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仙桃市大学生村官6个月未发工资，湖北官方表示“情况属实”，原因是中央、省级补贴资金下拨滞后。早在2009年，辽宁新民就有多名大学生村官赴国家信访局上访，说当了村官9年，政府拖欠工资近万元，转不了正式干部却要改签为临时工。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并非一时一地偶发。
　　政府设置大学生村官，既有出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考虑；同时，也期望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能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作贡献。不能否认，多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自己也得到了锻炼。但国家是否需要在农村基层培养大批量的干部，农村社区是否真有那么多行政工作需要大学生去做？有无必要每村配一名或以上拿国家工资的村官呢？
　　从体制上看，大学生村官属编外干部，只是临时性措置。大量農村党组织村支书也无正式干部编制，但国家仍要“补贴”其工资。如此，农村就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编外干部群体，国家为此要投入巨额财力，将转移支付给农村的钱部分用来养“官”，而不能真正下达贫苦农民之手。各级政府为此背上更重的财政负担，村官的工资却也无保障。
　　从村官自身看，大学生村官虽没有国家干部正式编制，却统一由国家财政发工资，所以被看作是“准官”。照理说，“准官”的直接前途就是升正式官，地方政府也着力把来基层“锻炼”的大学生当干部培养，规定县乡公务员应重点从其中招录，任职两年后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村官，可享受放宽条件、加分等优惠。但目前从各方反映看，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区基本上是“打杂”，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干部，境况尴尬；那些一心想当官，想从基层做起，步步升上去的人，也只有极少数能如愿，绝大多数村官拿不到正式干部编制；虽有优惠政策，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从村官的“跳板”上过渡到公务员。
　　“官路”既然如此狭窄，不如打破“官本位”，转变思路。大学生下乡不求当官，而是服务；其前程不在于升公务员，而是创业。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早已使行政性的人民公社解体，试办村民自治，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提出“加速城镇化进程”，若再村村设官强化行政，实在有违改革潮流。
　　编外设村官，并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文革”时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难题，曾进行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农村并非不需要有文化的知青、大学生，知青下乡也确曾提高了落后农村的技术文明程度，但农村更需要的是科技人才而不是官，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行政化而是市场化。国家既然为农村下拨资金，让大学生下乡，与其用之于设村官，不如用于创业。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创业的好基地。大学生服务农村，发育农村市场，引领农民致富，其前程不限定为公务员，还可以当能人企业家，其路径也不限于农村，可以向城镇扩展。
　　如此看，村官既然不是编制内的“官”且需费尽周折才能当上“官”，不如称“村倌”恰当。倌，旧时称服杂役的人，如堂倌、猪倌、牛倌，其实就是打杂。但大学生与旧杂役不同，他们以新知识、新技术、新思路，加上国家划拨的创业基金，可在农村引领农民创业致富，既解决了自己的就业，也帮助了广大农民兄弟，推进了我国的城镇化。“村倌”只是暂时的身份，不能干一辈子，国家发给“工资”，也只定为三四年。如果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眼睛盯着基层农村创业，走市场而不走官场，则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出路，而且为政府解了套。如此，大批大学生“村倌”下乡，必能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农村城镇化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