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曾在其《〈墨经校释〉自序》中说：“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这个断语，在近代科学文化日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物质、精神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日显其迟滞、僵化、衰落、惰性的社会背景下，不无扼腕感叹之意，然而把墨家科学思想兴衰的历史结合近代中国走出中世纪的里程来看，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不无启示。
　　墨家是一个学者和工匠相结合的学派。墨家科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之遥遥相符，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科学发展的早期，科学与宗教相分离的关键一步就是将自然的万事万物作为科学认识的独立对象，既摒弃六合之外的神格的干涉，也没有自然万物与社会人事之间牵强附会的关联。对自然物、象存在、变化的认识方向的确定是科学认识发生的起点，也决定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墨家科学思想对科学认识对象的确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然物、象与社会人事相分离，二是试图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认识自然万物的存在和变化。
　　孔子对自然事物亦有相当细致的观察，但他是将自然物、象作为“观物论喻”的“取辩之物”来论证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自然物、象并不是孔子认识的独立对象。墨家坚持从物体本身的结构来说明自然事物的存在、变化，提出了“端—体—兼”的结构层次观念。这一思想和毕达哥拉斯数形合一的数本源说、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说在诠释自然万物存在的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这使得对自然物、象的认识，可以从它们本身存在的结构上一层层分析下去，而且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性基础上，使科学认识活动能沿着客观、实证、分析的方向深入下去。
　　墨家又进一步从时空与物体运动相关联的角度，考察、说明自然万物的存在方式。墨家以“时空元”为基础的宇宙结构观和道家以“道气”为基础的宇宙非结构观的区别，是前者强调万物存在量与质的规定性，后者着眼于笼统的过程变化。作为科学理论思维的出发点，这种区别使科学活动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前者有利于以科技实践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后者则易使理论思维停留在对表象的直觉思辨上，流于玄思冥想的神秘主义。
　　其二，墨家在科学活动中强调重经验的实证精神、重逻辑分析的理性态度和重实用的科技价值观。墨家科学思想的这一特征使墨家科学认识的发展与科学实践密切相连，从而使墨家的科学理论认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不致蜕变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框架，如阴阳五行。墨家科学思想所要求的概念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结论的可证伪性、科学认识与技术实践的紧密联系性，正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也正是中国传统科学所最缺乏而最应向之发展的方向。
　　墨家是能和儒学相抗衡的先秦显学。墨家科学思想是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兴起、发展的，至秦骤衰，几成绝学，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曾得到两次不同程度的复兴。
　　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陷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儒学独尊的思想专制濒于解体，社会思想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家科学思想也得到了一次复兴的机会。张湛、司马彪都曾引《墨经》为《庄子》、《列子》作注，将《墨经》中的科学认识深入下去。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兴微继绝”，为“亡绝五百年”的《墨经》作注，第一次引说就经，将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单独成书，形成了经说体例。这使得墨家的科学成果得以汇集，使墨家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技术应用得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在墨家科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下，用《墨经》中的一些成果对《九章算术》重新作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对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并由此对《九章算术》中的公式和命题作出了合乎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从而构成了具有逻辑证明、推理结构的数学理论。这是对《九章算术》以数值计算为中心的非逻辑结构的数学体系的重大突破。
　　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外侵加剧，民族危机深重，封建专制王朝濒于崩溃。这一现实促使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奋发图强、变革救国的社会环境。“中体西用”便成为容易被接受的社会思潮。1896年6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将“中体西用”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中外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人，齐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乎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一批学者纷纷从《墨经》中寻求抵御近代科学文化的武器。俞樾在为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作序时指出：“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是以安内而攘外乎？”这种看法道出了当时墨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中国治墨学者众多，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他们从墨学中主要汲取的是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与近代科学本质上相类似的科学思想。当时，以儒道佛为主体的统治思想也成了社会怀疑、批判的对象。《墨经》中重实证、重分析、重逻辑的科学思想和当时传入的近代科学文化可相互参证，从而能成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也是墨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墨家科学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两次短暂的程度不一的复苏。即使是在墨学作为显学的战国时期，墨学也是以其社会政治学说的团体组织形式为世瞩目，而墨家以手工业实践为基础、结合在名辩思潮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思想却受到了社会的忽视。先秦诸子，除了公孙龙之外，应《墨经》者绝少。先秦诸子对墨家的评说也大都只言及其社会政治思想，而不谈其科学活动。
　　墨家科学思想兴衰的历史对我们思考当前科教兴国战略的有效实施也是很有启迪的。
　　其一，墨家科学思想的兴衰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的宽松度、自由度密切相关。科学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它强调实证，崇尚理性，倡导质疑和批判。因此，科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各种科学观点、科学思想的争鸣是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科学上的不同意见的争鸣首先要以实证为基础，同时，要有容忍异端的宽容精神。科学提倡创新，但是科学的评价是滞后的，切忌以政治权势为支撑，利用行政命令和新闻媒介炒作等非科学手段来处理科学上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压制讨论和争鸣，用政治、行政手段支持一派、打击一派。如果那样，社会环境必然归于万马齐喑的思想专制和沉闷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制度上和程序上保证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行政权力和媒体应退出科学评价体系，要能在法权层面上保证容忍学术上的导端，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如何形成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观念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操作程序，即如何在法权层面上保证在科学争鸣过程中不同观点表达的平台和权利，特别是如何保证少数派充分表达观点的平台和权利。只有这样，科学思想才会活跃，科学人才才会辈出，科学决策才会正确，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才能有效地实施。
　　其二，墨家是一个学者与工匠相结合的学派，他们的科学活动是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实践密切相关，这是墨家科学思想和科学成果能达到当时社会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在魏晋和晚清时期，墨家科学思想得到两次程度不同的复兴也显示了这一特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一方面必须审视世界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本国、本地区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判断。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现实的各种条件（经济结构、生产水平、资源，等等）决定了它对科学技术有什么样的需求，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平台和物质条件，科学技术转化为具体物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否健全、有效……等等。这些现实的社会条件往往决定了科技发展战略的结构和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决策原则体现了科技发展战略必须和国家、地区相结合，和现实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所决定的。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论断对我国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仍具有现实和迫切的指导意义。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温墨家科学思想及其兴衰的历史，应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