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后期，佛教义理日趋本土化，“三教合一”已然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主流思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阳明心学必然携有浓厚的佛禅色彩，但并未影响王阳明儒学重镇的定位。文章基于王阳明对儒佛归属的阐述，论证心学核心主旨为“儒体”与“佛用”；借助对王阳明“儒体”与“佛用”的见解，进一步说明个体思想不仅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制约，而且具有预示时代与启迪后世的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儒体；佛用
　　在明清思想界“三教合一”、“儒佛会通”的趋势之下，阳明学说应运而生。而阳明心学与佛教学说究竟有何异同？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对“儒体”与“佛用”的认知，是心学研究的另一新向度。
　　一、儒佛归属
　　儒佛关系是中国儒学史、佛学史上首当其冲的话题，是基于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前提下如何对待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的问题。佛教东来之后，儒佛归属一直是各个时代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儒佛会通”派，如东晋孙绰、唐王通、宋契嵩，均强调“三教融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是“儒佛相斥”派，如唐韩愈、宋欧阳修，均主张兴儒排佛。
　　在儒佛归属上，王阳明不属于前两者，而是主张“求其是者而学”，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把握儒佛两者的精髓，要求以实质内容的“是”与“非”来正确地判断两者的各自优劣。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
　　二、“儒体”之见
　　尽管阳明心学被讥为“阳明禅”，但其本体是基于儒家思想来认识佛教，系可见于“道”的论定与“出家”的评判上。
　　1“道”的论定。“道”是儒家追求的思想核心，也是儒、佛共同的交集。在“道”的认知上，王阳明基本赞成王嘉秀的论断，并补充道：“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即勿要将“道”视为部分，而应视为“一贯”之整体。在此，王阳明论证的不是佛教的“六道”，而是儒家的“圣人大中至正之道”。
　　2“出家”的评判。在佛教教义中，“家”不仅指尘世之家，而且指三界之家。王阳明认为“出家”是“弃人伦、遗物理”的荒谬之道。而原因有二：其一，私心作祟；佛教不染“世间一切情欲”，本质实为佛教“私心自重”的表现。其二，悖于常理；佛教要求人“灭绝人伦“、“绝父子”、“屏夫妇”，有悖于常理。
　　“出家”是弃人伦、遗物理，其后果是违背天性、灭绝人伦。但是，人伦物理是“天下道体”，是“三不朽”。
　　王阳明对“出家”的判定是基于儒家的基本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
　　三、“佛用”之见
　　王阳明虽坚持儒家正统，但心学亦对佛教教理与修行方式多有摄取，如心之本体与佛教心性、佛性相仿，“致良知”的修行方式与顿悟、禅定等方式相仿。通过佛教原理来分析心学的本体论与功夫论，可进一步厘清佛教之用。
　　1本体论。唐《楞伽经》之后，心性论成为佛教义理的开始。至宋末，永明延寿《宗镜录》标志着心性论的完成。受心性论的影响，王阳明创立了“心之本体”的心学。这种以“心”为主的本体論既是“天理”，属于心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又是“知善者，惟在于吾心”，即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
　　在摄取佛教心性论的基础上，阳明心学融入儒家伦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基于此，心是形而上的本体：“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教义趋同，“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是儒家伦理对心性论的补充。
　　善是源自本体、心性，《大学》八条目均要围绕心体展开。
　　2功夫论。“四句教”是心学的核心理念，是包含本体与功夫的良知论。不仅反映了王阳明思想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包括儒佛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想的互动。
　　“四句教”强调先致知、后格物，注重知行合一，是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同一。在本体论上，“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其“本体”与“心如明镜”的禅理相仿；在认识论上，“致良知”的修养与佛教的修行原理相仿，如心学的“定”、“静坐”似于禅宗的“禅定”。
　　四、余论
　　在物质宽裕、官方鼓励和三教合一的历史背景下，与其视为阳明心学深受佛教影响，不如视其为王阳明致力于“三教合一”的结果。
　　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必然受制于一个时代具体环境，因此，心学必然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伦理的束缚，“欲破”“未破”，“欲立”“未立”。这种集中于个体上的“不破不立”状态预示着中国专制主义社会走向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