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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问责对公平公正的发展高等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问责兴起较晚，是个较新的领域，因此探索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对发展我国的教育问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南达科他州利用与高等教育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从而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问责体系，南达科他州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教育问责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高等教育；问责；南达科他州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1-0197-02
问责制度由来已久，但是到20世纪60、70年代才被重视起来，并且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问责还是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较新的话题，虽然我国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问责制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并未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对于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来讲，制定政策的同时建立起问责渠道是十分重要的。南达科他州通过与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从而使得一系列公共优先政策得以优先化，同时建立起一个公共问责系统，为我国如何确定公共优先与问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背景与形式
在南达科他州，从1997年起，由领导人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优先事项就开始应用并延续到现在。这使得南达科他州的教育决策者能够在着眼于未来的同时从过去吸取经验。社会公共优先的实施必须伴随着问责制度而出现，因此绩效评估与奖励资金对南达科他州的高等教育决策起着重要作用。
（一）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背景
南达科他州设立有六所公共大学，并且每所公立大学都相应的设立了大学董事会。虽然在南达科他州没有成立社区学院，但是四所技术专科学校的设立也弥补了社区学院这一空白，他们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一致的[1]。这四所技术专科学校由大学董事会设立的专门部门进行管理。不仅如此，私立大学与国立种族学校的设立共同完善了南达科他州的高等教育系统。
虽然私立机构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达到20%，但是关于州教育政策的讨论都同意服从公立大学的大学董事会。实施这样的教育系统有两个原因：第一，南达科他州的大学系统是集中组织的，大学校长定期向大学董事会执行董事汇报，这就意味着大学的信息、预算请求等都通过校长转达给董事会。第二，由于校长并不是决策者，他们不能独立做决策。校长通常通过同事会提出请求，董事会与执行董事定期与该州的立法局议员、州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后才可以通过决策。
在南达科他州，州领导对高等教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州长威廉·詹克洛都致力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政策的讨论上。虽然，同一时代的立法者与高等教育管理者对威廉?詹克洛颁布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不满意，但是对他在任期内推广的公共优先事项还是大加赞赏的[2]。南达科他州的现任州长迈克?罗德也以他的高等教育鼓励政策为人们称道，他同样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并与大学董事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南达科他州，立法机关同样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参与到了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之中。
（二）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的问责形式与成就
从1995年以来，南达科他州的大学董事会与执行董事就考试有计划地对决策者在高等教育决策讨论中的地位。这些有计划地讨论促使了圆桌会议（Roundtables）的产生。圆桌会议的出现为政府、高等教育领导者、市场导向者以及各个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高等教育问题提供了机会。大学董事会为每一届圆桌会议制定会议讨论的目标与方向，并将每届圆桌会议的讨论结果转化成可付诸行动的决策，然后下达给各个大学进行实施。
为了使得更多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决策的讨论，董事会不仅令州长、立法者这类重要决策者参与圆桌会议，更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人数与举行的时间不同召开不同级别的圆桌会议以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高等教育决策中。通常南达科他州举行三类不同的圆桌会议。第一类是年度圆桌会议（Annualroundtables），这是高等教育圆桌会议中最重大的会议，通常在每年的年底举行，州长、立法者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出席会议。年度圆桌会议将州主要的政策决策者安排到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讨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很多计划于政策都在年度圆桌会议上被提出讨论并达成共识。第二类会议是小型圆桌会议（Miniroundtables），该类会议要求南达科他州全州的四个区域在每年的夏季同时举办，各地区的立法者、商业利益相关者和行政管理者通常参加会议的讨论。小型圆桌会议的宗旨与精神与年度圆桌会议是一致的，但小型圆桌会议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问题，因此可以将年度圆桌会议的议题更加细化的进行讨论。第三类是城市会议（Townmeetings），该类会议是一项社区会议，当地的议员通常被邀请来参加这类会议，利益相关的群众都可以在社区会议上参加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讨论。城市会议的举办尤为重要，因为它的举办让普通居民可以参与到高等教育的决策中，这是美国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完善与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圆桌会议的举行达成了很多卓有成效政策决定，在早期达成了包括在经济增长计划内招生、吸引与留住人才、发展教师专业性、加强大学之间的合作与生成外部资金等政策。南达科他州的问责模式已经在高等教育系统取得了可见性的进展。南达科他州的问责包括各测量过程的传统因素，这些都与州教育政策决策相联系。不仅如此，该州还通过收集数据与报告来评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且评估与奖励资金的颁发相联系。大学将收集到的发展报告提交给董事会作为奖励资金颁发的依据。董事会成员会审查数据的真实性并分析大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结果每年会刊登在在全国广泛发行的刊物上供社会大众与媒体监督。
二、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有利经验
南达科他州的经验表明了，将相关利益者聚集在一起决策高等教育的有效性，系统的机构领导者、决策者和各种成分积极的创造最有价值的结果。总结南达科他州问责制度的几点有利经验如下：
第一，各相关方积极参与政策和决策的讨论，不管是立法者与系统决策者，还是社会商业利益拥有者与普通民众都参与到讨论中，这就创造了董事会与决策者沟通的多种渠道。“高等教育问责制主张外部干预和制度约束，要求大学顺应政府部门的威权管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受益需要，向外部报告和交流信息，强调大学兑现承诺和胜任使命的能力，并认為这样有助于提高大学运行的透明度与产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3]。南达科他州通过圆桌会议，找到机会令决策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关于高等教育决策的讨论中，城市会议与小型圆桌会议实现了让更多人参与到高等教育决策中，普通民众参与决策是南达科他州问责制的一个飞跃。
第二，关注立法沟通，是南达科他州问责的又一成功经验。对技术学院与大学系统的衔接问题，各大学的领导者已经做出回应，大学系统与技术学院在三年的时间发展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立法者同样积极关注管理机构中人员的建议，以及时解决管理组织内部的冲突。高等教育机构与决策者保持持续的对话，建立起信任和善意的管理氛围，这种信任令大众相信南达科他州的教育系统是积极的，并积极对教育系统负责。
第三，鼓励资金的设立是促进南达科他州问责制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南达科他州鼓励资金模式的形成对促进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鼓励资金的设立不仅让大学之间形成良性竞争，还为贫困学生完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鼓励资金与大学的综合评估相关联，同时刊登在公共媒体上使得高等教育的资金运转更加透明化，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与完善。
三、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逐步完善。国际教育问责浪潮的影响导致了教育问责逐渐在我国兴起，但是由于各种障碍的存在导致我国至今仍未形成可行的高等教育问责体系。根据我国现状，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存在的几点重要问题。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对高等教育问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又被传统知识分子观念的影响，甚至对这一新理念难以接受，导致对高等教育问责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其次，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校对招生、教学、科研以及机构设置方面有充分的自治权，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政府却加入了太多的制约，政府权力对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根深蒂固且涉及广泛。因此，自治权在高校的缺失就直接导致了高校问责的难以进行。最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责任主体不清，出现问题难以寻找到需要负责的源头，因此，问责主体不清也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问责系统的难以实施。
根据我国现行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美国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几点改进建议。第一，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问责的良好氛围，令高等教育管理者与政策行使者普遍接受问责，以降低高等教育问责在推行过程中的阻碍。第二，正确处理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尽可能的扩大大学的自治范围，让高校成为问责的真正主体，认清对高等教育的职责及对高校自身的行为负责。第三，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问责，民众的参与会使我国的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更加透明与公正。“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责任”[4]。在我国，问责主体利益相关者是多元的。“从宪政角度来说，纳税人首先是教育问责的主体，因为在我国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的，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的赋税，纳税人自然有权利向学校、向教育管理部门问责；而除了纳税人这个根本的问责主体外，对于学校来说，还要接受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家长、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问责。对于私立学校来说，问责的主体还包括投资者的问责”。[5]最后，公开高等教育系统评估与资金分配结果，对高等教育系统透明公开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公开高等教育信息不仅可以加强社会民众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系，还起到了监督作用，这样才更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igher Education inS outh Dakota[EB/OL].http://www.higher-
education.org/reports/dakota/dakota4.shtml，2011-06-08
[2]GovernmentandHigherEducation[EB/OL].http://www.infoplease.com/ce6/us/A0861207.html，2011-06-10
[3]柳亮.大學信任与高等教育问责[J].教育发展研究，2010，(1):19-22.
[4]吕建.对当前我国教育问责制运行的理性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9，(10):1-5.
[5]司林波，郑宏宇.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7):28-30.
关键词：高等教育；问责；南达科他州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1-0197-02
问责制度由来已久，但是到20世纪60、70年代才被重视起来，并且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问责还是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较新的话题，虽然我国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问责制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并未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对于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来讲，制定政策的同时建立起问责渠道是十分重要的。南达科他州通过与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从而使得一系列公共优先政策得以优先化，同时建立起一个公共问责系统，为我国如何确定公共优先与问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背景与形式
在南达科他州，从1997年起，由领导人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优先事项就开始应用并延续到现在。这使得南达科他州的教育决策者能够在着眼于未来的同时从过去吸取经验。社会公共优先的实施必须伴随着问责制度而出现，因此绩效评估与奖励资金对南达科他州的高等教育决策起着重要作用。
（一）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背景
南达科他州设立有六所公共大学，并且每所公立大学都相应的设立了大学董事会。虽然在南达科他州没有成立社区学院，但是四所技术专科学校的设立也弥补了社区学院这一空白，他们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一致的[1]。这四所技术专科学校由大学董事会设立的专门部门进行管理。不仅如此，私立大学与国立种族学校的设立共同完善了南达科他州的高等教育系统。
虽然私立机构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达到20%，但是关于州教育政策的讨论都同意服从公立大学的大学董事会。实施这样的教育系统有两个原因：第一，南达科他州的大学系统是集中组织的，大学校长定期向大学董事会执行董事汇报，这就意味着大学的信息、预算请求等都通过校长转达给董事会。第二，由于校长并不是决策者，他们不能独立做决策。校长通常通过同事会提出请求，董事会与执行董事定期与该州的立法局议员、州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后才可以通过决策。
在南达科他州，州领导对高等教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州长威廉·詹克洛都致力于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政策的讨论上。虽然，同一时代的立法者与高等教育管理者对威廉?詹克洛颁布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不满意，但是对他在任期内推广的公共优先事项还是大加赞赏的[2]。南达科他州的现任州长迈克?罗德也以他的高等教育鼓励政策为人们称道，他同样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并与大学董事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南达科他州，立法机关同样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参与到了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之中。
（二）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的问责形式与成就
从1995年以来，南达科他州的大学董事会与执行董事就考试有计划地对决策者在高等教育决策讨论中的地位。这些有计划地讨论促使了圆桌会议（Roundtables）的产生。圆桌会议的出现为政府、高等教育领导者、市场导向者以及各个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讨论高等教育问题提供了机会。大学董事会为每一届圆桌会议制定会议讨论的目标与方向，并将每届圆桌会议的讨论结果转化成可付诸行动的决策，然后下达给各个大学进行实施。
为了使得更多的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决策的讨论，董事会不仅令州长、立法者这类重要决策者参与圆桌会议，更根据利益相关者的人数与举行的时间不同召开不同级别的圆桌会议以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高等教育决策中。通常南达科他州举行三类不同的圆桌会议。第一类是年度圆桌会议（Annualroundtables），这是高等教育圆桌会议中最重大的会议，通常在每年的年底举行，州长、立法者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出席会议。年度圆桌会议将州主要的政策决策者安排到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讨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很多计划于政策都在年度圆桌会议上被提出讨论并达成共识。第二类会议是小型圆桌会议（Miniroundtables），该类会议要求南达科他州全州的四个区域在每年的夏季同时举办，各地区的立法者、商业利益相关者和行政管理者通常参加会议的讨论。小型圆桌会议的宗旨与精神与年度圆桌会议是一致的，但小型圆桌会议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区域问题，因此可以将年度圆桌会议的议题更加细化的进行讨论。第三类是城市会议（Townmeetings），该类会议是一项社区会议，当地的议员通常被邀请来参加这类会议，利益相关的群众都可以在社区会议上参加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讨论。城市会议的举办尤为重要，因为它的举办让普通居民可以参与到高等教育的决策中，这是美国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完善与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
圆桌会议的举行达成了很多卓有成效政策决定，在早期达成了包括在经济增长计划内招生、吸引与留住人才、发展教师专业性、加强大学之间的合作与生成外部资金等政策。南达科他州的问责模式已经在高等教育系统取得了可见性的进展。南达科他州的问责包括各测量过程的传统因素，这些都与州教育政策决策相联系。不仅如此，该州还通过收集数据与报告来评估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且评估与奖励资金的颁发相联系。大学将收集到的发展报告提交给董事会作为奖励资金颁发的依据。董事会成员会审查数据的真实性并分析大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结果每年会刊登在在全国广泛发行的刊物上供社会大众与媒体监督。
二、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有利经验
南达科他州的经验表明了，将相关利益者聚集在一起决策高等教育的有效性，系统的机构领导者、决策者和各种成分积极的创造最有价值的结果。总结南达科他州问责制度的几点有利经验如下：
第一，各相关方积极参与政策和决策的讨论，不管是立法者与系统决策者，还是社会商业利益拥有者与普通民众都参与到讨论中，这就创造了董事会与决策者沟通的多种渠道。“高等教育问责制主张外部干预和制度约束，要求大学顺应政府部门的威权管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受益需要，向外部报告和交流信息，强调大学兑现承诺和胜任使命的能力，并认為这样有助于提高大学运行的透明度与产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3]。南达科他州通过圆桌会议，找到机会令决策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关于高等教育决策的讨论中，城市会议与小型圆桌会议实现了让更多人参与到高等教育决策中，普通民众参与决策是南达科他州问责制的一个飞跃。
第二，关注立法沟通，是南达科他州问责的又一成功经验。对技术学院与大学系统的衔接问题，各大学的领导者已经做出回应，大学系统与技术学院在三年的时间发展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立法者同样积极关注管理机构中人员的建议，以及时解决管理组织内部的冲突。高等教育机构与决策者保持持续的对话，建立起信任和善意的管理氛围，这种信任令大众相信南达科他州的教育系统是积极的，并积极对教育系统负责。
第三，鼓励资金的设立是促进南达科他州问责制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南达科他州鼓励资金模式的形成对促进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鼓励资金的设立不仅让大学之间形成良性竞争，还为贫困学生完成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鼓励资金与大学的综合评估相关联，同时刊登在公共媒体上使得高等教育的资金运转更加透明化，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与完善。
三、完善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逐步完善。国际教育问责浪潮的影响导致了教育问责逐渐在我国兴起，但是由于各种障碍的存在导致我国至今仍未形成可行的高等教育问责体系。根据我国现状，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存在的几点重要问题。首先，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对高等教育问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又被传统知识分子观念的影响，甚至对这一新理念难以接受，导致对高等教育问责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其次，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校对招生、教学、科研以及机构设置方面有充分的自治权，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政府却加入了太多的制约，政府权力对高等教育决策的影响根深蒂固且涉及广泛。因此，自治权在高校的缺失就直接导致了高校问责的难以进行。最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责任主体不清，出现问题难以寻找到需要负责的源头，因此，问责主体不清也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问责系统的难以实施。
根据我国现行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美国南达科他州高等教育问责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度几点改进建议。第一，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问责的良好氛围，令高等教育管理者与政策行使者普遍接受问责，以降低高等教育问责在推行过程中的阻碍。第二，正确处理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尽可能的扩大大学的自治范围，让高校成为问责的真正主体，认清对高等教育的职责及对高校自身的行为负责。第三，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等教育问责，民众的参与会使我国的高等教育问责制度更加透明与公正。“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责任”[4]。在我国，问责主体利益相关者是多元的。“从宪政角度来说，纳税人首先是教育问责的主体，因为在我国是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的，公办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的赋税，纳税人自然有权利向学校、向教育管理部门问责；而除了纳税人这个根本的问责主体外，对于学校来说，还要接受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及家长、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问责。对于私立学校来说，问责的主体还包括投资者的问责”。[5]最后，公开高等教育系统评估与资金分配结果，对高等教育系统透明公开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公开高等教育信息不仅可以加强社会民众与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系，还起到了监督作用，这样才更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igher Education inS outh Dakota[EB/OL].http://www.higher-
education.org/reports/dakota/dakota4.shtml，2011-06-08
[2]GovernmentandHigherEducation[EB/OL].http://www.infoplease.com/ce6/us/A0861207.html，2011-06-10
[3]柳亮.大學信任与高等教育问责[J].教育发展研究，2010，(1):19-22.
[4]吕建.对当前我国教育问责制运行的理性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9，(10):1-5.
[5]司林波，郑宏宇.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7):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