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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我接触到有关邓颖超同志的生平、思想言论和晚年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深深地为她的精神风范所感动。值邓颖超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１９０４—２００４)，写此短文以寄托缅怀和纪念之情。
“我对自己没有一点消极情绪”
邓颖超同志是２０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她自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至１９８８年从全国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历经近７０年的奋斗生涯。
由于过去在战争和艰苦生活环境中的磨难，邓颖超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胆结石、肺结核后遗症……曾动过几次大的手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北京医院所有科室的病人，从五官到四肢，算下来大大小小的病有１７种。晚年，她还患有多种衰老症，如视力减退、食道痉挛等。１９８６年以后又得了一种病，她脸部头部的主要骨头都疼，上下颌骨脱钩，影响到吃饭，严重时，吃一餐饭至少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如果再犯了食道痉挛，一顿饭要吃３个小时。有时一点东西也咽不下去，喝水都往外呛。晚年的邓颖超每天都在极端的病痛中苦熬，但她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生活得自信而从容。１９９０年３月９日，她对来看望她的妇女界老朋友们说：“和疾病做斗争是为了活，反过来也是为了死，你多斗争一天就晚死一天。”她说：“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消极情绪，我觉得活到老就得革命到老。我们这把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的老骨头，还应该让它发点余热。”当西花厅海棠花盛开，邓颖超怀念战友周恩来时，也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想到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就有使不完的劲。我要把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多为人民服一点务。”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邓颖超的政治身份和影响，退下来后还要经常会见一些国际国内的友人，但她身体衰弱，控制力很差，遇到非要接待的外宾或其他重要活动，必须提前几个小时早早做充分准备。她以顽强的毅力控制着病痛，只要在公开场合出现，总是那么精神饱满，给人以智慧和真诚。
１９８８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李鹏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邓颖超恳切地对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老弱病残分子，只有点余光余热为人民服务，但是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拥护你们，支持你们的工作。”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的那场动乱发展到高峰时，邓颖超作为一名老共产党人，怀着对广大青少年的深厚感情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责任感，给首都同学发出一封５００字的公开信，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帮助党和政府完成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任务”。５月２２日，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封信后，感激地致函邓颖超：“您的信非常正确，非常的好，我们完全赞成，相信对稳定局势会起到重要作用。”
１９９１年８月，邓颖超病重住院，江泽民、李鹏前去看望。邓颖超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工作和洪涝灾区的群众。她对江泽民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各自的岗位，你担子重，要切实抓好党的建设，抓好抗洪救灾工作。”她还嘱咐说：你们工作忙，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１９９２年春天，邓颖超病情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她一醒过来，就要听秘书们讲邓小平南巡的事，最长的一次听了４０分钟。昏迷之中，她口里还喃喃地叨念着：“要坚持党的领导”。身边的同志无不为她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感动得落泪。
“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
邓颖超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死面前，同样豁达开朗，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襟怀。早在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倡议中央领导同志死后实行火葬，周恩来总理带头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邓颖超完全拥护这一主张，和周恩来约定，不但火葬，而且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来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周恩来在病中，嘱咐邓颖超要按他们的约定办，邓颖超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
１９８２年７月的一天，邓颖超把侄儿侄女叫到中南海，告诉他们自己已将后事处理的安排写信给党中央。那天她还讲了这样一番话：“我得重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到报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老了，该办的事都办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去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年１１月５日，她又给有关同志写了一份对于后事处理的补充意见，特别列上了“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一条。
１９８８年１月，当邓颖超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展开有关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时，触发了同感。她以通信的方式参加了讨论。“今天你们勇敢地提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法。这是作为一个听众参加讨论的一点意见。”
１９９２年邓颖超病重了，在医院她多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就在去世前一个月，她再次郑重地向秘书赵炜说：“我的事情你替我报告了没有?”邓颖超指的“事情”，就是请秘书向中央报告，对她不要再实行抢救，不要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和医疗药品了。
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作罢”
邓颖超不平凡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使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她从不居功，从不愿宣传自己，更不愿有人为她写传。
１９８７年，某出版社拟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准备写邓颖超一篇。得到报告后，邓颖超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不算红军。她说，长征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在休养连，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们的帮助跟过来的。她严肃地说：“长征中我实际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１９８１年中国共产党建党６０周年时，《中国建设》记者爱泼斯坦采访了邓颖超，当回顾长征岁月时，她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过草地的第一天，我骑的马惊了，掉进了沼泽地，恩来的担架已在前面走远，喊不应了。我不敢动，若陷到胸部就没命了。我在泥潭里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是后边来的同志见到把我拉出来，那匹坐骑早已没顶在泥潭中。那天天正下雨，我全身连泥带水都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７天７夜，我没吃一粒米。草地的最后一站是巴西，有了房子。见到房子真高兴啊!那里的房子是少数民族式的，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由于我身体极度衰弱，疲劳不堪，爬不上去，只好在牲口棚的地上躺着休息了两个多小时。这时，蔡(畅)大姐和其他同志来看我。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都哭了。因为见我只有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以为我活不成了。”然而，九死一生的邓颖超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留下的却是“我们忍受了一切，并不以为苦，当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这一切困苦时，我们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的感言。对于宣传个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拒绝。她说：“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能为自己留什么?”她永远记着那些倒下去的战友和同志，永远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党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同志年谱和传记工作中，也接触到很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邓颖超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妇女代表，有着可歌可泣的历史。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一写邓颖超的想法。当这种想法和邓颖超谈出后，她严肃郑重地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同志去信，提出：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直至１９８８年党中央批准了为邓颖超写传的任务，这时，她才表示，既然组织上作出决定，只好服从。但她仍不情愿。谈到如何写她的传，她更多地不是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而是要执笔的同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个大胆的尝试，创出新的风格，写出当时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既写成绩，也别忘了写缺点。她多次这样讲：“要写就写全面，不要只是颂扬。”待《邓颖超传》的提纲和征求意见本送来后，她从未热衷去审看过，只是同意如有史实不清可以帮助核实。直至去世，她也没有看到这本关于她的传记。
邓颖超晚年常对周围的同志讲：“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万岁!”她所倡导的就是“一生奉献，毫无索求”的精神。她去世后那份著名的遗嘱公布于众：“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们住的房舍”，“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对侄儿女辈，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给以照顾”。令多少人读后潸然泪下……
“我对自己没有一点消极情绪”
邓颖超同志是２０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她自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至１９８８年从全国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历经近７０年的奋斗生涯。
由于过去在战争和艰苦生活环境中的磨难，邓颖超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病、胆结石、肺结核后遗症……曾动过几次大的手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北京医院所有科室的病人，从五官到四肢，算下来大大小小的病有１７种。晚年，她还患有多种衰老症，如视力减退、食道痉挛等。１９８６年以后又得了一种病，她脸部头部的主要骨头都疼，上下颌骨脱钩，影响到吃饭，严重时，吃一餐饭至少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如果再犯了食道痉挛，一顿饭要吃３个小时。有时一点东西也咽不下去，喝水都往外呛。晚年的邓颖超每天都在极端的病痛中苦熬，但她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生活得自信而从容。１９９０年３月９日，她对来看望她的妇女界老朋友们说：“和疾病做斗争是为了活，反过来也是为了死，你多斗争一天就晚死一天。”她说：“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消极情绪，我觉得活到老就得革命到老。我们这把经过几十年斗争考验的老骨头，还应该让它发点余热。”当西花厅海棠花盛开，邓颖超怀念战友周恩来时，也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想到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就有使不完的劲。我要把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多为人民服一点务。”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邓颖超的政治身份和影响，退下来后还要经常会见一些国际国内的友人，但她身体衰弱，控制力很差，遇到非要接待的外宾或其他重要活动，必须提前几个小时早早做充分准备。她以顽强的毅力控制着病痛，只要在公开场合出现，总是那么精神饱满，给人以智慧和真诚。
１９８８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李鹏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邓颖超恳切地对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老弱病残分子，只有点余光余热为人民服务，但是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拥护你们，支持你们的工作。”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的那场动乱发展到高峰时，邓颖超作为一名老共产党人，怀着对广大青少年的深厚感情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责任感，给首都同学发出一封５００字的公开信，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帮助党和政府完成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任务”。５月２２日，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封信后，感激地致函邓颖超：“您的信非常正确，非常的好，我们完全赞成，相信对稳定局势会起到重要作用。”
１９９１年８月，邓颖超病重住院，江泽民、李鹏前去看望。邓颖超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党的工作和洪涝灾区的群众。她对江泽民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各自的岗位，你担子重，要切实抓好党的建设，抓好抗洪救灾工作。”她还嘱咐说：你们工作忙，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１９９２年春天，邓颖超病情恶化，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她一醒过来，就要听秘书们讲邓小平南巡的事，最长的一次听了４０分钟。昏迷之中，她口里还喃喃地叨念着：“要坚持党的领导”。身边的同志无不为她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感动得落泪。
“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
邓颖超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死面前，同样豁达开朗，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广襟怀。早在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倡议中央领导同志死后实行火葬，周恩来总理带头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邓颖超完全拥护这一主张，和周恩来约定，不但火葬，而且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来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周恩来在病中，嘱咐邓颖超要按他们的约定办，邓颖超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
１９８２年７月的一天，邓颖超把侄儿侄女叫到中南海，告诉他们自己已将后事处理的安排写信给党中央。那天她还讲了这样一番话：“我得重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到报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老了，该办的事都办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去死，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年１１月５日，她又给有关同志写了一份对于后事处理的补充意见，特别列上了“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一条。
１９８８年１月，当邓颖超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展开有关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时，触发了同感。她以通信的方式参加了讨论。“今天你们勇敢地提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法。这是作为一个听众参加讨论的一点意见。”
１９９２年邓颖超病重了，在医院她多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就在去世前一个月，她再次郑重地向秘书赵炜说：“我的事情你替我报告了没有?”邓颖超指的“事情”，就是请秘书向中央报告，对她不要再实行抢救，不要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和医疗药品了。
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作罢”
邓颖超不平凡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使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她从不居功，从不愿宣传自己，更不愿有人为她写传。
１９８７年，某出版社拟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准备写邓颖超一篇。得到报告后，邓颖超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不算红军。她说，长征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在休养连，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们的帮助跟过来的。她严肃地说：“长征中我实际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１９８１年中国共产党建党６０周年时，《中国建设》记者爱泼斯坦采访了邓颖超，当回顾长征岁月时，她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过草地的第一天，我骑的马惊了，掉进了沼泽地，恩来的担架已在前面走远，喊不应了。我不敢动，若陷到胸部就没命了。我在泥潭里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是后边来的同志见到把我拉出来，那匹坐骑早已没顶在泥潭中。那天天正下雨，我全身连泥带水都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７天７夜，我没吃一粒米。草地的最后一站是巴西，有了房子。见到房子真高兴啊!那里的房子是少数民族式的，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由于我身体极度衰弱，疲劳不堪，爬不上去，只好在牲口棚的地上躺着休息了两个多小时。这时，蔡(畅)大姐和其他同志来看我。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都哭了。因为见我只有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以为我活不成了。”然而，九死一生的邓颖超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留下的却是“我们忍受了一切，并不以为苦，当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这一切困苦时，我们的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的感言。对于宣传个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拒绝。她说：“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能为自己留什么?”她永远记着那些倒下去的战友和同志，永远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党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同志年谱和传记工作中，也接触到很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邓颖超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妇女代表，有着可歌可泣的历史。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一写邓颖超的想法。当这种想法和邓颖超谈出后，她严肃郑重地给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同志去信，提出：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直至１９８８年党中央批准了为邓颖超写传的任务，这时，她才表示，既然组织上作出决定，只好服从。但她仍不情愿。谈到如何写她的传，她更多地不是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而是要执笔的同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个大胆的尝试，创出新的风格，写出当时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既写成绩，也别忘了写缺点。她多次这样讲：“要写就写全面，不要只是颂扬。”待《邓颖超传》的提纲和征求意见本送来后，她从未热衷去审看过，只是同意如有史实不清可以帮助核实。直至去世，她也没有看到这本关于她的传记。
邓颖超晚年常对周围的同志讲：“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万岁!”她所倡导的就是“一生奉献，毫无索求”的精神。她去世后那份著名的遗嘱公布于众：“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们住的房舍”，“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对侄儿女辈，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给以照顾”。令多少人读后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