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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中国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构建起着重大的作用，弄清家庭农场在中国的内涵，分析中国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推进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家庭农场；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4-0042-04
一、中国家庭农场的内涵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变国营农场“一死二穷”的局面，当时就提出了发展职工家庭农场的概念，现如今，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愈发严重，农业生产规模化引致的土地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外流引致的土地撂荒的矛盾凸显，农业用地非农化趋势不断加剧，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提升，农业生产面临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更为严峻，这些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被视为未来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完善与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将会成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对家庭农场的实践探索早于对家庭农场的理论研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家庭农场的内涵作过界定，早期的研究者对家庭农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化趋势上，顾建洲（1995）将家庭农场视为“农业由自给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一种主要形式”；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又一种形式”[1]；房慧玲（1999）认为所谓家庭农场，就是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与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种养的农户企业[2]。黎东升（2000）等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3]。随着对家庭农场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当前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比如肖斌（2013）认为要特别关注生产方式的前置性制度安排差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是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4]；高帆（2013）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态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本质上是介于单个农户和农业企业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经营组织方式[5]；高强等（2013）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家庭农场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对这一新概念难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并影响到家庭农场的培育。因此，明确家庭农场的含义对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准确执行各项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家庭农场在要素配置上的特殊性
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是构成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的载体，家庭农场同时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适应性调整的重要产物。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出发，家庭农场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融合了科技、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拥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具体而言，与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一方面，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生产要素更多，不仅包括不可或缺的传统生产要素，还包括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上，家庭农场将更多的采用科技、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降低对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效率。
2.家庭农场面临的前置性制度安排
如果将家庭农场看作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制度环境也是由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所组成的，因此在理解家庭农场内涵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建立在一些前置性且在当前环境下无法改变的制度安排之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农场不同，中国的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所拥有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外发展家庭农场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农场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要靠一系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而在中国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基于农户自愿基础上所组建的农业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这一职能完全依靠集体经营层来履行和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性质的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以及综合服务社等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加强对家庭农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流程协调与控制。这也说明家庭农场这种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并不仅限于和私有制实现结合，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可以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3.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组织
事物的界定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内涵就是指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所特有的属性。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将成为构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力量。理清三者的差异性，将有助于对家庭农场内涵的理解。从农业生产经营的阶段性的角度，家庭农场侧重于农业生产，而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更专注于农业服务的提供以及与市场对接上；从生产资料来源的角度，家庭农场主要是利用自有土地、劳动力、资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企业主要是依靠自有资本，租赁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合作社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联合；从生产决策的角度，家庭农场的生产决策是统一的，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是相分离的，合作社一般由社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作出决策，社员按照组织决策负责具体的农业生产，农业企业更是由管理层作出决策，由雇佣农业工人负责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虽然三者都属于规模化经营，但实现规模化经济的途径也存在差异，农业合作社是在维持现有单个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小农之间的横向“组织化”来实现农户之间的自愿联合，农业企业主要是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与延伸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家庭农场”试图在小农户生产与农业企业两者之间发育出适合于当前农村经济实践的中间形态。 4.家庭农场的国际比较
黄宗智（2010）指出中国农业的未来将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而在于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7]。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虽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公顷，比大多数国家人均耕地面积都要少，但比家庭农场发展比较好的韩国（0.03）和日本（0.03）大得多，与英国（0.10）和意大利（0.11）差不多。但是目前，中国还有1.2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如果按照劳均耕地占有量来看，无论与哪个国家相比，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耕种的农地是最少的，仅0.4公顷，相当于人均耕地面积与中国相仿的英国 12.4公顷的3% ，相当于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小得多的日本 2.5公顷的16%，韩国1.1公顷的36%[8]。然而土地的经济社会双重功能与农民身份职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中国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国际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及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中国今后家庭农场发展的方向应是具有种植业、养殖业或小型农产品加工业的适度规模的综合性家庭农场。
二、发展家庭农场的重要意义
1.家庭农场是中国新型职业农民最为理想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分化，老、弱、病、残等农村留守人群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生产者兼业化、低质化的趋势明显。农业是一种依赖丰富经验和需要高度责任感的活动，仅仅依靠这一群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将会极大地制约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与普通农户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且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规模的扩大将不仅有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存在需要特定载体，最理想的载体就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规模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参与。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相互依存，没有家庭农场就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基础，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也难以形成活力。
2.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
小面积的分散农户经营以及农业的短期行为是制约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且相对稳定的生产经营主体，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等外界信息反应敏感，并且规模的扩大往往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因此家庭农场更有助于刺激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与转化。
3.家庭农场兼有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优势
家庭农场不仅拥有家庭成员特有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性，是一种融合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双重优势的新型生产经营形态。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农业生产过程的季节性、周期性、不确定性要求生产者受益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直接相关。而家庭不仅作为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也作为最终产品的唯一所有者，具有其他经营主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不易通过分工提高生产的效率，而家庭的利他主义原则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并且，家庭农场作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规模化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也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化经营的优势，相比较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家庭农场的建立需要工商部门的登记许可，这将有助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损失，便于国家相应政策的扶持，监督与管理，更利于进入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增强市场竞争性，摆脱了传统农户的生存经济特征和高风险规避倾向，增加长期投资和技术的运用。
4.家庭农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及推动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分散化、粗放式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城乡一体化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家庭农场作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是对中国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重要替代与完善。其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克服了小农生产经营模式的缺陷，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并且，虽然当前对家庭农场企业实体的身份认同还存在争议，但是伴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庭农场作为今后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标准化生产和产业链的延伸将成为家庭农场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层次也将不断提高，消费者不仅会关注农产品的物质满足感，也将关注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家庭农场在今后也将成为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要载体，不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将提供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事体验等农业服务。
三、发展家庭农场的现实困境
规模化经营需要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但是在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还存在很多的困难，首先，由于中国缺乏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体制与机制，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一方面以政府主导进行，农民“被动挤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基于信任基础之上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之间少量的土地流转。以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更倾向于农业龙头企业，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有限。并且，由于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依旧举步维艰，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长期内还会存在，因此仅仅依靠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之间的土地流转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难满足家庭农场对土地规模化的要求。其次，融资困难，由于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家庭农场在成立初期及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又难做抵押申请贷款，金融机构考虑到农业风险而普遍缺乏针对家庭农场融资服务，严重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再次，政府干预不当，构建现代农业园区成了许多地方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选，因此大量的资金被安排到了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上，从而导致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与补贴不足，降低了家庭农场在市场的竞争力；并且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存在着不合理，比如粮食补贴政策所针对的是土地的承包户而不是真正种粮的农户，这不仅导致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户不愿将田地转出，也影响到真正种粮者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家庭农场的发展还面临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场缺乏认定标准、社会服务不健全、农村人力资源匮乏、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等一系列障碍。
四、摆脱家庭农场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
1.完善土地制度，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和质量
通过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明晰农民土地权益，理清土地流转双方的权责，减少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纠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土地流转的规章制度，使土地流转建立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之上；建立基层土地信托服务中心，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发挥其在土地流转信息收集与传递上的优势作用，不断提升土地流转的效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探索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等新的利益分配办法，稳定土地流转关系，保护双方合法权益；解决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问题，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要尽可能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村庄废弃地、“四荒地”等非耕地资源，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提高农村可耕作土地的利用价值。
2.推动金融创新，加大对新型农业主体的扶持力度
加快发展农村中小金融体系，把重点放到培育农村内生的金融组织上来，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建立政策激励与监管强制并重的办法，特别是加强指标考核，强化县域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改变农村资金外流的不利局面；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出新的金融帮扶措施，如针对产业链的金融扶持，加强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好地实现各部分的功能互补与分工协作；发展创新家庭农场贷款担保，简化担保手续，可采取一户多保、土地反担保、、抵（质）押等方式，确保信贷资金到位；支持家庭农场利用大型农机具、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加快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相关税收等方式引导、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吸引更多的家庭农场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来。
3.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和集约经营的水平受制于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农机作业、抗旱排涝、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提供等各项生产性服务，满足家庭农场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家庭农场组建农业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使其成为家庭农场连接市场的纽带。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家庭农场提供良种、农机、植保，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一体化服务。
4.充分发挥农户社会资本在发展家庭农场中的作用
农户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工具性动员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信任和农村社区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或范式。研究已经表明，农户社会资本在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适时引导农户原始社会资本的使用，积极培育更高类型的社会资本形式，发挥社会资本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人员规制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其在扫除家庭农场发展中的障碍中的作用。
5.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业农民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新型职业农民来经营管理，加强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中国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尤其要针对其中的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种田能人等农村精英，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政府相关部门要通过政策引导涉农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设立专项资金吸引具有务农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创业。
参考文献：
[1] 刘文勇，张悦.家庭农场的学术论争[J].改革，2014，（1）：103-108.
[2] 房慧玲，发展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现实选择[J].南方农村，1999，（2）：19-20.
[3] 黎东升，曾令香.进一步发展中国家庭农场的思考[J].农业经济，2000，（7）：38-39.
[4] 肖斌，付小红.关于发展家庭农场的若干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13，（10）：41-47.
[5] 高帆，张文景.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J].探索与争鸣，2013，（6）：57-61.
[6]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7] 黄宗智.中国隐形的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 郭熙保.“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J].社会科学研究，2013，（3）：14-19.
Abstract：As a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Family farm has a major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organization.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farms in our country，analysing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amily farms and proposing appropria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which will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amily farm；problems；policy recommendation[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家庭农场；问题；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4-0042-04
一、中国家庭农场的内涵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改变国营农场“一死二穷”的局面，当时就提出了发展职工家庭农场的概念，现如今，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愈发严重，农业生产规模化引致的土地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外流引致的土地撂荒的矛盾凸显，农业用地非农化趋势不断加剧，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提升，农业生产面临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更为严峻，这些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被视为未来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完善与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将会成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对家庭农场的实践探索早于对家庭农场的理论研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家庭农场的内涵作过界定，早期的研究者对家庭农场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化趋势上，顾建洲（1995）将家庭农场视为“农业由自给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一种主要形式”；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又一种形式”[1]；房慧玲（1999）认为所谓家庭农场，就是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与市场要求进行专业化生产，进而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种养的农户企业[2]。黎东升（2000）等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3]。随着对家庭农场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当前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比如肖斌（2013）认为要特别关注生产方式的前置性制度安排差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农场是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4]；高帆（2013）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态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本质上是介于单个农户和农业企业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经营组织方式[5]；高强等（2013）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6]。家庭农场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对这一新概念难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并影响到家庭农场的培育。因此，明确家庭农场的含义对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准确执行各项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家庭农场在要素配置上的特殊性
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是构成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的载体，家庭农场同时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适应性调整的重要产物。从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出发，家庭农场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融合了科技、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拥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具体而言，与传统的农业经营主体相比，一方面，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生产要素更多，不仅包括不可或缺的传统生产要素，还包括金融、信息、企业家才能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上，家庭农场将更多的采用科技、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降低对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以此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效率。
2.家庭农场面临的前置性制度安排
如果将家庭农场看作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其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制度环境也是由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所组成的，因此在理解家庭农场内涵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建立在一些前置性且在当前环境下无法改变的制度安排之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农场不同，中国的家庭农场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所拥有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外发展家庭农场的大量事实表明，家庭农场这种偏重家庭式的经营方式要靠一系列的农业合作组织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好对接，而在中国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基于农户自愿基础上所组建的农业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这一职能完全依靠集体经营层来履行和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性质的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以及综合服务社等农业合作经济形式，加强对家庭农场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流程协调与控制。这也说明家庭农场这种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并不仅限于和私有制实现结合，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可以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3.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组织
事物的界定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内涵就是指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所特有的属性。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将成为构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力量。理清三者的差异性，将有助于对家庭农场内涵的理解。从农业生产经营的阶段性的角度，家庭农场侧重于农业生产，而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更专注于农业服务的提供以及与市场对接上；从生产资料来源的角度，家庭农场主要是利用自有土地、劳动力、资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业企业主要是依靠自有资本，租赁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合作社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联合；从生产决策的角度，家庭农场的生产决策是统一的，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是相分离的，合作社一般由社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作出决策，社员按照组织决策负责具体的农业生产，农业企业更是由管理层作出决策，由雇佣农业工人负责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虽然三者都属于规模化经营，但实现规模化经济的途径也存在差异，农业合作社是在维持现有单个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小农之间的横向“组织化”来实现农户之间的自愿联合，农业企业主要是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与延伸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家庭农场”试图在小农户生产与农业企业两者之间发育出适合于当前农村经济实践的中间形态。 4.家庭农场的国际比较
黄宗智（2010）指出中国农业的未来将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而在于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农场，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7]。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虽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公顷，比大多数国家人均耕地面积都要少，但比家庭农场发展比较好的韩国（0.03）和日本（0.03）大得多，与英国（0.10）和意大利（0.11）差不多。但是目前，中国还有1.2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如果按照劳均耕地占有量来看，无论与哪个国家相比，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耕种的农地是最少的，仅0.4公顷，相当于人均耕地面积与中国相仿的英国 12.4公顷的3% ，相当于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小得多的日本 2.5公顷的16%，韩国1.1公顷的36%[8]。然而土地的经济社会双重功能与农民身份职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中国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和农民市民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国际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及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中国今后家庭农场发展的方向应是具有种植业、养殖业或小型农产品加工业的适度规模的综合性家庭农场。
二、发展家庭农场的重要意义
1.家庭农场是中国新型职业农民最为理想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分化，老、弱、病、残等农村留守人群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生产者兼业化、低质化的趋势明显。农业是一种依赖丰富经验和需要高度责任感的活动，仅仅依靠这一群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将会极大地制约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与普通农户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且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规模的扩大将不仅有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存在需要特定载体，最理想的载体就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规模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参与。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相互依存，没有家庭农场就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基础，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也难以形成活力。
2.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
小面积的分散农户经营以及农业的短期行为是制约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且相对稳定的生产经营主体，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等外界信息反应敏感，并且规模的扩大往往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物质装备水平的提高，因此家庭农场更有助于刺激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与转化。
3.家庭农场兼有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优势
家庭农场不仅拥有家庭成员特有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性，是一种融合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双重优势的新型生产经营形态。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农业生产过程的季节性、周期性、不确定性要求生产者受益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直接相关。而家庭不仅作为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也作为最终产品的唯一所有者，具有其他经营主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紧密相连，不易通过分工提高生产的效率，而家庭的利他主义原则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并且，家庭农场作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规模化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也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化经营的优势，相比较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家庭农场的建立需要工商部门的登记许可，这将有助于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损失，便于国家相应政策的扶持，监督与管理，更利于进入资金、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增强市场竞争性，摆脱了传统农户的生存经济特征和高风险规避倾向，增加长期投资和技术的运用。
4.家庭农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及推动工业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分散化、粗放式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城乡一体化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家庭农场作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是对中国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重要替代与完善。其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克服了小农生产经营模式的缺陷，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并且，虽然当前对家庭农场企业实体的身份认同还存在争议，但是伴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庭农场作为今后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标准化生产和产业链的延伸将成为家庭农场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层次也将不断提高，消费者不仅会关注农产品的物质满足感，也将关注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家庭农场在今后也将成为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重要载体，不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将提供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事体验等农业服务。
三、发展家庭农场的现实困境
规模化经营需要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但是在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还存在很多的困难，首先，由于中国缺乏土地流转的市场化体制与机制，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一方面以政府主导进行，农民“被动挤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基于信任基础之上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之间少量的土地流转。以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更倾向于农业龙头企业，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有限。并且，由于当前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依旧举步维艰，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长期内还会存在，因此仅仅依靠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之间的土地流转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难满足家庭农场对土地规模化的要求。其次，融资困难，由于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家庭农场在成立初期及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又难做抵押申请贷款，金融机构考虑到农业风险而普遍缺乏针对家庭农场融资服务，严重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再次，政府干预不当，构建现代农业园区成了许多地方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选，因此大量的资金被安排到了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上，从而导致政府对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与补贴不足，降低了家庭农场在市场的竞争力；并且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存在着不合理，比如粮食补贴政策所针对的是土地的承包户而不是真正种粮的农户，这不仅导致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户不愿将田地转出，也影响到真正种粮者的生产积极性。 此外，家庭农场的发展还面临着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场缺乏认定标准、社会服务不健全、农村人力资源匮乏、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等一系列障碍。
四、摆脱家庭农场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
1.完善土地制度，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率和质量
通过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明晰农民土地权益，理清土地流转双方的权责，减少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纠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土地流转的规章制度，使土地流转建立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之上；建立基层土地信托服务中心，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发挥其在土地流转信息收集与传递上的优势作用，不断提升土地流转的效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探索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等新的利益分配办法，稳定土地流转关系，保护双方合法权益；解决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问题，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要尽可能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村庄废弃地、“四荒地”等非耕地资源，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提高农村可耕作土地的利用价值。
2.推动金融创新，加大对新型农业主体的扶持力度
加快发展农村中小金融体系，把重点放到培育农村内生的金融组织上来，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建立政策激励与监管强制并重的办法，特别是加强指标考核，强化县域金融机构的支农责任，改变农村资金外流的不利局面；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探索出新的金融帮扶措施，如针对产业链的金融扶持，加强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好地实现各部分的功能互补与分工协作；发展创新家庭农场贷款担保，简化担保手续，可采取一户多保、土地反担保、、抵（质）押等方式，确保信贷资金到位；支持家庭农场利用大型农机具、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加快推进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相关税收等方式引导、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吸引更多的家庭农场参与到农业保险中来。
3.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和集约经营的水平受制于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农技推广、农机作业、抗旱排涝、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信息提供等各项生产性服务，满足家庭农场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家庭农场组建农业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使其成为家庭农场连接市场的纽带。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家庭农场提供良种、农机、植保，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一体化服务。
4.充分发挥农户社会资本在发展家庭农场中的作用
农户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工具性动员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相互信任和农村社区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或范式。研究已经表明，农户社会资本在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适时引导农户原始社会资本的使用，积极培育更高类型的社会资本形式，发挥社会资本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人员规制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其在扫除家庭农场发展中的障碍中的作用。
5.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业农民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经营主体需要新型职业农民来经营管理，加强农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中国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尤其要针对其中的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种田能人等农村精英，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政府相关部门要通过政策引导涉农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设立专项资金吸引具有务农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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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Family farm has a major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organization.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farms in our country，analysing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amily farms and proposing appropria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which will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amily farm；problems；policy recommendation[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