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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很荣幸地为新中国两位高级将官做过秘书工作，一位是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同志；一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这是两位老红军，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同在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尤太忠同志１９８８年再次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在短短的四年秘书工作中，我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他们朝夕相处，受到了难得的红军作风、长征精神教育，对红军老战士忠诚党的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信念，一生奉献党、奉献人民的高尚的革命品德，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的了解。３０多年过去了，而今，两位老将军的一件件、一桩桩动人感人的事，依旧深深映在脑里，铭记心头，时刻激励着我。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我任内蒙古军区作训参谋兼尤太忠同志秘书。当时，尤太忠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党政军三重重任在身的老将军，每天平均工作１６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士兵灶，睡的是硬板床，坐的是吉普车。两年间，我跟随老将军走遍了千里边防线，踏遍了七盟二市的旗旗县县。他视察、调研工作有着严明的纪律，所到过的旗、县，不论是农村、牧区和边防哨所，都不让大小领导作陪，不准迎送接待，走到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亲自问一问，从不给基层添麻烦。下农村到牧区，吃的粗粮便饭，饭后照价付钱，就是回机关食堂也排队买饭，下到部队即同战士一起就餐，从来不要高干的特殊照顾。记得有一次到乌拉特前旗视察工作，因食宿困难，加之路程远而难行，整整一天半，都没吃一口饭，到旗武装部后，老将军事先告诉我，不准招待，有啥吃啥，结果我们一行四人一人只吃了一碗中午剩的小米粥，而后照标准付了饭费。１９７３年夏天，李德生同志到内蒙古视察工作，当时我想，两位老将军既是河南老乡，又是多年浴血奋战的老战友，尤司令员肯定要破例盛情招待，没想到两位老战友简单地就在军区食堂与干部战士共进了午餐。两位老将军吃得津津有味，谈得更是津津有味。
尤太忠同志对个人的事不屑一顾，自己有了病，从不大惊小怪，小病能抗就抗，实在不行了，叫医生开点药。而对群众的病痛却是关心不已。有一次在草原视察时，得知一位蒙族青年骑马摔伤了腿，他叫我出面与２５３医院联系，专程用吉普车从４００公里以外的草原接到医院治疗，自己掏出２００元，托我为摔伤青年交了住院费。
尤太忠同志当时是副兵团级高干，国家为他配备的是一辆国产红旗小轿车，但为了节省费用，在呼和浩特市内他很少乘坐，大都步行。而军区大院的干部战士家属来队探亲，只要司令员知道，就嘱咐司机来的要接，走的必送。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至今还在内蒙古军区离退休干部中流传着。
１９７４年春尤太忠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我也调到河北省军区继任作训处参谋兼马辉同志秘书。马辉同志是江西永新县人，１５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他一生戎马，为国为军操劳，德高望重，在军内外享有很高威望，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在省军区下属的一个团服役五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又是连队的各项军事训练课目考核的“尖子”班班长，团里曾三次报提干部，可每次都被老将军知道后责令取消了。并说：“我的儿子，不能在我管辖的部队提干，踏踏实实当好一名士兵就行了。”后来儿子退伍，分配到石家庄棉纺厂当了一名车间的普通机修工。
７０年代时，在军区机关直属连队的蔬菜地里，总有一片特定“小块地”，马辉司令员年年都要在这“小块地”里亲手种植一些瓜果菜类，全部供给连队食堂。有一年夏天，连里看到马司令员辛苦种菜，家里吃菜却上街买，几个战士便摘下一菜篮新鲜的西红柿送到家里。事后，被老将军知道，他掏出５元钱叫我买了一菜篮西红柿还给连队食堂，并在省军区机关召开的干部战士大会上通报了此事，作了自我检讨。我做秘书工作２年多，凡他写给老家的信，都提前贴好邮票交于收发室。有一次，老将军一个侄子从老家来了一封信，回信写好后，我放到军区收发室盖了邮资免费三角章寄出。不长时间，侄子回信，怀疑信不是司令员亲笔，信封上看到了三角章，不相信这是伯父写的信，连同原信邮来，老将军一看没贴邮票，盖士兵享受的邮资免费三角章，顿时生气地说：“这个脸给我马辉丢尽了，再这样做，我可下次跑邮局了！”
当年，我作为尤太忠、马辉两位首长的秘书，有不少战友为我自豪，常说：“你是首长的秘书，下到团里至少能当个参谋长干干。”事实上这个“谜底”早就公开化了，尤、马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一个使用原则，那就是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任用上不开私人感情的口子。据我所知，在两位老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警卫员，还是司机，都是原职调上，原职调下，没有在提拔、调动上借了光。但每逢身边的同志调离时，这两位司令员总要让给自己留下宝贵意见，这是两位老将军多年奉行的一条惯例。
前几年，两位老将军已相继过世，他们虽然离我们越走越远，而他们那种老红军作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依然闪光发亮，永远年轻，时刻丈量着我的人生。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３年，我任内蒙古军区作训参谋兼尤太忠同志秘书。当时，尤太忠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党政军三重重任在身的老将军，每天平均工作１６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士兵灶，睡的是硬板床，坐的是吉普车。两年间，我跟随老将军走遍了千里边防线，踏遍了七盟二市的旗旗县县。他视察、调研工作有着严明的纪律，所到过的旗、县，不论是农村、牧区和边防哨所，都不让大小领导作陪，不准迎送接待，走到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亲自问一问，从不给基层添麻烦。下农村到牧区，吃的粗粮便饭，饭后照价付钱，就是回机关食堂也排队买饭，下到部队即同战士一起就餐，从来不要高干的特殊照顾。记得有一次到乌拉特前旗视察工作，因食宿困难，加之路程远而难行，整整一天半，都没吃一口饭，到旗武装部后，老将军事先告诉我，不准招待，有啥吃啥，结果我们一行四人一人只吃了一碗中午剩的小米粥，而后照标准付了饭费。１９７３年夏天，李德生同志到内蒙古视察工作，当时我想，两位老将军既是河南老乡，又是多年浴血奋战的老战友，尤司令员肯定要破例盛情招待，没想到两位老战友简单地就在军区食堂与干部战士共进了午餐。两位老将军吃得津津有味，谈得更是津津有味。
尤太忠同志对个人的事不屑一顾，自己有了病，从不大惊小怪，小病能抗就抗，实在不行了，叫医生开点药。而对群众的病痛却是关心不已。有一次在草原视察时，得知一位蒙族青年骑马摔伤了腿，他叫我出面与２５３医院联系，专程用吉普车从４００公里以外的草原接到医院治疗，自己掏出２００元，托我为摔伤青年交了住院费。
尤太忠同志当时是副兵团级高干，国家为他配备的是一辆国产红旗小轿车，但为了节省费用，在呼和浩特市内他很少乘坐，大都步行。而军区大院的干部战士家属来队探亲，只要司令员知道，就嘱咐司机来的要接，走的必送。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至今还在内蒙古军区离退休干部中流传着。
１９７４年春尤太忠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我也调到河北省军区继任作训处参谋兼马辉同志秘书。马辉同志是江西永新县人，１５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他一生戎马，为国为军操劳，德高望重，在军内外享有很高威望，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在省军区下属的一个团服役五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又是连队的各项军事训练课目考核的“尖子”班班长，团里曾三次报提干部，可每次都被老将军知道后责令取消了。并说：“我的儿子，不能在我管辖的部队提干，踏踏实实当好一名士兵就行了。”后来儿子退伍，分配到石家庄棉纺厂当了一名车间的普通机修工。
７０年代时，在军区机关直属连队的蔬菜地里，总有一片特定“小块地”，马辉司令员年年都要在这“小块地”里亲手种植一些瓜果菜类，全部供给连队食堂。有一年夏天，连里看到马司令员辛苦种菜，家里吃菜却上街买，几个战士便摘下一菜篮新鲜的西红柿送到家里。事后，被老将军知道，他掏出５元钱叫我买了一菜篮西红柿还给连队食堂，并在省军区机关召开的干部战士大会上通报了此事，作了自我检讨。我做秘书工作２年多，凡他写给老家的信，都提前贴好邮票交于收发室。有一次，老将军一个侄子从老家来了一封信，回信写好后，我放到军区收发室盖了邮资免费三角章寄出。不长时间，侄子回信，怀疑信不是司令员亲笔，信封上看到了三角章，不相信这是伯父写的信，连同原信邮来，老将军一看没贴邮票，盖士兵享受的邮资免费三角章，顿时生气地说：“这个脸给我马辉丢尽了，再这样做，我可下次跑邮局了！”
当年，我作为尤太忠、马辉两位首长的秘书，有不少战友为我自豪，常说：“你是首长的秘书，下到团里至少能当个参谋长干干。”事实上这个“谜底”早就公开化了，尤、马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一个使用原则，那就是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任用上不开私人感情的口子。据我所知，在两位老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警卫员，还是司机，都是原职调上，原职调下，没有在提拔、调动上借了光。但每逢身边的同志调离时，这两位司令员总要让给自己留下宝贵意见，这是两位老将军多年奉行的一条惯例。
前几年，两位老将军已相继过世，他们虽然离我们越走越远，而他们那种老红军作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依然闪光发亮，永远年轻，时刻丈量着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