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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日汪双方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汪伪政府须聘请日本人担任军事、财政、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顾问。然而文本和现实之间相距甚远。日本顾问和辅佐官进入汪伪政权内部，与日本大使馆、特务机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相配合，并利用各级伪府汉奸，制造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监控网络。
[关键词]汪伪政府，日本顾问，梅机关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6—0031—06
一
1938年6月，日本对华战略改变，根据对国民政府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政府炮制中央傀儡政权，设立“对华委员会”。委派土肥原贤二中将负责，与津田静枝海军中将、外务省顾问坂西利八郎协商组建，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即“重光堂”。1939年8月，上海土肥原机关致电日本政府官员称：将一直沿用的“土肥原机关”名称改为“梅机关”。
在日本侵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之下，设“梅”“兰”“松”“竹”四个特务机关。首脑分子都由总司令部人员兼任，直属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分别在华中、华南、华北、西北等地进行特务活动。其中以“梅机关”活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势力最大；“兰机关”“松机关”在日本投降之前即先后撤销，“竹机关”则于1943年并入“梅机关”。
“梅机关”初设于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对外公开番号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梅机关”；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移至南京鼓楼大仓巷，改称“国民政府军事顾问部”。其内设机关长、参谋长、副官长以及陆军、海军、特务、宪兵、警察、警卫、财政等各部门，并先后分设沪西、南京、苏州、杭州等四个分机关以及第一工作委员会(即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二工作委员会、东南贸易公司、海通贸易公司等附属机构。
“梅机关”全程参与了汪伪的组府进程，如果要追溯日本顾问的起源，大概应从这里开始。然而，汪伪于日本顾问一事早在1939年就向日方表示，期望能得到日本最大限度尊重中国主权之诚意，以避免国民怀疑有干涉内政的嫌疑，提出：1，在内政方面，避免在中央政府、省及特别市政府中设立政治顾问及与此类似的名义或职位；在中央政府各院、各部及县市政府中以不任用日籍职员为宜；至于技术顾问希望仅限于技术方面，而不参与一般行政。2，在军事方面，中央最高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团，以日德意三国的军事专家组成，日本人担任主席，人数占二分之一；各级军事教育机关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为教官，各种武器制造厂必要时可聘用日德意专家为技师；各部队内为避免有被监视或被束缚之疑虑，不得以任何名义任用或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担任职务。汪伪虽然主动抛出组府的要求，希望能组建一个有别于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府的中央政权，但奈何自身实力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进程基本上还是按照日方的规划行进。
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在其后的《日本方面回答要旨》中明确阐述了日方立场。内政方面，不仅考虑在中央政府、省及特别市政府内设置政治顾问，同时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日中两国特别需要加强合作的地带或特别区域、县市政府因特殊区域或特殊情况也应考虑任用日本职员；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其他诸如财政、经济方面也应聘请日本专家为顾问，中央政府直辖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且应与日本预先商议，再行决定。军事方面，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一般军事如聘请第三国人为军事顾问，也应考虑上述原则；在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有必要配置日本军事专家。日方的回答基本涵盖了汪伪提出的对应的各个方面，不仅没有应承汪伪的要求，而且要求更甚。意旨很明确：汪伪政府不仅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而且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
随后进行的关于日华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第六次会谈中，日汪双方着重讨论了关于日本顾问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日方人员有：影佐少将、犬养、须贺大佐、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扇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汪方人员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林柏生。双方就细节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心，特别提到“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上海市政府也有附署滥用权力、命令警察的现象。”虽然影佐等人表示理解，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则性的改变，仅就一些细枝末节、字词语句的修饰与表述作了一些修正。其中顾问及职员的聘请和派遣属于交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以上周折之后，日汪于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的第六部分，即是聘请日本顾问职员关系事项。该项内容包括十条，兹罗列如下：1，中央政府可以聘请财政、经济、自然科学的各种技术顾问，在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特别市政府、厦门特别市政府中设置联络专员。2，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军事顾问，职权在于辅佐一般国防军事设施和日华防共军事合作事项的制订，关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不得有第三国军事顾问参与。3，军队和警察的教育机关，必要时可聘请教授和教官，但仅限于教授和训练，不参与行政。4，除华北的绥靖部队外，其余军队不聘用外国顾问和职员。5，警察不聘用外国顾问和职员，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和厦门的警察局任用日本职员另行协议决定。6，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必要时可以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员和专门技术官等。7，地方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不任用外国人员，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特别市、厦门特别市必要时可任用日本专门技术官。8，上述各项顾问的职权和服务规则，基于秘密谅解事项的有关各项，由日华协商决定。9，上述各项职员在华均受一般行政法规的控制。10，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可自行聘请顾问和职员，但聘请政治顾问必须报告中央政府。秘密谅解事项第八部分中第四条又对以上内容予以原则性的解释。
以上所列内容与之前日本的答复相比变动很少，为照顾汪伪集团的情绪和顾虑，表述方式、语气和措词都有所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不再提及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设置政治顾问之事；强调聘请顾问依据汪伪的实际需要；顾问不参与一般行政。虽然如此，但限于汪伪政权的性质与真实境况，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梅机关”长影佐祯昭，因与汪结合而备受重视。1940年4月6日，汪伪政府根据聘请军事顾问的秘密协定，以中央政府名义聘请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大部分人员都参加了汪伪的军事顾问部，有军事顾问官川本少将、谷荻少将、冈田少将(兼经济顾问)、原田少将、樱庭少将、渡少将、滨田大佐、金子大佐、中山大佐、原口大佐、福田大佐、石原大佐、晴气中佐、永田中佐、 寺川中佐、琢本少佐、竹本少佐。军事顾问辅佐中岛信一大尉、吉冈大尉、涩谷少尉、崛真男少尉。以后继任的最高军事顾问分别是松井久太郎中将(在任时间为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柴山兼四郎中将(1943年3月至1944年5月)、矢崎堪什少将(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浅海濑少将(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军事顾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都派有军事顾问，派在各省市的军事顾问官，必兼该地联络部长，及该部队的参谋，三位一体，便于联系。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方面的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控制十分严密。
从现实情况与条约内容比较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1，日本虽然没有在汪伪政权中设立政治顾问，但军事顾问部的权力极大，不仅深入到军事、警察、特务等部门，而且涉及财政、金融、人事、宣传等方面，控制范围极其广泛。2，在条约中明确不聘请顾问的军队和警察都配置了军事顾问或辅佐官。
根据1943年1月伪行政院发布的《日本驻汪伪政权军事顾问名录》，顾问同辅佐官有两种：中央服务者与派遣者，近80人。配置的地域有：广东省、上海、南京、苏州、泰县、镇江、开封、归德、武汉、杭州、宁波、海州、蚌埠、芜湖，遍及伪军驻地。注明派驻机关为内政部、调查统计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军警学校三所、警察总监署及地方警察机关4个、14省市驻地41个伪军军事单位。其中派驻军事顾问至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两名，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两名，伪浙江省政府警务处两名，伪安徽省政府警务处1名。除上海外，其他三省都非条约中的指定地区。
关于军事顾问部的控制领域及范围，可从1942年12月15日军事顾问部所印《中央服务者业务分担表》中有所了解。
除军事顾问外，日本还派出经济顾问全面掌控汪伪政权的经济活动。首任最高经济顾问为青木一男，其后继任者分别是石渡庄太郎、小仓正恒。经济顾问有福田赳夫、难波理平、金子俊治、广濑经一等人。在行政院有关部委也设置了经济顾问，如实业部经济顾问如桥井真、财政部顾问犬养健、新木荣吉等。1943年3月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分派顾问驻守各地，计有顾问海口守三驻宁，顾问船津辰一郎驻沪，顾问川上亲文驻杭州，顾问梗谷孝典驻汉口，顾问辅佐原田清驻蚌埠。意在联络各地省市政府，并加强对各地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还与汪伪政权共同组织了一个联络、协调与决策的机构——“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和周佛海，一般一周开会一次，是日汪协调决策的重要途径。日本通过顾问团、联络委员会、特务机关、甚至直接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掌控汪伪政权的路线与走势，并利用汪伪政权进行沦陷区的日常统治、资源掠夺、物资统制、军事协作等，为其大东亚战争服务。
在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并且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年之后，日本对于沦陷区的掌控开始转换形式。为了鼓励汪伪政府参战的积极性，并实践1943年6月出台的《大东亚政略指导要纲》，日本在此前后采取了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改订《日汪同盟条约》等措施，例如将青岛特别市的日本顾问从原来的200名减少到125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给予汪伪更大的独立权，实质仅仅是改换了统治的模式，采取了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方式。伪上海市政府的联络官于是年4月停止任用，所有联络事项改为直接与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联系。据日本战犯回忆，各地的日本特务机关根据指令改为当地的陆军联络部。颇能阐释其中真意的是其中太原联络部长大江庸吾就联络部的业务对全体军官的指示：“虽说一切委托给中方处理，但对方并无力胜任，仍然必须由我方承担。如果交给他们，对方又无法满足我的需要，事情就会很麻烦。所以命令中指示我们要不断地给予‘善意的援助’。所谓不再进行指导，并不等于保持沉默，实际是要求我们比以往更需加强，巧妙地调动对方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从大处着眼的秘计，望能充分玩味。”因此下辖地方的陆军联络部、省政府顾问室、道和县顾问、新民会的日本职员，统税局、盐务局和禁烟局的日本专员，国策会社及其派出机构、各统制组合等所有单位的日本人受命要进行比过去更为详细的调查和侦察，并向联络部报告。如有人违反命令，可按军法惩处。由此可见，从上而来的命令要求更加严格，各级顾问团也接受联络部的领导，并为其服务。
三
日本顾问渗透到汪伪政府各级权力机构之中，并与各级政府的大小头目相勾结，互相利用，形成权力交错复杂多面的网络。一般而言，伪府的各级头目以日本人为靠山，日本人倚重其办事，其中又有彼此信任度的差异和变化、派系之争、自主与控制的程度等因素，是动态多面的进程，不能一刀切式的下定论。
以周佛海为例，他曾多次谈到他对日本人的看法：日本人经常调动，使得事情很难办；日本各机构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尤其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即使对于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说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是一副矛盾防护的心理。
周佛海能够顺利执掌伪府的财政、特工与上海特别市，与其背后日本顾问的支持密不可分。与周关系密切的有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川本最初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年夏他陪周去武汉、北平等地，帮助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各地在财政金融的统一问题。1944年川本就任特务谋略机构侵华日军上海陆军部部长，周和川本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佛海和重庆有电台联系是川本所知道的；1942年3月吴开先、1944年5月蒋伯诚等被捕，周佛海出面保释，都得到了川本的支持。冈田酉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权，并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出任伪府经济顾问，积极参与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是操纵汪伪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梅机关成员，曾任伪府军事顾问，后任日军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荻那华雄少将也支持周佛海。
相反如梅机关最早成员之一晴气中佐，后任伪府军事顾问，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则是李士群最得力的靠山，曾支持其反对周。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过政信，是石原莞尔的嫡系，与周的关系微妙，有矛盾也有一致。认为对重庆问题应牺牲汪伪；特别不满汪伪政府的极端贪污腐化，决心整肃，以贪污军粮拿伪江苏省粮食管理局局长后大椿与伪南京市粮食管理局局长胡政开刀。1943年周借助伊藤芳男买通陆军省人事，将其从中国调至新加坡。
从影佐来看，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傅式说、高宗武、丁默邮、李士群、林柏生等大汉奸往来都很密切，但影佐为了控制这些汉奸的活动，还暗中收买他们手下的亲信，以掌握和了解他们的情况。如特32,总部主任驻苏州办 事处处长黄尔康，即曾搜集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的日常生活、工作、言论等情况，向影佐汇报。“梅机关”还有权任意逮捕伪府官员，如曾逮捕汪伪陆军部次长陈维远，并毒死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等。
再者，日本顾问团只是日本控制汪伪的一部分，是与其特务机关、派遣军总司令部联合一处的，说其联合，主要是就条约所定而言；说其附属，因其脱胎于彼并服务于彼。
就“梅机关”而言，它初设于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对外公开番号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梅机关”，是日本侵华的特务指挥机构。它直接参与组织和扶植汪伪政府以及“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并派遣多人出任伪府各级顾问，以维持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1939年8月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成立后，“梅机关”为便于指导在其对面极司非尔路五十五号设沪西分机关，机关长为晴气中佐。1940年初，为协助汪精卫等筹组汪伪政府，在南京匡庐路三号，设南京分机关，机关长为原田少将。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梅机关”为便于公开指挥汪伪政府的活动，公开名义改称“国民政府军事顾问部”，影佐兼任了汪伪政府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陆军武官，其后每一任机关长(即松井久太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堪什少、浅海濑少将)都兼任伪府最高军事顾问。其他大小特务则大部分派出充任汪伪政府军事、内政、外交、经济、金融、文化、特工等各部门的顾问，操纵了汪伪政府的实权。如汪伪政府各院长、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等人事变动，都须经各部门的顾问同意、“梅机关”批准后，才提交伪国府和行政院形式上通过。1941年3月，“梅机关”为指挥汪伪政府在江苏地区进行清乡，在苏州药门内十全街六十四号设苏州分机关，机关长为金子中佐。1942年6月，汪伪军事委员会在杭州成立闽、赣、皖、浙四省边区行营，且“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自上海迁至杭州，“梅机关”即又在杭州象安桥附近设杭州分机关，机关长为中岛信一。其实晴气、壕本、中岛信一就是“梅机关”派驻“七十六号”总部的顾问，马本中尉、和中准尉为南京分局顾问，金子为苏州分局顾问，樱庭大佐为蚌埠分局顾问。同时日本宪兵队也参与其中，协助警卫、侦察和行动。此外日本大使馆、陆军部、海军部都派有专人联络。“七十六号”搜集汇编的情报资料，除内部通报外，并分送日本顾问、“梅机关”、宪兵队等。
1940年11月20日，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正实致函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称：“为便利起见，原由敝机关所派遣于贵特别市政府之顾问部即行撤销，新设一上海特务机关联络部，将顾问改为联络官，将首席联络官任命为联络部长。”结合“上海市政府联络部业务担任表”与“各区区公署日本联络官名单”两个表格，可以看出原市府顾问部由特务机关派出，又改头换面成为所谓的联络部，功能和人员基本没有变化，业务涉及市政府的各个方面，并遍布市府各部门和区公所，共计40人。联络部长船津辰一郎后来被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派为驻沪经济顾问。
日本在临时、维新政府时期就已经派遣顾问、指导官进入各伪政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前，日汪双方通过《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确定了日本顾问的性质、种类、职权，较前而言的确缩小了日本顾问的权力和聘用领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本和现实之间相距甚远。日本顾问和辅佐官进入汪伪政权内部，与外部的’日本大使馆、特务机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协作配合，并利用各级伪府汉奸，制造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监控网络。至1943年因为战局的变化形式上有所变化和缓解，但实质并无二致。
[关键词]汪伪政府，日本顾问，梅机关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6—0031—06
一
1938年6月，日本对华战略改变，根据对国民政府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政府炮制中央傀儡政权，设立“对华委员会”。委派土肥原贤二中将负责，与津田静枝海军中将、外务省顾问坂西利八郎协商组建，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即“重光堂”。1939年8月，上海土肥原机关致电日本政府官员称：将一直沿用的“土肥原机关”名称改为“梅机关”。
在日本侵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之下，设“梅”“兰”“松”“竹”四个特务机关。首脑分子都由总司令部人员兼任，直属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分别在华中、华南、华北、西北等地进行特务活动。其中以“梅机关”活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势力最大；“兰机关”“松机关”在日本投降之前即先后撤销，“竹机关”则于1943年并入“梅机关”。
“梅机关”初设于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对外公开番号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梅机关”；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移至南京鼓楼大仓巷，改称“国民政府军事顾问部”。其内设机关长、参谋长、副官长以及陆军、海军、特务、宪兵、警察、警卫、财政等各部门，并先后分设沪西、南京、苏州、杭州等四个分机关以及第一工作委员会(即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二工作委员会、东南贸易公司、海通贸易公司等附属机构。
“梅机关”全程参与了汪伪的组府进程，如果要追溯日本顾问的起源，大概应从这里开始。然而，汪伪于日本顾问一事早在1939年就向日方表示，期望能得到日本最大限度尊重中国主权之诚意，以避免国民怀疑有干涉内政的嫌疑，提出：1，在内政方面，避免在中央政府、省及特别市政府中设立政治顾问及与此类似的名义或职位；在中央政府各院、各部及县市政府中以不任用日籍职员为宜；至于技术顾问希望仅限于技术方面，而不参与一般行政。2，在军事方面，中央最高军事机关设立顾问团，以日德意三国的军事专家组成，日本人担任主席，人数占二分之一；各级军事教育机关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为教官，各种武器制造厂必要时可聘用日德意专家为技师；各部队内为避免有被监视或被束缚之疑虑，不得以任何名义任用或招聘日德意军事专家担任职务。汪伪虽然主动抛出组府的要求，希望能组建一个有别于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府的中央政权，但奈何自身实力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进程基本上还是按照日方的规划行进。
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在其后的《日本方面回答要旨》中明确阐述了日方立场。内政方面，不仅考虑在中央政府、省及特别市政府内设置政治顾问，同时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日中两国特别需要加强合作的地带或特别区域、县市政府因特殊区域或特殊情况也应考虑任用日本职员；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其他诸如财政、经济方面也应聘请日本专家为顾问，中央政府直辖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且应与日本预先商议，再行决定。军事方面，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一般军事如聘请第三国人为军事顾问，也应考虑上述原则；在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有必要配置日本军事专家。日方的回答基本涵盖了汪伪提出的对应的各个方面，不仅没有应承汪伪的要求，而且要求更甚。意旨很明确：汪伪政府不仅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而且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
随后进行的关于日华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第六次会谈中，日汪双方着重讨论了关于日本顾问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日方人员有：影佐少将、犬养、须贺大佐、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扇少佐、片山少佐、小池参事。汪方人员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周隆庠、林柏生。双方就细节性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心，特别提到“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上海市政府也有附署滥用权力、命令警察的现象。”虽然影佐等人表示理解，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则性的改变，仅就一些细枝末节、字词语句的修饰与表述作了一些修正。其中顾问及职员的聘请和派遣属于交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以上周折之后，日汪于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其中秘密谅解事项的第六部分，即是聘请日本顾问职员关系事项。该项内容包括十条，兹罗列如下：1，中央政府可以聘请财政、经济、自然科学的各种技术顾问，在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特别市政府、厦门特别市政府中设置联络专员。2，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军事顾问，职权在于辅佐一般国防军事设施和日华防共军事合作事项的制订，关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不得有第三国军事顾问参与。3，军队和警察的教育机关，必要时可聘请教授和教官，但仅限于教授和训练，不参与行政。4，除华北的绥靖部队外，其余军队不聘用外国顾问和职员。5，警察不聘用外国顾问和职员，但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和厦门的警察局任用日本职员另行协议决定。6，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必要时可以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员和专门技术官等。7，地方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不任用外国人员，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特别市、厦门特别市必要时可任用日本专门技术官。8，上述各项顾问的职权和服务规则，基于秘密谅解事项的有关各项，由日华协商决定。9，上述各项职员在华均受一般行政法规的控制。10，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可自行聘请顾问和职员，但聘请政治顾问必须报告中央政府。秘密谅解事项第八部分中第四条又对以上内容予以原则性的解释。
以上所列内容与之前日本的答复相比变动很少，为照顾汪伪集团的情绪和顾虑，表述方式、语气和措词都有所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不再提及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中设置政治顾问之事；强调聘请顾问依据汪伪的实际需要；顾问不参与一般行政。虽然如此，但限于汪伪政权的性质与真实境况，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梅机关”长影佐祯昭，因与汪结合而备受重视。1940年4月6日，汪伪政府根据聘请军事顾问的秘密协定，以中央政府名义聘请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梅机关大部分人员都参加了汪伪的军事顾问部，有军事顾问官川本少将、谷荻少将、冈田少将(兼经济顾问)、原田少将、樱庭少将、渡少将、滨田大佐、金子大佐、中山大佐、原口大佐、福田大佐、石原大佐、晴气中佐、永田中佐、 寺川中佐、琢本少佐、竹本少佐。军事顾问辅佐中岛信一大尉、吉冈大尉、涩谷少尉、崛真男少尉。以后继任的最高军事顾问分别是松井久太郎中将(在任时间为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柴山兼四郎中将(1943年3月至1944年5月)、矢崎堪什少将(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浅海濑少将(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军事顾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都派有军事顾问，派在各省市的军事顾问官，必兼该地联络部长，及该部队的参谋，三位一体，便于联系。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方面的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控制十分严密。
从现实情况与条约内容比较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1，日本虽然没有在汪伪政权中设立政治顾问，但军事顾问部的权力极大，不仅深入到军事、警察、特务等部门，而且涉及财政、金融、人事、宣传等方面，控制范围极其广泛。2，在条约中明确不聘请顾问的军队和警察都配置了军事顾问或辅佐官。
根据1943年1月伪行政院发布的《日本驻汪伪政权军事顾问名录》，顾问同辅佐官有两种：中央服务者与派遣者，近80人。配置的地域有：广东省、上海、南京、苏州、泰县、镇江、开封、归德、武汉、杭州、宁波、海州、蚌埠、芜湖，遍及伪军驻地。注明派驻机关为内政部、调查统计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军警学校三所、警察总监署及地方警察机关4个、14省市驻地41个伪军军事单位。其中派驻军事顾问至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两名，伪江苏省政府警务处两名，伪浙江省政府警务处两名，伪安徽省政府警务处1名。除上海外，其他三省都非条约中的指定地区。
关于军事顾问部的控制领域及范围，可从1942年12月15日军事顾问部所印《中央服务者业务分担表》中有所了解。
除军事顾问外，日本还派出经济顾问全面掌控汪伪政权的经济活动。首任最高经济顾问为青木一男，其后继任者分别是石渡庄太郎、小仓正恒。经济顾问有福田赳夫、难波理平、金子俊治、广濑经一等人。在行政院有关部委也设置了经济顾问，如实业部经济顾问如桥井真、财政部顾问犬养健、新木荣吉等。1943年3月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分派顾问驻守各地，计有顾问海口守三驻宁，顾问船津辰一郎驻沪，顾问川上亲文驻杭州，顾问梗谷孝典驻汉口，顾问辅佐原田清驻蚌埠。意在联络各地省市政府，并加强对各地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还与汪伪政权共同组织了一个联络、协调与决策的机构——“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和周佛海，一般一周开会一次，是日汪协调决策的重要途径。日本通过顾问团、联络委员会、特务机关、甚至直接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掌控汪伪政权的路线与走势，并利用汪伪政权进行沦陷区的日常统治、资源掠夺、物资统制、军事协作等，为其大东亚战争服务。
在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持久战，并且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年之后，日本对于沦陷区的掌控开始转换形式。为了鼓励汪伪政府参战的积极性，并实践1943年6月出台的《大东亚政略指导要纲》，日本在此前后采取了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改订《日汪同盟条约》等措施，例如将青岛特别市的日本顾问从原来的200名减少到125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给予汪伪更大的独立权，实质仅仅是改换了统治的模式，采取了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方式。伪上海市政府的联络官于是年4月停止任用，所有联络事项改为直接与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联系。据日本战犯回忆，各地的日本特务机关根据指令改为当地的陆军联络部。颇能阐释其中真意的是其中太原联络部长大江庸吾就联络部的业务对全体军官的指示：“虽说一切委托给中方处理，但对方并无力胜任，仍然必须由我方承担。如果交给他们，对方又无法满足我的需要，事情就会很麻烦。所以命令中指示我们要不断地给予‘善意的援助’。所谓不再进行指导，并不等于保持沉默，实际是要求我们比以往更需加强，巧妙地调动对方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从大处着眼的秘计，望能充分玩味。”因此下辖地方的陆军联络部、省政府顾问室、道和县顾问、新民会的日本职员，统税局、盐务局和禁烟局的日本专员，国策会社及其派出机构、各统制组合等所有单位的日本人受命要进行比过去更为详细的调查和侦察，并向联络部报告。如有人违反命令，可按军法惩处。由此可见，从上而来的命令要求更加严格，各级顾问团也接受联络部的领导，并为其服务。
三
日本顾问渗透到汪伪政府各级权力机构之中，并与各级政府的大小头目相勾结，互相利用，形成权力交错复杂多面的网络。一般而言，伪府的各级头目以日本人为靠山，日本人倚重其办事，其中又有彼此信任度的差异和变化、派系之争、自主与控制的程度等因素，是动态多面的进程，不能一刀切式的下定论。
以周佛海为例，他曾多次谈到他对日本人的看法：日本人经常调动，使得事情很难办；日本各机构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尤其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即使对于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说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是一副矛盾防护的心理。
周佛海能够顺利执掌伪府的财政、特工与上海特别市，与其背后日本顾问的支持密不可分。与周关系密切的有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川本最初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年夏他陪周去武汉、北平等地，帮助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各地在财政金融的统一问题。1944年川本就任特务谋略机构侵华日军上海陆军部部长，周和川本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佛海和重庆有电台联系是川本所知道的；1942年3月吴开先、1944年5月蒋伯诚等被捕，周佛海出面保释，都得到了川本的支持。冈田酉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权，并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出任伪府经济顾问，积极参与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是操纵汪伪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梅机关成员，曾任伪府军事顾问，后任日军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荻那华雄少将也支持周佛海。
相反如梅机关最早成员之一晴气中佐，后任伪府军事顾问，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则是李士群最得力的靠山，曾支持其反对周。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过政信，是石原莞尔的嫡系，与周的关系微妙，有矛盾也有一致。认为对重庆问题应牺牲汪伪；特别不满汪伪政府的极端贪污腐化，决心整肃，以贪污军粮拿伪江苏省粮食管理局局长后大椿与伪南京市粮食管理局局长胡政开刀。1943年周借助伊藤芳男买通陆军省人事，将其从中国调至新加坡。
从影佐来看，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傅式说、高宗武、丁默邮、李士群、林柏生等大汉奸往来都很密切，但影佐为了控制这些汉奸的活动，还暗中收买他们手下的亲信，以掌握和了解他们的情况。如特32,总部主任驻苏州办 事处处长黄尔康，即曾搜集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的日常生活、工作、言论等情况，向影佐汇报。“梅机关”还有权任意逮捕伪府官员，如曾逮捕汪伪陆军部次长陈维远，并毒死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等。
再者，日本顾问团只是日本控制汪伪的一部分，是与其特务机关、派遣军总司令部联合一处的，说其联合，主要是就条约所定而言；说其附属，因其脱胎于彼并服务于彼。
就“梅机关”而言，它初设于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对外公开番号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梅机关”，是日本侵华的特务指挥机构。它直接参与组织和扶植汪伪政府以及“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并派遣多人出任伪府各级顾问，以维持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1939年8月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成立后，“梅机关”为便于指导在其对面极司非尔路五十五号设沪西分机关，机关长为晴气中佐。1940年初，为协助汪精卫等筹组汪伪政府，在南京匡庐路三号，设南京分机关，机关长为原田少将。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梅机关”为便于公开指挥汪伪政府的活动，公开名义改称“国民政府军事顾问部”，影佐兼任了汪伪政府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陆军武官，其后每一任机关长(即松井久太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堪什少、浅海濑少将)都兼任伪府最高军事顾问。其他大小特务则大部分派出充任汪伪政府军事、内政、外交、经济、金融、文化、特工等各部门的顾问，操纵了汪伪政府的实权。如汪伪政府各院长、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等人事变动，都须经各部门的顾问同意、“梅机关”批准后，才提交伪国府和行政院形式上通过。1941年3月，“梅机关”为指挥汪伪政府在江苏地区进行清乡，在苏州药门内十全街六十四号设苏州分机关，机关长为金子中佐。1942年6月，汪伪军事委员会在杭州成立闽、赣、皖、浙四省边区行营，且“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自上海迁至杭州，“梅机关”即又在杭州象安桥附近设杭州分机关，机关长为中岛信一。其实晴气、壕本、中岛信一就是“梅机关”派驻“七十六号”总部的顾问，马本中尉、和中准尉为南京分局顾问，金子为苏州分局顾问，樱庭大佐为蚌埠分局顾问。同时日本宪兵队也参与其中，协助警卫、侦察和行动。此外日本大使馆、陆军部、海军部都派有专人联络。“七十六号”搜集汇编的情报资料，除内部通报外，并分送日本顾问、“梅机关”、宪兵队等。
1940年11月20日，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正实致函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称：“为便利起见，原由敝机关所派遣于贵特别市政府之顾问部即行撤销，新设一上海特务机关联络部，将顾问改为联络官，将首席联络官任命为联络部长。”结合“上海市政府联络部业务担任表”与“各区区公署日本联络官名单”两个表格，可以看出原市府顾问部由特务机关派出，又改头换面成为所谓的联络部，功能和人员基本没有变化，业务涉及市政府的各个方面，并遍布市府各部门和区公所，共计40人。联络部长船津辰一郎后来被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派为驻沪经济顾问。
日本在临时、维新政府时期就已经派遣顾问、指导官进入各伪政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前，日汪双方通过《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确定了日本顾问的性质、种类、职权，较前而言的确缩小了日本顾问的权力和聘用领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本和现实之间相距甚远。日本顾问和辅佐官进入汪伪政权内部，与外部的’日本大使馆、特务机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协作配合，并利用各级伪府汉奸，制造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监控网络。至1943年因为战局的变化形式上有所变化和缓解，但实质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