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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中共组织的发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面临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双重任务。苏俄、共产国际最先试图与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建交谈判，打算帮助中国搞民主革命，结果遭到冷遇，遂通过广泛渠道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及进步知识分子联系，推进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帮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
最早专程来中国建立联系的是魏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左娃，他们在华籍俄国共产党员杨明斋（山东人士，华工，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引荐下，于1920年2月在北京大学通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了李大钊，之后又通过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帮助陈独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早期革命者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最初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其中戴季陶和沈玄庐是老国民党党员；《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是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大“笔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张东荪表示不接受。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到了党纲起草完毕时，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就借口说他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声明退出，最后只有陈独秀完全愿意接受他的建议。这个情况证实，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无论是国民党党员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要是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和支持过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进民主人士，都是其发展对象。
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1920年7月4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布）党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同时部署下一步的任务。在会议讨论议题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讨论“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维经斯基在上海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同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进入6月后一个时期称“社会共产党”。8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广泛团结青年社会主义者扩大影响。
据张太雷1921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共产党细胞”。
最早创办人之一的施存统，1923年曾被日本当局逮捕，当时他曾供述：“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九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及余等七人于大正九年五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维经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
关于建党过程，俞秀松1930年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6月中旬）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在第二次会议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施存统五人发起的中共筹备会议上，制定了简单的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不久，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同时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即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
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活动，除了上述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期刊和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外，还开展了面对青年的教育活动及工人运动，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湖南人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杂志社的号召而发起的，1920年10月3日举行了发起会议。地点是“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与会者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了言。这就客观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就设计出了以后的工作中心之一就是开展工人运动。当日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一同到会。继上海机器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宗旨类似的“上海印刷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也深人工厂进行调查，陈独秀和李汉俊对几次工潮进行了积极声援。但是，共产党本身主动组织工会，则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上海、北京和广州最为活跃。北京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上海的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个城市具有的特殊条件，其建党过程与上海有若干不同之处。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最详尽可靠的史料，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这份报告由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张国焘执笔，其中关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是这样写的：“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1921年2月至7月，一个名叫关谦的当局谍报员伪装成进步人士先后参加了北京的两个共产主义团体（无政府党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留下了一系列谍报记录。他的第一份报告（1921年2月12日）称，“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张阶级专政，已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表明这时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已经分裂。
关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人数及成员，有6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有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即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之后，组织新吸收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四位新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加入，形成了共产主义派的中心地位。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不过，广州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据地，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要比上海和北京复杂得多。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是毛泽东，他曾于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会见过陈独秀。据毛泽东回忆，所谓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应该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克卡朴著《社会主义史》。不过，他去上海时，这三册书实际上都还没有出版，也几乎没有社会主义书籍的单行本。可能他是根据以前在报刊上读过的文章与陈独秀进行交流的。
毛泽东于同年7月回到长沙后，自夏至秋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还从事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宣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苏共中央1956—1957年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部分汉语文件之一。该《宣言》由正文部分和张国焘于1921年12月10日写的前言部分所组成，正文分为三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正文有两千多字，不算太长。这份文件是档案移交后才被国人知道的，1958年北京的《党史资料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第一期最早做了报道。不过，该刊物是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只有很少人知道。
《宣言》正文的内容。第一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工厂、原料、土地、交通等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并预言，由于政权、军队等统治机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压迫劳动群众的，将被废除。不过，这些“理想”并非一蹴而就，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章中，提出了逐步实现的步骤，强调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而关于政权，则须与俄国革命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夺取政权，取得由工人、农民掌握的政权。按照设想，由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产业工会，将不断地通过罢工，动摇资本家势力，而在夺取政权的关键阶段，由共产党号召实行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产业工会在革命后将转化为执掌社会经济命脉的权力机关。
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曾派代表参加，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为张国焘。
《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上刊登了舒米亚茨基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该文介绍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集结起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宣传家的小集团，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正在把进步的中国无产者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共产主义组织之内。至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有了七个地方（县级）组织，并在更多的产业地区成立了支部。
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学生运动家，曾与李大钊共同以北京方面代表人物的身份参与1920年以后创建中共的活动。他曾在1922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去年11月间制定的，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宣布，只是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即使未曾对外发表，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式诞生的标志。
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党内发行的月刊，刊头主要是英语名称，英文名下附赘汉文“共产党”三个小字。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这份刊物由李达同志担任主编。创刊号的发刊词即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宣言。发刊词向社会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公布了党的性质、任务等，该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译载过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大量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情况，报道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斗争的消息。该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建党的纲领策略，注意报道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共产党》创刊号卷首的《短言》阐述了其基本立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并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明确指出，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段话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这说明二者是在极其相近的时期内写成的。
《共产党》月刊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的材料之一，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在上海《共产党》刊物创刊的同一天，北京共产党小组也创办一份刊物——《劳动音》，主编由邓中夏担任，社址设在北京大学。主旨是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动员其起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
《共产党》和《劳动音》一南一北，为什么都选定11月7日作为创刊日呢？因为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特意赶在这一天创刊。不久，《共产党》月刊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广告，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明确向社会公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获知中国共产党筹备情报，再次派遣曾指导上海中共发起组工作的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1921年6月）来华，协助组织中共一大召开。各地党代表于1921年7月20日后齐集上海，23日至3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活动始于1941年，时因参加过一大的几位领导者难以记起准确时间，于是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以后形成定制。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面临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双重任务。苏俄、共产国际最先试图与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建交谈判，打算帮助中国搞民主革命，结果遭到冷遇，遂通过广泛渠道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及进步知识分子联系，推进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帮助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国共产党。
最早专程来中国建立联系的是魏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左娃，他们在华籍俄国共产党员杨明斋（山东人士，华工，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引荐下，于1920年2月在北京大学通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找到了李大钊，之后又通过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帮助陈独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早期革命者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最初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其中戴季陶和沈玄庐是老国民党党员；《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是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大“笔杆”。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张东荪表示不接受。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到了党纲起草完毕时，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季陶就借口说他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声明退出，最后只有陈独秀完全愿意接受他的建议。这个情况证实，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无论是国民党党员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要是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和支持过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进民主人士，都是其发展对象。
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1920年7月4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布）党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同时部署下一步的任务。在会议讨论议题中，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讨论“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维经斯基在上海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同人（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从1920年5月开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形式开始活动，进入6月后一个时期称“社会共产党”。8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广泛团结青年社会主义者扩大影响。
据张太雷1921年9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国第一批共产党细胞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共产党细胞”。
最早创办人之一的施存统，1923年曾被日本当局逮捕，当时他曾供述：“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九年（1920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及余等七人于大正九年五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维经斯基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
关于建党过程，俞秀松1930年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6月中旬）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在第二次会议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施存统五人发起的中共筹备会议上，制定了简单的章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不久，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周佛海、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同时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即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
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活动，除了上述发行《新青年》、《劳动界》等期刊和出版《共产党宣言》以外，还开展了面对青年的教育活动及工人运动，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的湖南人李中(原名李声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和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杂志社的号召而发起的，1920年10月3日举行了发起会议。地点是“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与会者七八十人，陈独秀和杨明斋作为名誉会员发了言。这就客观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就设计出了以后的工作中心之一就是开展工人运动。当日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一同到会。继上海机器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宗旨类似的“上海印刷工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也深人工厂进行调查，陈独秀和李汉俊对几次工潮进行了积极声援。但是，共产党本身主动组织工会，则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上海、北京和广州最为活跃。北京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一方面受到来自上海的影响，同时又由于这两个城市具有的特殊条件，其建党过程与上海有若干不同之处。关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过程，最详尽可靠的史料，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这份报告由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张国焘执笔，其中关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是这样写的：“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1921年2月至7月，一个名叫关谦的当局谍报员伪装成进步人士先后参加了北京的两个共产主义团体（无政府党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留下了一系列谍报记录。他的第一份报告（1921年2月12日）称，“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方面是主张共产，主张阶级专政，已于无政（府）党分立，各不相助”，表明这时无政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已经分裂。
关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具体人数及成员，有6位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位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有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即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之后，组织新吸收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四位新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加入，形成了共产主义派的中心地位。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不过，广州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据地，因此，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工作要比上海和北京复杂得多。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是毛泽东，他曾于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会见过陈独秀。据毛泽东回忆，所谓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应该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克卡朴著《社会主义史》。不过，他去上海时，这三册书实际上都还没有出版，也几乎没有社会主义书籍的单行本。可能他是根据以前在报刊上读过的文章与陈独秀进行交流的。
毛泽东于同年7月回到长沙后，自夏至秋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还从事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宣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现存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是苏共中央1956—1957年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部分汉语文件之一。该《宣言》由正文部分和张国焘于1921年12月10日写的前言部分所组成，正文分为三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正文有两千多字，不算太长。这份文件是档案移交后才被国人知道的，1958年北京的《党史资料汇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第一期最早做了报道。不过，该刊物是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只有很少人知道。
《宣言》正文的内容。第一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张工厂、原料、土地、交通等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并预言，由于政权、军队等统治机构是保护少数人利益、压迫劳动群众的，将被废除。不过，这些“理想”并非一蹴而就，在“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章中，提出了逐步实现的步骤，强调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而关于政权，则须与俄国革命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夺取政权，取得由工人、农民掌握的政权。按照设想，由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产业工会，将不断地通过罢工，动摇资本家势力，而在夺取政权的关键阶段，由共产党号召实行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产业工会在革命后将转化为执掌社会经济命脉的权力机关。
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曾派代表参加，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为张国焘。
《远东人民》创刊号（1921年5月）上刊登了舒米亚茨基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该文介绍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集结起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不再是宣传家的小集团，而是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而存在，他们正在把进步的中国无产者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集结在共产主义组织之内。至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有了七个地方（县级）组织，并在更多的产业地区成立了支部。
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学生运动家，曾与李大钊共同以北京方面代表人物的身份参与1920年以后创建中共的活动。他曾在1922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去年11月间制定的，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宣布，只是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即使未曾对外发表，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式诞生的标志。
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标志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产党》是中共党内发行的月刊，刊头主要是英语名称，英文名下附赘汉文“共产党”三个小字。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模仿了当时在伦敦发行的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这份刊物由李达同志担任主编。创刊号的发刊词即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宣言。发刊词向社会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公布了党的性质、任务等，该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译载过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大量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的情况，报道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斗争的消息。该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建党的纲领策略，注意报道国内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共产党》创刊号卷首的《短言》阐述了其基本立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并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明确指出，既要反对第二国际式的议会道路，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段话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致的，这说明二者是在极其相近的时期内写成的。
《共产党》月刊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的材料之一，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在上海《共产党》刊物创刊的同一天，北京共产党小组也创办一份刊物——《劳动音》，主编由邓中夏担任，社址设在北京大学。主旨是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动员其起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
《共产党》和《劳动音》一南一北，为什么都选定11月7日作为创刊日呢？因为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特意赶在这一天创刊。不久，《共产党》月刊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广告，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明确向社会公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获知中国共产党筹备情报，再次派遣曾指导上海中共发起组工作的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1921年6月）来华，协助组织中共一大召开。各地党代表于1921年7月20日后齐集上海，23日至3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活动始于1941年，时因参加过一大的几位领导者难以记起准确时间，于是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以后形成定制。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