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两千多年前的管仲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只有管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有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司马迁先生在《货殖列传》中的原话，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
　　道理在于：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这种颇似矛盾，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下面一段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汉朝初建之时，国力极度赢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国贫民穷之际，朝廷一改管制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现前所未见的盛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史记》记载了21位当时的富豪，个个都神采飞扬。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再度实行管制政策，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所有盐商、铁商、流通商、金融商几乎全部——破产。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大帝”，从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在其统治期内，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中国对“商”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说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