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族记事，我总想起1986年或是1987年一个冬日的午后。
　　
　　那时我是个爱看小说和党外杂志的高中生。所谓的党外杂志，就是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党外）所发行的杂志，这些杂志在书店、书报摊或是党外人士演讲会场上贩卖，当然，国民党时而也会查禁这些杂志。某个冬日，家里烤地瓜，也许因为父亲和我同样都看党外杂志的关系，有些共同语言。那个午后他突然侃侃而谈家族事，从祖父、他小时候到1986年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堂伯父李远哲。
　　
　　那是个让我打开封闭历史视野的午后。原来亲戚不是逢年过节叫叫叔叔伯伯就了事，每个人各有他们所属的时代以及时代底下个人的生命叙事，特别是某些生命叙事被特定的历史视野所遮蔽，这些故事只能是在家里谈谈，这种状况在“戒严”时期不在少数。90年代的台湾，在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浪潮之下，人人都在追问我是谁？人人都在追索过去教科书里没有说到的台湾历史或是个人的家族史。也在这时候，家里的长辈开始勤奋地探索家族历史，甚至也到福建追寻蛛丝马迹，想探求先辈为何会在18世纪中期渡过黑水沟到台湾？
　　
李家祖先的移民史
　　根据家族长辈刘远中在《李家的祖先》（2008，未刊稿）的整理与考证，李家祖先谱系所能追索到的第一位祖先生于1698年（康熙年间），居住于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名不可考。渡台第一世的祖先则是李佑，他生于1730年，大约二十岁时渡过黑水沟（即台湾海峡，早期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中途会经过湍急险恶的水势，而那里的水色较深所以有这个说法）来到苗栗后龙。直到渡台三世祖，在19世纪初期从苗栗迁至新竹，至此，李家就在新竹发展。从苗栗到新竹的迁移过程，与台湾移民史有直接的关联。17世纪以来，台湾的移民便因争夺土地等资源发生各式各样的械斗，械斗的类别包括汉人与原住民、来自福建与广东、来自福建漳州与泉州等之间的族群械斗，这被称之为“分类械斗”。18世纪初期，一波漳泉械斗于中部的彰化发生，而且愈发北上，为躲避械斗李家祖先迁移到新竹，自此，李家祖先便定居新竹。
　　
　　李家祖先在台湾的发展历史当中，另一个牵动家族的大事是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条约生效后日本政府规定：凡台湾人民愿迁出者，限两年内变卖家产而去，限满未退出者，视为日本国民。这时的李家祖先曾有犹豫，他们以回故乡福建省亲的名义实地考察回乡发展的可能性。也许故乡经济落后没有发展空间，最终，他们仍然选择回到台湾。不过，回台湾的过程当中遇到海盗，有价值的东西悉数被夺走。只有一位机警的青年将一块金块藏在妈祖神像前的香灰炉中才保留一丝财物。
　　
　　这位机警的青年是曾祖父李树勋（1878－1943）。李树勋对家族在新竹的维持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903年李树勋的二哥李式钦（1875－1903）过世，1907年李树勋经营小买卖与碾米业的父亲李振生（1838－1907）过世，1911年长兄李华（1870－1911）过世，33岁的李树勋承担起整个李氏家族的重担。在此之前，他协助与继承父亲的生意。不过，父亲与兄长的相继过世，令其必须扩大事业基础维持整个家族的生计。1911年，他只身到台北大稻埕张翁富家中寄留。台湾的开发史当中，曾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这个说法中的一二三反映了开发的先后顺序，一府是指台南，二鹿是指鹿港，三则是台北艋舺（也就是电影《艋舺》所在的位置），这个开发顺序恰好是由南向北。艋舺因为是港口一度兴盛，不过，因为分类械斗的严重以及河沙淤积等因素，19世纪中期开始，艋舺为邻近的大稻埕所取代。随着台湾贸易网络的形成，大稻埕除了是港口之外也是贸易重镇，许多洋行商号多设于此。此外，由于外来文化（如宗教）与本地文化的撞击，大稻埕也成为台湾人文荟萃之地。
　　
　　李树勋之所以到大稻埕，很可能是到大都市学习做生意的方法。身担家族生计重责的李树勋，在经营家族原本的小买卖与碾米业的基础上，一方面，他经常在当时的新竹州到处看土地买土地，据说他为了到处看地，中午仅以两根香蕉果腹。另一方面，1919年他与人合股在新竹成立商行贩卖米谷砂糖。土地与新的商行，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
　　
重视教育的曾祖父李树勋
　　1878年出生的他，生下七个子女，其中包括李远哲的父亲李泽藩（1907－1989）与我的祖父李泽璜（1910－1970）。李树勋的机警，注定他在社会具有良好的生存能力以及远见。他将四位男孩中的两位送到日本就读高等学校，三位女孩中的两位送进1924年成立的新竹女子高等学校就读，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资产与开明的态度（特别是支持女性上学）是办不到的。
　　
　　李树勋的四位男孩中送到日本就读的是李泽祁（1903－1940）与李泽璜（1910－1970）。李泽祁于1917年离开新竹就读淡水中学，淡水中学是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士马偕于1914年获准成立的中学。一年之后，前往日本就读京都同志社大学的中学部，这同样是一所基督教学校，标榜自由主义，尊重个人人格。将子女送到基督教学校就读，很可能是李树勋在大稻埕异文化下所受到的冲击。李泽祁毕业后虽考上医学院，不过，害怕打针的他，选择就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于日本广岛府中中学担任物理与数学老师。可惜的是，李泽祁37岁时便英年早逝。不过，他有两位日后在科学界表现杰出的小孩：刘远中（从母姓，1932－）与李远辉（1936－）。
　　
　　至于我的祖父李泽璜，我出生未几即已过世，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我对他颇为传奇的一生很感兴趣。我的祖父在18岁那年到日本就读静冈高等学校。根据三伯公李泽藩生前的回忆，祖父应该是一个年轻时既时髦又叛逆的人。他到日本读书之后学会抽烟，其间回台湾时被父亲李树勋痛打。也在就读高等学校期间，日本皇太子到该校巡视，全体学生下跪敬礼仪式进行时，他却拒绝了。也因此，他被退学处分回到台湾，台湾的家里也遭到日本警察的盘查。回到台湾的他，进入报社工作，他曾任《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以及该报新竹与台中地方支部的局长。《台湾新民报》前身是《台湾民报》，这是一份由台湾士绅阶级与知识分子所办的报纸，宗旨是让台湾人发声。此外，他也加入台湾文艺联盟，这是一个由不同文学路线的台湾文学家共组的组织，宗旨是开展台湾新文学运动。
　　
　　爱交际、酒量好的祖父，也有不少日本朋友。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皇民化运动当中，他成为殖民政权的协力者，担任新竹州的宣传部长，而他的名字也成为里泽史朗。1945年战争结束，即将离去的日本朋友把房子给他。然而，这时候接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中国化的政策，亲日分子遭到整肃，祖父迅速将这些房子送人。对祖父来说，这是一个人生下坡的开始。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1950年韩战爆发，冷战结构成型，这些都使台湾进入言论的高压时代。在父亲的记忆里，祖父每逢听到要抓人的风声，旋即到新竹南寮海港随时准备坐船逃跑。除了言论的高度控制之外，国民党鉴于国共斗争中失去农工阶级的支持失去政权，来到台湾之后迅速推动三七五减租政策，这是为了让农民降低地租负担，这个政策到后期也包括对地主的土地征收。在高压的白色恐怖时代里，喜欢发表意见的祖父受到压抑；土地征收，又让他从小地主阶级滑落。这是历史巨变下的小缩影。祖父战后曾担任台湾人寿保险公司新竹地区的经理，不过，言论的压制与阶级的变动，藉酒消愁成为他余生对时代变化的响应方式。
　　
　　与人生经历变动激烈的祖父相较，三伯公李泽藩显得宁静致远。他在14岁时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台北师范学校的成立源自1919年的《台湾教育令》。在此之前，台日籍学生原则上不可共学，台湾人就读的中学与小学比不上日本人就读的同级学校，因此不少人选择到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接触到日本大正民主的思潮之后，抨击台湾“总督府”的愚民政策。在此背景下，台湾“总督府”进行教育体制的改制，成立培育台籍教师的台北师范学校。进入台北师范学校之后，喜爱美术的三伯公师从在高校任教的日本画家石川钦一郎。石川钦一郎先后两次来台教学，时间共达十八年之久，其间也在台湾成立画会。石川钦一郎对李泽藩的深远影响可见于他将长子取名为李远川。
　　
　　毕业后的三伯公回到新竹任教新竹第一公学校，从1926年到1945年长达十九年。退休后再于新竹师范学校担任兼职副教授十一年。三伯公一生作画无数，获奖与画展次数相当多，1983年他获选台湾“文建会”十大前辈画家。小时候到三伯公家里，满堆的画作，完成的与未完成的，此外，就是长期教书的人说话时一种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客气。
　　
在科学领域开花结果的伯父们
　　这一代的李家延续李树勋重视教育的观念，下一代成员不少都成为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如果从李树勋之下的各支来看，李泽祈之子刘远中（1932－）是东京教育大学（今筑波大学）物理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后任同步辐射中心主任。李远辉（1936－）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化学博士，后任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教授。李泽藩之子李远川（1932－）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后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李远哲（1936－）则是美国伯克利大学博士，曾任芝加哥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李季眉（1946－）则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后任中兴大学教授。李远鹏（1952－）则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化学博士，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教授。李泽璜之子李维铭（1943－）也就是我的父亲，则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化学博士班就读期间，因父亲、母亲与唯一兄长两年间相继过世，回台担任“交通大学”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各家比邻而居，这使得求学路上大家能相互勉励。这一代在科学领域的成就有一个轶事：1980年李远哲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是李远川，李远鹏则是2008年，“一门三杰”成为美谈。
　　
　　为什么这几位长辈都是学习理工？为什么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兴趣是古典音乐与运动？家族长辈对古典音乐与体育的兴趣，可能来自家族中留日长辈的个人品位。在古典音乐方面，在日本教书的李泽祁对古典音乐感兴趣，他在中学筹组乐团，回台期间，他的兴趣感染了李泽藩。三伯公甚至将原本所存准备赴日观光的钱买了一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也引发了李远川对古典音乐的兴趣。此外，伯父们对音乐与体育的兴趣培养也与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的教育理念有关。
　　
　　辛志平（1912－1985）是1945年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来台担任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教育系，他曾任教中山大学而后投笔从戎，1945年起担任新竹中学校长长达三十年，他任内是新竹中学的高峰期。辛志平的教育理念是“全人”教育，选择理工组的学生仍必须念历史地理，文组学生仍必须修读物理化学，不因联考的分组偏废一方（台湾过去的上大学的唯一方式是大学联考，报考理工组的学生联考无须考历史地理，文组的无须考物理化学）。此外，体育与美育也是辛校长特别重视的。在体育方面，新竹中学沿袭过去日本教育，每年全校学生都必须跑完五公里的越野赛跑。此外，辛校长也规定新竹中学学生游泳必须超过50米才能毕业。在美育方面，辛校长特别重视学生的艺术修养，新竹中学毕业的学生都有一定的音乐水平。在“全人”教育之外，自由风气尤为当时毕业学生称道，除了“不打架，不作弊，不偷窃”三大铁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学校也没有围墙，这是“戒严”时期的特例。
　　
　　辛志平任内，新竹中学人才辈出，在学术界新竹中学孕育了12位“中研院”院士（其中，李欧梵是唯一的人文学科院士）、在文学界则有小说家张系国、诗人郑愁予等。辛志平的功绩，在他逝世十年之后被《天下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为纪念辛校长的奉献，新竹市政府也保留辛校长原来的住所为古迹。
　　
　　在新竹中学期间，李远川、刘远中与另外两位同学在仓库中发现一批生锈的乐器，擦拭之后加以练习，这成为新竹中学管乐队的起源。之后，李远哲与李远鹏也同样是管乐队成员。承继父亲小提琴兴趣的李远川，在台大就读期间，担任台大交响乐团团长。战后台大交响乐团的成立，与农机系教授高坂知武有密切关系。高坂知武于1930年30岁之际便来到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大”任教，当时他也担任“台北帝大”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高坂知武在台大任教50年，农机系为纪念他的奉献，将系里一栋大楼命名为“知武馆”。战后，他协助台大交响乐团的成立，有趣的是，日后李远川成为高坂知武的乘龙快婿。亲族之间古典音乐的传承，也包括我现今于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的表哥黄均人（1964－）教授，他对音乐的兴趣，源自我父亲自美国带回来的音响与唱片。在体育方面，李远哲和父亲都曾是新竹“国小”棒球队队员，日后，他们对网球情有独钟。
　　
科学作为理想的实践
　　为什么伯父们都喜欢古典音乐与运动？一位长居法国巴黎的长辈在六七年前告诉我一个另外的说法，“白色恐怖之下，大家都很压抑，所以大家都把音乐跟运动作为宣泄”。这句话有些道理。白色恐怖说来抽象，但它具体成为某些人的人生悲剧与恐惧。刘远中的兄长就读成功大学期间，只因借他书的同学是“匪谍”而受到牵连。恐惧与小心成为当时台湾民众的写照，李远川追忆父亲李泽藩一生时，特别提到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女，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其实，音乐与运动是一种宣泄，科学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找寻出路的方法？这一点，在李远哲身上看得较为明显。
　　
　　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这段期间，两岸之间仍有书籍的流通。其间，对少年李远哲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是上海《开明少年》的《蓝色的毛毯》。这个故事是说俄国沙皇时代农民普遍穷困，有个农民面对恶霸地主的剥削，甚至把他的蓝色毛毯都抢走了。最终，俄国革命推翻沙皇，这位农民的蓝色毛毯也失而复得。
　　
　　到了高中，就读新竹中学时期，因肺病在家中静养时期读了《居里夫人传》这本书改变了李远哲的一生。李远哲之所以对居里夫人有强烈的认同，最主要在于她敢于抵抗传统走出自己的路。从居里夫人的出身来看，她出身俄国统治下的华沙，在贫穷封建的环境下，女性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上大学的愿望只有到国外才能实现，而她的家里并不富裕。她凭借担任家庭教师累积学费，日后到巴黎苦读，终成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对科学的追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这可能是李远哲对居里夫人有着强烈认同的理由。
　　
　　在科学研究的路上，可以挑战传统、可以改变己身甚至人类的命运。对家族在科学领域发展的长辈来说，他们所选择的留学国其实涵括他们对台湾科学发展的思考。1961年到日本留学的刘远中，认为台湾的年轻人多数到美国研究科学，但是美国研究环境太好，台湾环境恶劣，如何将美国的经验移植到台湾，将会遇到落差太大无法落实的现实问题，所以他选择到介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日本。1962年到美国留学的李远哲，则认为美国除了科学之外，还有民主值得学习。虽然当时他们都选择科学研究，但是对于外在世界的政治社会观察却相当深刻。最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对外在世界的讯息所知有限，留学除了是读书研究之外，也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社会观察，特别是1960年代美国与日本学生运动狂飙的时期。
　　
　　1986年，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台湾掀起李远哲热潮，虽然此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者已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人，不过，李远哲却是台湾出身而且读到“清华大学”硕士才赴美。1994年，他放弃美国籍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科学领域之外的李远哲也在这时候开始浮现，少年到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在台湾社会发挥影响力，从教育改革到政党轮替。当然，介入政治社会领域的李远哲，围绕他的争论没有少过，不过，这些复杂的问题应放在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应当另文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