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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劳动力成本和创新收益预期两种途径影响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本文基于2017年浙江省企业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利用回归模型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活动都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冲击，且出现了下调员工社会保险的情况;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劳动密集型、民营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中小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档次越高，非劳动密集型、民营的中小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越强。结合两类实证结果可以确认，两种影响途径都存在，且因企业而异。
关键词：最低工资;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劳动力成本;创新收益预期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0-0107-10
一、引言
最低工资（MW）保障制度是一项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措施，旨在保护低收入人群劳动权益、促进社会公平，这和当前减少贫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对于部分企业来说，这却是一项硬性的外部约束，由于其标准不断提高可能会产生抬高部分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失业等副作用而引起一些经济学者的争议。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员工收入[1-2]，增加了企业的培训[3]，其可能会通过抬高企业劳动力成本挤压创新资源投入，并对企业的创新有消极影响[4]。但也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会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高生产效率[5-7]，这意味着最低工资可能会促进或倒逼了企业进行（广义）创新。
创新如今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但企业创新因受内、外多种约束而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然而，广义的创新除研发创新外还应包括非研发创新：技术和知识采用、反求工程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市场创新[8]，这些创新相对于研发创新风险较小，可能更适合大部分中小企业。
一般来讲，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员工工资较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其劳动力成本冲击更大，进而影响其创新等决策。但受到数据可得性等限制，已有研究较少涉及最低工資对中小企业多方面劳动力成本、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基于浙江省的企业调查，以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最低工资对其多方面劳动力成本及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及影响途径，最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中小企业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二、文献述评
直接研究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成果并不多，瘙塁ener（2006）理论分析与模拟发现欧洲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失业率并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9];李后建（2017）利用路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支出[4];王小霞等（2018）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最低工资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10];刘恩猛和吕文栋（2019）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影响了中小企业（广义）创新类型的选择[11]。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了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
（一）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工资和培训两方面。
Hasan& John（1985）强调了对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最低工资标准的温和提高对员工工资的上涨有正面影响[11]。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提高了家庭收入与消费[1]，印证了最低工资对收入的正向效应。最低工资不仅影响收入水平处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而且正面影响到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只是这个效应是边际递减的[12-14]。
Acemoglu & Pischke（1999）强调了企业提供培训的条件：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职工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如果企业提供培训能使工人劳动效率提高，企业就有动力提供在职培训[15];Metcalf（2004）[16]、Heyes & Gray（2010）[3]研究发现英国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还使（小）企业增加了培训的可能性和强度;马双和甘犁（2014）利用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培训支出[17];而张先锋和陈婉雪（2017）利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促使员工通过培训等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避免失业[18]。
（二）劳动力成本对创新的影响
Acemoglu（2010）理论分析发现，如果生产投入方面技术进步可以替代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稀缺或工资的上涨会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升级[19];赵西亮和李建强（2016）研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产值、研发投入水平及研发人员数量的显著增加，且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具有地区的异质性[20];程晨和王萌萌（2016）利用2002-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以“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1]。
最低工资通过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来影响企业创新的投入，是影响机制中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企业劳动力成本并非只有工资和培训支出，还有社会保险支出、非工资福利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较少全方位考察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都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或者是宏观数据等，造成了研究对象都是规模以上级别的企业，较少专门针对受影响更大的中小企业，这也是我们做企业调查问卷的出发点之一。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劳动力成本和创新预期收益两个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利用浙江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更全面的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模型等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别讨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 三、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机制分析
李后建（2017）和王小霞等（2018）较全面地总结了多种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4，10]，影响有正有负，我们将其中可能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机制概括为两类：一是最低工资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来影响创新;二是根據大推进理论，最低工资的提高可以提高平均收入，进而提升消费，这会改善企业的创新预期收益而增加创新投入。两种传导机制见图1。
（一）最低工资通过劳动力成本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
1.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1）对工资的影响。如果由于部分员工技术水平低等原因，中小企业为其支付的工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那么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这类员工的工资的提高是最直接的，为中小企业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是明显的。另外，最低工资的提高还会由于攀比效应等产生溢出效应[12-14]，带动收入本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员工收入的提高。
（2）对非工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企业的非工资劳动力成本可分为三类：社会保险支出、培训支出和非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包括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培训支出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等所支付的成本;非工资福利包括过节福利、各类奖励等。企业的这些支出和员工工资共同构成企业主要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可以通过这些非工资支出的变化来调整企业总的劳动力成本，比如企业虽然为员工提高了工资，但同时可以削减非工资成本部分达到控制劳动力成本的目的。当然，企业为了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和积极性，也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支出，比如增加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
2.最低工资通过劳动力成本影响创新投入
（1）挤出创新资源。短期内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是有限的，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抬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那么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可能会因此而变少。创新有风险，若企业为风险厌恶型，当创新资源投入受限时，可能导致投入的创新资源缩减甚至取消创新项目。这种情况下，企业是被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表现为挤出效应。
（2）倒逼企业创新，增加创新投入。在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企业中，也可能有部分企业会因最低工资上调而增加创新投入。因为和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前比较，企业的创新预期收益发生了改变，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最低工资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比消极应对的损失要小或者收益更大。如最低工资会促使企业增加培训、购买先进设备等措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等[6-7]。如果最低工资的上升抬高了劳动力成本，从劳动力投入的角度看，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劳动力边际产量（MPL）×产品边际收益或价格（MR或P）），即要么提高劳动力边际产量，要么可以提高产品边际收益，使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而这些措施可归类为某种形式的广义创新，可以是研发创新，也可以是非研发创新[11]。
（二）最低工资通过影响收入与消费来影响企业创新
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所在地区平均工资有着正面的影响[13]，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也会不断扩大，需求结构升级[22]，这会改善部分企业创新的收益预期，这些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而增加创新投入。而在这部分企业中有这样一些企业，其员工工资较高，企业劳动力成本并不受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影响，但企业可能依然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而加大创新投入，其主要原因就是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提创新为广义的创新，包括了研发创新和四类非研发创新，企业应对最低工资的合法措施都可归类为某种形式的广义创新。若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明显带动了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表现为挤出创新资源;若企业无相应的创新来应对则表现为创新投入意愿的下降，即图1中的负面影响。若中小企业有相应措施来应对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或最低工资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了企业创新预期，则可能表现为对创新投入意愿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图1中正面效应发挥了作用。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正负影响抵消后的净效应。
从最低工资制度的特点看，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和创新的影响，与其他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或创新的制度（如和社会保险制度）相比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最低工资制度的特点在于，刚性更强，长期看最低工资标准名义上一直在上升，且企业没有回旋余地;外生性更强，社会保险制度大多和员工的收入挂钩，所以企业间会有所不同，但最低工资标准是按区域（区域级别可以是市、区、县）划分的，同一区域中所有企业都是同一个标准，和具体企业并无关系。
四、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创新投入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是国内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也处在国内前列，较适合作为研究最低工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对象。本文实证所用数据为浙江省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保障所抽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向浙江省各类企业（覆盖了所有规模、产业、所有制等特征）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20日。问卷在各地区间的分配按各地区企业数量占全省企业总数的比例。问卷发放采取多阶段抽样。实际发放问卷1072份，回收有效问卷893份，有效率为83.3%，其中中小企业问卷744份。由于丽水市的样本数据较少且数据质量不高，所以不进入研究样本。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第二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最后结合两部分结果确定最低工资对创新意愿的影响路径。
（一）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难点，为了避免统计显著而经济意义不显著的问题，我们在调查时加入了一些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反应。从问卷调查数据中得到了如下中小企业的反应：49.05%的企业认为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40.41%的企业表示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裁员;52.77%的企业表示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雇佣非正式员工;63.93%的企业表示员工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要求加薪;45.68%的企业表示最低工资对企业的经营影响很大。从以上中小企业的反应来看，最低工资的上涨对部分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可能会影响到其创新资源的投入。 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的多种构成，且影响因素较多，所以我们此处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结构方程模型的设计如图2所示（残差及观测变量的相关性未标出），变量的说明与赋值见表1。
我们的调查时点前最近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时间是2015年11月，所以很多变量是和2015年相比得到的。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化（潜变量，lcost）用四个观测变量表达：工资增长（gwage）、培训成本占劳动力成本的比例（train）、（与2015年相比）社会保险支出的变化（security）以及非工资福利的变化（welfare）。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薪资结构（rmw）、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的能力（gpr）、固定资产规模变化（fix）和企业的劳动力规模变化（nworker）等，我们将以上四个变量看成企业劳动力成本内部影响因子潜变量（ss）的观测变量。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最低工资增长率（mw）和行业的竞争程度（incomp）。我们在对中小企业的调查中发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大都是事后的，力度也不大，所以这里不将其作为外部影响因素。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率mw可查询，行业竞争程度可以利用问卷搜集数据，因此这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可观测外生变量。为了避免测量方法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在设计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时尽量用了不同类型的数据。
结构方程模型所需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由于大部分变量为次序变量，所以描述统计中我们添加了众数和中位数。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浙江中小企业工资增长较快，培训支出比例不高，企业员工社会保险支出和非工资福利和2015年相比并没有显著改善;企业固定资产增加较快，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低，企业员工中工资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占比较高，行业竞争激烈。
SEM输出结果见表3，报告了完全标准化系数。在全样本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发现，大部分荷载绝对值均大于0.32，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都是显著的，回归中mw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因此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看，最低工资增长越快，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越多。但我们发现变量社保支出（security）和非工资福利（welfare）的荷载估计的绝对值偏小，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两个变量的度量较粗糙;二是两个变量和最重要的工资增长率相关性不大，gwage和security、welfare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别是-0.02和0.09。另外，security荷载为负数，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时，其社会保险支出将下降，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我们对员工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会和员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达成协议，企业不给员工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但能让员工拿到更多的工资，由于社保的不联网、保险意识薄弱等原因，使得这些员工也乐得如此，企业为此节省一部分社会保险支出。这个看似“多赢”的结果却使员工自身的健康等方面的风险转由自己承担，未得到有效分散。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我们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从各子样本的SEM估计结果看，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仍然大部分显著。
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比全样本下显著增大，说明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大，且员工工资较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易对其形成较大的冲击。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已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员工工资较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产生的直接、间接效应相对较小。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影响显著，对非民营中小企业影响不显著。浙江民营经济虽然较发达，但生存环境并不好，在市场競争中，人才、技术、资本积累、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大部分中小企业利润空间不大，员工工资不高[23]，劳动力成本易受到来自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冲击。
我们将样本进一步缩小到民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结果发现mw系数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样本估计值进一步增大，即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模型的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均小于或等于0.08，拟合效果较好。
（二）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回归模型
1.模型的设置与数据描述
由上面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从创新投入的角度看，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了挤出效应，但对中小企业创新意愿的最终影响还未确定。因为影响创新投入意愿的因素很多，若在上文结构模型基础上增加变量并延伸因果链条会为模型的识别和估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影响创新投入意愿的其他因素及处理最低工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我们利用回归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作为MW对创新投入意愿的总影响，结合前文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来确认各种影响路径存在的可能。
模型中因变量（ins）是企业为创新投入适当资源的意愿，我们认为，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因素也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除了最低工资标准外，还包括了行业竞争和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内部因素包括CEO受教育程度、融资约束、企业核心技术、盈利能力等。由于创新投入意愿是一种状态，或已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了，最低工资变量不宜再用增长率，因此这里的最低工资变量改用档次的分值（mw1），浙江省各市、区、县的最低工资标或增长率可能会变，但标准档次是不变的。模型初步所选变量及其说明和取值见表4，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5。
从变量的描述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的中小企业创新意愿较强，融资成本较高，工资增长较快，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所处行业竞争比较激烈，创新人才比较缺乏。 企业所属产业的虚拟变量放入模型时，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放入模型，第一产业为对比基础。由于变量较多，我们利用逐步回归法，始终保留mw1变量，其他变量进入模型的条件是其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全样本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
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全样本下的OLS估计。从全样本OLS回归结果看，mw1系数显著为正，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越强。可能的原因是企业被倒逼创新或基于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而增加创新投入，其预期收益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控制变量方面，从回归系数的符号可以看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核心技术越强创新投入意愿越强，这是创新的技术支持;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创新投入意愿越弱，这体现了中小企业创新的惰性;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创新意愿越强，可见企业意识到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创新是必要条件;和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投入意愿更强，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希望利用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符合浙江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从模型的拟合度R2可以看出，拟合程度并不高，这和所用数据为截面数据且自变量、控制变量多为分类型或次序型有关。
（2）MW的内生性讨论。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官方公开数据，不存在测量误差;关于双向因果，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同一地区（可以是县、区或市的级别）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可以认为和具体企业的异质性没有相关性，所以对于某个企业创新意愿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外生的。另外，2004年关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八条：“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看，单个中小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无太多的话语权，基本上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受者，所以最低工资外生性很强。因此，本文仅考虑最低工资的内生性来自于遗漏了和mw1相关的重要控制变量，比如企业劳动力成本相关变量，在逐步回归中并未进入模型。
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选择企业所在地区的赡养系数（也称负担系数，等于总人口/总就业人口，或者家庭平均人口/家庭平均就业人口）。一个地区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最常用的方法为比重法：
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支出×低收入组赡养系数+调整因素
由公式可知，最低工资标准和赡养系数是紧密相关的，而赡养系数和企业劳动力成本并无理论上的联系，因为企业为员工支付工资时以员工的业绩或对企业的贡献为参考标准，而不是看其家庭负担情况。2015年浙江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参考2014年各地区的负担系数，但自2012年后浙江各地区收入分组数据已不再统计，因此，我们借鉴韩兆洲等（2006）的方法用2014年浙江各地区城镇平均的赡养系数代替最低收入组的赡养系数[24]，作为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
内生变量的Hausman检验发现，χ2（1）=14.79，对应的P值为0.00，因此mw1存在内生性，应该用工具变量回归，Durbin-Wu-Hausman检验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统计量为100.18，Stock-Yogo（2005）给出的10%临界值为16.38<100.18，检验显示拒绝了赡养系数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赡养系数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IV估计的结果见表6。mw1系数的IV估计和OLS估计在符号、显著性上都是相同，IV估计的绝对值较大，即如果不考虑最低工资的内生性会低估其对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系数可解释为，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每上升一个档次，创新投入意愿平均上升1.11个档次。
（3）企业异质性分析。为了更清楚的展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我们仍按企业是否劳动密集型、是否民营企业将样本重新划分，各子样本下的两类回归结果见表7，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只展示了mw1的回归系数估计。从模型回归结果看：
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创新投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由前文分析可知，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比较大，会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然而这里并未发现创新投入意愿降低，所以必有相应的正面影响与其抵消。可能的原因是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被倒逼增加创新投入，比如中小企业可以减少高风险的研发创新投入而增加低风险的非研发创新投入;或出于最低工资上涨对消费需求扩张的看好，增加创新投入，利用创新收益对冲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非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有顯著的正面影响，因为如前文分析可知，其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影响较小，那么这个正面影响只会来自于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带来的消费需求的看好，或者说对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又由于如前文分析，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有正面影响，说明最低工资倒逼创新或因最低工资而改善其创新预期收益的幅度，大于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这也体现了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对市场的快速适应性和冒险与创新精神[23]。但对于非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和创新投入意愿都不显著，说明这类中小企业不受最低工资的影响，企业对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影响也并未改观其创新预期收益。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创新预期收益提高而加强了创新投入意愿相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同类企业的预期或乐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民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我们的分组样本中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但其创新投入意愿仍未出现负影响，说明这类中小企业因最低工资而创新的意愿更强烈。 （4）稳健性检验。由于投入意愿的观测值是次序型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利用工具变量的次序probit模型。这里为了更简单的展示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边际影响，我们将创新投入意愿（9分制）合并为三挡：1—3为较弱（赋值为1），4—6为一般（赋值为2），7—9为较强（赋值为3）。模型中mw1系数的估计结果及边际效应计算见表8，mw1系数不显著时对应的边际效应也不显著，表8中不再展示。以全样本下mw1系数估计及边际效应计算结果为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一个档次，企业创新意愿进入最高档次的概率会增加0.21，进入最低档次及中间档次的概率分别下降0.11和0.10，即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档次越高，企业创新意愿越强，这与工具变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的解释是一致的。其他子样本下的实证结果解释也是类似的，由此可以看出，本文实证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另外，我们在9级制ins下也估计了工具变量的次序probit模型，回归后计算mw1的边际效应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等级升高，中小企业进入创新投入意愿高等级的概率之和为正，进入低等级的概率之和为负，这和3级制ins下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实证结果的总结
对于实证部分结论总结见表9，结果显示，图1所示两条影响途径都是存在的，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始终小于或等于创新收益预期改善带来的正面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从企业生产的角度总结了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两种途径，一是最低工资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挤压创新的投入或倒逼企业创新;二是通过增加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来改善企业创新投入的预期。然后利用浙江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发现，部分浙江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冲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劳动密集型、民营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发现中小企业有因最低工资而减少社会保险支出的现象，这是最低工资制度“副作用”的一种体现。利用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回归模型发现，最低工资档次越高，非劳动密集型和民营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越强;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和非民营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结合两类实证结果可以确定最低工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两条影响途径都是存在的，且影响途径和企业类型有关。最低工资虽然抬高了部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对其创新投入意愿并未产生较显著的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結论我们得到以下的启示：
企业方面，最低工资的提高会抬高部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若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只是被动接受，则可能挤出创新资源，对其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还会使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遭到淘汰，剩余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强的企业，客观上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制定相应适当的创新战略，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比如若企业自身技术、资本等方面积累不足，可以先选择非研发创新，增强企业的活力，积极、有效应对最低工资制度等外部市场约束。另外，面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上涨，企业还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借助最低工资对收入、消费的正面影响，加大创新投入，适应未来消费需求量或消费结构的变化。
政府方面，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既要保障民生，但最低工资标准又不能太低;考虑部分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失业问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太高或增长太快。因此，为顺应创新发展战略，政府须打造宽松的创新环境，为最低工资制度设计配套措施，如特别关注一些有发展前景或对就业有较大贡献且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有暂时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扶持，减少暂时的市场约束，以减小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带来的对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避免过多失业等问题。另外，对于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或表面执行标准但减少社会保险支出等不良行为，应加强监督，减少员工的福利损失，发挥更多最低工资制度的正面效应。
实证中我们虽然未发现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负面影响，但不能说没有，因为我们所用样本都是仍然存活的中小企业，或许有些因最低工资制度而被淘汰的企业我们并未观测到，这些可能就是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影响大但未积极利用创新来应对的企业。
参考文献：
[1] Aaronson D， Agarwal S， French E. The Spending and Debt Response to Minimum Wage Hik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102（7）：3111-3139.
[2] 马双，张劼，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5）：132-146.
[3] Heyes J， Gray 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for training in small firm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0，13（2）：76-86.
[4] 李后建. 最低工资标准会倒逼企业创新吗？[J].经济科学，2017（5）：95-112.
[5] Riley R， Bondibene C R. Raising the standard： Minimum wages and firm productivity[J].Labour Economics， 2015，44：27-50.
[6] 刘贯春，张军，陈登科. 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J].统计研究，2017，34（1）：44-54.
[7] 蒋灵多，陆毅. 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1）：118-136. [8] 郑刚，刘仿， 徐峰，等. 非研发创新：被忽视的中小企业创新另一面[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1）：140-146.
[9]瘙塁ener F.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nd R&D-base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06，30（5）：769-805.
[10]王小霞，蒋殿春，李磊. 最低工资上升会倒逼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吗？——基于专利申请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8，44（12）：127-138.
[11]刘恩猛，吕文栋. 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类型选择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9（10）：90-99.
[12]Neumank，D.， W. Wascher. Do Minimum Wages Fight Poverty？ [J].Economic Inquiry，2002，40（3）：315-333.
[13]罗小兰，丛树海.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内[J].统计研究，2009（6）：60-65.
[14]贾朋，张世伟.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溢出效应[J].统计研究， 2013，30（4）：37-41.
[15]Acemoglu， D. and J. Pischke. The Structure of Wages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l Train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7（3）：539- 566.
[16]Metcalf D.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on the pay distribu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J].Economic Journal， 2004，114（494）：C84-C86.
[17]馬双，甘犁. 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13（1）：1-26.
[18]张先锋，陈婉雪.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2）：87-95.
[19]Acemoglu D. When Does Labor Scarcity Encourage Innovat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118（6）：1037-1078.
[20]赵西亮，李建强.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6（7）：41-49.
[21]程晨，王萌萌. 企业劳动力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倒逼”机制的考察[J].南开经济研究，2016（3）：118-132.
[22]王小华，温涛. 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及结构演化的差异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0）：90-107.
[23]单东. 浙江中小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2）：35-42.
[24]韩兆洲，魏章进.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06，23（1）：35-38.
Minimum Wage， Labor Cos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Based on Corporate Survey in
Zhejiang Province
LIU En-meng，LV Wen-dong
（Business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wage ma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SM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through two ways： labor costs and innovation revenu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ejiang enterprises in 2017， the paper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costs of SMEs， and then uses regression models to test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SME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bor cost and operation of some SM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some employee′s social insurance have been c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cost of labor-intensive and private SMEs; the higher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SMEs are located，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non labor-intensive and private SM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wo kinds of empirical result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both of them exist， and vary with enterprises.
Key words：minimum wa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labor cost; innovation revenue expectations
（责任编辑：赵春江）
收稿日期：2020-06-01
作者简介：刘恩猛（1981-），男，河北盐山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经济管理统计;吕文栋（1967-），男，山东莱芜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风险管理、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520107005，72071186;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项目编号：Z20JC085。
关键词：最低工资;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劳动力成本;创新收益预期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10-0107-10
一、引言
最低工资（MW）保障制度是一项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措施，旨在保护低收入人群劳动权益、促进社会公平，这和当前减少贫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对于部分企业来说，这却是一项硬性的外部约束，由于其标准不断提高可能会产生抬高部分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失业等副作用而引起一些经济学者的争议。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员工收入[1-2]，增加了企业的培训[3]，其可能会通过抬高企业劳动力成本挤压创新资源投入，并对企业的创新有消极影响[4]。但也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会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高生产效率[5-7]，这意味着最低工资可能会促进或倒逼了企业进行（广义）创新。
创新如今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次，但企业创新因受内、外多种约束而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然而，广义的创新除研发创新外还应包括非研发创新：技术和知识采用、反求工程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和市场创新[8]，这些创新相对于研发创新风险较小，可能更适合大部分中小企业。
一般来讲，和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员工工资较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其劳动力成本冲击更大，进而影响其创新等决策。但受到数据可得性等限制，已有研究较少涉及最低工資对中小企业多方面劳动力成本、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基于浙江省的企业调查，以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最低工资对其多方面劳动力成本及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及影响途径，最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中小企业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二、文献述评
直接研究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成果并不多，瘙塁ener（2006）理论分析与模拟发现欧洲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失业率并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9];李后建（2017）利用路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支出[4];王小霞等（2018）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最低工资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与转型升级[10];刘恩猛和吕文栋（2019）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影响了中小企业（广义）创新类型的选择[11]。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了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
（一）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工资和培训两方面。
Hasan& John（1985）强调了对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最低工资标准的温和提高对员工工资的上涨有正面影响[11]。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提高了家庭收入与消费[1]，印证了最低工资对收入的正向效应。最低工资不仅影响收入水平处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而且正面影响到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只是这个效应是边际递减的[12-14]。
Acemoglu & Pischke（1999）强调了企业提供培训的条件：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职工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如果企业提供培训能使工人劳动效率提高，企业就有动力提供在职培训[15];Metcalf（2004）[16]、Heyes & Gray（2010）[3]研究发现英国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还使（小）企业增加了培训的可能性和强度;马双和甘犁（2014）利用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培训支出[17];而张先锋和陈婉雪（2017）利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促使员工通过培训等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避免失业[18]。
（二）劳动力成本对创新的影响
Acemoglu（2010）理论分析发现，如果生产投入方面技术进步可以替代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稀缺或工资的上涨会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升级[19];赵西亮和李建强（2016）研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产值、研发投入水平及研发人员数量的显著增加，且劳动力成本变动的影响具有地区的异质性[20];程晨和王萌萌（2016）利用2002-2013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以“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1]。
最低工资通过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来影响企业创新的投入，是影响机制中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企业劳动力成本并非只有工资和培训支出，还有社会保险支出、非工资福利等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较少全方位考察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都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或者是宏观数据等，造成了研究对象都是规模以上级别的企业，较少专门针对受影响更大的中小企业，这也是我们做企业调查问卷的出发点之一。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劳动力成本和创新预期收益两个角度分析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利用浙江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更全面的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模型等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分别讨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 三、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机制分析
李后建（2017）和王小霞等（2018）较全面地总结了多种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4，10]，影响有正有负，我们将其中可能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机制概括为两类：一是最低工资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来影响创新;二是根據大推进理论，最低工资的提高可以提高平均收入，进而提升消费，这会改善企业的创新预期收益而增加创新投入。两种传导机制见图1。
（一）最低工资通过劳动力成本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
1.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1）对工资的影响。如果由于部分员工技术水平低等原因，中小企业为其支付的工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那么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这类员工的工资的提高是最直接的，为中小企业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是明显的。另外，最低工资的提高还会由于攀比效应等产生溢出效应[12-14]，带动收入本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员工收入的提高。
（2）对非工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企业的非工资劳动力成本可分为三类：社会保险支出、培训支出和非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包括企业为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培训支出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等所支付的成本;非工资福利包括过节福利、各类奖励等。企业的这些支出和员工工资共同构成企业主要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可以通过这些非工资支出的变化来调整企业总的劳动力成本，比如企业虽然为员工提高了工资，但同时可以削减非工资成本部分达到控制劳动力成本的目的。当然，企业为了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和积极性，也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支出，比如增加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
2.最低工资通过劳动力成本影响创新投入
（1）挤出创新资源。短期内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是有限的，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抬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那么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可能会因此而变少。创新有风险，若企业为风险厌恶型，当创新资源投入受限时，可能导致投入的创新资源缩减甚至取消创新项目。这种情况下，企业是被动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表现为挤出效应。
（2）倒逼企业创新，增加创新投入。在受最低工资影响的企业中，也可能有部分企业会因最低工资上调而增加创新投入。因为和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前比较，企业的创新预期收益发生了改变，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最低工资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比消极应对的损失要小或者收益更大。如最低工资会促使企业增加培训、购买先进设备等措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等[6-7]。如果最低工资的上升抬高了劳动力成本，从劳动力投入的角度看，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劳动力边际产量（MPL）×产品边际收益或价格（MR或P）），即要么提高劳动力边际产量，要么可以提高产品边际收益，使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而这些措施可归类为某种形式的广义创新，可以是研发创新，也可以是非研发创新[11]。
（二）最低工资通过影响收入与消费来影响企业创新
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企业所在地区平均工资有着正面的影响[13]，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也会不断扩大，需求结构升级[22]，这会改善部分企业创新的收益预期，这些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而增加创新投入。而在这部分企业中有这样一些企业，其员工工资较高，企业劳动力成本并不受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影响，但企业可能依然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而加大创新投入，其主要原因就是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提创新为广义的创新，包括了研发创新和四类非研发创新，企业应对最低工资的合法措施都可归类为某种形式的广义创新。若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明显带动了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表现为挤出创新资源;若企业无相应的创新来应对则表现为创新投入意愿的下降，即图1中的负面影响。若中小企业有相应措施来应对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或最低工资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了企业创新预期，则可能表现为对创新投入意愿的正面影响，也就是图1中正面效应发挥了作用。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正负影响抵消后的净效应。
从最低工资制度的特点看，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和创新的影响，与其他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或创新的制度（如和社会保险制度）相比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最低工资制度的特点在于，刚性更强，长期看最低工资标准名义上一直在上升，且企业没有回旋余地;外生性更强，社会保险制度大多和员工的收入挂钩，所以企业间会有所不同，但最低工资标准是按区域（区域级别可以是市、区、县）划分的，同一区域中所有企业都是同一个标准，和具体企业并无关系。
四、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创新投入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浙江省是国内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水平也处在国内前列，较适合作为研究最低工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对象。本文实证所用数据为浙江省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保障所抽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向浙江省各类企业（覆盖了所有规模、产业、所有制等特征）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为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20日。问卷在各地区间的分配按各地区企业数量占全省企业总数的比例。问卷发放采取多阶段抽样。实际发放问卷1072份，回收有效问卷893份，有效率为83.3%，其中中小企业问卷744份。由于丽水市的样本数据较少且数据质量不高，所以不进入研究样本。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第二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最后结合两部分结果确定最低工资对创新意愿的影响路径。
（一）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难点，为了避免统计显著而经济意义不显著的问题，我们在调查时加入了一些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反应。从问卷调查数据中得到了如下中小企业的反应：49.05%的企业认为最低工资对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40.41%的企业表示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裁员;52.77%的企业表示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雇佣非正式员工;63.93%的企业表示员工会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要求加薪;45.68%的企业表示最低工资对企业的经营影响很大。从以上中小企业的反应来看，最低工资的上涨对部分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可能会影响到其创新资源的投入。 考虑到劳动力成本的多种构成，且影响因素较多，所以我们此处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结构方程模型的设计如图2所示（残差及观测变量的相关性未标出），变量的说明与赋值见表1。
我们的调查时点前最近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时间是2015年11月，所以很多变量是和2015年相比得到的。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劳动力成本变化（潜变量，lcost）用四个观测变量表达：工资增长（gwage）、培训成本占劳动力成本的比例（train）、（与2015年相比）社会保险支出的变化（security）以及非工资福利的变化（welfare）。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薪资结构（rmw）、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的能力（gpr）、固定资产规模变化（fix）和企业的劳动力规模变化（nworker）等，我们将以上四个变量看成企业劳动力成本内部影响因子潜变量（ss）的观测变量。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最低工资增长率（mw）和行业的竞争程度（incomp）。我们在对中小企业的调查中发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大都是事后的，力度也不大，所以这里不将其作为外部影响因素。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率mw可查询，行业竞争程度可以利用问卷搜集数据，因此这两个变量作为影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可观测外生变量。为了避免测量方法带来的估计误差，我们在设计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时尽量用了不同类型的数据。
结构方程模型所需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2，由于大部分变量为次序变量，所以描述统计中我们添加了众数和中位数。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浙江中小企业工资增长较快，培训支出比例不高，企业员工社会保险支出和非工资福利和2015年相比并没有显著改善;企业固定资产增加较快，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低，企业员工中工资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占比较高，行业竞争激烈。
SEM输出结果见表3，报告了完全标准化系数。在全样本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发现，大部分荷载绝对值均大于0.32，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都是显著的，回归中mw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因此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看，最低工资增长越快，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越多。但我们发现变量社保支出（security）和非工资福利（welfare）的荷载估计的绝对值偏小，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两个变量的度量较粗糙;二是两个变量和最重要的工资增长率相关性不大，gwage和security、welfare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别是-0.02和0.09。另外，security荷载为负数，意味着企业劳动力成本增加时，其社会保险支出将下降，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我们对员工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会和员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达成协议，企业不给员工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但能让员工拿到更多的工资，由于社保的不联网、保险意识薄弱等原因，使得这些员工也乐得如此，企业为此节省一部分社会保险支出。这个看似“多赢”的结果却使员工自身的健康等方面的风险转由自己承担，未得到有效分散。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我们将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从各子样本的SEM估计结果看，潜变量对观测变量的解释仍然大部分显著。
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影响依然显著，且系数比全样本下显著增大，说明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影响更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比较大，且员工工资较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易对其形成较大的冲击。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已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员工工资较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产生的直接、间接效应相对较小。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影响显著，对非民营中小企业影响不显著。浙江民营经济虽然较发达，但生存环境并不好，在市场競争中，人才、技术、资本积累、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大部分中小企业利润空间不大，员工工资不高[23]，劳动力成本易受到来自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冲击。
我们将样本进一步缩小到民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结果发现mw系数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样本估计值进一步增大，即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模型的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均小于或等于0.08，拟合效果较好。
（二）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回归模型
1.模型的设置与数据描述
由上面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从创新投入的角度看，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了挤出效应，但对中小企业创新意愿的最终影响还未确定。因为影响创新投入意愿的因素很多，若在上文结构模型基础上增加变量并延伸因果链条会为模型的识别和估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控制影响创新投入意愿的其他因素及处理最低工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我们利用回归模型检验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作为MW对创新投入意愿的总影响，结合前文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来确认各种影响路径存在的可能。
模型中因变量（ins）是企业为创新投入适当资源的意愿，我们认为，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因素也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除了最低工资标准外，还包括了行业竞争和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内部因素包括CEO受教育程度、融资约束、企业核心技术、盈利能力等。由于创新投入意愿是一种状态，或已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了，最低工资变量不宜再用增长率，因此这里的最低工资变量改用档次的分值（mw1），浙江省各市、区、县的最低工资标或增长率可能会变，但标准档次是不变的。模型初步所选变量及其说明和取值见表4，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5。
从变量的描述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的中小企业创新意愿较强，融资成本较高，工资增长较快，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所处行业竞争比较激烈，创新人才比较缺乏。 企业所属产业的虚拟变量放入模型时，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放入模型，第一产业为对比基础。由于变量较多，我们利用逐步回归法，始终保留mw1变量，其他变量进入模型的条件是其回归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对应的p值小于0.05。全样本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
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全样本下的OLS估计。从全样本OLS回归结果看，mw1系数显著为正，即当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标准越高，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越强。可能的原因是企业被倒逼创新或基于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而增加创新投入，其预期收益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控制变量方面，从回归系数的符号可以看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核心技术越强创新投入意愿越强，这是创新的技术支持;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创新投入意愿越弱，这体现了中小企业创新的惰性;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创新意愿越强，可见企业意识到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创新是必要条件;和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投入意愿更强，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希望利用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符合浙江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从模型的拟合度R2可以看出，拟合程度并不高，这和所用数据为截面数据且自变量、控制变量多为分类型或次序型有关。
（2）MW的内生性讨论。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官方公开数据，不存在测量误差;关于双向因果，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同一地区（可以是县、区或市的级别）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可以认为和具体企业的异质性没有相关性，所以对于某个企业创新意愿来说，最低工资标准是外生的。另外，2004年关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八条：“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方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从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过程看，单个中小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并无太多的话语权，基本上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受者，所以最低工资外生性很强。因此，本文仅考虑最低工资的内生性来自于遗漏了和mw1相关的重要控制变量，比如企业劳动力成本相关变量，在逐步回归中并未进入模型。
我们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选择企业所在地区的赡养系数（也称负担系数，等于总人口/总就业人口，或者家庭平均人口/家庭平均就业人口）。一个地区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最常用的方法为比重法：
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支出×低收入组赡养系数+调整因素
由公式可知，最低工资标准和赡养系数是紧密相关的，而赡养系数和企业劳动力成本并无理论上的联系，因为企业为员工支付工资时以员工的业绩或对企业的贡献为参考标准，而不是看其家庭负担情况。2015年浙江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会参考2014年各地区的负担系数，但自2012年后浙江各地区收入分组数据已不再统计，因此，我们借鉴韩兆洲等（2006）的方法用2014年浙江各地区城镇平均的赡养系数代替最低收入组的赡养系数[24]，作为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
内生变量的Hausman检验发现，χ2（1）=14.79，对应的P值为0.00，因此mw1存在内生性，应该用工具变量回归，Durbin-Wu-Hausman检验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统计量为100.18，Stock-Yogo（2005）给出的10%临界值为16.38<100.18，检验显示拒绝了赡养系数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赡养系数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IV估计的结果见表6。mw1系数的IV估计和OLS估计在符号、显著性上都是相同，IV估计的绝对值较大，即如果不考虑最低工资的内生性会低估其对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系数可解释为，其他条件不变，最低工资每上升一个档次，创新投入意愿平均上升1.11个档次。
（3）企业异质性分析。为了更清楚的展示最低工资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影响，我们仍按企业是否劳动密集型、是否民营企业将样本重新划分，各子样本下的两类回归结果见表7，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只展示了mw1的回归系数估计。从模型回归结果看：
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创新投入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由前文分析可知，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比较大，会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然而这里并未发现创新投入意愿降低，所以必有相应的正面影响与其抵消。可能的原因是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被倒逼增加创新投入，比如中小企业可以减少高风险的研发创新投入而增加低风险的非研发创新投入;或出于最低工资上涨对消费需求扩张的看好，增加创新投入，利用创新收益对冲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非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有顯著的正面影响，因为如前文分析可知，其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影响较小，那么这个正面影响只会来自于非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带来的消费需求的看好，或者说对创新收益预期的改善。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又由于如前文分析，最低工资对其劳动力成本有正面影响，说明最低工资倒逼创新或因最低工资而改善其创新预期收益的幅度，大于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这也体现了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对市场的快速适应性和冒险与创新精神[23]。但对于非民营中小企业，最低工资对劳动力成本和创新投入意愿都不显著，说明这类中小企业不受最低工资的影响，企业对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影响也并未改观其创新预期收益。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创新预期收益提高而加强了创新投入意愿相比，可以发现，面对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同类企业的预期或乐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民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我们的分组样本中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但其创新投入意愿仍未出现负影响，说明这类中小企业因最低工资而创新的意愿更强烈。 （4）稳健性检验。由于投入意愿的观测值是次序型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利用工具变量的次序probit模型。这里为了更简单的展示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边际影响，我们将创新投入意愿（9分制）合并为三挡：1—3为较弱（赋值为1），4—6为一般（赋值为2），7—9为较强（赋值为3）。模型中mw1系数的估计结果及边际效应计算见表8，mw1系数不显著时对应的边际效应也不显著，表8中不再展示。以全样本下mw1系数估计及边际效应计算结果为例，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一个档次，企业创新意愿进入最高档次的概率会增加0.21，进入最低档次及中间档次的概率分别下降0.11和0.10，即企业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档次越高，企业创新意愿越强，这与工具变量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的解释是一致的。其他子样本下的实证结果解释也是类似的，由此可以看出，本文实证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另外，我们在9级制ins下也估计了工具变量的次序probit模型，回归后计算mw1的边际效应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等级升高，中小企业进入创新投入意愿高等级的概率之和为正，进入低等级的概率之和为负，这和3级制ins下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实证结果的总结
对于实证部分结论总结见表9，结果显示，图1所示两条影响途径都是存在的，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始终小于或等于创新收益预期改善带来的正面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从企业生产的角度总结了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两种途径，一是最低工资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挤压创新的投入或倒逼企业创新;二是通过增加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来改善企业创新投入的预期。然后利用浙江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发现，部分浙江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受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冲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增加劳动密集型、民营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发现中小企业有因最低工资而减少社会保险支出的现象，这是最低工资制度“副作用”的一种体现。利用线性回归及次序probit回归模型发现，最低工资档次越高，非劳动密集型和民营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越强;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和非民营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影响不显著。结合两类实证结果可以确定最低工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意愿的两条影响途径都是存在的，且影响途径和企业类型有关。最低工资虽然抬高了部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对其创新投入意愿并未产生较显著的消极影响。
基于以上研究結论我们得到以下的启示：
企业方面，最低工资的提高会抬高部分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若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只是被动接受，则可能挤出创新资源，对其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最低工资的不断提高还会使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遭到淘汰，剩余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强的企业，客观上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中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征和外部市场环境制定相应适当的创新战略，来应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比如若企业自身技术、资本等方面积累不足，可以先选择非研发创新，增强企业的活力，积极、有效应对最低工资制度等外部市场约束。另外，面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上涨，企业还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借助最低工资对收入、消费的正面影响，加大创新投入，适应未来消费需求量或消费结构的变化。
政府方面，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既要保障民生，但最低工资标准又不能太低;考虑部分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失业问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太高或增长太快。因此，为顺应创新发展战略，政府须打造宽松的创新环境，为最低工资制度设计配套措施，如特别关注一些有发展前景或对就业有较大贡献且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有暂时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扶持，减少暂时的市场约束，以减小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带来的对创新资源的挤出效应，避免过多失业等问题。另外，对于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或表面执行标准但减少社会保险支出等不良行为，应加强监督，减少员工的福利损失，发挥更多最低工资制度的正面效应。
实证中我们虽然未发现最低工资对创新投入意愿的负面影响，但不能说没有，因为我们所用样本都是仍然存活的中小企业，或许有些因最低工资制度而被淘汰的企业我们并未观测到，这些可能就是劳动力成本受最低工资影响大但未积极利用创新来应对的企业。
参考文献：
[1] Aaronson D， Agarwal S， French E. The Spending and Debt Response to Minimum Wage Hik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102（7）：3111-3139.
[2] 马双，张劼，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5）：132-146.
[3] Heyes J， Gray 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for training in small firm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0，13（2）：76-86.
[4] 李后建. 最低工资标准会倒逼企业创新吗？[J].经济科学，2017（5）：95-112.
[5] Riley R， Bondibene C R. Raising the standard： Minimum wages and firm productivity[J].Labour Economics， 2015，44：27-50.
[6] 刘贯春，张军，陈登科. 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J].统计研究，2017，34（1）：44-54.
[7] 蒋灵多，陆毅. 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1）：118-136. [8] 郑刚，刘仿， 徐峰，等. 非研发创新：被忽视的中小企业创新另一面[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1）：140-146.
[9]瘙塁ener F. Labor market rigidities and R&D-base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06，30（5）：769-805.
[10]王小霞，蒋殿春，李磊. 最低工资上升会倒逼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吗？——基于专利申请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8，44（12）：127-138.
[11]刘恩猛，吕文栋. 最低工资对中小企业创新类型选择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9（10）：90-99.
[12]Neumank，D.， W. Wascher. Do Minimum Wages Fight Poverty？ [J].Economic Inquiry，2002，40（3）：315-333.
[13]罗小兰，丛树海.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内[J].统计研究，2009（6）：60-65.
[14]贾朋，张世伟.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溢出效应[J].统计研究， 2013，30（4）：37-41.
[15]Acemoglu， D. and J. Pischke. The Structure of Wages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l Train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107（3）：539- 566.
[16]Metcalf D.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on the pay distribution， employment and training[J].Economic Journal， 2004，114（494）：C84-C86.
[17]馬双，甘犁. 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13（1）：1-26.
[18]张先锋，陈婉雪.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2）：87-95.
[19]Acemoglu D. When Does Labor Scarcity Encourage Innovat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118（6）：1037-1078.
[20]赵西亮，李建强. 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6（7）：41-49.
[21]程晨，王萌萌. 企业劳动力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倒逼”机制的考察[J].南开经济研究，2016（3）：118-132.
[22]王小华，温涛. 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及结构演化的差异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0）：90-107.
[23]单东. 浙江中小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2）：35-42.
[24]韩兆洲，魏章进.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 2006，23（1）：35-38.
Minimum Wage， Labor Cos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Based on Corporate Survey in
Zhejiang Province
LIU En-meng，LV Wen-dong
（Business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wage ma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SM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through two ways： labor costs and innovation revenue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Zhejiang enterprises in 2017， the paper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costs of SMEs， and then uses regression models to test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SME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bor cost and operation of some SM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s， and some employee′s social insurance have been cu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bor cost of labor-intensive and private SMEs; the higher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SMEs are located，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non labor-intensive and private SME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Combined with two kinds of empirical result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both of them exist， and vary with enterprises.
Key words：minimum wa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 willingness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labor cost; innovation revenue expectations
（责任编辑：赵春江）
收稿日期：2020-06-01
作者简介：刘恩猛（1981-），男，河北盐山人，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经济管理统计;吕文栋（1967-），男，山东莱芜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风险管理、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520107005，72071186;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立项课题，项目编号：Z20JC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