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温家宝
　　2012年7月，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创造了中国潜海最深新纪录，深度达到7，062米，这样的喜讯让中国人振奋。很多人乐意把这次深潜与月前的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相提并论，并援引毛泽东的诗词赞美：“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可问题是，兴奋只能到此为止。普通民众很难期望中国的航天飞船或载人潜水器把自己带上九天或送入五洋；普通企业家也很难从这两样产品中获得订单或技术。实际上，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雄心勃勃期望用更低廉的太空旅行价格（“龙”号太空飞船每个座位约为2，000万美元）来击败俄罗斯“联盟”号（每个座位6，300万美元）时，中国的太空旅行计划还未提上日程。
　　这或许可以反映出中国与美俄在项目运作上的最大不同，在美俄等国家看来，一个项目只有和民众需求联系起来才是成功的。粗粗回顾一下美国航天之路你就会发现，当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之后，参与该计划的各企业迅速把该项目的技术消化，运用到商业生产中，从航天卫星技术到高新复合材料，美国的民用转化效率高得惊人。这种模式不仅使美国快速收回了300亿美元（当时市值）工程投资，还改革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当然，判定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完全在于民用化，在现在高端技术被视为国家实力的筹码下，政府关系、销售策略、资源价格、最终产能等等都是最后可能影响胜负的变量因素。在同一时间内，项目管理者如何获得最大化利润并最终用其改善本国人民状况才是最终目的。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像指挥者般调控经济与美欧国家如调弦师般调整经济有可能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指挥者”比“调弦师”要具备更为高超的技巧。
　　这样的结论我们不难从中国经济以往的状况分析出来。1978年，中国经济因为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效率，在放开民营机制后，中国经济伴随民生提高而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指挥者”的指挥棒指点过多个行业，但不管是因中国人钙摄取不足而大力发展的钙制品行业，还是为救中国经济而进行商业化改革的房地产，都在这种指挥下陷入困局。
　　2012年，中国多行业基础的钢铁业因为供多于求而陷入全面亏损；同时，被视作民生基础的纺织业也在订单难寻、成本上涨的压力下苦苦支撑，一时间，中国的多个行业都在供给过剩和需求下降的“囚笼”中四处碰壁。“指挥者很难把控到需求的精髓，在指挥的过程中，必然造成供求不平衡的情况。”经济学家智强说出自己的看法。言犹在耳，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在全国就业创业工作表彰大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实际上在保罗·萨缪尔森的著作《经济学》中，这位经济学者对此现象有着形象而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在现实中如何选择的科学，这有点像点菜进餐，小的往往是美好的，因为它便于消化。”与其自己去费心选择庞大的菜肴搭配，不如把这些交予“无形的手”去管理，最后去轻松地点菜进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