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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我很荣幸地为新中国两位高级将官做过秘书工作,一位是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同志;一位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这是两位老红军,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同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尤太忠同志1988年再次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在短短的四年秘书工作中,我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他们朝夕相处,受到了难得的红军作风、长征精神教育,对红军老战士忠诚党的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信念,一生奉献党、奉献人民的高尚的革命品德,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的了解。30多年过去了,而今,两位老将军的一件件、一桩桩动人感人的事,依旧深深映在脑里,铭记心头,时刻激励着我。
1972至1973年,我任内蒙古军区作训参谋兼尤太忠同志秘书。当时,尤太忠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党政军三重重任在身的老将军,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士兵灶,睡的是硬板床,坐的是吉普车。两年间,我跟随老将军走遍了千里边防线,踏遍了七盟二市的旗旗县县。他视察、调研工作有着严明的纪律,所到过的旗、县,不论是农村、牧区和边防哨所,都不让大小领导作陪,不准迎送接待,走到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亲自问一问,从不给基层添麻烦。下农村到牧区,吃的粗粮便饭,饭后照价付钱,就是回机关食堂也排队买饭,下到部队即同战士一起就餐,从来不要高干的特殊照顾。记得有一次到乌拉特前旗视察工作,因食宿困难,加之路程远而难行,整整一天半,都没吃一口饭,到旗武装部后,老将军事先告诉我,不准招待,有啥吃啥,结果我们一行四人一人只吃了一碗中午剩的小米粥,而后照标准付了饭费。1973年夏天,李德生同志到内蒙古视察工作,当时我想,两位老将军既是河南老乡,又是多年浴血奋战的老战友,尤司令员肯定要破例盛情招待,没想到两位老战友简单地就在军区食堂与干部战士共进了午餐。两位老将军吃得津津有味,谈得更是津津有味。
尤太忠同志对个人的事不屑一顾,自己有了病,从不大惊小怪,小病能抗就抗,实在不行了,叫医生开点药。而对群众的病痛却是关心不已。有一次在草原视察时,得知一位蒙族青年骑马摔伤了腿,他叫我出面与253医院联系,专程用吉普车从400公里以外的草原接到医院治疗,自己掏出200元,托我为摔伤青年交了住院费。
尤太忠同志当时是副兵团级高干,国家为他配备的是一辆国产红旗小轿车,但为了节省费用,在呼和浩特市内他很少乘坐,大都步行。而军区大院的干部战士家属来队探亲,只要司令员知道,就嘱咐司机来的要接,走的必送。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至今还在内蒙古军区离退休干部中流传着。
1974年春尤太忠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我也调到河北省军区继任作训处参谋兼马辉同志秘书。马辉同志是江西永新县人,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他一生戎马,为国为军操劳,德高望重,在军内外享有很高威望,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在省军区下属的一个团服役五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又是连队的各项军事训练课目考核的“尖子”班班长,团里曾三次报提干部,可每次都被老将军知道后责令取消了。并说:“我的儿子,不能在我管辖的部队提干,踏踏实实当好一名士兵就行了。”后来儿子退伍,分配到石家庄棉纺厂当了一名车间的普通机修工。
70年代时,在军区机关直属连队的蔬菜地里,总有一片特定“小块地”,马辉司令员年年都要在这“小块地”里亲手种植一些瓜果菜类,全部供给连队食堂。有一年夏天,连里看到马司令员辛苦种菜,家里吃菜却上街买,几个战士便摘下一菜篮新鲜的西红柿送到家里。事后,被老将军知道,他掏出5元钱叫我买了一菜篮西红柿还给连队食堂,并在省军区机关召开的干部战士大会上通报了此事,作了自我检讨。我做秘书工作2年多,凡他写给老家的信,都提前贴好邮票交于收发室。有一次,老将军一个侄子从老家来了一封信,回信写好后,我放到军区收发室盖了邮资免费三角章寄出。不长时间,侄子回信,怀疑信不是司令员亲笔,信封上看到了三角章,不相信这是伯父写的信,连同原信邮来,老将军一看没贴邮票,盖士兵享受的邮资免费三角章,顿时生气地说:“这个脸给我马辉丢尽了,再这样做,我可下次跑邮局了!”
当年,我作为尤太忠、马辉两位首长的秘书,有不少战友为我自豪,常说:“你是首长的秘书,下到团里至少能当个参谋长干干。”事实上这个“谜底”早就公开化了,尤、马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一个使用原则,那就是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任用上不开私人感情的口子。据我所知,在两位老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警卫员,还是司机,都是原职调上,原职调下,没有在提拔、调动上借了光。但每逢身边的同志调离时,这两位司令员总要让给自己留下宝贵意见,这是两位老将军多年奉行的一条惯例。
前几年,两位老将军已相继过世,他们虽然离我们越走越远,而他们那种老红军作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依然闪光发亮,永远年轻,时刻丈量着我的人生。
1972至1973年,我任内蒙古军区作训参谋兼尤太忠同志秘书。当时,尤太忠同志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党政军三重重任在身的老将军,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是士兵灶,睡的是硬板床,坐的是吉普车。两年间,我跟随老将军走遍了千里边防线,踏遍了七盟二市的旗旗县县。他视察、调研工作有着严明的纪律,所到过的旗、县,不论是农村、牧区和边防哨所,都不让大小领导作陪,不准迎送接待,走到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亲自问一问,从不给基层添麻烦。下农村到牧区,吃的粗粮便饭,饭后照价付钱,就是回机关食堂也排队买饭,下到部队即同战士一起就餐,从来不要高干的特殊照顾。记得有一次到乌拉特前旗视察工作,因食宿困难,加之路程远而难行,整整一天半,都没吃一口饭,到旗武装部后,老将军事先告诉我,不准招待,有啥吃啥,结果我们一行四人一人只吃了一碗中午剩的小米粥,而后照标准付了饭费。1973年夏天,李德生同志到内蒙古视察工作,当时我想,两位老将军既是河南老乡,又是多年浴血奋战的老战友,尤司令员肯定要破例盛情招待,没想到两位老战友简单地就在军区食堂与干部战士共进了午餐。两位老将军吃得津津有味,谈得更是津津有味。
尤太忠同志对个人的事不屑一顾,自己有了病,从不大惊小怪,小病能抗就抗,实在不行了,叫医生开点药。而对群众的病痛却是关心不已。有一次在草原视察时,得知一位蒙族青年骑马摔伤了腿,他叫我出面与253医院联系,专程用吉普车从400公里以外的草原接到医院治疗,自己掏出200元,托我为摔伤青年交了住院费。
尤太忠同志当时是副兵团级高干,国家为他配备的是一辆国产红旗小轿车,但为了节省费用,在呼和浩特市内他很少乘坐,大都步行。而军区大院的干部战士家属来队探亲,只要司令员知道,就嘱咐司机来的要接,走的必送。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至今还在内蒙古军区离退休干部中流传着。
1974年春尤太忠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我也调到河北省军区继任作训处参谋兼马辉同志秘书。马辉同志是江西永新县人,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他一生戎马,为国为军操劳,德高望重,在军内外享有很高威望,但对自己、对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儿子在省军区下属的一个团服役五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又是连队的各项军事训练课目考核的“尖子”班班长,团里曾三次报提干部,可每次都被老将军知道后责令取消了。并说:“我的儿子,不能在我管辖的部队提干,踏踏实实当好一名士兵就行了。”后来儿子退伍,分配到石家庄棉纺厂当了一名车间的普通机修工。
70年代时,在军区机关直属连队的蔬菜地里,总有一片特定“小块地”,马辉司令员年年都要在这“小块地”里亲手种植一些瓜果菜类,全部供给连队食堂。有一年夏天,连里看到马司令员辛苦种菜,家里吃菜却上街买,几个战士便摘下一菜篮新鲜的西红柿送到家里。事后,被老将军知道,他掏出5元钱叫我买了一菜篮西红柿还给连队食堂,并在省军区机关召开的干部战士大会上通报了此事,作了自我检讨。我做秘书工作2年多,凡他写给老家的信,都提前贴好邮票交于收发室。有一次,老将军一个侄子从老家来了一封信,回信写好后,我放到军区收发室盖了邮资免费三角章寄出。不长时间,侄子回信,怀疑信不是司令员亲笔,信封上看到了三角章,不相信这是伯父写的信,连同原信邮来,老将军一看没贴邮票,盖士兵享受的邮资免费三角章,顿时生气地说:“这个脸给我马辉丢尽了,再这样做,我可下次跑邮局了!”
当年,我作为尤太忠、马辉两位首长的秘书,有不少战友为我自豪,常说:“你是首长的秘书,下到团里至少能当个参谋长干干。”事实上这个“谜底”早就公开化了,尤、马司令员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一个使用原则,那就是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任用上不开私人感情的口子。据我所知,在两位老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警卫员,还是司机,都是原职调上,原职调下,没有在提拔、调动上借了光。但每逢身边的同志调离时,这两位司令员总要让给自己留下宝贵意见,这是两位老将军多年奉行的一条惯例。
前几年,两位老将军已相继过世,他们虽然离我们越走越远,而他们那种老红军作风、长征精神在新时期依然闪光发亮,永远年轻,时刻丈量着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