前这些还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的道德来颂扬。事实上，这也是普世的——好像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地方敢于提倡先己后人、虚假欺诈、懒惰胆怯、捡了钱自己揣，“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假如一种道德在世界范围内是通行的，就不能说是自己的传统，民族传统应该有其独特性。
还有哪些传统值得我们认同
民族传统应是多数人以此为尺度，有识之士以此为追求的。那么，究竟有哪些传统才是优秀的传统，并且至今还值得我们认同呢？
内敛。内敛是汉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点，凡是身在汉文化圈的民族，这一点显得十分突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得意不忘形，富贵不骄矜，都是内敛。内敛在更多时候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气质。我喜欢翻看老照片，也常常回忆40多年前的人物，他们好像天然生就一张内敛的面部，一切都在规矩之中，即便是革命的性情中人，平日里也不那么张扬浮躁。
敬谦。懂日文的人都知道日文的敬谦之别已经牢牢镶嵌在文法之中，英文里“我”与别人并提时也会置“我”于他人之后。其实，中国的传统语言，包括行文和谈吐，敬谦也很讲究，甚至还超过了日本。阁下、足下，并称人之辞；不佞、鲰生，皆自谦之语；谦送礼曰献芹，不受馈曰反璧；望人寄信曰早赐玉音，谢人许物曰已蒙金诺，等等。现在许多人看见韩国电视剧中的生活礼数，尤其长幼有序、进退有据的那种严格范式，无不赞叹其传统的赓续，可这些敬谦传统在我小时候，外祖父还在谆谆教导我；而那些行文中的敬谦之辞，在长辈往来的书信里还不时可以看到。
重然诺。汉代有个人叫范巨卿，他在太学与好友张元伯分手时约定两年后去探望张母。两年后，张元伯请母亲备好鸡黍等待范兄，范巨卿果然如约，这就是有名的“鸡黍之约”。“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汉代人季布的一诺千金，既是成语，也是楷模。中国古人重然诺，无信不立，不但存在于交友、经商之中，君臣、两军之间也信守承诺。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如张静江，出身巨贾，豪爽仗义、热心公益，他虽与孙中山素昧平生，在船上相遇，却可以慷慨约定：如果革命事业急需钱用，可向他发个电报，A表示一万元，B表示两万元，C表示三万元，最后完全兑现，被后人誉为“革命圣人”。
师道尊严。可以说，师以及为师之道，与一个社会的前途明暗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师道不尊，社会也就没什么指望了。古人的所谓师，还不仅指塾师，马融设绛帐，孔子居杏坛，是师；杨震叫关西夫子，贺循为当世儒宗，也是师。只要有弟子，有门徒，大约都可以归入师之列。韩愈《师说》对师的解释更具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且，师道尊严对师的要求很高，为人师表才是基础，不能为人师表，师道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向风慕义。古代社会讲究风度和义行，所以，向往风度、仰慕义行是一种大环境，上到朝廷下到百姓，无不受这种风尚所熏陶。东汉和明代末年的士大夫们群起抗争，前仆后继，尽管惨遭杀戮，屡受迫害，但其气节和风骨却被天下舆论所敬重，被誉为名士和贤臣。他们自己也引以为荣，互通声气，慷慨赴死。名节和操守在中国几千年始终延续不败，即便是官场腐朽、风气日下的岁月里，也依然有一大批人敢于坚守，靠的就是全社会向风慕义这一传统。清末到民国，政局混乱，政治也不算清明，却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又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还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他们，支撑了整个社会的学术、教育、舆论和道德大厦，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使得那个时代的学术、教育、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无与伦比。
新旧范式脱节：“传统”还有希望吗？
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及其延伸——士绅是文明的主导，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的主要传承与维系一直由他们担当。在朝的士大夫以传统治理国家；在乡的士绅以传统负责地方教化和公益，其门风泽及一方，影响桑梓。灾年要出面“民赈”，内忧外患时要“团练”，或出外打仗，或维持一方稳定。在兵荒马乱、土匪猖獗之际，出头纳钱纳粮，应付兵匪的骚扰，地方士绅也是义不容辞。当然，就像欧洲有糟糕的贵族一样，士大夫和士绅中也有很差的人，可能是劣绅，可能是贪官，也可能是豪强，但其他阶层照样不乏地痞、流氓、小人及奸猾者，这与一个阶层的整体担当无关。
从清末开始，士大夫逐渐退出了社会权力的历史舞台，但在百多年的历史中，每次社会变革和转型，担当重要责任的人依然与他们密切关联。有的就是过去的士大夫，有的出身士大夫家庭，其出类拔萃的人物前者如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等人，后者更是不计其数。当大众尚未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士大夫和士绅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导。
士大夫与士绅在近代转型中，其文化传统和道德主导的身份肯定会被逐渐替代，往后的主要继承者既可以是从他们或他们的子弟中脱胎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也可以是在教育普及后的任何一个公民。其间需要一个长久的转变、培育过程。可惜，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的最后一批主导，以及新旧交替之际刚刚演变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通过暴力和强制，在一个时代内被彻底消灭或是“重新做人”。当他们所背负的传统被全盘否定后，传统也就丧失了延续的载体和环境。当大众的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仍处于蒙昧状态时，却将大众推上建设新时代的舞台，并且强行成为主导，结果旧的被摧毁，新的根本无法确立，整个社会面临文化与伦理失范的境地。不过，由于城乡长期处在严格的专政管控之下，频繁的阶级斗争让人人自危，单位令任何人在狭小的范围里随时随地接受权力的监管，所以即便传统丧失，但除去自上而下的号召导致的失控外，暂时还不会显露道德空白的危机。在近似军事化的社会管制模式内，人们甚至更为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伦理不是法律，不是武力强迫，而是自觉、自律的社会规范，只有当市场经济来临，当社会出现大面积自由的空间时，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那些司法管不住的领域，道德的力量就成了对人的唯一制约，更何况这还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
相对而言，今天在大中城市，传统伦理的缺失常常不如乡村显得那样严重。这是由于城市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量陌生人聚集在一起，也让人们期待公共道德的紧迫感尤为强烈，近现代形成的公共伦理因而得以迅速传播，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所接受。如今城市居民通行的那些公共交通准则、社区规范、社交场合的礼仪，大多出自国外，再加上城市的养老观念、家庭观念、婚姻观念都不是固有的，所以对传统伦理的求助并不明显。可是在广大的农村，情形就截然不同了，近年大量的数字统计和新闻报道显示，乡村道德沦丧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尤其是孝道的无存简直触目惊心。
作为管控单位的人民公社废除后，农村人口的道德取向已经沦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旧的伦理规范荡然无存，作为引领一方精神风向的士绅人家不复存在，主持家族公道的族长或长辈早在几十年前就丧失了原有身份，新任的书记、队长、组长也从来不是伦理的楷模、文明的典范。新伦理、新文明未能扎根，在法律管辖之外的任何事情也就失去了道德依托和处世准则。剩下的一些风俗习惯尽管还在维持，但已无力与物质利益抗衡。
向风慕义、师道尊严、重然诺、讲敬谦、求内敛，这些最值得今人继承的民族传统，还有没有延续的可能呢？政治运动中的自我表现、市场经济中的广告意识，都与“内敛”反其道而行之，夸张无度、自吹自擂正在成为风气和时尚；长期没大没小的揭发批判和简单划一的平等思想，使“敬谦”成为不可能，否则“我府上”就不会遍及各类场合；运动逼迫下的假话、空话的畅行和政治斗争的翻云覆雨，让“然诺”不能不遭到灭顶之灾，重“然诺”的人多半会被众人暗中甚至公然耻笑，以为是弱智；老师已不复为人师表，人品的滑落致使“师道”无尊严可讲，表面的尊严不过是暂时的利益关联而已；在一个物欲横流、不讲真话的环境里，“向风慕义”向的恐怕也是虚华之风，慕的也只是拜金主义罢了。
但愿今日笔者之言，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