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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即将实施。毋庸置疑，《物权法》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深层次改革才刚刚开始。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
“私人”范畴是与“公共”范畴相对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本的出现和劳动力商品的形成，才得以产生“私人”这一范畴。“私人”体现了市场和资本的意志与本质。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社会成员，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这正是市场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只有在“私人化”的基础上，政府及其财政才有可能逐步走向“公共化”。
首先，劳动者本身的“私人化”，是人类解放自己的必经之路。在古代社会，奴隶是不自由的，谈不上“私人化”。到了中世纪，农奴尽管有了自己一定的利益，但仍处于封建依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保障，从而也不能称之为“私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欧国家的劳动者才逐渐摆脱了农奴身份，最终成为政治上的“自由人”，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这种“自由”身份，我国传统理论往往将其视为“一无所有”而加以批判，但它却是真实的。正是由于劳动力可以独立自主地出卖，才使得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完全市场化，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也使得劳动者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相应的价格，即“工资”。这样，劳动者就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个人利益而“私人化”了。如果没有这个“私人化”过程，则社会的“公共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因素和政治上的民主制与共和制，但不能出现市场经济，不能形成“公共领域”，也就不会产生公共财政。
其次，资本的独立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某些个人积聚大量财富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并不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才转化为资本。对此，传统理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商品存在，但这只是其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货币尚未独立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都只是经济的从属性因素，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和主导的经济因素，于是就表现为中国的重农抑商，甚至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也表现为欧洲中世纪城市手工业的行会束缚和商业城市从属于农村等历史现象。如果只是出现了劳动力商品，而货币本身不拥有独立的地位，它就无权去雇佣劳动力，即使雇佣了劳动力，其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也会受到种种干扰，并且由于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最终夭折。货币转化为资本除了它必须积聚到“一定数量”之外，还必须加上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一先决条件。欧洲货币获得这种地位就是通过赎买等活动从封建主及手工业行会手中获得的，而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曾出现过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因素，但它们自始至终未能获得独立的地位，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得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未能生长壮大。
劳动者和资本的独立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私人化”的状态之下，使得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具有了独立地位，都可以独立地追求并拥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私人”和“公共”的区分只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只能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我国的劳动者只能依附于企业，而从根本上说是依附于政府。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方面，最具特殊意义的是私有财产权。财产权是一个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是实现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利的基本保证。财产权意味着人们有权获得、利用和处置财产，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是空话，蔑视财产权，将导致蔑视人的安全与生命。
对财产权最常见的偏见是，财产权是富有者的专利，是偏向于富人的，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财产权不只是富人的权利，更是穷人的权利。一般说来，富人总是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或是金钱，或是权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倒是穷人更需要对其财产权的保护，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财产权都首先是穷人的权利。只有财产权牢不可破，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如果财产权对穷人真的有害，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穷人争得财产权而“抛头颅，洒热血”。
普通的、平等的、私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节制。正因为财产权对社会大多数人（包括穷人）有利，统治者才不愿让平民百姓享受这一权利。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有一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意思是说再穷苦的人，他的寒舍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这说明他认识到了财产权对于穷人的极端重要性。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皇帝指挥军队大规模的“抄家”，任何豪宅大院，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皇帝却可以随意进出。这一历史现象说明，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享受的人越少，受益的人越少；享受的人越多，受益者越多；所有人都享受，则所有的人都受益。财产权还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杠杆，财产权会造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过分追求平均才是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在财产权受保护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多、干得好而竞争；在财产权无保障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少、干得差而竞争。
“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的出现，对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首先，“公共”活动是由“私人”活动构成的，是“私人”活动的集合体。没有“私人”，何来“公共”？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环境，使得人们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否定“私人”范畴的观念，“私心杂念”、“自私自利”是极其可鄙的名词。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个人”而没有“私人”，而“个人”又是从属于“组织”的，是“集体”这台大机器中的“螺丝钉”。由于取消了“公共”的对立面——“私人”，此时的“公共”与“私人”现象混于一体，尽管仍有“公共”活动，但从根本上看，已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范畴。
其次，“公共”是建立在“私人”基础之上的。在“私人”领域，个人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私利最大化而与别人竞争，而公共活动作为私人共同利益的集合体，不能仅仅体现某些个人的利益，而只能体现和满足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共同利益，但它从根本上又是保护和促进私人利益，而不是危害私人利益的。
“私人化”，乍一看似乎将导致独裁，因为将“私人化”推向极致，最终将形成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其实不然。财产的私人化，是社会所有成员都享有的权利，如果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一权利，那是谈不上什么财产“私人化”的。正是由于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了财产私有权，而且有能力保护这一权利不受侵犯，才决定了在无数独立的社会成员面前，是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状态的，即使出现了，也将很快为历史所否定。因此，财产私人化的社会，必然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财产“私人化”趋势日益突出。这种变化，是导致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逐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个人消费品已基本上由市场提供，极少数非市场型个人消费品的市场化进程也明显加快。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个人也基本上摆脱了企业的行政束缚，不仅开始拥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逐步具备了独立的个人消费能力，而且还通过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而拥有了资本要素。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私人化”的过程已有很大进展并将最终完成。相应地，我国的公共需要也开始与私人需要相分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国家需要，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需要，最终将形成以满足公共需要为活动目的的公共财政制度。
（二）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决定了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了公共财政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特性，也决定了公共财政必然是民主的和法治的财政。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只能在“公共”领域活动，不能介入“私人”领域。不仅如此，它还要为“私人”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就不应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就应当也必须介入。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共需要”，就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公共财政的几个基本点：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平等和公正、非赢利性以及民主与法治。
经济学家们对国家职能问题的讨论一般总是围绕着传统中国的政府究竟是管得多了还是管得少了、政府的职能作用究竟是太强了还是太弱了的问题进行，实际上这里面有误解。应该说：就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而言，传统中国的政府确实很强大，说一不二，专断无比，但是，如果是就统治者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地管理社会而言，它又是相当羸弱的。
中国民间自古就存在着一种“政府崇拜”文化，“全能国家”和“国家至上”的观念长期占据着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对国家作用的强调高于对国家的制度约束的强调，对国家税收强制性的强调高于对纳税人和公民权利的强调，对国家财政“生产性”的强调高于对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强调，对国家提取民间财富合理性、必要性的强调高于对民间监督国家支配财富方式的强调，从而把国家这个“怪物”高高地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执政者往往把国家摆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上，认为发展经济的主角是政府，而不是民间或个人，认为只要赋予政府以足够的财富控制权，只要公民和地方政府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然而，从古到今，“全能国家”都只是神话，不是事实。
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是人类社会需要政府的理由，甚至是唯一的理由。正是由于市场无论运行得多么正常和高效都无法生产出公共产品，纳税人才愿意降低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向政府纳税，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决定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下，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是纳税人授权给政府，而不是相反。
纳税人和所有公民的整体利益体现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上，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财政制度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缺陷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社会不公正，避免贫富差距极端化和由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二者之间应当是均衡的和等价的。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凡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和设施必须让所有的纳税人共享，不管是一年交了一百万还是只交了几元钱，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待遇。
既然宪政制度下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主人“雇”来办事的（为纳税人和所有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社会的公仆，那么公仆就只能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更不能利用主人授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世界上绝对没有人愿意雇佣一帮人来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在哪里，花了多少，花的效果如何以及该不该花，公仆们则有义务向人民交代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有关的项目和数字应当是具体的、细化的和准确的。他们有义务向人民公开自己的私人账户，有义务制造公共福利而不是公共祸害。
在宪政民主国家，没有“百姓”，只有“公民”。百姓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公民的义务，后者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政府及其公务员不论为公民做了多少好事，都是理所应当的，不需要谁去颂扬，政府不会在媒体上表扬自己做了十件、二十件“实事”，不会出现“特困”居民在“送温暖”之类的活动中边掉眼泪边说些称颂政府的话。因为，政府官员为人民做多少好事都是应该的，没有自吹自擂的理由。
不得不承认，我国宏观经济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深层次问题的日益暴露：企业预期利润的减少使投资受到影响，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只会快速加大储蓄数字，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通胀和通缩两种不确定的局面。伴随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跑部钱进”的闹剧却持续上演不衰，人们心里明白，这种得不到监督的巨大的货币流出，会在人性自私的膨胀中引发多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自2003年起，很多迹象表明，国家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表现为相互脱节，盛行多年的GDP概念逐步没落，而质疑改革的呼声却有日益高涨的趋势，以致不得不由中央领导人出来“说话”，澄清是非。
人们往往只是把经济增长上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内需不振，殊不知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到位才是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国各级政府依然像一个个超大型的企业，其职能与定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有着强烈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本能与动力；政府机构的裁减和改革还远未完成，“吃饭财政”的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还要耗费在“人头费”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以年度超千亿的速度增长的税收究竟能有多少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呢？
作为公共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的政府，在免费教育、卫生保健和特殊困难补助金等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应当更多地向社会的弱者倾斜，因为这将有利于加强社会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和竞争能力，改善他们在机会利用上的不平等地位。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弱势群体尚未享受到不分城乡一律平等的权利、一视同仁的税收负担、无歧视的教育和保健制度等国民待遇，许多家庭和个人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医疗、子女教育、养老防老等基本生存方面。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社会历来存在较大面积的偷逃税收的现象，人们过去总是将其归因于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差，实际上也与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相关。与打击偷逃税行为相比，强化自己的公共服务功能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将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和可长久依赖的税收来源，从长远来看，政府的财政提取能力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
公共财政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政府为市场服务所需要的资源是通过税收等手段从市场那里征集来的，而其安排出去的财政资金也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购得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源和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依赖和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此外，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政府作用于某个或某些市场主体的过程，也就是影响其他市场主体的过程。这样，政府以整个市场为对象提供的服务，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决定作用下，就必须是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无法依靠政府权力而索取额外的价格和利益，也不因政府权力的干预而承担额外的费用和损失。这就是“起点与过程的公正”，它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适应的。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规格不同的服务，给一些市场主体以优惠的政策待遇，同时抑制另外一些市场主体的活动，那么，政府实际上是以非市场手段直接介入和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犯了市场经济之大忌。
政府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适用于所有市场主体的，或者说是服务于所有市场主体的根本利益的。例如，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处于自动受益者之列，而不能只是国有经济才能使用；政府的环境保护活动，也不是只为国有经济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为整个社会做的事。在税收方面，让某些经济成分享受低税率征收或减免其税收负担，而对另一些经济成分反其道而行之，就会人为地破坏交换活动的等价准则，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环境。有人会问，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向所有的市场主体提供，而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享受，怎么能说是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呢？是的，社会保障支出的直接受益者是“贫困线”以下的社会贫困阶层，但其最终受益者仍然是整个社会，因为政府在这里提供了“稳定”这种公共服务。也许还有人会问，税收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典型的如所得税的超额累进征收，使市场主体的负担差距拉得很开，有的负担很重，有的却只缴纳很轻的税甚至无须缴税，这又怎么解释？实际上，税收表面上这些歧视性的做法，依据的仍然是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原则，所谓“富者税重，贫者税轻甚至无税”就是最大的公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民间经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除了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间接刺激手段外，更重要的是设法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在市场准入（电讯、金融等）问题上，在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国民待遇问题上，让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享受同等的规格和条件，让他们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下大决心和大力气打击官僚经济和腐败行为，切实做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就是力争做到“起点与过程的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促进民间经济发展进而繁荣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
能否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规模并为社会提供平等、公正的公共服务，已经是我国政府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场最大的考验。
（三）
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个人是公民而不再是臣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能够得到比其他政体更有效的保障；公民有权过问和参与与他们个人利益相关的政治决策，所有的政治架构和权力职位向所有公民开放。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享有各种自由权（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结社、选举权和参政自由等）。它使得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不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职业。
民主政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冲突的。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制度，甚至连一种低级的、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却长达两千多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而且封建统治者把专制制度发展得极为完善，任何新生事物在它面前都举步维艰。从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共识：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样认识问题是很可悲的。因为它与时代发展、人民的意愿和客观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的观念。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应当是先民主后法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成为最早的法治国家。直到今天，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法主要指刑法，是用来制人的，殊不知，现代国家的法律首先是用来保护公民利益的，由此可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中国人影响之深。
什么是财政民主制？依笔者的理解，就是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建立财政民主制，对当代中国极为重要，也应是我国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契约。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私人产品，如吃穿住行之类，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出来；而人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竞争规则、军事、外交等，这部分产品无论市场如何运行也是生产不出来的，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因此，人们愿意与政府达成协议，通过交税的形式，把一部分资源交由政府配置，于是公共财政就产生了。如上所述，这是社会需要一个政府的理由，也是社会公众授权给政府的理由。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理财思想必然是民主理财，并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财政民主制。
在财政民主制下，政府的财政行为由不受监控或由上级监控转化为“纳税人监控”。纳税人监控必须通过某种形式，这就是议会。议会代表着纳税人的利益，反映着纳税人的呼声。纳税人通过议会对要不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等问题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并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并有权对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进行惩处。
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财政民主制。我们所说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也是财政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直到现在仍把民主政治只看作是一个政治范畴，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平等竞争，反对权力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就越是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由于有了财政民主制，穷人的利益得到了照顾。财政民主制度下，还建立了旨在保护穷人利益的产权制度，这对穷人更有意义。前述英国历史上一位政治家的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明早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就已初步建立了产权制度。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读一读《红楼梦》就可以了解了。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任意入户抄家的遗风甚至影响到现代，“文革”时期我们见得很多了。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才有了后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兴起；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制度，中国在近代才走向革命，在现代则不得不进行改革。在财政民主制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中有纳税人的代表，有《纳税人宣言》，他们能够理直气壮指责政府，要求政府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和节俭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不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带有多么大的虚伪性，这一点他们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的。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强调民主理财，不建立财政民主制，就将导致决策者个人偏好代替民众偏好的现象发生，最终将侵害纳税人的权利。
对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政府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人大开会审议有关财政问题的报告和议案，几乎从不涉及具体的财政收支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意识起作用，认为财政收支数字属于国家机密；即便是中央级预算，也往往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代表只讨论这一年的财政政策是“松”还是“紧”，至于具体的收支来源、数额、走向以及效果等，都不在讨论之列。人大代表也只在一片模糊的数据中展开热烈讨论与表决。这样的财政预算讨论能否起到控制和监督的作用很值得怀疑。
发达国家议会给我们的印象是议员们为某一财政支出项目而争论不休，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小到一座桥梁，一条公路，大到飞机、导弹、航天项目，一项财政支出方案往往要经过多次听证会和反复论证。过去我们只看到其争吵不休的一面，其在科学性和减少失误方面的长处是不是也应引起我们的思索呢？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的财政问题，应当是微观的，是每一项具体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宏观的。理论上、宏观上可能大家都举手，可一到讨论实际收支时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如果没有财政民主制，或是讨论无法进行，或是进行了而无实际意义，更难以避免财政政策的失误。
确立民主财政的观念在今日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能有效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或不能在法律上确立纳税人的权利并做到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我们苦苦追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无论如何也是建立不起来的。
（一）
“私人”范畴是与“公共”范畴相对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资本的出现和劳动力商品的形成，才得以产生“私人”这一范畴。“私人”体现了市场和资本的意志与本质。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社会成员，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这正是市场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只有在“私人化”的基础上，政府及其财政才有可能逐步走向“公共化”。
首先，劳动者本身的“私人化”，是人类解放自己的必经之路。在古代社会，奴隶是不自由的，谈不上“私人化”。到了中世纪，农奴尽管有了自己一定的利益，但仍处于封建依附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保障，从而也不能称之为“私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欧国家的劳动者才逐渐摆脱了农奴身份，最终成为政治上的“自由人”，其中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这种“自由”身份，我国传统理论往往将其视为“一无所有”而加以批判，但它却是真实的。正是由于劳动力可以独立自主地出卖，才使得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完全市场化，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也使得劳动者可以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相应的价格，即“工资”。这样，劳动者就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个人利益而“私人化”了。如果没有这个“私人化”过程，则社会的“公共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因素和政治上的民主制与共和制，但不能出现市场经济，不能形成“公共领域”，也就不会产生公共财政。
其次，资本的独立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某些个人积聚大量财富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并不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才转化为资本。对此，传统理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商品存在，但这只是其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货币尚未独立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都只是经济的从属性因素，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和主导的经济因素，于是就表现为中国的重农抑商，甚至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也表现为欧洲中世纪城市手工业的行会束缚和商业城市从属于农村等历史现象。如果只是出现了劳动力商品，而货币本身不拥有独立的地位，它就无权去雇佣劳动力，即使雇佣了劳动力，其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也会受到种种干扰，并且由于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最终夭折。货币转化为资本除了它必须积聚到“一定数量”之外，还必须加上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这一先决条件。欧洲货币获得这种地位就是通过赎买等活动从封建主及手工业行会手中获得的，而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也曾出现过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因素，但它们自始至终未能获得独立的地位，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得以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未能生长壮大。
劳动者和资本的独立化，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私人化”的状态之下，使得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具有了独立地位，都可以独立地追求并拥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私人”和“公共”的区分只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只能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我国的劳动者只能依附于企业，而从根本上说是依附于政府。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方面，最具特殊意义的是私有财产权。财产权是一个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是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建立和拥有家园的权利，是生命权的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保障，是实现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利的基本保证。财产权意味着人们有权获得、利用和处置财产，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是空话，蔑视财产权，将导致蔑视人的安全与生命。
对财产权最常见的偏见是，财产权是富有者的专利，是偏向于富人的，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财产权不只是富人的权利，更是穷人的权利。一般说来，富人总是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或是金钱，或是权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倒是穷人更需要对其财产权的保护，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财产权都首先是穷人的权利。只有财产权牢不可破，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如果财产权对穷人真的有害，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穷人争得财产权而“抛头颅，洒热血”。
普通的、平等的、私人化的财产权与专横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对立的。承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就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节制。正因为财产权对社会大多数人（包括穷人）有利，统治者才不愿让平民百姓享受这一权利。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有一句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意思是说再穷苦的人，他的寒舍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这说明他认识到了财产权对于穷人的极端重要性。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皇帝指挥军队大规模的“抄家”，任何豪宅大院，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皇帝却可以随意进出。这一历史现象说明，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享受的人越少，受益的人越少；享受的人越多，受益者越多；所有人都享受，则所有的人都受益。财产权还是实现平等的有力杠杆，财产权会造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过分追求平均才是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在财产权受保护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多、干得好而竞争；在财产权无保障的制度下，人们为干得少、干得差而竞争。
“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的出现，对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首先，“公共”活动是由“私人”活动构成的，是“私人”活动的集合体。没有“私人”，何来“公共”？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环境，使得人们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否定“私人”范畴的观念，“私心杂念”、“自私自利”是极其可鄙的名词。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个人”而没有“私人”，而“个人”又是从属于“组织”的，是“集体”这台大机器中的“螺丝钉”。由于取消了“公共”的对立面——“私人”，此时的“公共”与“私人”现象混于一体，尽管仍有“公共”活动，但从根本上看，已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范畴。
其次，“公共”是建立在“私人”基础之上的。在“私人”领域，个人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私利最大化而与别人竞争，而公共活动作为私人共同利益的集合体，不能仅仅体现某些个人的利益，而只能体现和满足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共同利益，但它从根本上又是保护和促进私人利益，而不是危害私人利益的。
“私人化”，乍一看似乎将导致独裁，因为将“私人化”推向极致，最终将形成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其实不然。财产的私人化，是社会所有成员都享有的权利，如果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一权利，那是谈不上什么财产“私人化”的。正是由于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了财产私有权，而且有能力保护这一权利不受侵犯，才决定了在无数独立的社会成员面前，是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状态的，即使出现了，也将很快为历史所否定。因此，财产私人化的社会，必然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我国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财产“私人化”趋势日益突出。这种变化，是导致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逐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个人消费品已基本上由市场提供，极少数非市场型个人消费品的市场化进程也明显加快。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个人也基本上摆脱了企业的行政束缚，不仅开始拥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逐步具备了独立的个人消费能力，而且还通过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而拥有了资本要素。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私人化”的过程已有很大进展并将最终完成。相应地，我国的公共需要也开始与私人需要相分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国家需要，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需要，最终将形成以满足公共需要为活动目的的公共财政制度。
（二）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界，决定了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了公共财政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特性，也决定了公共财政必然是民主的和法治的财政。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只能在“公共”领域活动，不能介入“私人”领域。不仅如此，它还要为“私人”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就不应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事项，财政就应当也必须介入。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共需要”，就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据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公共财政的几个基本点：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平等和公正、非赢利性以及民主与法治。
经济学家们对国家职能问题的讨论一般总是围绕着传统中国的政府究竟是管得多了还是管得少了、政府的职能作用究竟是太强了还是太弱了的问题进行，实际上这里面有误解。应该说：就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而言，传统中国的政府确实很强大，说一不二，专断无比，但是，如果是就统治者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地管理社会而言，它又是相当羸弱的。
中国民间自古就存在着一种“政府崇拜”文化，“全能国家”和“国家至上”的观念长期占据着思想意识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对国家作用的强调高于对国家的制度约束的强调，对国家税收强制性的强调高于对纳税人和公民权利的强调，对国家财政“生产性”的强调高于对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强调，对国家提取民间财富合理性、必要性的强调高于对民间监督国家支配财富方式的强调，从而把国家这个“怪物”高高地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执政者往往把国家摆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上，认为发展经济的主角是政府，而不是民间或个人，认为只要赋予政府以足够的财富控制权，只要公民和地方政府无条件地服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国家就无所不能，包括变人间为天堂。然而，从古到今，“全能国家”都只是神话，不是事实。
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是人类社会需要政府的理由，甚至是唯一的理由。正是由于市场无论运行得多么正常和高效都无法生产出公共产品，纳税人才愿意降低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向政府纳税，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决定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下，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是纳税人授权给政府，而不是相反。
纳税人和所有公民的整体利益体现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上，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财政制度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缺陷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社会不公正，避免贫富差距极端化和由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收。这里，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二者之间应当是均衡的和等价的。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凡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和设施必须让所有的纳税人共享，不管是一年交了一百万还是只交了几元钱，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待遇。
既然宪政制度下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是主人“雇”来办事的（为纳税人和所有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是社会的公仆，那么公仆就只能把事情办好，不能办坏，更不能利用主人授予的权力谋取私利。世界上绝对没有人愿意雇佣一帮人来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在哪里，花了多少，花的效果如何以及该不该花，公仆们则有义务向人民交代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有关的项目和数字应当是具体的、细化的和准确的。他们有义务向人民公开自己的私人账户，有义务制造公共福利而不是公共祸害。
在宪政民主国家，没有“百姓”，只有“公民”。百姓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公民的义务，后者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政府及其公务员不论为公民做了多少好事，都是理所应当的，不需要谁去颂扬，政府不会在媒体上表扬自己做了十件、二十件“实事”，不会出现“特困”居民在“送温暖”之类的活动中边掉眼泪边说些称颂政府的话。因为，政府官员为人民做多少好事都是应该的，没有自吹自擂的理由。
不得不承认，我国宏观经济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深层次问题的日益暴露：企业预期利润的减少使投资受到影响，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只会快速加大储蓄数字，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通胀和通缩两种不确定的局面。伴随着巨大的财政赤字，“跑部钱进”的闹剧却持续上演不衰，人们心里明白，这种得不到监督的巨大的货币流出，会在人性自私的膨胀中引发多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自2003年起，很多迹象表明，国家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表现为相互脱节，盛行多年的GDP概念逐步没落，而质疑改革的呼声却有日益高涨的趋势，以致不得不由中央领导人出来“说话”，澄清是非。
人们往往只是把经济增长上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内需不振，殊不知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到位才是问题的根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国各级政府依然像一个个超大型的企业，其职能与定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有着强烈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本能与动力；政府机构的裁减和改革还远未完成，“吃饭财政”的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还要耗费在“人头费”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以年度超千亿的速度增长的税收究竟能有多少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呢？
作为公共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的政府，在免费教育、卫生保健和特殊困难补助金等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应当更多地向社会的弱者倾斜，因为这将有利于加强社会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和竞争能力，改善他们在机会利用上的不平等地位。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弱势群体尚未享受到不分城乡一律平等的权利、一视同仁的税收负担、无歧视的教育和保健制度等国民待遇，许多家庭和个人不得不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医疗、子女教育、养老防老等基本生存方面。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社会历来存在较大面积的偷逃税收的现象，人们过去总是将其归因于中国人的纳税意识差，实际上也与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相关。与打击偷逃税行为相比，强化自己的公共服务功能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将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和可长久依赖的税收来源，从长远来看，政府的财政提取能力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
公共财政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政府为市场服务所需要的资源是通过税收等手段从市场那里征集来的，而其安排出去的财政资金也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购得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源和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地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依赖和对市场主体的影响。此外，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政府作用于某个或某些市场主体的过程，也就是影响其他市场主体的过程。这样，政府以整个市场为对象提供的服务，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决定作用下，就必须是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无法依靠政府权力而索取额外的价格和利益，也不因政府权力的干预而承担额外的费用和损失。这就是“起点与过程的公正”，它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适应的。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提供规格不同的服务，给一些市场主体以优惠的政策待遇，同时抑制另外一些市场主体的活动，那么，政府实际上是以非市场手段直接介入和干扰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犯了市场经济之大忌。
政府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适用于所有市场主体的，或者说是服务于所有市场主体的根本利益的。例如，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处于自动受益者之列，而不能只是国有经济才能使用；政府的环境保护活动，也不是只为国有经济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为整个社会做的事。在税收方面，让某些经济成分享受低税率征收或减免其税收负担，而对另一些经济成分反其道而行之，就会人为地破坏交换活动的等价准则，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环境。有人会问，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向所有的市场主体提供，而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享受，怎么能说是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呢？是的，社会保障支出的直接受益者是“贫困线”以下的社会贫困阶层，但其最终受益者仍然是整个社会，因为政府在这里提供了“稳定”这种公共服务。也许还有人会问，税收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典型的如所得税的超额累进征收，使市场主体的负担差距拉得很开，有的负担很重，有的却只缴纳很轻的税甚至无须缴税，这又怎么解释？实际上，税收表面上这些歧视性的做法，依据的仍然是效率、公平和稳定的原则，所谓“富者税重，贫者税轻甚至无税”就是最大的公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在于民间经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除了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间接刺激手段外，更重要的是设法创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在市场准入（电讯、金融等）问题上，在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国民待遇问题上，让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享受同等的规格和条件，让他们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下大决心和大力气打击官僚经济和腐败行为，切实做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就是力争做到“起点与过程的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促进民间经济发展进而繁荣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
能否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规模并为社会提供平等、公正的公共服务，已经是我国政府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一场最大的考验。
（三）
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个人是公民而不再是臣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能够得到比其他政体更有效的保障；公民有权过问和参与与他们个人利益相关的政治决策，所有的政治架构和权力职位向所有公民开放。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享有各种自由权（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结社、选举权和参政自由等）。它使得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不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职业。
民主政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冲突的。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制度，甚至连一种低级的、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却长达两千多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而且封建统治者把专制制度发展得极为完善，任何新生事物在它面前都举步维艰。从康、梁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共识：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样认识问题是很可悲的。因为它与时代发展、人民的意愿和客观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的观念。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应当是先民主后法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法的国家，但并没有成为最早的法治国家。直到今天，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法主要指刑法，是用来制人的，殊不知，现代国家的法律首先是用来保护公民利益的，由此可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中国人影响之深。
什么是财政民主制？依笔者的理解，就是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建立财政民主制，对当代中国极为重要，也应是我国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契约。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私人产品，如吃穿住行之类，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出来；而人们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竞争规则、军事、外交等，这部分产品无论市场如何运行也是生产不出来的，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因此，人们愿意与政府达成协议，通过交税的形式，把一部分资源交由政府配置，于是公共财政就产生了。如上所述，这是社会需要一个政府的理由，也是社会公众授权给政府的理由。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是为纳税人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理财思想必然是民主理财，并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财政民主制。
在财政民主制下，政府的财政行为由不受监控或由上级监控转化为“纳税人监控”。纳税人监控必须通过某种形式，这就是议会。议会代表着纳税人的利益，反映着纳税人的呼声。纳税人通过议会对要不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等问题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并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并有权对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进行惩处。
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财政民主制。我们所说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也是财政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直到现在仍把民主政治只看作是一个政治范畴，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平等竞争，反对权力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就越是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由于有了财政民主制，穷人的利益得到了照顾。财政民主制度下，还建立了旨在保护穷人利益的产权制度，这对穷人更有意义。前述英国历史上一位政治家的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说明早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就已初步建立了产权制度。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读一读《红楼梦》就可以了解了。这种不尊重私人财产，任意入户抄家的遗风甚至影响到现代，“文革”时期我们见得很多了。正是因为有了民主制度，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才有了后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兴起；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制度，中国在近代才走向革命，在现代则不得不进行改革。在财政民主制下，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中有纳税人的代表，有《纳税人宣言》，他们能够理直气壮指责政府，要求政府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和节俭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不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带有多么大的虚伪性，这一点他们却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的。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强调民主理财，不建立财政民主制，就将导致决策者个人偏好代替民众偏好的现象发生，最终将侵害纳税人的权利。
对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政府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人大开会审议有关财政问题的报告和议案，几乎从不涉及具体的财政收支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意识起作用，认为财政收支数字属于国家机密；即便是中央级预算，也往往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代表只讨论这一年的财政政策是“松”还是“紧”，至于具体的收支来源、数额、走向以及效果等，都不在讨论之列。人大代表也只在一片模糊的数据中展开热烈讨论与表决。这样的财政预算讨论能否起到控制和监督的作用很值得怀疑。
发达国家议会给我们的印象是议员们为某一财政支出项目而争论不休，短则数周，长则数月，小到一座桥梁，一条公路，大到飞机、导弹、航天项目，一项财政支出方案往往要经过多次听证会和反复论证。过去我们只看到其争吵不休的一面，其在科学性和减少失误方面的长处是不是也应引起我们的思索呢？实际上，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的财政问题，应当是微观的，是每一项具体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宏观的。理论上、宏观上可能大家都举手，可一到讨论实际收支时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如果没有财政民主制，或是讨论无法进行，或是进行了而无实际意义，更难以避免财政政策的失误。
确立民主财政的观念在今日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能有效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或不能在法律上确立纳税人的权利并做到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我们苦苦追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无论如何也是建立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