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巧、细、润……当我们欣赏一件古代玉器时，往往不会吝啬这些美好的字眼。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历朝历代的古玉中，惟独在玉雕业开始兴盛、各类治玉工具和技艺基本成熟的大明朝，所出玉器却得了一个“粗”字。
　　明代玉器到底粗不粗？那要看和谁相比。与其后声名卓著的清代玉器精雕细琢、无微不至的工艺相比，明代玉器在细节工艺的处理上确实粗了许多，“粗大明”的称谓就是被后人这么对比来的。跟最高水平的清代玉器相比，大明的“粗”不寒碜，历朝历代又有谁在“乾隆工”前敢称“细”呢？其实，与此前各朝代相比，虽然制作工艺谈不上达到了极致，但明代玉器也不至于得来“粗”字。公平地说，明代玉器有“粗”的地方，但细品一下，这种“粗”带着十足的明味，有特色。
　　粗中有细
　　治玉工艺在古籍文献中能够找到记载就是从明代开始的，从记载来看，明代的玉器手工业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体来说，明代玉雕的技术和唐、宋、元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在雕琢技巧和风格上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可从几个方面去理解一下“粗大明”的“粗”。首先，明代玉器的琢制无论是阴刻线还是镂空琢制，常常会显得粗糙，往往会在玉器上留下明显的砣、钻的痕迹。一些圆雕类器物的阴刻线较多使用了宽厚的砣具，很少用细小的勾砣。一些器物的地子琢制粗糙，打磨欠光洁，暗面、背面等次要部位与正面纹饰相比打磨更是不够精心，或者干脆就不打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单单是技艺不成熟使然，在民间作坊，商品经济驱动商家追求利益、快速，得尽快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玉需求，程式化的生产模式下，就不得已而要牺牲掉工艺与艺术了。
　　比如明代早期的龙纹玉带板，采用浮雕手法琢制。除边框外减地浮雕出穿花游龙纹，无论是龙眼、龙角、龙发还是龙身的各部位，以及周边的花草纹饰，都并不着意于细节的把握，雕琢工艺质朴随意，处处都彰显着“粗”的一面。当然，以今天的审美视角来看，这种粗拙、简约的工艺下也透出了粗犷、凝重、大气的独特魅力。
　　同样是玉带板，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明玉器粗犷与细腻并存的一面。比如明代中晚期的鱼龙花草纹玉带板，多层镂空精雕出鱼龙、花果、海涛、山岩，并衬以卷云锦地，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精巧细腻，与前者的粗糙形成了鲜明对比，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朝代的产物。
　　可以看出，明代玉器并非没有精巧细作。在玉带板这类平面片状的器物上，可以说明代玉工将镂雕技艺发挥到了极致，能琢制出两层至三层以上的纹饰，有很强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采用钻孔穿透碾磨法（俗称锼眼技术），根据纹饰错落统一安排钻孔位置，钻孔后拉丝斜锼，可根据图案锼出多层纹饰。主题图案为一个平面，其下又有图案，组成上下叠置的多层平面，再配合上均匀细密的各类锦地，即表现出了较好的透视关系。这种在琢玉史上罕见的工艺被佳传为“花下压花”、“枝下压枝”。这一以“细”著称的工艺，有力地回击了对明代玉器“粗”的定义。
　　此外，大明玉器的“粗”也有器型、体量宽大饱满，琢制技法大刀阔斧、简洁爽直的意味。明代玉器多不深究细节线条的流畅细腻，更多是注重整体的形神生动。比如明代的玉器皿胎体厚重、轮廓饱满，整体比例协调入目，大气、庄重、古朴，但在细节的雕琢上并不拘于小节。又如人物、动物、花卉等器件，外形、体态、枝叶等起伏转折雕琢得非常完整饱满，但五官、毛发、纹脉等细节往往寥寥几笔刻就，心领神会，意到即可。
　　明代玉器确有“粗”的一面，但何尝不是一种审美风格呢？虽然局部观赏简约而概括，细节并不深入，但并不影响整体的观瞻，反倒呈现出大气、率真的气息。
　　文房玩的是“味”
　　明代玉器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房制品的大量出现。明代社会处处彰显着浓重的文人化趣味，讲究品位，追求精雅的境界。比如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就是一部大谈养生之道、大讲清玩雅赏的奇书。在这种文化和审美的社会洪流中，与文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文房用具不容含糊，无不要求雅致成趣，玉文房的制作由此得到了皇家贵胄、文人雅士的格外重视。
　　关于明代玉文具的记载很多，除了《遵生八笺》外，较为详尽的还有屠隆的《文具雅编》。其中记载的玉文具品种有笔格、笔架、笔筒、笔洗、砚、水中丞、水注、印章、印色池、镇纸、臂搁、贝光等等，并对这些用具有着较为详尽的介绍、品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明人对玉制文房器具的珍爱、重视和考究。
　　当然，文房器具的琢制也没有脱离明代琢玉工艺的风格，整体形制考究，细节刻画减省，但气韵上绝不沾染俗气，让人怎么看怎么觉着舒服，觉着雅致。从这一点来说，清代的玉制文房器具虽然工艺精巧，但未免有过于繁复炫技之嫌，特别是对于文房用品的性质而言，对技艺的着重削弱了意境、气韵的把控，喧宾夺主，反倒有点遗憾了。
　　对于一件器物来说，工艺的好与坏、粗与精重要，但也不能绝对惟其是从。明代的玉器就是这样，有时候，欣赏明代的玉器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明人的绘画，重的都是意境，品的都是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