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穆壶作为元代以来蒙、藏、满、汉等民族共用的生活及礼仪用器，在工艺审美、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现世收藏等方面蕴含着丰富价值，对于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播、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多穆壶最早起源于我国藏、蒙地区，而后在口沿、流、柄、纹饰等方面融合了西域文化，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多穆壶 起源 僧帽沿 龙形柄 “S”形流
　　一、多穆壶的器型起源
　　对于多穆壶器型的起源，目前学界的意见较为统一，认为多穆壶并非“国产”，而是元代时期从西域传人的“舶来品”。但是，至于多穆壶具体从何起源、是整器引入还是部分构件元素引入，却历来都是多穆壶研究的“禁区”。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及实物资料发现，在中亚、欧洲等相关地区并未发现与元代同时期或更早的与多穆壶类似器物的存在，因此多穆壶是整器引入中国的可能性较小。同时，蒙古族的东布壶、藏族的酥油桶等桶形器的存在，客观上为多穆壶器型的本土起源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流行于蒙古地区的东布壶，其形制与多穆壶相近，笔者认为其与多穆壶应属一物，而两者名称的区别则是音译不同。因此，就多穆壶的整体器型而言，应起源于我国藏蒙地区。
　　二、多穆壶口沿、柄、流的起源与演变
　　严格来讲，多穆壶的僧帽口沿应属于壶身的一部分，但鉴于其形制的特殊性和地位的重要性，一般将其单独探讨。最早的多穆壶口沿只是普通的挡板形状，僧帽形口沿是多穆壶传入西藏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出现，因此多穆壶的僧帽口沿并非外来构件。至于多穆壶常用的龙形柄（见图1），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常见的鸡首壶上就已经出现（见图2）。加之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许多民族崇拜的神物和图腾，这就大大降低了其为外来构件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现在我们讨论的多穆壶的流，实为蒙族人民在东布壶上增添了S形（烟斗形）流，后来流上又加以凤首装饰。多穆壶流的这种样式和装饰，与唐代在中国出现的执壶和凤首瓶关系密切。而又有学者认为，执壶与凤首瓶的出现，与从国外传入的胡瓶不无关联，至于三者是否存在关联、存在何种关联，笔者认为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就出现了带流壶。到了唐代，执壶的出现使得短直流开始流行，而执壶的短直流与早期多穆壶的流十分相似（见图3、图4）。唐晚期、五代及宋早期，执壶的短直流又逐渐变长变弯，出现了所谓的s形（烟斗形）流，这与多穆壶的流由最初的短直流逐渐变为S形（烟斗形）流是一致的。据笔者调查发现，目前流行于新疆地区的诸如奶茶壶、洗手壶等多种壶式，其流都是呈S形，新疆本地人称之为烟斗形。笔者认为这一特征同样受到了中亚文化的影响，具有西域特色。此外，目前所见的多穆壶，很多流为凤首流，其形制与唐代出现的凤首瓶流极为相似。
　　胡瓶、执壶、凤首瓶都是唐代出现的新器型，学界也认为三者存在着一定关联。在唐代，不论具体国籍如何，中国人一般将西方人统称为“胡人”，而这些西方人带来的器物，往往也被冠以“胡”字，因此，胡瓶即唐代由西方人带入中国的壶的统称。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胡瓶的起源问题存在多种观点，如夏鼐先生的“萨珊说”、宿白先生的“西亚说”、吴焯先生的“噘哒说”、孙机先生的“粟特说”、林英先生的“拂菻说”。国际学界也对胡瓶进行过一些研究，特别是对“萨珊银器”中的“东伊朗组”和“粟特银器”重新进行了界定，将一部分公认的“萨珊银器”实物考证为了中亚粟特地区生产。执壶是在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基础上出现的金属质或陶瓷质茶具，又被称为注子，在唐代墓葬及窑址中多有出土，且时常与胡瓶并存。对于凤首瓶，由于其造型与胡瓶相似，很多学者认为凤首瓶应是胡瓶的一个种类或一种类型。
　　目前学界多将胡瓶与执壶类比研究：一是因为两者出现的时间接近，都在唐初期出现，胡瓶的时间要稍早于执壶；二是因为两者经常会在唐代的墓葬或窑址中共存，因此认为执壶的出现受到了胡瓶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形制上，虽然两者的壶身形似，但执壶细颈、鼓腹的壶身形制早在唐以前就在中国存在。同时两者在壶流、功能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别，胡瓶的流一般是鸭嘴状流或无流，而执壶的流多呈S形；在功能上，胡瓶是西域酒具，执壶则是为适应中国饮茶习俗而创制的茶具。至于前文所述两者在产生时间相近、墓葬窑址共出的现象，笔者认为两者出现时间接近或与当时社会饮茶饮酒风气日盛有关。冯先铭先生在其《中国陶瓷史》中认为，唐代饮茶是将茶叶煮沸后直接用碗饮的，而不用茶壶，因此执壶应是酒具而非茶具。而两者经常在墓葬和窑址一同出现，是因为两者同属于日用饮器，配套使用。对于执壶的原型，也有学者认为是鸡首壶，鸡首壶的盘口演变为喇叭口，龙柄则变为曲柄。
　　至于多穆壶的凤首流，笔者认为其源于五代、辽时期的凤首瓶。与执壶一样，凤首瓶同样是出现于唐代的新器型，但唐代的凤首瓶更接近于胡瓶，是杯式凤首流，而五代、辽时期的凤首瓶才出现了明显的与多穆壶相似的管状凤首流。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就已经出现了鸟嘴状流，西晋至唐初流行于中国的鸡首壶，同样是动物形流的代表器物。笔者认为，延存几百年的鸡首壶在唐初消失，凤首瓶在唐代出现，与胡瓶的传入应存在一定的关系。胡瓶将凤首形制的流带人中国，其在审美、礼制方面的优势使其很快取代了鸡首流。而后为了使用方便，又将杯式流和鸭嘴状流改为管状流，并附以凤首装饰，便出现了五代、辽时期的凤首流，进而又被元代多穆壶所延用。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中认为，凤头壶（即凤首瓶）吸收了波斯萨珊朝金银器的造型，同时也融合了中国本土的风格，用龙凤纹作为装饰。
　　此外，笔者通过对比发现，在柄的位置方面，除新石器时期的个别器物外，唐以前中国本土瓷器的柄，其上端一般连接器物口沿，下端连接器身。而像多穆壶柄上下端均在器身上的，从唐代开始才有出现。这种形制的柄再次兴起，很可能与胡瓶的传入有关。但是，鉴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论证。
　　三、结论
　　总之，多穆壶并非完全的“舶来品”，无论在形制还是装饰方面，既蕴含了外来文化，也体现着本土特色，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其实，S形（烟斗形）流和龙首柄并非多穆壶独有，如藏族人民用来盛酥油茶的一种名为龙首执柄壶的容器，其流和柄就与多穆壶极为相似，只是壶身差异较大（见图5）。因此笔者推断，S形（烟斗形）流和龙首柄出现于西藏地区后，因其实用功能和审美文化而被藏族人民接受，并被广泛推广运用。
　　综上所述，多穆壶既是蒙、藏、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虽然多穆壶的存世年代不长，但其在各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在器型、工艺、功能、流行地域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法，需要学术界、文博界以及收藏界给予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