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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简述：
一、湖北受助大学生没有表达谢意，被取消受助资格
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受助一年多，没主动给资助者打电话、写信表示感谢，他们的冷漠让资助者寒心。
二、河南慈善总会推出“道德协议”，要求受助者回捐
河南省慈善总会设立“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的捐助，附带“道德协议”，规定受助学生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爱心传递”疑似“强制执行”。
三、深圳脑瘤打工妹手术后携款回家，未将善款转捐
深圳打工妹郭小娟，因患脑瘤，曾一度为手术费用而焦虑。奥一网的论坛“爱心特区”得知后为其筹得善款15万元。小娟接到善款时表示，用不完会将其转捐他人。然而手术后，郭小娟将余款10万元携带回了山西老家。
三块石子几乎是同时投到河面，激起巨大涟漪，各大报刊、网络论坛即刻讨论，抬杠质疑，观点对立，令素日冷僻的“慈善”话题一下子热到了混乱，令人兴奋至极。先收起自家轻车熟路的门内观念，在混乱中抽丝剥茧，急急忙忙地捆好三束鲜活的草根言论，来个三轨并行、三脚着地的摩登结构。一句话：锐利的透视力在踩着门槛的“好事者”当中。
第—个事件：直接涉及“感恩”问题
持“贫困生凭什么非要感恩”观点的综合如下：
1．强扭的瓜不甜，逼人家说出来的话不好听。不愿意写信不代表不感恩。用自己的思维去套别人的想法，肯定会弄得自以为是想当然。感恩应该是由被资助人主动提出的才好。
2．农业为工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真要感恩的话，应该是城里人对农村同胞感恩，在你享受大量的国家福利时，享受大量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便利的时候，是否想到，农村的纳税人是享受不到这种回报的。
3．资助就是一种施舍，资助方同时也奠定了自己的优越感。感恩就是自卑，是承认自己比别人低下，受助方不要感恩，只需奋斗。
4．汇报什么呢?报喜?有骄傲、撒谎不诚实的嫌疑!报忧?伸手要钱啊!什么也不说?不知道感恩!如果没那么好运气遇到那种真正想做善事的人，选择国家助学贷款吧!
5．捐了一点钱就想要别人感激涕零、涌泉相报，这种心理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成分?捐款给贫困生这种行为直接的结果有下面几条：帮别人解了一时之急；为国家分忧解难；自己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受助者感不感恩和这几个结果有关系吗?
6．所谓“感恩”是否就能成为成年资助人终止资助这些来成年孩子的正当理由呢?资助人开始提出过需要受助生感谢的附加条件吗?为什么就不能对孩子们宽容一点?
7．无声的资助最动人，应该让善举如一泓清泉在脚下流淌，清澈明亮而又平淡无奇。一个真正想帮助别人的人，是不会在意有没有报答的，更不会在意那一声“谢谢”。
持“贫困生应该感恩”的观点的综合如下：
1．付出者是普通人，不能要求对方必须有高尚的品质。说到慈善，有种声音总是强调贫困孩子脆弱的自尊，要求捐助者具备极高的品质，这是个误区。不正视慈善行为的层次，只对着最完美的定义去要求慈善家，天下无慈善家矣。
2．基于常态心理就足以去完成一个慈善行为。同样的，得到资助而心存感谢，心有感谢而略加表达，也不超出人的常态心理。政府济贫属于必须，不能要求人感谢；民间慈善并非必尽的义务，希望受助者有所联系，并不苛刻。
3．孔子一个学生做了好事，政府要给赏金，问老师应不应该拿，孔子坚定地说应该拿，因为你不拿赏金，别人也就不好意思拿了。都不拿，就等于没有赏金了，做这件事情的人必定会大大减少，这危害才真正大呢。同理，受助者感恩，有利于更多的人自愿捐钱帮助贫困生，这是不辩的事实。受助者连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又何言“爱心传递”呢。
4．捐助是个自愿的行为，捐不捐，怎么捐，捐给谁，都是捐助者的事。生在穷人家，起点比别人低很多，艰难困苦也很多，但不能把账算到资助人身上。社会可能不公，官员可能腐败，可这和帮助你的人没有关系。
5．不懂得感激的人，很难获得别人的帮助，一个总也得不到他人帮助的人，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个世界上又有谁可以宣布自己是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那种极度敏感的自尊是健康的么?谁愿意和这种极度自尊的人接触?
6．为什么委屈呢?有委屈的必要吗?不应该一味地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委屈”。正确的处世为人，学会适应环境，学会面对挫折，保持阳光心态，是一个学生必备的素养。要让他们明白“感恩”不是卑躬屈膝，是一份健康的亲人朋友问的情谊。
7．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受助生该怎样学会向人表示感谢，而不是仅仅理解他们心理上的脆弱。受人资助，向人表示谢意，并不有损尊严，也不降低人格。至于资助人，希望受助者能够说声谢谢，也不能说就损害了慈善的意义。
折射出来的问题：
1．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也只有九年，但媒体却总在宣传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上不起全家悲情的消息。有必要吗?父母养育他成人，他是否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舆论和媒体在大肆渲染的公开活动中让他们以受助者身份亮相，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做公益绝不是简单的捐助，把好事做好不容易。
2．在贫穷、低下，常遭人白眼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感受到太多的世态炎凉，也对社会持有极度的不信任和不公平感，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寄托的就是读书了，而我们的社会体制也在告诉他们，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只要读好书其他都不重要。
3．如今开个什么大会都要请贫困生代表台前讲话。而且总是那么几个人。演讲者对这演讲并不陌生，声情并茂，声泪俱下，毫不怯场。无非就是自己的苦难家史以及对党对社会的感恩，千篇一律，听多见多很难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了?
4．以“感恩的心”为主题的捐赠仪式不恰当。受捐助的贫困大学生不管有多么强的知恩感恩之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很难开口。如果受助者在接受捐助过程中不得不有伤自尊地作了表示，可能会产生“情义两清”的感受，而如果没有勉强的表态，也许会一辈子感恩。
5．如果感谢已经到了要的地步，还不一定要得来，这恐怕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很多给予者真正想要的不过是一种道义的肯定：即我的付出是否真的于人有助?如果能得到正面回应，这种心理满足愉悦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回报。
6．如果受助者有义务定期向捐助者汇报的话，那他们就构成了契约关系。这些群体更加需要心理辅导而非“学习面对挫折”，他们站出来接受公开的检阅，被迫接受一个原来不应该由他们接受的标签。天生的不平等令他们拥有更加敏感的自尊。所以我们的捐助制度应该通过第三方来连接捐助者和受助者，这第三方应有公信 力。这些群体可能有的“冷漠、仇视”心理其实继承自成人社会。义工服务有没有到位，捐助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有没有做好受助人隐私的良好保护，这些都是社会应该充分考虑的。
7．建议对接受具体人资助而没有感谢的贫困生数量作一个公正的调查，然后再来讨论。这一个或几个人被挖出来披露，并将其放大成普遍的受捐助者。这很不科学，很不公允。正常来讲，绝大部分人受人之恩都会表达感谢的。这极少数没有进行感谢的学生中，是否内心真的都阴暗?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更理智地来看待这件事情。
第二个事件：直接涉及“理念”问题
持“道德协议”是“慈善种子”观点的理由如下：
1．道德协议像一个雪球，在受助者与捐助者之间的不断滚动中，扩大了慈善基金的受益面和影响力。受助者帮助受助者，受捐赠人又成捐赠人，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捐助的生生不息，谁能说它不像是一颗慈善种子呢?
2．人在付出时获得的成就感，是其他任何事情也无法比拟的。这是心理学上的概念，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份深刻的喜悦。自愿捐赠让受助者变成捐助者，充分享受这个成就感。
3．慈善绝不仅仅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民众才是慈善事业的主体。“道德协议”更深刻的期待是：启蒙受助者的慈善意识，进而普及全体参与的平民慈善。
4．回捐资金不会回流到捐助方手中，而是用来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学生，能有效缓解善款来源不稳定的压力，保证基金的长久运行。
5．道德协议的“回捐”有个前提，就是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下。也没有规定回捐年限。助学贷款要求受助学生6年内必须还清贷款，否则会有相应的处罚。相比之下．“道德协议”则侧重自我约束，如受助者不履行协议。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戒和损失。
6．道德协议正在逐渐完善中，如果受捐助者没能力回捐资金，可以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回捐”，如帮助孤寡老人，做义工等，奉献劳务、爱心。
持“慈善本身不带强制义务”看法的理由如下：
1．理想的捐助者和捐助组织者，应该使事情悄然进行，不应该使捐助一事成为喧哗的事件。至于以后对社会的回报，这是一个道德感的问题，而不是法定责任问题。
2．“道德协议”既然是协商而非强制，就可以不执行，因此协议无用；既然不执行也没有违反协议，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人们选择道德下限的作用。
3．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捐助者无偿捐助(之前约定条件除外)，那么被捐助者就获得该获赠物的所有权，至于受助者是否后来感谢捐助者，那只是道德层面了。
4．根据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对于受助者来说，知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相对于主动回报来讲，签订协议的回报则相对被动，会让受助者的回捐成为一种负担。
5．“人类所有的情结中，最强烈的莫过于被人重视。”对受助者而言，他们渴望社会的关注，更渴望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待遇，“道德协议”不能代替“感恩教育”。
不同的慈善理念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的捐助方可以完全不认识受助者，通过中介提供经济援助，捐助方和中介之间的协定必须尽可能地详尽；捐助方得到税收方面的一定减免，从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整个过程中，捐助方和受助方可以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当然也就谈不上感恩、汇报学业或者承诺以后对任何方面的报效。受助方愿意去看看捐助方，可以像好朋友一样聊天。
我们国家的慈善与捐助则不依靠体制来进行，强调人性化，讲究一对一面对面；捐助者和受助者在地位上不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性、契约性的，而是约定俗成或者一厢情愿的；受助者需付出一定代价，这可能是自尊心，也可能是必须承担一定的人情或道德义务，比如向资助人感恩，汇报自己的表现，或者保证自己今后做善事等等。
如果捐助方和受助方的慈善理念和运作方式相同，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理解一致，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便极小；如果错住，产生误解和怨气则在所难免。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慈善理念，古代和现代运作方式的距离和冲突。
在慈善事业中更应该关注的，是资产千万的中国富豪热衷于哪些生治方式，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赞赏有加，却对美国富翁的另一个特点：热衷于社会捐赠不甚关注。他们理应是慈善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第三个事件：直接暴露民间募捐的财务监管漏洞
有关问题：
1．捐款是用来救急还是给受助人买健康保险?是治病还是扶贫?
2．受助人是拥有捐款，还是拥有捐款的优先使用权?
3．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不可以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募捐?
4．造成小娟事件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有关细节：
1．对于小娟的善款，原定募捐组委会里钱、卡、密码、存折四方监管。募捐组织者承认：“四方监管形同虚设，作为民间爱心组织，我们也没有权权监管，我们本身就是非法的。”
2．募捐组织者在小娟携款回家后，赶往其家进行经济调查，发现小娟的家境完全能承受康复期的费用。原应在帮助受助人之前进行的资格核定，却安排在捐助之后。
3．一位救助过小娟的网友因帮助小娟治病时产生过5000元费用，小娟就从善款里将此款报销。一位监管者看到此笔费用产生，就决定不再担负监管责任。
4．小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只要把钱用在治疗上，这笔钱由受助者保管就不会违法。”
5．小娟解释自己携款回家的原因：“只能先保证自己的健康，再考虑其他人。只有爱自己的人，才能爱别人。”
6．“爱心特区”后来在继续在深圳街头进行募捐活动时，善款数额由过去的3万多元降到1万多元。“小娟事件”财务监管不到位已造成恶劣影响，对团体的公信力是个打击。
有关原则：
1．公益捐款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小娟事件中捐款人的意愿是善款仅限于手术。因此，小娟手术后，就应该按照事前与捐款人的协议去做，将余款交出来，将剩余的钱救助其重病人。是“交”不是“捐”，因为这钱不属于小娟。
2．募捐助组织者应该对受助人各种情况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核，通过综合评审来确定资助金额，设立银行账号来监管，住院费和其他治疗费用凭医院的账单实报实销。善款仅限于救命，康复后的调养不应算在其内。
3．募捐组织者应该采取正规的方式进行募捐活动，不可把信任建立在对方的良心和道德上，要用合同或法律认可的方式来约定双方的行为，以保证慈善活动的良性发展。
4．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直接具有接受社会捐赠或公开向社会募捐资格的要求很高：首先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挂靠、监管；其次要有相当数额的基本保证资金。处于起步阶段的草根组织可以间接取得资格，选择具备筹款资格的基金会或机构合作，不仅解决了筹款的合法性问题，也有利于草根组织与成熟机构优势互补。
一、湖北受助大学生没有表达谢意，被取消受助资格
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中，主办方宣布：5名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受助一年多，没主动给资助者打电话、写信表示感谢，他们的冷漠让资助者寒心。
二、河南慈善总会推出“道德协议”，要求受助者回捐
河南省慈善总会设立“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的捐助，附带“道德协议”，规定受助学生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爱心传递”疑似“强制执行”。
三、深圳脑瘤打工妹手术后携款回家，未将善款转捐
深圳打工妹郭小娟，因患脑瘤，曾一度为手术费用而焦虑。奥一网的论坛“爱心特区”得知后为其筹得善款15万元。小娟接到善款时表示，用不完会将其转捐他人。然而手术后，郭小娟将余款10万元携带回了山西老家。
三块石子几乎是同时投到河面，激起巨大涟漪，各大报刊、网络论坛即刻讨论，抬杠质疑，观点对立，令素日冷僻的“慈善”话题一下子热到了混乱，令人兴奋至极。先收起自家轻车熟路的门内观念，在混乱中抽丝剥茧，急急忙忙地捆好三束鲜活的草根言论，来个三轨并行、三脚着地的摩登结构。一句话：锐利的透视力在踩着门槛的“好事者”当中。
第—个事件：直接涉及“感恩”问题
持“贫困生凭什么非要感恩”观点的综合如下：
1．强扭的瓜不甜，逼人家说出来的话不好听。不愿意写信不代表不感恩。用自己的思维去套别人的想法，肯定会弄得自以为是想当然。感恩应该是由被资助人主动提出的才好。
2．农业为工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真要感恩的话，应该是城里人对农村同胞感恩，在你享受大量的国家福利时，享受大量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便利的时候，是否想到，农村的纳税人是享受不到这种回报的。
3．资助就是一种施舍，资助方同时也奠定了自己的优越感。感恩就是自卑，是承认自己比别人低下，受助方不要感恩，只需奋斗。
4．汇报什么呢?报喜?有骄傲、撒谎不诚实的嫌疑!报忧?伸手要钱啊!什么也不说?不知道感恩!如果没那么好运气遇到那种真正想做善事的人，选择国家助学贷款吧!
5．捐了一点钱就想要别人感激涕零、涌泉相报，这种心理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成分?捐款给贫困生这种行为直接的结果有下面几条：帮别人解了一时之急；为国家分忧解难；自己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受助者感不感恩和这几个结果有关系吗?
6．所谓“感恩”是否就能成为成年资助人终止资助这些来成年孩子的正当理由呢?资助人开始提出过需要受助生感谢的附加条件吗?为什么就不能对孩子们宽容一点?
7．无声的资助最动人，应该让善举如一泓清泉在脚下流淌，清澈明亮而又平淡无奇。一个真正想帮助别人的人，是不会在意有没有报答的，更不会在意那一声“谢谢”。
持“贫困生应该感恩”的观点的综合如下：
1．付出者是普通人，不能要求对方必须有高尚的品质。说到慈善，有种声音总是强调贫困孩子脆弱的自尊，要求捐助者具备极高的品质，这是个误区。不正视慈善行为的层次，只对着最完美的定义去要求慈善家，天下无慈善家矣。
2．基于常态心理就足以去完成一个慈善行为。同样的，得到资助而心存感谢，心有感谢而略加表达，也不超出人的常态心理。政府济贫属于必须，不能要求人感谢；民间慈善并非必尽的义务，希望受助者有所联系，并不苛刻。
3．孔子一个学生做了好事，政府要给赏金，问老师应不应该拿，孔子坚定地说应该拿，因为你不拿赏金，别人也就不好意思拿了。都不拿，就等于没有赏金了，做这件事情的人必定会大大减少，这危害才真正大呢。同理，受助者感恩，有利于更多的人自愿捐钱帮助贫困生，这是不辩的事实。受助者连起码的感恩之心都没有，又何言“爱心传递”呢。
4．捐助是个自愿的行为，捐不捐，怎么捐，捐给谁，都是捐助者的事。生在穷人家，起点比别人低很多，艰难困苦也很多，但不能把账算到资助人身上。社会可能不公，官员可能腐败，可这和帮助你的人没有关系。
5．不懂得感激的人，很难获得别人的帮助，一个总也得不到他人帮助的人，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个世界上又有谁可以宣布自己是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那种极度敏感的自尊是健康的么?谁愿意和这种极度自尊的人接触?
6．为什么委屈呢?有委屈的必要吗?不应该一味地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委屈”。正确的处世为人，学会适应环境，学会面对挫折，保持阳光心态，是一个学生必备的素养。要让他们明白“感恩”不是卑躬屈膝，是一份健康的亲人朋友问的情谊。
7．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受助生该怎样学会向人表示感谢，而不是仅仅理解他们心理上的脆弱。受人资助，向人表示谢意，并不有损尊严，也不降低人格。至于资助人，希望受助者能够说声谢谢，也不能说就损害了慈善的意义。
折射出来的问题：
1．宪法规定的义务教育也只有九年，但媒体却总在宣传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上不起全家悲情的消息。有必要吗?父母养育他成人，他是否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舆论和媒体在大肆渲染的公开活动中让他们以受助者身份亮相，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做公益绝不是简单的捐助，把好事做好不容易。
2．在贫穷、低下，常遭人白眼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感受到太多的世态炎凉，也对社会持有极度的不信任和不公平感，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寄托的就是读书了，而我们的社会体制也在告诉他们，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只要读好书其他都不重要。
3．如今开个什么大会都要请贫困生代表台前讲话。而且总是那么几个人。演讲者对这演讲并不陌生，声情并茂，声泪俱下，毫不怯场。无非就是自己的苦难家史以及对党对社会的感恩，千篇一律，听多见多很难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了?
4．以“感恩的心”为主题的捐赠仪式不恰当。受捐助的贫困大学生不管有多么强的知恩感恩之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很难开口。如果受助者在接受捐助过程中不得不有伤自尊地作了表示，可能会产生“情义两清”的感受，而如果没有勉强的表态，也许会一辈子感恩。
5．如果感谢已经到了要的地步，还不一定要得来，这恐怕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很多给予者真正想要的不过是一种道义的肯定：即我的付出是否真的于人有助?如果能得到正面回应，这种心理满足愉悦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回报。
6．如果受助者有义务定期向捐助者汇报的话，那他们就构成了契约关系。这些群体更加需要心理辅导而非“学习面对挫折”，他们站出来接受公开的检阅，被迫接受一个原来不应该由他们接受的标签。天生的不平等令他们拥有更加敏感的自尊。所以我们的捐助制度应该通过第三方来连接捐助者和受助者，这第三方应有公信 力。这些群体可能有的“冷漠、仇视”心理其实继承自成人社会。义工服务有没有到位，捐助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否完善，有没有做好受助人隐私的良好保护，这些都是社会应该充分考虑的。
7．建议对接受具体人资助而没有感谢的贫困生数量作一个公正的调查，然后再来讨论。这一个或几个人被挖出来披露，并将其放大成普遍的受捐助者。这很不科学，很不公允。正常来讲，绝大部分人受人之恩都会表达感谢的。这极少数没有进行感谢的学生中，是否内心真的都阴暗?作为读者，我们应该更理智地来看待这件事情。
第二个事件：直接涉及“理念”问题
持“道德协议”是“慈善种子”观点的理由如下：
1．道德协议像一个雪球，在受助者与捐助者之间的不断滚动中，扩大了慈善基金的受益面和影响力。受助者帮助受助者，受捐赠人又成捐赠人，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捐助的生生不息，谁能说它不像是一颗慈善种子呢?
2．人在付出时获得的成就感，是其他任何事情也无法比拟的。这是心理学上的概念，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份深刻的喜悦。自愿捐赠让受助者变成捐助者，充分享受这个成就感。
3．慈善绝不仅仅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民众才是慈善事业的主体。“道德协议”更深刻的期待是：启蒙受助者的慈善意识，进而普及全体参与的平民慈善。
4．回捐资金不会回流到捐助方手中，而是用来帮助其他生活困难的学生，能有效缓解善款来源不稳定的压力，保证基金的长久运行。
5．道德协议的“回捐”有个前提，就是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下。也没有规定回捐年限。助学贷款要求受助学生6年内必须还清贷款，否则会有相应的处罚。相比之下．“道德协议”则侧重自我约束，如受助者不履行协议。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戒和损失。
6．道德协议正在逐渐完善中，如果受捐助者没能力回捐资金，可以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回捐”，如帮助孤寡老人，做义工等，奉献劳务、爱心。
持“慈善本身不带强制义务”看法的理由如下：
1．理想的捐助者和捐助组织者，应该使事情悄然进行，不应该使捐助一事成为喧哗的事件。至于以后对社会的回报，这是一个道德感的问题，而不是法定责任问题。
2．“道德协议”既然是协商而非强制，就可以不执行，因此协议无用；既然不执行也没有违反协议，会在客观上起到鼓励人们选择道德下限的作用。
3．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捐助者无偿捐助(之前约定条件除外)，那么被捐助者就获得该获赠物的所有权，至于受助者是否后来感谢捐助者，那只是道德层面了。
4．根据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对于受助者来说，知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相对于主动回报来讲，签订协议的回报则相对被动，会让受助者的回捐成为一种负担。
5．“人类所有的情结中，最强烈的莫过于被人重视。”对受助者而言，他们渴望社会的关注，更渴望能得到社会的平等待遇，“道德协议”不能代替“感恩教育”。
不同的慈善理念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的捐助方可以完全不认识受助者，通过中介提供经济援助，捐助方和中介之间的协定必须尽可能地详尽；捐助方得到税收方面的一定减免，从国家那里得到一些回报。整个过程中，捐助方和受助方可以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当然也就谈不上感恩、汇报学业或者承诺以后对任何方面的报效。受助方愿意去看看捐助方，可以像好朋友一样聊天。
我们国家的慈善与捐助则不依靠体制来进行，强调人性化，讲究一对一面对面；捐助者和受助者在地位上不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性、契约性的，而是约定俗成或者一厢情愿的；受助者需付出一定代价，这可能是自尊心，也可能是必须承担一定的人情或道德义务，比如向资助人感恩，汇报自己的表现，或者保证自己今后做善事等等。
如果捐助方和受助方的慈善理念和运作方式相同，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理解一致，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便极小；如果错住，产生误解和怨气则在所难免。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慈善理念，古代和现代运作方式的距离和冲突。
在慈善事业中更应该关注的，是资产千万的中国富豪热衷于哪些生治方式，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赞赏有加，却对美国富翁的另一个特点：热衷于社会捐赠不甚关注。他们理应是慈善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第三个事件：直接暴露民间募捐的财务监管漏洞
有关问题：
1．捐款是用来救急还是给受助人买健康保险?是治病还是扶贫?
2．受助人是拥有捐款，还是拥有捐款的优先使用权?
3．任何个人和组织可不可以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募捐?
4．造成小娟事件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有关细节：
1．对于小娟的善款，原定募捐组委会里钱、卡、密码、存折四方监管。募捐组织者承认：“四方监管形同虚设，作为民间爱心组织，我们也没有权权监管，我们本身就是非法的。”
2．募捐组织者在小娟携款回家后，赶往其家进行经济调查，发现小娟的家境完全能承受康复期的费用。原应在帮助受助人之前进行的资格核定，却安排在捐助之后。
3．一位救助过小娟的网友因帮助小娟治病时产生过5000元费用，小娟就从善款里将此款报销。一位监管者看到此笔费用产生，就决定不再担负监管责任。
4．小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只要把钱用在治疗上，这笔钱由受助者保管就不会违法。”
5．小娟解释自己携款回家的原因：“只能先保证自己的健康，再考虑其他人。只有爱自己的人，才能爱别人。”
6．“爱心特区”后来在继续在深圳街头进行募捐活动时，善款数额由过去的3万多元降到1万多元。“小娟事件”财务监管不到位已造成恶劣影响，对团体的公信力是个打击。
有关原则：
1．公益捐款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小娟事件中捐款人的意愿是善款仅限于手术。因此，小娟手术后，就应该按照事前与捐款人的协议去做，将余款交出来，将剩余的钱救助其重病人。是“交”不是“捐”，因为这钱不属于小娟。
2．募捐助组织者应该对受助人各种情况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核，通过综合评审来确定资助金额，设立银行账号来监管，住院费和其他治疗费用凭医院的账单实报实销。善款仅限于救命，康复后的调养不应算在其内。
3．募捐组织者应该采取正规的方式进行募捐活动，不可把信任建立在对方的良心和道德上，要用合同或法律认可的方式来约定双方的行为，以保证慈善活动的良性发展。
4．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直接具有接受社会捐赠或公开向社会募捐资格的要求很高：首先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部门挂靠、监管；其次要有相当数额的基本保证资金。处于起步阶段的草根组织可以间接取得资格，选择具备筹款资格的基金会或机构合作，不仅解决了筹款的合法性问题，也有利于草根组织与成熟机构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